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假期匆匆结束，很多人还没过完瘾就迎来了“黑色星期二”······提不起劲儿
哎妈呀，咋又上班了？
呜呜~一听见闹钟响就恨不得砸了它！
假期之后第一天，每个人心里都有几亿只草泥马奔腾而过，想想今天的工作清单，上班的心情真的比上坟还沉重啊！
《人民日报》说“劳动是幸福的源泉”，但现实好像恰好相反，劳动让人感到压力和痛苦，而不是幸福。为什么很多人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工作？如果不是为了谋生，你会选择目前的职业吗？如果不会，你最希望做什么呢？“干一行恨一行”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葛优躺
【案例一】医界新星堕落为男科刽子手
我一高中同学，生物、化学成绩超好，一直有医者仁心的梦想，后来进了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毕业后本来有机会进公立大医院，但因为当时家庭经济压力非常大（研二那年母亲被查出尿毒症），不得已去了一家莆田系男科医院，当时那家医院开出的年薪是20万，而公立医院刚去前几年只有七八万/年。但高薪不是白给的，作为临床医师，他每个月必须至少完成35万的销售指标才能拿到基本工资，超出部分按10%提成，达不到就按差额的15%扣工资。于是，每个病人来了先恐吓一番，没病说成有病（比如淋病，其实就不是病），小病说成大病，反正有病没病他说了算。然后一大堆检查，他有一套普适的体检程序，不管谁来都是这一套，仅仅根据病人钱多钱少略作取舍，价格多在2000-5000之间。开药更是离谱，那些又贵又吃不死人的药是必备，即便是病毒引起的病症，抗生素也开一大堆。对那些一看就很穷的农民、农民工，有时月底业绩压力大的时候也不得不狠宰他们一刀。他经常跟我抱怨，其实自己内心负罪感很重，尤其是想到自己母亲也身患重病，对病人感同身受。但每周开例会的时候，主任都会逐个点评每个人的业绩，完不成的人都会被骂得狗血淋头，什么毒辣的脏话都说得出口。其实主任从不坐诊，因为他根本没学过医，他只负责管理医生和护士的业绩。更可气的是，主任看他每个月都超额完成任务，第二年就把指标提升到了50万。他经常跟我抱怨，每天上班都如坐针毡，一是担心病人知道真相后拿刀把他捅了，二是觉得工作毫无意义，完全违背了自己从医的初衷，而且负罪感极深，入职没几个月就信了天主教，每星期都要去教堂忏悔很久。后来，他母亲病重不治，第二个月就辞职走人，逃离了“地狱”（他的原话）。
铺天盖地的性病广告
劳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的直接需要：农民种地是为了生产粮食，教师上课是为了教书育人，医生治病救人更是如此。但在莆田系资本的操纵下，医院变成了摇钱树，医生变成了周扒皮、药贩子，我那个高中同学也从梦想悬壶济世的翩翩少年变成了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这种工作除了肥了几个莆田系老板又有什么别的意义呢？工作失去原本的意义，从服务社会变成纯粹捞钱，这是很多人对工作失去兴趣的重要原因。
【案例二】富士康跳楼打工仔与电脑前过劳死的码农
推荐一部老电影：卓别林主演的《摩登时代》，描述的是100多年前美国工业化时期，工人被简单重复、非人性的流水线工作逼疯，最终进入精神病院的故事。如果觉得电影不真实，可以看看富士康。富士康实行泰勒制管理，每个产品的生产过程被分解成数千个极其简单的标准动作，比如：在电路板的某两个孔之间插入一个二极管、用擦屏工具自下而上将手机屏幕擦拭一次、把某个零件逆时针旋转90°以方便下一个人拿取···生产过程的高度分工虽然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但也使得流水线上的工人备受摧残，不信你可以试试把上面这些动作连续做八个小时不换样是什么感觉，别说数年如一日，一天恐怕都坚持不了，因为这种单调重复的工作实在太反人性了。同时，富士康为了提高效率，实行近乎军事化的管理，比如很多流水线上的岗位必须站着上班，而且不许串岗、说话、手插口袋，上厕所要打报告，并且掐表计时，一旦超时就罚款。更摧残人性的是无尘车间，每个工人都必须穿着像宇航服一样的无尘服整天工作，无法与外界进行任何交流，由于换衣时间长，甚至不允许上厕所。其实，白领不必窃喜，那些“996”的码农、金融民工不也一样吗？同样是电脑、K线的附庸？工作时间、销售额哪一个KPI不压得你喘不过气？你有权提出异议吗？100年前美国工人所遭受的惨况，今天正在我们国家上演，并且有过之无不及。
富士康的无尘车间
加班晚了就睡办公室的码农
无论是卓别林发疯，还是富士康工人跳楼，皆因员工没有任何劳动生产的管理权，听任老板摆布，这就使得原本用于服务劳动者、降低劳动强度的机器（比如流水线）反过来奴役了劳动者，劳动者成为机器的附庸。企业内部实行的是资本的专制独裁，以资本的多寡分配表决权，员工作为被雇佣者，面对不合理的管理制度毫无发言权。为什么我们认为国家政治应当民主，一人一票，企业内部治理就不用实行民主？看来资本的强权逻辑比政府强势多了。失去工作过程的自由，如提线木偶一般被老板驱使，任由非人管理制度的蹂躏，这是我们逃避工作的又一原因。
【案例三】为夺家产将兄弟送进监狱
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在家族企业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取代了一切人类感情，兄弟反目、夫妻成仇的例子比比皆是。最有名的当属香港新鸿基郭氏家族，旗下资产250多亿，集团主席邝肖卿育有三子：长子郭炳湘（就是那个被张子强绑架的土豪）、次子郭炳江、幼子郭炳联。自创始人郭得胜去世后，新鸿基就陷入夺权内斗。2011年，邝肖卿传位于次子郭炳江和幼子郭炳联，而郭炳湘一无所获，遂将两胞弟行贿贪污的证据提交香港廉政公署，致使二人被带走调查，郭炳江入狱。原本情头手足的兄弟反目成仇，甚至致对方于死地，不过是为了争夺企业的控制权，但郭老当年创办新鸿基不正是为了光宗耀祖、家族兴旺吗？事与愿违，令人唏嘘。对普通人也一样，如果没有工作这层关系，你跟上司或老板原本可能是很好的朋友，但一想到他强迫你加班、骂你、扣你绩效就气得牙痒痒，恨不得马上揍他一顿，很多人离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删老板的微信好友，这也是人际关系被资本异化的表现。人与人的关系被异化为雇佣与被雇佣、统治与被统治的对立关系，这是我们厌恶工作的另一重要原因。
郭氏三兄弟
说了这么多，其实劳动者厌恶工作这种现象马克思老爷子170多年前就发现了，并把这一现象称为“劳动异化”：劳动本应是人类的第一需要，劳动者应当在劳动过程中感到满足和幸福，但由于资本的介入，劳动变成了负担甚至是惩罚，劳动让人感到痛苦和失落，成为人们的锁链。就像《黑客帝国》里的Matrix一样，由人类创造，最终却反噬人类。
The Matrix
我从小到大就觉得劳动是一种惩罚，比如上课不听话的同学会被老师罚放学后打扫教室，从那时起就以为人们天生就厌恶劳动。但是，后来在一家国企调研的经历让我有了新的看法。那是一家已经倒闭的棉纺厂（就像《人民的名义》里的大风厂一样），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建厂，调研中听不少老工人讲起他们以前的工作状态：
那时（改革开放之前）的干部每个星期都要参加至少2天劳动，工资跟我们工人的差不多，当然，无论干部还是工人，生老病死都有保障，一人工作可以养活六七口人。而且，工人也可以对工厂管理制度提出意见，比如女同志的月经假就是我们自己提出来的，并且成为制度。后来还实行了轮岗制，每个月月底可以提出岗位轮换，只要能找到跟你对调的人，这样就基本避免了职业疲劳的问题。这种“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改革搞了几年，工人积极性非常高。那时搞生产竞赛，如果工作偷懒会觉得惭愧、丢面子，所以很多人经常抢着加班，倒不是因为有加班费，而是真的以厂为家。所以，我们厂的利润全省都名列前茅。后来95年左右开始改制，说是引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改来改去，工人没有发言权了，厂长想给谁发奖金就给谁发奖金，想辞掉谁就辞掉谁，还把很多工程给自己亲戚干，在外面买豪车、养小蜜。物价蹭蹭往上涨，工人工资却多年不涨，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很多工人开始往家里拿东西，不管是布料还是钳子、扳手，经常偷偷往家拿，而且是普遍现象。因为很多人觉得既然领导可以损公肥私，自己要是不拿就亏了。而且磨洋工现象也越来越多，以前一天能完成的任务拖到三四天才完成，次品率也比以前高了很多，客户投诉不断···后来企业改制成了私企，清厂的时候，有的老工人抱着机器哭啊，在他们心里，那不是机器，而是像儿子一样当成自己的亲骨肉啊···
佛山市推广“两参一改三结合”（据悉被日本丰田也学习这种管理方式）
当时听到这些描述我非常诧异，难以理解人们会主动抢着加班，更没听说过有人会拿冰冷的机器当亲骨肉。或许，只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而已，他们那时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而我，桃源中人，不知有汉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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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涅。来源：新青年2017。责任编辑：卢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