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工农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矛盾取代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从抗战胜利到1949年建国之时，上海的政治环境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

一是1945年8月到1946年6月是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阶段[1]

国民党政府在接收上海时，表现出了不可救药的全面腐败，并导致上海的经济全面凋敝；而其不顾人民愿望，坚持反共内战的基本方针，更令其政治威信急剧跌落。

相反，经过八年抗战和地下党长期耐心细致的工作，此时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群众中的政治威望已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1946年六二三反内战运动[2]，就是这一阶段蓬勃发展的上海群众运动的高潮和力量的大检阅。

二是1946年7月到1948年下半年是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和发展时期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经历了惨重的军事失败，政治上、经济上的危机全面加深。统治当局彻底抛弃了所有的“民主”面具，以所谓“戡乱”的名义，在上海实行全面的白色恐怖，疯狂捕杀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同时，他们实施了一系列恶性通货膨胀政策，对人民进行疯狂的掠夺。

三是1948年底到1949年5月是迎接解放的阶段

这一阶段是迎接解放的最后胜利阶段，也是黎明前的黑暗的阶段，斗争十分复杂、紧张和艰苦。党领导下的上海民众，坚持积蓄和保存力量，广泛发展，巩固核心，深入地团结群众，扩大统一战线,开展争取生存、反对破坏、护厂、护校等应变活动，建立人民保安队和人民宣传队，抓紧地区调查和策反、情报工作等，为迎接解放、积极配合解放军入城和协助接管。

工人及学生思想的变化

经过了抗战的洗礼，这一时期上海工人的思想比战前及抗战期间都有明显的进步，具体表现在：

民主观念深入人心。民主甚至成为一般工人群众的基本信念。如，工厂老板和某些职员，假如神气活现用过去一套办法对付工人时，工人往往会让他们碰钉子：“现在是民主时代啊，怎么你们还是用日本法西斯的一套手段！”正如国民党和某些资方所说的：“现在工人不好对付，天天讲民主、民主，害死人的民主！”

抗战胜利之初，罢工、怠工、请愿、游行、开群众大会，已成为工人的家常便饭。遇到任何不平之事，工人都有可能起来抗争。为工资、工时、待遇而斗争，为发米、发布、发赏金而斗争，厂方开除工人或添人也会引发斗争，有时候端午节、中秋节吃月饼也要斗。工人的团结、组织及纪律性也明显增强。各主要产业和手工业，包括理发、浴室等行业均有了工会组织；工人在群众大会、请愿、游行示威中，均能迅速地集合排队，写标语、呼口号、唱歌等等，秩序井然，队伍雄壮整齐。

不过仍然有不理想之处，一个比较重要的表现就是他们虽对国民党失望，但对中国共产党尚有怀疑。许多工人说共产党的办法是好的，对内战基本上是反对的，但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打不过国民党，所以抱着一种中立态度，既不愿被国民党利用，也怕受共产党利用。

另一方面，工人阶级思想状况的进步对上海学生思想觉悟的提高也产生着有力的影响和支持。

学生对于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党的种种倒行逆施，如贪污腐败、歧视压迫沦陷区职工、学生，物价飞涨，严重的失学失业威胁等等，反应强烈，对国民党经历了从失望、不满再到寻找对于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答案的心路历程。

由于长期生活在沦陷区，除了一部分先进分子对共产党有好感外，相当一部分学生在思想上对国民党政府持有正统观念，对美国有幻想，其思想状况还处于中间落后状态。

工人群众和学生群体中的这种思想状况，给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的群众工作提供了相对有利的条件，也对党的群众宣传、组织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地下党力量的不断壮大

1946年，上海地下党组织由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中共代表团驻上海办事处的对内称呼，简称“上海工委”）和中共上海市委分别领导。上海工作委员会和上海市委的组织系统和工作范围严格划开，彼此之间不发生组织关系，但在工作上则相互默契配合[3]。

抗战胜利之初，上海地下党根据上海的经济形势恶化，全市绝大多数工厂停工，失业工人在50万以上的情况，领导组织工人进行了要求复工、增加工资及检举汉奸等一系列斗争

1946年5月，共产党人在上海发动了群众性的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大规模斗争。6月23日爆发了著名的“六二三运动”[4]。上海地下党的各个系统，又广泛发动全市工人、职员、学生、教师、文化界和科技界广大群众，积极投入规模巨大的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中心内容的斗争中去。到1946年底，党员人数从抗战胜利初期的2000多人发展到5000人左右。

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的群众工作

六二三运动中上海火车北站的反战学生和工人

1946年底上海的臧大咬子事件[5]和北平的沈崇事件[6]后，反美浪潮逐渐高涨，最终在1947年形成了全国性的反美抗暴斗争的高潮。上海地下党把一部分在反美抗暴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吸收进了党组织。

之后，中国共产党相继发起了抵制美货，解冻生活指数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群众斗争。1948年上海地下党又领导了同济斗争、申九斗争、银行行员罢工，涉及学生、工人、店职员、教师等各个层面。通过领导广泛的群众斗争，党员队伍得到了一定的壮大，截至1948年8月，上海党员人数达到8500名左右。

1948年的下半年，处于穷途末路的国民党进一步加强了在上海的白色恐怖。

为此，中央决定，在城市方面，应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上海共有1700多名党员撤退到解放区。撤退后为了弥补骨干的缺失，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又有计划地培养和提拔了一批干部，不仅补了缺，还有所增加。

1949年初，上海市委明确了人民解放军在战争中已取得绝对优势，上海解放不需要采取内部武装起义的形式，上海地下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破坏，保护工厂、机关、学校。上海解放前夕，上海共有党员9400多人,其中工委系统3500人，职委系统1900人，学生系统2000人，教卫系统700余人，郊区580人，警委系统500余人，科技系统70—80人，文化系统150人。

群众工作的基本方针策略

对于上海地下党的工作，中共中央在1946年4月做出了具体的指示。中央认为，上海是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在政治上也具有重要地位，在一个长时期里，国民党在上海仍将占有优势，力量对比基本上是敌强我弱；因此，上海地下工作将是长期的、坚韧的，必须注意积蓄力量，扩大群众组织，争取中间分子，以待决战时机。工作中切忌犯急性病，只顾眼前利益；对国民党的各派系要进行调查研究，利用矛盾，利用合法，采取斗智，善于斗争；必须注意隐蔽党的组织，明确秘密工作的原则。

1948年8月，中央又下达《蒋管区斗争要有清醒头脑和灵活策略》的指示，强调“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目前工作，必须有清醒头脑和灵活的策略，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而不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应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

可以说，坚决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诀，是这一时期中共中央为上海地下党规定的基本策略方针。

合法地组织群众

抗战胜利初期，上海工人群众自发地掀起了一系列以维持生活为目的的经济斗争。1946年1月至5月，参加此类罢工斗争的人数达到45万。正是在这一系列的经济斗争中，共产党人在组织工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党在八年抗战时期，通过有效的地下工作，已积累相当的力量，在群众中享有确实的威望，具有扎实的群众基础。而国民党虽然也想力争控制工会，并也有一批黄色工会领袖出身的工运干部，但因为工会的“油水”远比党政职位“油水”逊色，其许多工运骨干忙于钻营更高的官职，这个业已全面腐败的执政党竟无法有效动员其主要的骨干力量来同共产党争夺群众。这样就给中共基层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广泛争取工会领导权提供了良机。如国民党人在沪西组建“三区棉纺业工会整理委员会”时，找到的一些工人骨干，竟都是地下党员或工人积极分子，18个委员中，地下党员有13名。同样由他们组织的“四区（即沪东区）机器制造业工会筹备会”，也基本被地下党员所掌握。

在争夺工会的斗争中，一些原由汉奸操纵的工会，地下党则发动群众进行改组，如法电、英电等大企业。这既是因为当时“民主”口号相当流行，也是因为共产党人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完全有条件通过选举掌握工会的领导权。

国民党在组织工会筹备会上未占得上风，便宣布已建立的工会必须按照《恢复地区人民团体总登记办法》到社会局登记，否则视为非法，予以取缔。为此，地下党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合法，到社会局去登记。

于是，国民就利用登记的机会往工会里塞人，力图抓住领导权，地下党采用的对策：一是不正面反对国民党塞人进工会，而在群众中做工作，说明哪几个候选人是我们原来选的，哪几个人是国民党塞进来的，底牌全部摊给群众，使那些塞进来的人落选。二是依靠有觉悟的群众，不等国民党批准，就正式成立工会，并公开大造声势，邀请各业各厂工会代表、社会名流、包括国民党的党政军机关派人到会，争取做到除了取得群众一致拥护外，再得到舆论上与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做到合情、合理、合法。

利用合法的正确策略使党在组织群众方面迅速取得重大成果。各业工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从抗战胜利到1946年8月15日止，上海已成立的产业工会有153个,职业工会有108个；在筹备会中的产业工会有37个，职业工会有27个；工会会员总共有近30万人。其中绝大部分工会实际上是共产党人所领导。

合法而有节制的斗争

1945年8月到1946年春，斗争内容主要是争取改善群众生活的经济斗争，地下党相继发动了有一定规模的“清算日伪，要求复工”，“检举汉奸，反对甄别”等斗争。

1946年春到1948年下半年，以政治性的争取和平民主及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斗争为主，并最终形成了反对国民党统治持续时间最长、群众参与度最广泛、规模最大、以学生抗议为主的第二条战线。

1948年底到1949年5月是迎接解放的斗争。党领导下的上海民众开展争取生存、反对破坏、护厂和护校等应变活动，建立人民保安队和人民宣传队，抓紧地区调查等群众工作。

在这三个阶段的群众斗争中，第二阶段的斗争最具有决定性意义，党的群众工作的策略也最具有代表性。

“迎接马歇尔[7]”是抗战胜利后上海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的第一次全市性的政治斗争，也是学生力量的一次显示。由于党组织利用了“迎接马歇尔”这一合法的名义，揭露国民党政府破坏镇压学生运动的种种伎俩，暴露了国民党要内战，反对和平的面目。

内战爆发后，为了应对白色恐怖的环境，上海地下党调整了策略，应对对策是——一方面在敌人的残酷压迫下，坚决要求实行工会的民主选举制度，反对国民党包办工会；另一方面发动合法的经济斗争，保护工人利益，以推动群众运动波浪式地发展。工委并对群众的经济斗争，制定了严格的策略原则，即——凡群众斗争，都必须与群众生活密切联系，以工会为中心开展活动，利用合法，不着重政治色彩，避免与国民党当局发生正面冲突；同时要注意与民族资本家合作，反对官僚资本，共同挽救民族工业危机。工委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都必须充分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懂得在客观不利的情况下，应该适可而止，知难而退。假如控制不住，说服不了群众，就找群众中有威信的人去做说服教育。总的来说，要同敌人坚持斗争，但策略上不硬拼，不作最后决战。

由于国民党政府疯狂“劫收”和发动内战，滥发纸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异常困苦。因此，上海地下党在领导群众斗争的过程中始终紧紧扣住经济目标，不仅使群众消除了因涉及政治而产生的恐惧，而且使群众在当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情况下能得到实惠的利益，从而发动和团结了几乎所有的工人群众。

那些表面上没有任何政治色彩的经济斗争，事实上却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因为它打破了广大工人群众和学生对国民党自诩的“抗日英雄”的某种幻想，使他们看到了政府的腐败无能及自己团结斗争的力量。而频繁的工人斗争又使刚刚接管上海的国民党市政府和社会局焦头烂额，疲于奔命，并凶相毕露。

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和孤立极少数反动势力，是中国共党克敌制胜的法宝之一。在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时，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反对美货倾销”、“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等口号，实际上也是能够获得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同情甚至支持[8]。

学生运动中也普遍实行了统一战线策略。一是学校内部的统一战线，就是努力争取教师和校方的支持；二是社会的统一战线，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同盟者，重视联合上层民主人士和社会各阶层知名人士。

分散斗争和集中斗争的也是中共的斗争艺术之一，其要点是——在条件还不完全成熟的时候，只发动群众进行分散的此起彼伏的斗争；在形势有利，统治当局的弱点暴露，群众的情绪高涨时，就及时地把分散的斗争集中起来，采取突发式的进攻；而当统治当局醒悟过来，试图进行严厉镇压时，党员们又化整为零，分散到群众中去了。

如1946年六二三争取和平反内战大游行以后，地下党及时引导各校开展分散多样的群众活动，做艰苦的深人细致的工作迎接新的斗争。1946年底，美国兵强奸沈崇事件发生，解放军则接连告捷，群众政治热情有所高涨，地下党就在1947年元旦集中开展了抗议美军暴行的全市性运动。

宣传工作方面，由党直接领导创办的一些报刊，如《新生活报》，这份报纸以民间报纸的面目出现，借用美国新闻处的名义发行。其次就是争取中左的民办报刊，如唐弢、柯灵的《周报》周刊，郑振铎主编的《民主》周刊。再一个就是打入和利用国民党控制的部分报刊，如顾祝同的《前战日报》、吴绍澍的《正言报》、孔祥熙的《时事新报》、汤恩伯的《改造日报》等，先后都有中共党员或接受党领导的进步人士在其中担任编辑和记者。

在高校中，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深入群众，通过个别漫谈、读书小组等社团的活动、举办辩论会等方式，宣传解放战争形势、解放军战果和党的政策。各校的地下党员普遍组织了读书活动，有的学校参加读书活动的学生高达70%-80%。

基本经验小结

第一，党的政治主张正确合理，能够得到人民的拥护。纵观这一时期，政治上已高度成熟的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基本政治主张都是符合国民党统治区一般民众的心理与要求。

第二，始终坚持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的党的白区工作基本方针。同时，地下党始终坚持了严格的党员发展标准，坚持成熟一个，吸收一个的慎重方针，稳妥地积蓄革命力量，而不再像十年内战时期那样搞突击发展，贪图数量，确保了党组织的战斗力。

因此，尽管解放战争时期无论是群众的政治热情还是地下党的力量及其在群众中的威信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群众运动却基本没有因领导机关决策失误而造成惨重失败[9]。

第三，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由于党的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包括高级干部在内的党员都生活在群众之中，对群众的疾苦、需求和情绪，了解至深，因而能够及时提出符合群众心理的各种口号，做出符合群众切身利益的各种决定。

从群众的实际利益出发，把他们的呼声集中起来，提炼成斗争的行动纲领，组织他们为自身的利益，也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这就是上海地下党、也是整个中国共产党在最险恶的环境下，仍然能够动员和领导群众，不断走向胜利的秘诀。

（作者：文展修。来源：激流网原创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1]内战尚未爆发，故这一时期上海的各种群众组织和媒体，仍有着一定的活动和言论的空间。

[2] 在上海地下党领导下，当年6月23日，由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起和组织，欢送9名上海人民代表和2名学生代表去南京请愿，要求和平，反对内战，同时举行1次全市人民反内战示威游行。当天上午，上海200多个社会团体5万余人汇集在北火车站广场，欢送和平代表，并进行游行，其中棉纺、机器、丝织、市政交通、商业等行业的职工有3万余人。

[3]从1947年到1949年5月，上海党组织经历了较大变化，中共中央为了全面部署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决定在上海另设上海分局，直属中央领导。

[4] 1946年6月，上海学生举行了反内战的示威游行，并参加“六二三”上海各界人民代表赴南京的请愿运动。

[5] 1946年9月22日夜间，人力车工人臧大咬子拉了西班牙人赖令奈到朱葆三路（今溪口路）安乐宫舞厅，车停下后赖令奈未付车费即入内。臧在门口等候很久，见赖令奈与一美国水兵饶德立克踉跄出来，臧即向赖索取车费，不料钱未到手，反被饶德立克不问情由，挥拳猛击，以致倒地，不省人事，顿时引起旁观者不平。此时正在执勤的第5912号警察王贵斌闻讯赶到，正有美军巡逻车一辆到该处，竟将饶德立克带上吉普车疾驰而去。王贵斌当即向黄浦警察分局报告案情，并将臧大咬子送仁济医院抢救。臧终以伤重，于次日5时许死去。臧大咬子无辜被美军打死后，激起上海人民的公愤。

[6] 1946年12月24日，北大女生沈崇被美海军陆战队伍长皮尔逊等强奸，激起全国强烈反响，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爆发了50万学生参加的抗议活动，社会舆论广泛支持。

[7] 1945年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表示希望中国停止武装冲突，并派马歇尔作为特使来华调停国共冲突。

[8] 1948年6月5日，全市学生举行了大规模“反美扶日”游行，反对“资本美国、工业日本、原料中国”的“反美扶日”运动，得到了民族资产阶级与广大社会著名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9]即使如惨烈的申新血案，也没有造成该厂党组织的瓦解，相反，到上海解放，全厂又有二十多名工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与土地革命时期企业工潮一遭失败，党的工作即一蹶不振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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