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77年“台湾人民解放阵线”案案发时，成员中年纪最大的不过二十七、八，年轻的刚升大四。甚至当时特务都很疑惑，“土生土长的几个人为什么会亲共？为什么会想跟大陆统一？”那么，他们到底是怎样走上这条路的？他们当时又是怎么想的？这样一个看似突发的案件，该如何在历史长河中理解？四十年过去了，这个“左派青年”案，又能对历史认知有怎样的启示？又会对今天与明日的青年运动有何启发？

台湾人民解放阵线──

一九七〇年代的左派青年与白色恐怖

张立本

作者按：我在2014-2016年间参与了“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组织的访谈，期间访问了包括本案蔡裕荣、赖明烈、刘国基、宋东文、戴华光等的受难人。选择接触本案的最初原因是它和我年龄等岁，但是，受访者皆倾谈不讳，使我除了得以进入案情、感受时代气氛，还往前感觉了受难人的成长、压抑、奋起，从而建立了某种认知历史的方式，所获超乎预期。访谈结束后，数字受难人核允但拒绝授权予台湾当局所辖的计划发标单位。正如别案受难人坚持于文稿中使用新式纪年，我们毫无保留的尊重、理解受难人秉定理念。受难人的决定，也等于间接促我把他们的故事重整出来。统筹数人经历并非易事，反复构思才决定以目前的倒叙结构，将案情罗织回溯解开、证据证词还原其意。此种写作不得不搁置许多不见得不重要的旁枝、暂时没想通的环节，尤其得搁置几位受难人的1980至1990年代政治经验，和其他看法，只能暂求未负信任。

这是我写本案的第二篇文章。载于《两岸犇报》的《火烧的青春── 一九七七年“台湾人民解放阵线”案》更多涉及访查与理解白色恐怖的经验反思。不过核心意识是一致的，我自恃受访者也会同意，至少在“台湾人民解放阵线”的界内可这么说，目的并非英雄化、个人化，而是以青年自主左倾的可能性与发生的历史理解为今日和未来的期盼。

匪党遭破，疑犯就逮？

1977年11月6日，选举月刚开始，斗大的头版：警总破获匪党组织，三名疑犯分别就逮。报上说法是，该团体曾于同年1月间向外资厂商投寄恐吓信件、企图破坏台湾经济，又曾于3月间在台北舟山路一带散发宣传品、意图扰乱社会人心，且可能在选举期间散发传单以掀社会骚乱、进行暴力阴谋。

最晚在11月28日，海外《台独月刊》对此注销一篇标题不醒目的文章〈蒋家滥捕大专学生〉提到：“蒋家一向抓人，均以红帽子扣上……台湾人要出头天，除了倒蒋、建国一途，再也无可抉择的余地。”来年1、2月号《七十年代》，各有一篇署名李智明[ 2015年6月9日访谈陈鼓应时，得知“李智明”为陈鼓应笔名之一。陈鼓应于台大哲学系事件受迫害，后曾参与党外选举。]的文章，以11月19日“中坜事件”为背景，强调蔡裕荣等人为蔡洪娇娥（时为党外政治人物）的助选员，凸显本案为国民党打击“党外”，但也语带保留提到：所谓的匪谍等很可能是随扣上的帽子。很多疑点未解。撇开警总敲敲打打构成的完美叙事，及当时党外选举主流，他们究竟做了些什么？想什么？1988年戴华光二次减刑出狱前，岛内与海外各种声援不断，然而“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如火如荼展开时，本案却又何以不能根本地平反？

图一：1978年二月号《七十年代》李智明文章原件（陈鼓应先生收藏）

出事了！警总逮捕与钓鱼

报上提到的三人是戴华光、赖明烈、刘国基。11月1日深夜，戴华光与赖明烈于熟睡中被捕。隔日，刘国基在师大上课时被拐走，郑道君则在戴华光与赖明烈租屋处遭埋伏特务带走。审讯不到中午，郑道君被放了，他谨慎地反复更换公交车，晚上六点多钟到了蔡裕荣的租屋处，“出事了”，他说。

图二：戴华光与赖明烈租屋处的巷口（作者摄于2015年）

蔡裕荣于是开始善后，例如“台湾人民解放阵线”的邀请名单要烧掉，“不能让他们牵涉到”。5日下午，淡水英专路蔡裕荣租屋处，原在闲聊的二十双眼睛，看着蔡裕荣被抓。蔡裕荣说“对抗的东西太强大，出事是早晚的问题。看见特务来时先是松了口气，因为好几天没睡好了，只是真正计划的事情都还没有做”。郑道君于同日再次被捕，显然还是被跟踪了。

6日恰好是宋东文新兵训练放假，女朋友带着报纸来军营门口，他见着头条震惊了。宋东文回台北晃了一整周，由于白色恐怖的时代教训，没有人帮助也想不到还能做什么，“天下之大，竟想不出能如何逃？逃去哪？”宋说。带着强烈的挫折感与一丝侥幸回营，当夜清晨4点，部队以上级借调名义用吉普车层层递送，宋东文终至保安处地下室渡过56天没有记录、不明不白的关押。

阿拉法特的子弹：

“时事研习社”的思想之窗

6日报纸上不见其名的蔡裕荣，父母都来自台中梧栖。蔡父于二战末期奉母命逃兵役，战后凭着台中工业学校学历在台电找到工作。1955年，蔡裕荣出生于植满杜鹃花的“北部火力发电厂”眷舍。

家庭状况稳定而童年无忧，蔡裕荣成长在拥有夜间照明球场、电影院、福利完善的台电宿舍。即使高大围墙的另一侧就是烂泥路的矿村，国小班上也有附近矿村与渔村的同学，他说当时并不疑惑于眼前所见。父母为了子女教育着想而举家搬往台北，升学竞争的压迫感却使蔡裕荣开始逃避。蔡裕荣想在茫茫人海中与众不同，不读教科书倒读了很多存在主义，他笑说“想来荒谬”，并非真被吸引而想深入理解，所以“从来看不懂”。

不太用功仍考上大学，蔡裕荣记得1974年入学时，被“时事研习社”招生处一幅阿拉法特背着整排子弹的画像吸引。最初感觉只是“很酷”，但听宋东文谈巴勒斯坦建国运动觉得很有兴趣。蔡裕荣回想，当时知道以色列，却从没想过阿拉伯世界的问题，心中隐隐觉得终于可以摆脱家中满柜子的存在主义书籍。爱读史地却因为数理成绩较好而报考理工科，此时算是“遇到自己的兴趣”他说。

图三：淡江时期宋东文（右）与蔡裕荣（左）（宋东文先生收藏）

根据蔡裕荣，如果不是紧接着与社团同伴相互激励的时日，也不会反省理所当然的人生。为解答眼前的台湾社会，蔡裕荣们追求理论可能性，世界开始颠倒。蔡裕荣幼时熟悉的渔村、矿村，和外公家的农忙，八斗子与瑞芳，反过来成为社团同学上山下乡做调查的基础，及大四期间帮蔡洪娇娥跑选区的条件。

转化与新生：

眷村不良少年的跃升

当时的社长宋东文生于1955年，来自台中的职训队后里新村。直到考上台中一中初中部前，每次考试都第一名。但宋东文说，老实认份的父亲以“自谋生活”被军队淘汰后长期在外工作，母亲又久癌离世，家里不得不将更小的俩弟妹送往育幼院，导致少年时代的内心深感黑暗与压抑。

宋东文外宿台中后，功课直落，初中勉强毕业便随考上成功大学的兄长到台南读南二中。高中时日多混弹子房、冰果室，可是也懵懵懂懂地在成大宿舍听哥哥与同学们论时事，接触了《自由中国》、《大学杂志》等异议杂志。他记得，报纸头条是美军越战近况，成大宿舍里则听反战音乐、高谈美国大学生的反战运动。高三时又混不下去了，宋东文只好再转到台中一所名不见经传的私立高中，1973年考上淡江东语系。

宋东文谈当时生活，是没有希望的“困”的感觉。他觉得自己进淡江前是带有类似于“恶少”习性的眷村叛逆小鬼，其中有生长环境的因素，也有自己的责任。家中协调支出让宋东文上大学，但他的课业还是不行。宋东文回忆当时，也在找人生方向，“不知道将来的出路在哪里”，故有些反社会的心理。

进大学后改变了他的人生。宋东文说“主要在知识面”，青少年时期的晦暗、惨绿、意义不明的反叛，由于同好间因好辩转成的松散朋友圈，加上学长们的气氛感染，奠立了思想基进化的基础。升大二时，宋东文没想太多便接下几已名存时亡的“时研社”。

图四：宋东文（右）与时事研习社招生（宋东文先生提供）

相互激励摸索出路

社团思想迈向左倾

淡江学生圈里，学长苏名宇曾因同班同学林守一涉及“成大共产党”案（1971年之政治案件）而被抓过几天。“成大案”的吴俊宏恰巧是宋东文之兄的成大同学，宋东文依稀知道这件事。学生间流传的夸炫式英雄传说，却产生无意间的影响。

宋东文与蔡裕荣们，最早出于青年叛逆，在强烈的反共氛围里，觉得既然要反共，得先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于是开始“反面阅读”反共宣传文件与书籍。从合法书刊开始，读多了反而觉得共产主义的原文说得比较有道理，“很容易就接受了”蔡裕荣说。时值文化大革命，宋东文与蔡裕荣们阅读最多的也是“文革思想”。

浪漫心情引导摸索，1974年至1975年间约是时研社的左倾酝酿期。大伙各凭本事收集书刊，除了合法的“反共”文集，也溜进“东亚研究中心”偷印，或主动找上陈鼓应商借，也从王津平（时为淡江大学教师）的“文理书店”半买半送取得书刊，还有同学自制短波收音机学得文革歌曲。当时他们已读过《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及《列宁全集》、《毛选》、《共产党宣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一手理论材料。宋东文回忆，阅读〈共产党员的修养〉时感动于刘少奇所讲的人类高级状态，“自己会想想做那种人”。知识促使宋东文们与自我做斗争，接着便想学习群众组织与地下斗争的方法，“运用列宁的方式组织起来”。

学校里的气氛仍显思想封闭，只能很有限地建立了难免有些幼稚的理想，宋东文与蔡裕荣回忆着。思想左转的过程，有赖共同成长与相互影响，蔡裕荣强调“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转变，很难说是特定一个人影响其他人”。通过耗时的相互批评，蔡裕荣与宋东文们渐从时事讨论走向具体社会关怀行动，再透过分析国际局势，思考中国当下苦难的根源以及中国的未来。

蔡裕荣感叹，虽知社会上有政治犯，但不敢也没有方法找。对当时的蔡裕荣与宋东文们而言，只觉得既然时研社可以有社会主义的想法，则理当有其他力量存在，不过都维持着低调与隐蔽。1976年已历蒋介石过世后的大赦，陈映真与苏庆黎们筹划的《夏潮》创刊，蔡裕荣与宋东文们察觉了，直闯杂志社“想寻找革命”，却被提醒不要再去了。“我们口无遮拦，真以为回到祖国了，像在自己社团内部似的说话。但这里被严密监控，还可能有特务渗透”蔡裕荣说。

1976年也是刘建修（1950年代“邮电案”受难人）与陈明忠们二进宫的那一年，局势仍险，蔡裕荣与宋东文们与台湾左派系谱的历史擦身而过。但在彭歌、余光中攻讦《夏潮》系、围剿乡土文学的1977年，“时研社”仍出于相信而天真地自主动员，抱着过期《夏潮》如数家珍，在当年大学联考时向陪考家长兜售。

社团行动：

论坛、组织、上山下乡、助选

蔡裕荣大三、宋东文大四时，时研社的思想状态已向左倾。据蔡裕荣说，虽然没有共识与结论可以“怎么做”，但社会主义的认识共识已形成。“读书”让蔡裕荣与宋东文们觉得，“就是要把资本家给打下来”。

虽然宋东文忆及“学生社团本身做不了什么事情”，热血沸腾想贡献力量却没有出路，但时研社确实有不少校内与校外活动，某些遗忘的插曲亦对日后台湾社会有影响。

蔡裕荣入淡江时的大学录取率仅“26.83％”，他说当时考上大学宛如天之骄子，加上长期的“避开政治”观念，大学生除了课业就是文康活动。蔡裕荣与宋东文们对大专校园流行的服务队感觉不满，认为只是“上山带小朋友、发挥爱心，然后谈恋爱”。于是，虽然也参与服务队，却是有意识地试图在参与过程中物色干部，或扩张群众。由于没有经验，能契合的人亦不多，他俩坦言“都失败了”。到了蔡裕荣大三时，时研社已自行想象举办文革式的上山下乡，先假“三民主义在台湾”之名办校内讨论会，再前往农村、渔村、矿村做调查访问。时研社自行举办的上山下乡同样没有具体成果，但1977年8月初，宋东文与蔡裕荣们认识了戴华光们之后，也带赖明烈去七堵的矿村，随后统整材料发表〈三合矿工无家可归〉一文于《夏潮》（1977年9月1日第三卷第三期），翔实揭露基隆李建兴家族取得矿权以至转移土地的过程，提出矿工的苦境。

图五：〈三合矿工无家可归〉原文

图六：宋东文（右二）参加山地服务队（宋东文先生提供）

蔡裕荣大二时，通过蔡宪崇（蔡洪娇娥子）介绍，时研社参与了郭雨新在淡水的竞选活动，影响蔡裕荣与宋东文们的思想发展。蔡裕荣提及事后内部检讨，谈到选举虽有民主形象，骂国民党也很痛快，但“如果没有钱，要怎么宣传理念让人理解？”他们总结“这是资本主义的民主，资本家才有能力选，而资本家在国民党面前仍是小巫见大巫，所以我们完全没想走选举的路”。

因为建立了交情，蔡宪崇的母亲蔡洪娇娥于1977年投入县议员选举时，又找上蔡裕荣，即判决书所谓“意图破坏选举”的源头。蔡裕荣熟悉瑞芳一带，由他骑摩托车勘查地形、物色桩脚、安排宣传计划，并将户籍迁至英专路住处以符合当时“助选员”的法定需求。蔡裕荣也找赖明烈参与开会，可是赖明烈没有登记助选员。

地方议员的文宣较弱，蔡裕荣与赖明烈们确实希望能主笔政见。蔡裕荣强调“台湾人民解放阵线内部虽然讨论过传单问题，毕竟选举宣传与我们的宣传不一样，只有擅改她的文宣，或者真正影响蔡洪娇娥、说服她采用台湾人民解放阵线的意见。无论如何还没有开始试，也不知道是否有办法影响，就案发了”。蔡裕荣于审讯时避重就轻，“我说我们想要夹传单，就是我们主动”，目的是避免蔡洪娇娥牵连入狱，事实上蔡洪娇娥也真不知道。

蔡裕荣与宋东文们与王津平的交往中，王津平会介绍演讲者，并时而传递校方“盯上”的消息来。蔡裕荣表示，王津平主编《淡江周刊》时期，在淡江大学也起了一定的带动作用，影响不少学生。

蔡裕荣大三时，常在《淡江周刊》发表文章的李双泽找上时研社社员周威仲，说想在演唱会上抛出“唱我们自己的歌”的议题。蔡裕荣说，因为认同“唱自己的歌”的社会意义，便去昵称“动物园”的李双泽赁居处商议。众人讨论，觉得台下学生即使不喜欢也不见得敢公开倒彩，就决定安排人发动起哄，再安排人制止。“李双泽说他会带可乐瓶上台，唱到〈国父纪念歌〉时，我们就开始嘘他”。事前安排与后来的发展一致，时研社帮忙布置现场、动员了二十位左右的核心干部担任正反双方。蔡裕荣们被捕后，在《淡江周刊》的推波助澜下，可乐瓶事件逐渐酿成台湾“民歌运动”的起点。

蔡裕荣与宋东文们反省大学生的生活，觉得自己所读的私立学校学费也不算低，对许多家庭而言负担不小，于是想到成立“工读生联谊会”。“当时除了家教就没什么打工机会，穷人家的小孩非常辛苦”蔡裕荣说。“工读生联谊会”目的是把家境较穷的人整合起来，帮忙找工作、奖学金，或薪资集体议价等各方面服务。这极可能是1950年代白色恐怖肃清后，台湾最早的大学生自发劳动权益团体。然而课外组组长不准，给蔡裕荣的理由是“大学生不可以组工会”，故无疾而终。

回忆青年期，蔡裕荣与宋东文们亦觉不无青涩。知道要对抗统治机器，但“与劳苦大众站在一起”却没这么简单。由于社团多次活动都引起校方压制，他们也自知是校方的眼中钉。或许因为当局仅视之学生活动，或因成员筛选严、察觉嫌疑就驱逐，一直没出大事却也可能早被盯上了。

台风夜里电话响：

两股青年力量交会

1977年7月底，“薇拉台风”来袭。蔡裕荣应在8月1日前往苗栗暑期实习，却受天候阻。当晚宋东文来了电话，说“你马上过来”。蔡裕荣立即出门搭上出租车。

8月1日稍早，等待入伍当兵的宋东文和另位社团社员在台北公馆一带闲逛，巧遇郑道君在卖书。郑道君与蔡裕荣同届考上淡江，也加入了时研社，故他们认识。郑道君在淡江没读多久就转学至师大。郑道君与戴华光、赖明烈们卖的，正是宋东文们爱读的《夏潮》杂志与政治相关书籍，“读书背景、知识背景一样、政治倾向一样，很聊得来”，宋东文说。聊没几句就收摊，径至戴华光与赖明烈租屋处。晚上十点多，蔡裕荣赶到了，一伙人彻夜谈至隔天中午。宋东文回想“这几个人给我的感觉是有实践能力，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而且敢冒风险”。8月1日至11月1日，相识仅三个月，而“台湾人民解放阵线”正式宣誓成立时，宋东文已入伍新训。

苹果的滋味：

农村小孩转向政治经济批判

戴华光们常在公馆、师大一带卖书，用赖明烈的摩托车载货。赖明烈1950年生于嘉义市郊的农村，至1970年考上“文化学院”为止，课余就得下田忙农。“…平原绿畴、风起云涌的自然景观给予了我爱好自由，喜爱面对现实环境的世界观”赖明烈在后来的教职员自传中如此写着。

图七：赖明烈于嘉义老家，后方书柜上层为《马恩全集》（作者摄于2016年）

赖明烈从小察觉同村人的家庭处境差异，进嘉义市读小学后，更感城里工人子弟生活困难。小时候玩尪仔标（纸牌），见到上头印着太平天国的故事，也隐约怀疑农村迷信，“农村人感觉到问题，却没有出路”。为什么从小察觉到不平等？什么时候开始感觉要用科学态度面对世事？赖明烈说“不晓得”。

读嘉义辅仁中学时，从同学处取得一本《文星》杂志，赖明烈第一次发现“原来有这种声音，原来可以这样批判”，但当时并不理解知识间的殊异。印象最深的反而是高中毕业时阅读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福》，充满浪漫理想主义的思想性文学着作在心中起了涟漪。

社会普遍认为考上大学才能脱农、脱困、改变命运，对赖明烈而言却是脱离家庭约束、独立生活。据赖明烈，甫上台北便把农村老爸寄来的钱省吃俭用，去牯岭街补齐《文星》，“而且开始阅读写实小说”。农村印记不断回返、与知识相照。阅读黄春明写宜兰农村的小说时很能同理，但读到〈苹果的滋味〉所描述的外商嘴脸“应该也起了一定思想激化作用”，赖明烈揣摩说。当兵时，周末借住戴国光家，听戴国光谈起参与服务队到云林沿海的见闻，也立即使赖明烈想起老家会在收割季节请来云林农民帮忙收割。南部收成早又较穷的乡镇会组割稻队，一路北上赚工钱，赖明烈知道“台湾农村四处是这样卑微的人，比自己穷困的人太多了。”

国际政治与现实引领着

文艺与读书倾向

赖明烈高中毕业前后，即宋东文在台南时，是世界性的“反越战”潮，但赖明烈到台北后才渐受余波影响。台北的艺文活动，解放了赖明烈的视听。在嘉义时便爱听古典音乐，由于接手文化学院“聆音社”，社团活动时认识了戴国光、刘国基，由戴国光介绍反战音乐，就开始以“聆音社”为平台意识地推广。也因戴国光，赖明烈知道了意大利新写实主义电影。学生圈通过外交官小孩或侨生，取得禁制的书刊或其他文艺作品，私下流传信息。

意大利新写实主义电影

《偷自行车的人》

导演：维托里奥·德·西卡

赖明烈爱思考，因选修伦理学的课而修接触罗素、殷海光的哲学；通过刘国基介绍，则渐转而阅读无政府主义，如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的论着。赖明烈思想左转后，反顾学习经验，察觉早年阅读的自由主义本质上的缺陷，“他们是先成就自己，但我认为个人之外同时要有群体的概念，有时得自我牺牲”他说。

图八：（由左至右）龙绍瑞、赖明烈、蔡裕荣近照。绍瑞亦为当时时研社成员。（笔者摄于劳动党党部）

赖明烈与刘国基都忆及，尼克松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分别于1971年、1972年访问中国大陆，及退出联合国后何去何从、钓鱼台事件等，都是当时学生圈讨论重点。刘国基且说1972年上海公报对他冲击最大，“‘中美关系正常化’对身在台湾的我们到底意谓什么？是必须思考的事情。”除了国际问题，1971年“成大共产党案”、台大哲学系事件，直到1977年被捕前“乡土文学论战”，赖明烈们都略有所闻。

赖明烈是由文学启蒙的，从而关心身边的小人物，再步入历史与哲学，所以他很反感国民党文人打手打击乡土文学。赖明烈因此做出对比，“国民党透过党国体制压制人民，产生很多不公不义”，所以觉得站在国民党身边的右派知识分子是反动、落伍，相较之下“左派、共产党人走向延安，不惜跟旧社会、旧势力决裂，就深得我心”。

1974年当兵前的暑假，赖明烈找理由不回家种田了，在辅大图书馆大量阅读左派书籍，更深养成国际主义的理念。

旧书摊的蛛网

系起了人们的关系

赖明烈的弟弟读辅大，刘国基大二时也转学辅大，故赖明烈待在辅大图书馆。刘国基1953年生于台中大肚，其父曾在战争末年辗转当上台中刑务所的巡察补、带囚犯到海南岛盖机场，日本战败后又隔了几年，才与同伴设法自行回台，归乡务农。

图九：刘国基（左）近照。右为蔡裕荣（作者摄）

刘父后来又开杂货店卖农药，刘国基亲见工业化过程中的农村变迁，农村越来越穷，“父亲不愿意跟乡亲追讨，就赔了不少”他说。上大学时，家中卖田才让他读完书，姊姊们则是当时乡下女孩的普遍命运，小学读完就去纺织厂当女工。刘国基的母亲是彰化二林人，据他说，外婆会带行乞者上桌吃饭，母亲会邀村中较穷的邻居来过年，这对刘国基的平等观有初萌作用。

考试机器的小齿轮顺利上进入台中一中，担任“校刊社”主编之一时，刘国基自谓还没有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的认识，却因“不想让校刊只是校内学生的作文簿，希望能成为与社会有连结的文学类杂志”，于是联系上台中的文艺圈。包括“笠诗社”、“创世纪诗社”、“幼狮”等都是邀请对象，刘国基因而熟识部份成员。

刘国基爱逛台中公园旁旧书摊，也常去中一中旁“美国新闻处”。他记得，旧书摊老板丁颖（诗人）会把不敢公开卖的书刊留给他看，如1930年代左翼文学，鲁迅、巴金、茅盾，或外国人家里流往旧书摊的各种杂志。刘国基自行填回台湾报纸“开天窗”的新闻，禁忌的知识引发内心辩证。

通过丁颖认识书友王晓波，开启刘国基北上读大学后的一段友谊。甫上文化法文系，交友迅速、选上法文系会长，闲暇时则常与王晓波喝酒聊天。在近身“保钓运动”的王晓波家中，高中时便疑惑“国民党为什么没有办法保护钓鱼台？”的刘国基，阅读各种美国“保钓运动”战报、期刊，对世界局势、民族复兴、社会现实的认识，复往前跨。

此路不通：

实习跑船开启戴华光的旅程

1976年，刘国基考上辅大法文所，赖明烈甫退伍，某日在戴国光家里见了戴华光。戴华光为戴国光之兄，约生于1950年代。戴父曲折来台后，辗转任职国防部总政治部上校组训官。戴家也因此搬过几次家，最后落脚台北市自立新村。

生活在反共气氛的社会中，少年戴华光觉得，父亲桌上《三民主义》讲习材料是习以为常地无所谓，没所谓影响。年岁渐长，无所不在的“保密防谍、人人有责、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的口号、标语，倒成为了压抑之源。直到考上中国海专，戴华光突因心情放松而有了读书兴趣，举凡军事、哲学、历史都读。据戴华光说，真正的影响却在1971年海专结业前的实习。

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即赖明烈大二、刘国基高三，戴华光在跑船时“听到消息”、“受到震动”。与此同时，戴华光在曼谷、马尼拉的华埠看见墙上涂刷的尽是“蒋帮”、“蒋匪”，惊觉从小被塑造的“蒋公”竟然“再也不是民族救星、世界伟人”。戴华光也记得至少两次送水泥到越南岘港，看着开舢舨来卸货的越南人都是女工，他质疑“男人都去哪里了？难道都去当兵打仗了？”每到岘港就会有美军士兵上船警戒，天黑没多久就戒严。越战如引路石，掀起内心激浪。因为读海专期间考上救生员、常去YMCA的营队打工，故美语讲得还行，戴华光便尝试与美军聊天。美军多半口说“为了帮助别人免于被共产党的独裁专制政权奴役”，但聊得越多也发现“很多美军也不想来，想回家”，那么“这场战争究竟为谁？为了什么？”戴华光问。

经历总合使戴华光觉得“触动灵魂与思维”，推着他思考“究竟谁是？谁非？谁是真正为人民的正义一方？”下船后，“把我弄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了”戴说。为了弄清楚真相，他转而拼命阅读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戴华光也尝试透过国关中心的朋友寻找资料，对方说内部人员才能阅读。来自军种单位混杂的军眷村，戴华光有谨慎与警觉，他探索着却“再也找不下去了”，每当逼近真相就是“此路不通、此路不通、此路不通……不管怎么找，就是此路不通”。

在“中美关系正常化”

的气氛中重新认识中国

戴华光暂时去找工作谋生，但没有放弃追求真相。直到三姊戴小华（旅外知名华人作家，2017年新作《忽如归》有论及本案）一封“想不想到外国读书”的来信，戴华光考虑后决定完成自己本来的愿望。他仍谨慎地选择考科、学校。赴美后，戴华光翻遍自己学校与邻近学校的图书馆，也去旧金山华埠的书店，或如洛杉矶长滩街上的二手书店，借书、买书，中英文都找。

仅仅一学年的大量阅读，戴华光自学凑出不同于台湾所学的近代史。尤其《毛泽东选集》帮助很大，戴华光“连着看了好几天，一篇又一篇，一遍又一遍，看完后简体字也全认得了”。当时是北京与美国建交的前夜，戴华光也接触了直接来自中国大陆的材料，如《南征北战》、《上甘岭》……等电影或书籍。

警总说他在美国受“共党份子”影响，戴华光则说，“只是听了谢伟志（John Service）一场演讲。”而且警总说词里有矛盾，判决书同时说戴华光嘱吴恒海前往香港与中共联系，戴华光问“如果真的在美国联系到中共，又何必再去香港联系？”再者，台湾人民解放阵线“几个人算是一起工作，没有谁上谁下的权力关系，因此也没有谁指挥谁”戴华光说。

透过史料、档案、回忆录，戴华光发现蒋介石仅仅为了个人利益，而在夺取政权的道路上用尽不忠不义的手段。戴华光如今仍果决毅坚地强调，两个最主要的例子：“不义，孙中山主动联共，蒋介石却仗军权突袭，不计其数地坑杀共产党党员及非共产党的工农同盟军；不忠，蒋介石口说信仰《三民主义》，但孙中山说『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蒋介石联合的却是美国、日本、德国这样的帝国主义或法西斯政权。”此外，戴华光也重新认识美国霸权的崛起，及美国在国际上的政治操弄，“难怪在台湾难以接触真相”，戴华光把事情想清楚了，毅然决定回台造反。

台湾人民解放阵线与思想的喜悦

戴华光、刘国基、赖明烈碰面后，很快切入主题且有共识。包括美国帝国主义与国际局势之问题、民心上的崇洋媚外，以及现实上由于外企工厂进驻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和外商对台湾的经济剥削、台湾工人的劳苦现况……“我们觉得应该做点事情”刘国基说。赖明烈则说，“要以布尔什维克的概念自我约束与强化行动”。

台湾人民解放阵线诞生了，刘国基强调，“台湾”两字让很多台独误以为是同路人，但真正意义在于“我们是台湾本土的人民，我们认为统一是我们的权利。我们要自主、自觉的发起，进行统一”。正如世界范围内其他第三世界地区反对帝国主义的各种“解放阵线”组织，“人民解放阵线”本身就有左派意涵，“统一。共产主义”刘国基总结说。

为推广想法，戴华光们决定卖书。观察对方选的书，寻找理念相似者。赖明烈特别提及“书”的力量就足让国民党害怕，“所以1950年代以来的白色恐怖里很多人只看书就被抓”。虽然不会当场谈太多，“但确实没有足够防备”赖说。赖明烈也还有另一条至今未曝光的卖书线。正如蔡裕荣与宋东文们在“时研社”相互激励成长，戴华光、刘国基与赖明烈们结交后许也共同跃进。恰如刘国基介绍赖明烈从“无政府主义”读往“科学的社会主义”，赖明烈也觉得卖书就如传播好思想。加之当时“有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心情”使赖明烈每个礼拜骑摩托车载书卖，“无怨无悔，回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其后，赖明烈趁母校出缺，回建筑系任助教，接着又为方便活动而与戴华光商议，租下他们被捕时的房间。

揭发国民党的台独阴谋！

组织很快就有了行动。刘国基与戴华光们确实署名“台湾人民解放阵线”在台大校园、舟山路一带散发传单。档案局目前保存之“物证”，如〈此路不通！朋友们，快停下来，想一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揭发国民党的台独阴谋〉之内容，完整重现了他们当时的观点：国民党残部窜入台湾与帝国主义勾结、剥削台湾人民，故应觉醒，运用人民的智慧，解放台湾、回归社会主义祖国的怀抱。戴华光们也用同样署名，往大使馆跟外资企业寄信。刘国基与戴华光也曾在美国新闻处图书室夹藏传单。

图十：〈此路不通〉传单原件（蔡裕荣先生申请档案所得）

图十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传单复印件（蔡裕荣先生申请档案所得）

根据“国家安全局”编号0678的会议机密文件〈现阶段国家安全情势与努力方向〉（笔者无意间于旧书摊购得），当局起码在1977年6月就注意了戴华光们的行动。国安局已“预知”：可能利用民国六十六年底的五项公职人员选举制造种种政治事件。

1977年8月，戴华光们与蔡裕荣们碰头后，戴华光曾与蔡裕荣论及“炸药”。蔡裕荣说他否认“制作炸药”，但从未否认“寻找炸药”。蔡裕荣说判决书上“炸药配方”不是他的，但“炸药配方没什么了不起，图书馆里面随便找都有，关键是不可能取得管制材料”。蔡裕荣决定去他所熟悉的矿村询问，回来后尚未与戴华光见面就案发。理应只有蔡裕荣自己知道的事，入狱后却有人探听，但也没有影响判刑。

全都是“首谋”：

1970年代左派自主青年的汇聚

为确立党纲、党章，正式宣誓前讨论了一天一夜。不过刘国基此时不在。蔡裕荣回首当时文件说，思想本是成长的过程，“有些字句存在左倾幼稚病是很正常的”。档案局保存的党纲中有“打倒国民党买办、打倒帝国主义、两岸统一、社会主义”几要点，与戴华光仨最初的共识相近。蔡裕荣解释，“不管主观上怎么想，台湾社会确实是在美国帝国主义宰制下。即使经济起飞，外部制约是很真实的存在。大陆的社会也在美国帝国主义冷战封锁的恶劣环境下，才变得老百姓受苦”，所以他们要改变这个现实。

戴华光们长成于1960年代末至1970初，宋东文与蔡裕荣们长成于1970年代中的前段至1970年代中后期，总合起来反映了1970年代近十年的现实。世界范围的动荡牵动台湾内部变化，牵引青年们思想震荡，最终走到一起。还原此脉络，则判决书或舆论将戴华光讹为“首谋”是不公平的，对戴华光不公，对其他人也不公。戴华光也说，“如果在法庭上争先恐后指责别人，不就一块儿倒霉吗？”但“今天，我说每一个人都是主谋”。

他们的思想偶然形成，质地诚有异，但青年汇聚复相互成长，合作具有必然性。世界观转变，世界颠倒回来。特务就是不懂，刘国基便记得狱中时常被问到“土生土长的几个人为什么会亲共？为什么会想跟大陆统一？”据说蒋经国十分困扰，“但我们与中共的关系就只有思想上的”刘说。

摘锋专案：招认不牵连

确实的暴露原因仍不明（另可参考戴小华女士《忽如归》的考据）。11月1日夜里，赖明烈忆及，警总于深夜破门而入，也由隔壁房间的阳台爬过来包围。特务们从戴华光与赖明烈的罗斯福路租屋处搜走好几车的东西，包括书籍、传单、油印机、打字机、炸药配方、及“台湾人民解放阵线”之党章、党纲、誓词。故他们都说，“该有东西都有了”无所谓承认不承认。

本案相关受难人遇到的都是疲劳审讯。宋东文因此感叹“记忆不要太好”，“如果你记忆好，被侦讯时就是你跟自己的记忆在对抗”，所以也不爱回忆这些往事。宋东文回想，审问时第一句话就听不懂：“政治解决？还是法律解决？”他发现自己的斗争知识显然浅薄。

图十二：在档案局文件中发现了无关案情的24人名单，或许反映当局所图（蔡裕荣先生申请档案所得）

戴华光说，关在地下室“二十四个小时一直开着灯不让你睡觉。他们三班轮流不停询问。你头一低，一瞌睡，就将你打醒，推醒。”但今日解密的笔录竟然只有少量几份。刘国基与蔡裕荣也都提到，笔录划押都在审讯数天后，显然是织好案情再来索签名。“如果看完笔录说我们串供，其实串供的是审讯人员”蔡裕荣说。蔡裕荣回想，审讯过程问的都是周边信息，证明社团没有被渗透。今天看来或许最麻烦的“证词”是，为了不要牵连入狱，问讯时说了些他人的坏话。但“台湾人民解放阵线”交代完了却未停止审问。不知何故，陈鼓应、王晓波、王津平、苏庆黎……等多人都是调查重点，未有结果前又忽然停止这些讯问。

1978年1月8日，宋东文的姊姊与女友来保安处接人。临走前，保安处军官说“宋东文，外界谣传我们逮捕了你，你出去绝对不能这样说”，并要求签下切结书。宋东文此刻就在保安处，他对“谣传”两字印象深刻。宋东文此后转往警总直属的团管区就近看管，再半年送回新兵训练中心至退伍。除了宋东文，还有很多无关者也被捕，但都找不到记录。

1978年1月17日宣判前后，“台湾人民解放阵线”又占据报纸版面好几天，却以“获从轻发落”告结：戴华光、赖明烈、刘国基已达“二条一”，实际判刑为无期、15年、12年；郑道君、蔡裕荣是“二条五”、吴恒海“二条三”，皆感化三年。针对报纸宣传说他们“脸色发白”、“发抖”，当事人如今都啼笑皆非。戴华光说听判决时虽然不是开心，但至少想着“怎么还死不了呢？”

图十三：军方报纸《青年战士报》1978年1月12日第三版

图十四：《中央日报》1978年1月18日第三版

蔡裕荣关在土城时，与专办此案的特务头子戴广武“当同学”，听说些许细节。戴广武提到了跨单位联合小组，应为档案中所见“摘锋项目”，据说本要扩大侦办，甚至送了一百多人的名单到蒋经国手上。戴广武还提及海外营救造成一定的压力，美国大使馆派员进保安处观看审讯也引起蒋经国不满。最终蒋经国下条子改轻判、缩小打击面，似乎也是对于1970年代末美国“人权外交”的响应：强调宣传、组织舆论、科学办案。炸药的事不追了，“企图绑架”的事则由警总定调降为“仅拟议而已”而不入罪。

图十五：外交部有关本案的情资汇报（蔡裕荣先生申请档案所得）

“绿岛大学”时的思想与行动

蔡裕荣三年都在土城，恰遇1950年代政治犯刘建修。蔡裕荣通过刘建修的口述与笔记，接上了白色恐怖的历史，并且有系统地学习了历史唯物的辩证哲学观。蔡裕荣在狱中时，也从反共新闻听闻文革结束后的中国近况。本不知如何反应，但与刘建修讨论后，谨记“世界的变革不是一蹴可及”，应该辩证看待中国近代史发展。蔡裕荣说，“社会主义就要人民幸福快乐，应该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辩证统一。确实文化大革命前期有些不乐见的事，但还是得回到1949年以后的中国百废待兴，国民党与帝国主义环伺的历史实况，才能理解早期为何那样发展，进而知道怎么改，需要长期视野以客观看待”。

图十六：1985年赖明烈先生于绿岛的世界人权日纪念书（赖明烈先生提供）

赖明烈也在绿岛上课。到绿岛时，“成大共产党的人已经和林书扬有些活动”，林书扬每晚来到赖明烈的区看电视，年轻人坐在两侧假装看电视，其实讨论着监狱斗争、时事分析、哲学理论。赖明烈入狱前的自主学习因此更往系统性、唯物的方向整理，也接上了原为白色恐怖所整肃的地下党史。

戴华光们在绿岛也不安受制。赖明烈保存多份绝食宣言与抗议书，包括1985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1987年6月24日抗议制订国安法的绝食抗议书等。1985年3月，刘国基绝食要求回家奔丧时，同案赖明烈、戴华光也声援他。母亲过世后，刘国基再次绝食，狱方却告知“你已经不归绿岛监狱管了”。没多久，刘国基、赖明烈因解严而减刑出狱。

浦岛太郎的忧悒：

狱后社会关系变化

蔡裕荣与宋东文们从未脱离原本的社会关系，时研社同学也常去土城仁教所面会。赖明烈、刘国基出狱没多久就有老政治犯来接触与慰问。赖明烈的印象中，无论统、独都来拜访，回到台北更是经常有饭局。杭立武、陈菊也分别拜访赖明烈，赖明烈希望他们先慰问情况更不好的人。

对刘国基而言，社会关系瓦解及人际关系奇怪变化的感触较大。狱后，刘父已亡，家中还有母亲丧事的阴霾。没多久，王拓带着慰问金去大肚找刘国基，再载刘国基去台中市拜访别的老同学。回程时，读过台中一中的刘国基原想自行搭车回大肚，却发现旧车站不见了，又找不到新车站，“坐了九年九个月的牢，心里特别有种挫折感，连怎么回家都不知道”，刘国基说感受到“『浦岛太郎』的苍凉与悲哀”。

复归平静与长期监控

戴华光于1988年二度减刑出狱，同年底前往大陆，后定居祖籍，远离了政治并且自食其力生活着。刘国基与赖明烈与宋东文们，在解严后的局势下，以新生代的面貌分别卷入了左派统一派的群体。宋东文与蔡裕荣如今还在第一线战场。

图十七：声援戴华光减刑的声明，1988年（王晓波收藏）

宋东文退伍前，总不定期有人询问放假时做了些什么。退伍换过几家贸易公司，1983年创业攒了一点钱，有能力捐款，也就更受“重视”；他记得1988年前后有回与苏庆黎通话言及金钱，隔天就有警察上门抄身份证。

数年政治生活后，1992年刘国基考取台大新闻所，奇怪地收不到报到单。1995年，刘国基在《远见杂志》参与的“新台湾人”专题荣获金顶奖，国家安全局却

施压杂志社不准他写文章。由于台北市调处的吴○○一直找吃饭、唱卡拉OK、探消息，刘国基不堪其扰，故再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博士班，远离台湾。

赖明烈因家中因素，1993年离开劳动党。1994年至1996年间，赖明烈借住弟弟家中，不时发生破窗而入，“翻箱倒柜，但里面的东西都没有丢”。“市长已经是陈水扁了，还是这么干”赖说。其后转商至亲戚的家族公司，警察仍定期到办公室找赖明烈问话，直到1997年，兴许是承认了赖明烈已远离政治圈，直接的骚扰渐断。

蔡裕荣也遇到骚扰。1988年换工作，毗邻的同事说“我写了你两年的周记”。2003年陈水扁当总统期间，再次换工作，公司稽核室一位国安局上校退休的经理对他说“老蔡啊！其实我是支持你们的”，蔡裕荣只有回他“我们是什么？”跟得最紧的则是一位曾○○，凡当蔡裕荣换工作就会出现，直到2007年后才消失。

引刀成一快，肝胆两昆仑

如今回想，没有一个人后悔。他们意见雷同，认为有社会矛盾就一定会爆发。蔡裕荣回想，个人的生命对人类历史而言很有限，但至少努力成为历史脉动参与者与见证者，“跟着历史浪潮同进，在浪尖上看到了美好的风景”。赖明烈也类似地说“个人历史实在不是很重要”。

据赖明烈，狱中时虽然彼此提防，怕被“做掉”，但监狱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统、独合作，因为“大家都想着台湾什么时候能够解严？什么时候能够出去大干一场？”刘国基也记得王幸男、林弘宣等人藉面会帮忙将绝食消息传出绿岛，杨金海、施明德等人也曾协助。非国民党的统独合作，亦作涛浪起伏。如火如荼的街头运动时期，例如1988年5月20日，赖明烈正在劳动党中央党部，陈菊打电话说“这边非常激烈，闹得非常大，你赶紧过来”。赖明烈思索，除了不同立场致使事后历史书写之异、记忆有别，但现实上“台湾工人的内部矛盾已经被转移到国际上去了”，所以他认为跳出岛内的国际主义角度思考仍是重要的。除了狱中斗争与街头，也有别的东西真正决定人与人之关系，不好说。

此外，每一位都还提到家人。戴华光们的出身脉络不同，在1970年代循线找往台湾社会矛盾根源时被镇压了。掘往社会构造深处的抵抗，历来都遭到整肃，社会从而继续运转着。家人们于此种时局中，未必理解戴华光们。戴华光们，或蔡裕荣与宋东文们，不力求家人全然理解，但耿怀家人们所受之责与难。巨大的压迫不是各人之事，镇压以各种方式顺着社会网络向外渗透，是故，戴华光们对父母姐妹兄弟难以言喻的感念，也映出了冷冽斗争外表下的温暖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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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立本。来源：公众号“保马”。责编：畢非）

注：2017/03定稿 2017/05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