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同列宁有过个人接触吗？
我同列宁的唯一一次接触是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有人把我作为匈牙利党的代表向他作了介绍。这是一九二一年的事。当时，对共产国际内部发生的宗派主义倾向正在进行猛烈的斗争。我是一个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成员，列宁对我不会有好的评价，因为他一般对宗派主义份子都没有好的评价。我根本不想把自己同当时伟大的意大利党内宗派主义的代表波尔迪加（Amadeo Bordiga）相比。当然，列宁不会如此重视不合法的匈牙利党内的任何一位工作人员。
有这样一件特殊的事情。我在维也纳一家杂志《共产主义》上，表示反对共产党人参加议会。列宁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说我发表了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非常激进的、甚至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件事对我很有启发，因为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差不多与这篇文章同时发表。他在这部着作中，详细论述了议会制度问题。他指出，议会制度在世界史上已经是一个过时的发展阶段，但这并不是说，议会制度在策略上就可以不必加以重视了。
现在，再回过头来谈我是如何认识列宁的。有一次，在会议休息时，有人把我介绍给列宁，于是我们就寒喧了几句。应该知道，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好几百人，但列宁只对二三十人感兴趣。所以可以想见，对一个普通的大会代表，列宁只能作礼貌性的寒喧。这就是我同列宁个人接触的情况。
不过，作为一名代表，我有机会观察列宁。在这方面，我也许可以讲一个颇有教益的小故事。当时，主席团并非像现在这样不可一世，他们不讲究礼节，也没有主席团委员们端坐的大讲台，下面是一个简单的会议室，有一个讲台，其形状与大学或中学里授课的讲台类似。台上有一条长板凳，还有一张桌子，周围坐着四五个主持会议的人。有一次，列宁走进会场，几位主席团委员想站起来，给他在桌子边腾个地方。列宁做了一个手势，请他们原位坐下，自己则坐在讲台的台阶上，掏出笔记本，开始记录发言人的说话内容。一直到散会以前，他始终坐在那个台阶上。我想，这是列宁性格的典型表现。
您第一次真正听到列宁的名字是在什么时候？
很晚。要知道，在专政（指一九一九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前，我没有参加过工人运动，我从来不是社会民主党党员。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我参加了共产党，这是我参加的第一个政党。
您是否是党的创始人之一？
不，不，不，……在共产党成立四个礼拜之后，我参加了这个组织。虽然当时我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广义地说，我很熟悉德国、法国和英国的理论家。我读过考茨基和默林的作品，但我主要研究索列尔（Georges Sorel），因为萨博（Ervin Szabo）引起了我对他的重视。我们对俄国工人运动一无所知，至多只知道普列汉诺夫的某些着作。我在报纸上看到列宁在一九一七年所起的作用时，列宁的名字才多少引起我的重视。在流亡维也纳期间，我才懂得了列宁的真正意义。
作为一位列宁的同时代人，列宁身上什么东西对您的影响最深？
我开始知道一位完全新型的革命者。在权力转移时，工人阶级运动中的很多人自然从右边转向左边，但是他们仍然带着右翼的一切特点，过去他们就是依靠这些特点使自己适应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我不喜欢这种类型的革命者。我喜欢而且在思想上接近某种苦行僧式的革命者，这类革命者首先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出现在雅各宾派罗伯斯庇尔周围。对这类革命者描写得最精确的是在慕尼黑被处死的麦克思？列维纳（Max Levine），他说：“我们共产党人随时准备牺牲。”匈牙利人有不少这类着名的革命者。我不想在这里开一张清单，但我想提一下苦行僧式革命者科尔文（Otto Korvin）的名字。与这两类革命者下同，列宁体现了某些全新的东西。他把自己完全贡献给了革命事业。甚至可以这样说，他是为革命而生的。不过，他决不是一个苦行僧。他适合于充满各种矛盾的生活，甚至可以说，他喜欢这种生活。他的行为在客观上似乎是一个苦行僧，但在他身上却毫无苦行主义的痕迹。当我把关于列宁个性的形象放在一起加以考察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是一位社会主义革命伟人的典型。
自马克思以后，是列宁第一次严肃地提出了主观因素在革命中的意义问题。他对革命形势所下的定义是众所周知的，这就是统治阶级再也不能用老的观念来进行统治，而被压迫阶级再也不愿按老的方式生活下去。他的某些继承人在接受这个观念时，作了“稍微”不同的解释。他们说，所谓“不愿按老的方式生活下去”，就是指经济发展会自动地使人民变成革命者。列宁知道，“不愿按老的方式生活下去”的问题，具有很强烈的辩证含意，是一种多作用的社会倾向。
请允许我用一个十分重要的例子说明这个问题。在有关十月革命问题展开争论时，季诺维也夫在一篇文章中说，当时没有出现真正的革命形势，因为在被压迫群众中，存在着十分强烈的反革命倾向，有些地方甚至受到俄国最反动的“黑帮”的控制。列宁尖锐地反对季诺维也夫的估计。列宁的基本思想可以概括如下：如果出现了严重社会危机，这就是说，人民再也不愿按老的方式生活下去，这种想法可能、甚至一定会用革命的或反动的方式表现出来。这里，主观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很大作用，党的任务就是要明确地对主观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提供的可能性施加影响。
列宁更喜欢一种激进的观点和一个关于社会形势的极其现实的定义。当然，列宁并没有接受任何无政府主义观点，说什么革命的先决条件是人们从资本主义的利己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合作过渡。列宁常常说：社会主义革命应该由资本主义提供的、很多方面受到了资本主义损害的人来实现。这就是说，列宁是现实主义的，他把社会必要性和各不相同的人的行动协调起来。从这种现实主义的协调关系出发，他设法用这样一种方法来决定迫切的革命任务，即必须对具体形势进行具体分析。在这种具体分析中，也包括对人的分析。
这种辩证法是否也适用于个人？
列宁认为布哈林的性格是最有吸引力的，他强调指出，他应该在党内受到大家的爱戴。但在所谓的列宁遗嘱中，他也指出，布哈林从来也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也清楚地看到，在内战情况下，所有的活动不可能都是合理的和公正的。有一次，列宁以其特有的坚定性，对抱怨这一情况的高尔基说，他应该想象一下小酒馆里的打架。从打架的双方来说，谁能说，哪一下打击是必要的，哪一下打击是不必要的呢？他接着指出，重要的是，组织反击反革命的领导人（捷尔任斯基Felix E.Dzerzhinsky）必须具有鉴别事实的能力和办事公正。这就是说，总体总是要通过复杂的、多方面的辩证关系表现出来，不管它是重要的政治决策，还是对处在成败关头的个人的评价。
卢卡奇引用列宁和高尔基之间的关系当作另外一个例子，他说：
“列宁高度评价高尔基的才能，但是从他的书信中可以看出，当高尔基犯错误时，他对高尔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列宁认为，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也没有毫无优点的人。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十分明确地指出，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列宁说，聪明的人是那些不犯大错误和犯了错误又能立即改正的人。这也充分证明，列宁在个人身上看到了很多活的辩证法。列宁要求人们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这在他与他认为是重要人物的交往中，无论在个人问题上还是在政治问题上都有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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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卢卡奇。来源：姜其煌译自英刊〈今日马克思主义〉（Marxism Today）15卷第9期，1971年9月说明：匈牙利着名电影导演科瓦奇（Andras Kovcs）在卢卡奇逝世前几个月对他进行了一次电视采访。这次电视采访的部份内容在卢卡奇尚在世时放映过，并在他逝世几天后即一九七一年六月十日在《人民自由报》（Ngpszabadsag）上发表出来。本文是其中涉及他和列宁关系的一个片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