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主流话剧舞台上最受关注的作品大概就是国家话剧院首演于2009年的《这是最后的斗争》。备受关注的反腐题材，让该剧刚一出现在演出市场就博得一片喝彩。演出二十余场之后停演，传出了市委宣传部门因“内容敏感”而叫停演出的消息。将近一年后又有爆料说有关部门历经开会讨论决定给予演出绿灯放行。以上种种皆为传说，却让这出内容敏感的演出变得格外神秘。乃至于2010年暑期的第二轮演出，已经到了场场爆满，一票难求的地步。那么，这出备受关注的戏究竟讲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这是最后的斗争》剧照
主人公是个老八路，作为离休的省部级老干部住在省委大院的一套别墅里。老八路夫妇共育有三子二女。大儿子是国防大学教授，二儿子是某跨国公司中国区首席代表，三儿子是大型国企的副总。小女儿的丈夫是一位刚提拔为司局级干部的知识分子，而大女儿则是老两口在革命年代所生的，后来被留在了大巴山区。几十年后她的儿子以一个农村打工仔的身份来到城市，母子俩成为
这个红色特权家庭中的“弱势群体”。故事就在这一家人当中展开。
老八路闹了一辈子革命，对于党有着绝对无条件的认同感。在他心目中，党就象红太阳，照耀着一派光明磊落的朗朗乾坤。可惜，如今党领导下的国已今非昔比，各种矛盾冲突层出不穷。然而老爷子住在国家分给他的大别墅里，过着儿孙绕膝舒适富足
的生活，并不太了解世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大体说来，老爷子是幸福的，这种幸福由衷地发自内心。他认可革命，也认可改革。在他看来，革命推翻了万恶的旧社会，让中国人民翻了身；而改革则让大家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在老爷子眼里，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全国人民都过上了安宁富裕的日子，用他的话说：“就算不是人人都跟咱们一样，那至少也不会差得太远吧。”他那个有点玩世不恭的二儿子跟他讲，其实事情不是这样，如今这个年头，有人穷奢极欲随心所欲，也有人流离失所被榨得家破人亡。听到这些话之后老爷子是震惊的，但令他震惊的不是为什么在共产党领导下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而是在革命家庭长大，国家悉心培养几十年的儿子怎能如此歪曲事实诽谤党的领导。
老爷子生活中最大的烦心事，就是这个二儿子自打投靠了外国资本家，嘴里老有些阴阳怪气的话。他对体制和时局的种种冷嘲热讽，听在老爷子的耳朵里既像真，又像假。老二关于政治腐败、官吏颟顸的种种议论老爷子打心眼里不愿意相信是真的。可是一旦跟老二摆事实讲道理，他的道理却无论如何都讲不赢。于是每每争论起来，老爷子只能蛮不讲理地摆出家长威风一通咆哮。轰走了胡说八道的儿子，再无可奈何地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将这无奈的现实一起逃避打发了过去。总之，这是一个无知、单纯得可爱的糊涂老头儿。让他死也想不到的是：老二虽然玩世不恭言语唐突，却还不是这个家里最大的祸害，倒是那个被党和国家委以重任的老三，竟然会在大肆侵吞公款之后畏罪潜逃，让他这个当爸爸的老革命最终晚节不保。
剧中的一个重大转折发生在大女儿从大别山区来到省城那一刻。老实木讷的大闺女因为乡下的拆迁无处可去进省城投奔父亲，顺便带着在省城打工的儿子来姥爷舅舅家认亲。一家人团聚之余，老三儿子国企副总惊讶地发现：公司里那个鬼鬼祟祟，给总经理当喽罗背后算计他，几乎被他开除的农村打工仔，一转眼竟成了他的亲外甥，住进了他的家。更要命的是，这孩子帮老总当眼线，在家监视着自己的一举一动，让他惊恐不已。之所以会惊恐，自然是因为他手脚不干净。这位出身老革命家庭的国企副总生活作风腐化，包养了情人而且大肆挪用公款。在无力偿还而且事情即将败露之际，他正策划着出逃国外。而知晓一切真相的大儿子，那个国防大学教授又是如何应对的呢？他一边徒劳地试图让弟弟打消畏罪潜逃的念头，一边时不时地对被他称为“阴险”、“卑鄙”的外甥进行言语恐吓和打压。最终，老三还是毅然决然地潜逃国外了，而他那最后才知晓真相的老革命父亲，电话里一番好言相劝仍旧未能说服儿子回归自首，只能无可奈何地在梦呓般的怀旧情绪中唱
起了“这是最后的斗争”。
主角：何光明，雷恪生饰演
毫无疑问，《这是最后的斗争》是近年北京话剧舞台上最有吸引力，也最值得讨论的一出戏。这些年来主流剧院的舞台上多是一派莺歌燕舞，而“斗争”的出现让我们不经意间窥见了中国当下的种种现实问题和社会矛盾。尤其难得的是，这种暴露还颇为深入。尽管在我看来，这出戏在揭示现实问题的同时，试图以一种逻辑混乱的道德判断和自相矛盾的阶级立场来掩盖这些问题，从而导致了艺术和思想上的缺陷。但数次重返舞台仍旧座无虚席，足以证明它抓住了我们现实生活中那些最为本质的东西，从而吸引了观众。
平心而论，“斗争”的编剧和导表演方式是非常陈旧的，陈旧到该剧的舞台呈现让人有一种重回1960年代的感觉。然而，观众对于演出的热情并未因之而受到影响。看样子，观众走进剧场，就是为了见证他们所关切的现实问题如何被舞台演绎，一切舞台形式技术手段的“先锋”与“前卫”此时都变得纯然多余。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自1980年代“新时期”以来，中国戏剧的革新和探索一度是在形式主义的道路上做文章的。相形之下，戏剧对于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却颇受忽视。后来戏剧遭遇冷落的命运，一方面固然是影视等大众流行文化强力挑战的结果，另一方面恐怕也与戏剧自身越来越不接地气有关。这样看来，《最后的斗争》引发的热烈反响的确值得当下的戏剧工作者思考。剧院的使命，就是要去思考和回应那些我们社会生活中至为重要的问题，一切舞台表现形式的创新，都应该以此为前提。这大概就是“斗争”带来的启示吧。
接下来，我要对这出戏的主题进行一些分析。在这个分析中，我不仅要讨论该剧呈现了怎样的社会现实问题，而且还要试图揭示该剧的编导对这些社会现实问题采取的是何种态度和立场。相比之下，后者或许更具有启示性，也更有益于我们去思考中国社会这二三十年来发生的种种变化。
让我们从舞台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开始说起吧。实际上，无论是情节框架还是叙事主题，《这是最后的斗争》都会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想起诸如《千万不要忘记》之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戏剧作品。老革命的家庭里出现了新问题，新一代沾染上了资产阶级的不良思想和作风。如何克服这些资产阶级习气，让革命的事业后继有人，是彼时年代的戏剧作品所关心的问题。《这是最后的斗争》的作者孟冰是总政话剧团著名编剧，不难看出，这出戏所呈现的主题与1950、60年代的那一波舞台无产阶级革命叙事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尽管如此，两者之间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在1950、60年代的革命叙事里，老革命与沾染资产阶级习气的年轻一代之间的斗争以批评、教育的方式展开，终究无产阶级思想赢得胜利，革命传统后继有人。半个世纪转眼而过，如今当类似的斗争再次上演的时候，老革命还没还得及整装上阵，便已仓皇败下阵来。《国际歌》还在唱，只是那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大厦，似乎已然落得个图有其表的空架子。
倘若再对舞台形象做些细究，我们不难发现与半个世纪之前的无产阶级革命叙事相比，今日舞台上的“斗争”似乎多了些别样的意味。遥想半个世纪前的舞台上那些因为“沾染了资产阶级习气”而受到严厉批评教育的年轻人，无非是工作中伺机偷懒，下班后偷偷去打野鸭而已。而今天的国企副总将数千万元公款据为己有，畏罪潜逃之际，却被家中的两位“革命长辈”和颜悦色地告之仍然有改过自新的机会。剧中的大儿子，那位国防大学教授显然是继承了父亲革命衣钵的人，然而在这场斗争中他的立场和表现显然不能说是在维护父辈传承下来的革命事业。尽管他表面上大义凛然，但事实上他早知弟弟挪用巨额公款即将潜逃，却并未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反而对监视弟弟动向的外甥进行恐吓和威胁。就连那位一辈子坚持革命原则嫉恶如仇的老八路，平日里但凡听到别人批评社会阴暗面都要暴跳如雷，最终得知自己的亲生儿子是个巨贪的时候，反倒变得和颜悦色起来，
左一个“这事儿爸爸也有错”，右一个“你别走，回来了什么都好商量”……革命长辈们如此明目张胆地给自家人护短，最终让他们的斗争变成了一种没有能指的所指，一场造作浮夸的虚张声势。这样的斗争焉得不败？最有讽刺意味的是，身为贪污犯的革命后代可以虚情假意地向父亲流泪忏悔，但是要他听话回来投案自首，那是万万不可能的。打完电话，登上飞机，贪官奔向了美利坚的幸福生活。所有的无奈和尴尬，都留给他那孱弱、虚伪的父兄去自行化解。
《这是最后的斗争》中，处于社会结构中不同位置，暗流涌动的一家人
最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个反映“革命家庭内部矛盾”的戏里，我们看到了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农村进城打工者的身影。说起来，这位年轻打工仔也是根正苗红，他跟三位身居高位的舅舅以及从小享受安逸生活的表姐妹一样，身上流着老革命夫妻的血脉。可是，就因为他的母亲解放后没有被接进城而是一直生活在农村，最终他们母子沦为社会弱势群体。对于这个打工青年来说，城市生活自然是一场残酷的生存斗争。但与其他打工仔不同的是，他在城里竟然有一门令他意想不到的权威亲戚。细想来，这一笔戏剧性的编排并不尽然合理。但这样的编排倒是也带来了饶有趣味的故事演绎。当这个打工青年跟随母亲去到姥爷和舅舅家之后，这些陌生的亲人们会以怎样的态度对待他呢？
结果并不出人意料，打工仔在这个权贵家庭受到了白眼和冷落。何以如此？剧作家的解释是：因为这是一个人品极度恶劣的青年。在戏中，剧作家浓墨重彩地铺排了一段发生在舅舅和外甥之间的较量。在这场对决中，前者是挪用数千万公款的大贪官，后者是投靠了贪官的政敌，专事监视贪官以图从中获利的狗腿子。在剧作家看来，这两只都不是什么好鸟。前者固然大奸大恶，后者也着实卑鄙猥琐。对弱势者的道德污名化从来都是控诉底层最为有效的利器。显然剧作家在诠释其笔下人物形象的时候也动用了这一武器，但这背后的剧情逻辑实在是不能令人满意。而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剧作家对其笔下人物的情感认同。在剧中，我们听到了贪官对自己走上堕落之途的心路历程进行动情剖析，我们看到了他在畏罪潜逃之前声泪俱下的艰难抉择，我们见证了他的革命父兄如何为他的犯罪而痛切惋惜。种种的舞台处理都力图让我们对他产生移情。剧作家动用他作为创造者的特权来说服我们：贪官尽管可恨，但终究还是“我们自己的人”，我们在痛惜的同时，似乎也应该接纳和宽容他的选择。
相比如此感人的贪官形象，可怜的打工仔自打一站上舞台，就是一个极度扭曲扁平的漫画式人物。他所有的举动都透露着他的邪恶、自私和卑鄙。而这种邪恶和卑鄙简直毫无来由。除了他的底层出身之外，我们简直没有别的理由可以解释他何以如此邪恶。显然，在这场贪官和打工仔的对决当中，剧作家个人的情感天平早已不知不觉偏向了贪官一边。借助于手中那杆威力无比的笔，他不知不觉在观众脑海中培育起一个极度扭曲的底层劳动者形象，这是一个灵魂中充满污秽的怪物，当代阶级斗争语境中的凯列班。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打工者：他在底层漂泊的艰辛和苦难，他内心的伤痛和自尊，他对生活的憧憬和梦想被统统抹杀，而他性格的扭曲和头脑中的负面情绪则被无限放大、夸张。在舞台上他现身为一个十恶不赦的流氓，一个令人唾弃的小爬虫，他那些肮脏龌龊的计谋注定无法得逞。
近年来各主要剧院的舞台上时不时会出现底层农民工的形象。从《大将军寇流兰》到《这是最后的斗争》、《操场》和《问苍茫》，在这些作品中，不论底层农民工占据的是主角还是配角，创作者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将其处理成负面形象：任人摆布的无知暴徒、巧言令色的骗子、卑鄙下作的小爬虫、别有用心的阴谋家……对近期主流话剧舞台上出现的农民工形象进行回顾是一件令人既尴尬又难过的事情，我们曾经是一个工农大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何以今天主流舞台上对于底层民众的想象竟会变得如此阴暗和恶劣？
回到《这是最后的斗争》中的打工仔，尽管创作者的人物形象塑造让他处于完全不利的地位，但是在某些场合，从他嘴里发出的声音仍旧是强大而足够有力的。剧中有一场戏，表现作为军校教授的舅舅和打工仔外甥当面对质。舅舅质问外甥监视小舅舅的动机何其卑鄙。外甥答道：我只是要取走我应得的那一份，凭什么只有你们能够住洋房开汽车过着舒适的生活。舅舅愕然之余，回应道：这么说来，你是摆明了要来吃大户了喽。外甥说：那又怎样。舅舅愤慨地指责：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可怜的打工仔，你真给农村来的打工仔丢脸，人家都是老老实实本本分分，而你却尽玩弄这些歪门邪道的勾当。外甥凛然答曰：你有什么资格对我说三道四，这些年我吃的苦你吃过么？我受的罪你受过么？在这样的回击面前，身为大学教授的舅舅无言以对。
再来看看剧中出现的另外两位底层民众形象吧。打工仔的母亲是麻木而沉默的，她一直默默地忍受着自己的命运；老革命家中的小保姆则仿佛是一架没有灵魂的机器，只知道辛勤地伺奉主人，她唯一一次袒露自己的内心情感，是在得知她所爱恋的警卫战士其实并不是城里人时的失望痛哭。这两位都得到了创作者的充分认可。而年轻打工仔作为剧中唯一一个有灵魂，有情感的底层民众，在他试图从既有的不公平社会结构中获取自身利益时，遭遇了极其严厉的道德指控。这个冷静清醒，对自身弱势地位有充分认识的打工青年被塑造成一个无耻小人。相比之下，挪用巨款的贪污犯只要“肯悔改”，仍然是可以得到原谅的。这是老革命和国防大学教授的态度，大概也正是创作者的立场。
剧中舅舅指责外甥时说的一句“这么说你是来吃大户的喽”是很耐人寻味的。年纪在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应该都知道“吃大户”的含义，这是革命年代革命群众对其所遭受剥削剥削的一种反抗。在舞台文本中，身为正统“革命接班人”的国防大学教授指责农村打工仔“是来吃大户的”，这一指控无疑已经让舞台上的革命逻辑变得彻底混乱。而混乱的舞台逻辑如何才能与现实世界进行对接，恐怕是最值得深究的问题。在舞台/现实的双重维度，我们都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这样一个颠倒混乱的语境中，“最后的斗争”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劳工神圣”曾是中国现代思想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如今的劳动者形象已被大大改写
“毛选”第一卷第一篇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重温这篇经典文献，大概有助于我们思考以上提出的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开门见山地写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
“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尽管舞台上的斗争对于现实有种种的扭曲，但它仍能给我们带来足够的启示：在这个处于深刻变革翻转中的年代，我们每个人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究竟是什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选择自身的立场和行动？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写于2010年9月
修改于2015年11月11日
（作者：赵志勇。来源：保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