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人们的目光曾一度聚焦在一个庞大的群体身上：打工妹。
当时，在广东的很多工厂，几乎绝大多数打工者是年轻未婚女性，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外来妹》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91年，广州电视台播出的十集电视连续剧《外来妹》轰动全国。电视剧描述了赵小芸、阿芳、凤珍等年轻女性，从北方某穷乡僻壤到“天堂”广东打工的遭遇和挣扎。这是中国第一部反映南下农民工生活和劳资关系的电视剧。
两年后，1993年的11月19日，一间专为欧洲某名牌玩具公司加工的分包厂燃烧大火。丧生的80多名工人中，除了两名男性，其余都是女性。
惨剧引发了一些学者对打工者生存环境的好奇和思考。其中，就有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教授潘毅。用潘毅自己的话说：“大众传媒也仿佛突然之间才意识到，广大农民工，的确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付出了惨重代价。”
一个偶然的机会，潘毅见到了火海逃生的晓明。在同村一起出来打工的姐妹中，她是唯一的幸存者。
与晓明的邂逅，激发了潘毅的一个写作计划。2005年，潘毅出版《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下称《中国女工》），同年获得米尔斯奖（C. Wright Mills），是该奖自1946年设立以来获奖的首位亚洲学者。
《中国女工》
在潘毅看来，“晓明的生命中不断闪现的火光、疼痛和记忆，凸显出这个时代的创伤，细诉着贯穿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每一位打工者生命之中的社会抗争。”
阿英的尖叫
为解开心中对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之下 , 中国女性工作生活和身份变化的疑问，潘毅决定进入现场。
1995年11月至1996年4月，潘毅来到深圳一家港资电子厂当全职工人，与五百多名女工同工同住。
在狭小的宿舍内，潘毅与八个人挤在一起。其中，一位叫做阿英的女工，时常在梦魇中尖叫醒来，随即又倒头睡去。
潘毅急于理解这尖叫，每一声尖叫，似乎都在提醒着人们她经历着的某种创伤。潘毅写道，阿英的尖叫，“使我彻夜难眠，内疚不已，同时也由心底里萌生出一份敬意和感激：它终于对一个缺乏想象力而又失去思想的年代做出了最直接的控诉！”
在工厂的经历使潘毅懂得：“对时代的无力感是对生命的无知和否定。”她得以一窥中国第一代女工恶劣的生存状况，特别是国际资本、国家社会以及封建父权对中国女工的重重压迫。
透过书中人物，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位农村妇女在教育、家庭劳动分工、就业以及婚姻方面，仍未能逃脱父权捆锁。
她们先为外出打工与家庭抗争，在平均打工四五年后，又不得不为了结婚而辞工返回老家。“而她们生命中的黄金时期（18岁至25岁），就这样被全球资本主义和国家所征用、掠夺，以促进城市和工业的发展。”潘毅写道。
《中国女工》出版十多年后，美籍华裔记者张彤禾出版《打工女孩》，笔下人物是她2004年至2007年在东莞接触到的女工。
《打工女孩》
《打工女孩》描写的是第二代女工，与潘毅笔下的第一代女工有着不同的成长环境和人生期待，但两代女工所面临的来自资本、国家以及父权的压力并未减轻，只是形式或有不同。
在《打工女孩》中，二代女工似乎更有能力掌握自己的生活，对待关系也更为开放自由。不难读出，张彤禾强调女工的自主和自由，对清敏、春明、刘以霞等女工的明天和上升空间，报以希望。
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的参照系是老家，那么第二代一定是城市；第一代渴望衣锦还乡，第二代则渴望立足城市。前者去城市打工，带着强烈的家庭经济使命，或为父母治病，或为弟妹上学，或为自家盖房。在广东某些地方，有打工妹（甚至远赴东南亚）选择终生未婚，理由是为了娘家保全自己打工所得，否则一结婚全是婆家的；后者在顾家方面承担额外责任的使命感没有那么强烈，城市化的程度更高，权利意识也开始增强。她们当中也有一些违背家庭指命不结婚，但并非出于经济因素，而是意识到性别与权利平等。
目前，中国对女工劳动权益的法律保障机制尚不完善，女工维权艰难。若要想维权，女工往往要承担被辞退或报复的风险。中国法律对女性的不平等集中体现在就业、家庭暴力及性骚扰中对女性的保护偏弱。
虽然2008年的劳动合同法对女工的劳动权益保护给予了具体规定，但对妇女劳动权益的法律保护仍局限于妇女生理性别的保护，欠缺妇女享有平等社会地位和自我发展权利等方面的保障措施。
2013年，富士康连续发生跳楼事件。5月，作家丁燕推出200天“卧底”观察报告《工厂女孩》。丁燕卧底的东莞，人口上千万，八成是非本地户籍，女工占六成以上。
工厂女孩
工作的第一天，丁燕做了20箱货，捏钳子两千次以上。“我从未如此频繁地使用过手掌。因为没戴手套，到中午，右手几近僵硬……”
香港社会学家潘毅、美国记者张彤禾、中国内地作家丁燕笔下的女工背后，是一亿多的中国女性，这些女工们共同面临着户籍二元制度的钳制与单调繁重的车间工作。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截止2010年，中国女性流动人口规模已达1.1亿，年龄高度集中在20岁至24岁，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
从务工经商原因流动的年龄模式看，女性与男性几乎同时加入流动者的行列，但女性比男性早两年退出。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流动人口男性雇员平均月收入为4504元，女性为3441元；农业户口雇员平均月收入为3705元，非农业为5697元。
潘毅曾在《路在何方--第一代女工的挣扎》中发问，工人的未来，路在何方？
文末她写道：“无论付出多大的努力，多少人经年累月的不休不眠，珠江三角洲每年还是少不了十万个工伤个案。有什么力量能更加有效地改变世界工厂的运作？如何能够更加有力地赋权于打工者？”
撕去标签，放声歌唱
潘毅关于“路在何方”的问题困扰着许多人。
2017年3月，社会学博士吕途即将出版新书《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下称《女工传记》），目的就是“探讨出路和方向”。
吕途在工友之家工作，主要从事研究和培训工作。这是吕途关于“新工人”的第三本书，前两本书分别是《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和《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
北京工友之家是于2002年成立的社会公益机构，通过义务演出、为打工子女提供发展教育服务、开办互惠公益商店、社会调研、创业培训等形式，专门为在城市的打工群体提供服务。
《女工传记》由不同年龄的34个女工故事构成，一方面记录时代变迁的历史，一方面也是个人的生命历程。吕途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蕴含着能量，但是，只有当一个人有方向的时候，能量才能转化成力量。”人物之一，是1985年出生于辽宁的女工段玉。
2016年母亲节前夕，段玉在“尖椒部落”网络平台发表“给女儿的一封信：我希望你是女权主义者”。同期，段玉还与其他两位女性组建了女性主义乐队“九野组合”，代表作有《再见萤火虫》、《面包与玫瑰》等女工歌曲。
2017年春节前夕，在工友之家的“新工人剧场”里，举行了第六届“打工春晚”。
其中，段玉所在的“九野组合”参与演出的15分钟女性主题剧《红》令人印象深刻。
2017打工春晚《红》剧照 图/赵晗
《红》的剧本由深圳绿色蔷薇女工的原创。深圳市绿色蔷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是一家专门服务女工及流动儿童的社工中心。绿色蔷薇用文化形式倡导女工权益，促进女工主动与社会进行对话。
《红》剧的叙述者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自幼遭受了诸多因性别不平等造成的不公待遇，她默默隐忍着歧视以及外界加诸女性的期望和枷锁，不停地为旁人牺牲。
“我得带孩子；我要做家务；孩子生病了，我要带他去医院；为了养他，我还要外出打工；孩子想上学，我还得去上环、节扎！”最终，向往蓝天和自由的她，终于挣脱了束缚，甚至敢于做“不完美的妈妈”，“不要牺牲，不要伟大”。
女工们唱到：“不完美不万能的妈妈/你有你喜欢的事/给自己放个假/背着行囊远行吧/妈妈只是生活中的一个身份/不是一生的标签/女人也可以不做妈妈/工作中散发着光彩与才华……”2017年的妇女节，来自绿色蔷薇、深圳市基层色素摄影发展中心、深圳市重D音工人文化中心、九野女性民谣组合和橙雨伞公益等组织的女工们相聚深圳，以自己的方式庆祝节日，表达着她们的内心独白：“拒绝被代言”“追求女性权利、女性参与”“分享生命的美好，寻求生存的尊严”。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卜卫亲历现场，她不只一次看过由五位演出者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的原创戏剧《她说》。
《她说》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卜卫写到，其中一个环节是分享关于流产和做家务的看法。一名演员站在舞台上，身上贴满了纸条，如：“家务活没有规定就是女人做的，男人也应该共同承担”“要尊重女性，不要大男人主义，男人也可以做家务”“她是你老婆，不是你家的保姆，你应该多体谅她才对”等。
卜卫感慨：“戏里戏外，听到的都是性别平等”。
个人故事脱离不了社会发展背景。也有女工戏剧诉说在不同年龄层社会和家庭加诸于她们的期待和要求。有女工坚定地说，“如果有养老保险，就不会依靠男人和婚姻。”庆祝活动的最后，女工们邀请所有观众一起上台跳反暴力舞蹈《挣脱枷锁》，庆祝反家暴法施行一周年。
类似绿色蔷薇、九野组合这样的女工组织的表达和诉求，是《外来妹》中面对城市生活手足无措的第一代女工无法想象的。
越来越多的二代女工认为，妇女节的正确打开方式，不是被消费、被庆祝；她们要的不是包包，不是口号，而是自由、平等和爱。
下一个打工十年，希望真能如卜卫所愿：女工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更是社会发展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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