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为着一个伟大的理想去斗争

我决心已定，便想方设法去寻找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国共产党处于秘密阶段，党的活动不公开，像我这样一个平素不善交际、接触面有限的人，要找到共产党的组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考虑党组织不会了解我的情况，更不可能知道我要求入党的迫切心情和坚定志向。怎样才能找到共产党的组织，并向党表明自己的心迹呢？我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位好朋友黄庭芳。黄庭芳是衡阳大同中学的学生，是我们永兴旅衡学友互助社的成员，与我关系很好，彼此志同道合，能相互谈心里话。黄庭芳是大同中学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接触面广，认识的人也多，我相信他会有办法找到共产党的关系。黄庭芳也很想参加共产党，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我就动员他设法去找共产党的关系，找到后代我一起向共产党的组织提出入党申请，争取一同加入共产党。我还要求黄庭芳把我介绍给第三师范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刘寅生、蒋元斋，表示如果刘蒋二人是共产党员，我就请他们作我的入党介绍人。

黄克诚：为着一个伟大的理想去斗争-激流网到1925年秋，黄庭芳告诉我，说他已经找到了共产党的关系，把我俩的情况向党组织作了介绍，并代我提出了入党的申请。这年10月的一天，黄庭芳通知我，说中共街阳区委的一位同志约我们去谈活。我和黄庭芳二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地点，与中共衡阳区委的同志见了面。事后我才知道与我们见面谈话的这位同志名叫龚际飞，龚际飞与我们谈话的内容略谓；党组织已接到我们二人的入党申请，经过考察，已正式批准接受我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龚际飞还告诉我说，我的入党介绍人，就是刘寅生和蒋元斋。龚际飞还嘱咐我们说，今后我们与党组织的关系，就由黄庭芳与龚直接联系。

我终于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并加入了党的组织，兴奋的心情使我好像换了一个人。此时．我精神上有了真正的寄托，思想上更加充实，胸怀豁然开朗，参加群众运动的积极性更高了。我再不是盲目地参加各种活动，而是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为着一个伟大的理想去斗争，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人生，从此，找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再也没有消极过。实现共产主义，成了我终生不渝的追求目标，不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此志不移。

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了解到，衡阳地区早在1921年冬就由蒋先云、贺恕、夏明翰等人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第三师范有共产党的支部。我入党之后不久离开衡阳去了广州。在衡阳这段时间，就是通过黄庭芳与中共湘南区委的龚际飞发生关系，没有参加第三师范的党组织活动。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的刘寅生同志后来牺牲了，我的另一名入党介绍人蒋元斋在大革命失败后消极脱党，以后又重新入党。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广州的湘籍高级军政领导人，成立了以研究有关湖南革命运动为宗旨的“湖南政治研究会”。1925年12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二十七次会议决定开办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并指定由“湖南政治研究会”具体领导讲习班的工作。实际上主持讲习班的是林伯渠、毛泽东、李富春等共产党人。

为了培养我党的政治工作干部，也为了进军湖南做准备，党中央指示湖南党的组织选送一批学生去投考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我和黄庭芳都被选送上，经过报名考试，均被录取。
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已是1925年底。

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附设在广州东山国民党中央党部内，课堂就设在临时搭起来的棚子里。当时讲习班招收的学员共三百八十多人，绝大部分是湖南籍。讲习班的领导机构是理事会，理事会的成员有谭延闿、程潜、林祖涵（即林伯渠），鲁涤平、陈嘉佑、毛泽东，李富春等七人。李富春兼任班主任，朱剑凡担任教育干事，彭国钧担任管理干事。学员编为一个大队，四个中队。我被编在第三中队，现在只记得大队长是刘楚雄，湖南长沙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

讲习班把学习革命理论作为主要内容。同时也有一部分军事课程。讲课的有汪精卫、陈公博、高语罕、张太雷、毛泽东、邓中夏、萧楚女、恽代英、蒋先云、朱剑凡等人。宋庆龄、蒋介石、吴稚晖、彭湃等都来讲演过。党员学员还经常到广东省农民协会去上党课，讲党课的主要是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周恩来也来讲过党课。军事课除学习军事学等军事理论外，还进行军事训练，从单个教练到连教练，从制式教练到战斗教练，每天不间断。

那时候我还不懂得变更环境地点须自带组织关系，当初离开衡阳来广州时，匆匆忙忙卷起行李就走了。到了广州以后，在政治讲习班开学的前夕，遇到原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的同学雷克长。雷克长在三师学潮时被开除后，即在衡阳以教书作掩护，从事革命活动。他来广州比我们晚到几天。当时雷克长把我和黄庭芳拉到讲习班附近的空坪上，很严肃地说道“你们连组织关系都不带，就跑到广州来，这是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现在我把你们的组织关系带来了，已经交给这里的党组织，以后你们可不许再这样随便了。”在雷克长同我们谈话之后不久，与我同住一室的傅光夏（湖南华荣人）通知我说，我的组织关系已由衡阳转来，就编在他那个党小组，以后有关党内的事情就直接找他联系。从此以后，我就在傅光夏那个党小组过组织生活。

我在政治讲习班学习期间，社会上发生了几起重大事件，在我的思想上引起了很大震动。

一件事是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十万多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通牒”的示威大会，并组织二千多人的请愿团到执政府请愿，在执政府门前（北京铁狮子胡同内），遭到段祺瑞政府预伏军警的屠杀，当场死四十多人，伤二百多人，造成“三，一八”惨案。

鲁迅称3月18日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另一件事是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一手策划了“中山舰事件”。中山舰曾是孙中山避过难的一艘军舰，当时由共产党人负责指挥。蒋介石诬称共产党阴谋暴动，中山舰要炮轰黄埔云云。旋即下令逮捕共产党员李之龙等五十余人，并劫夺中山舰，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包围苏联顾问的住宅，宣布广州全市戒严。同时，又密令第一师师长何应钦将潮汕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逮捕，取消第一军党代表制度。接着又取消了黄埔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逼走在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已经公开的共产党员二百五十多人。第一军的军权遂落入蒋介石手中。“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篡夺革命领导权的一个信号。蒋介石借此打击了中国共产党，控制了广州局面，并取代汪精卫当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

继“中山舰事件”之后不久，蒋介石又在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抛出了“整理党务案”。规定国民党高级党部，包括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的执行委员，共产党员的总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必须全部交出，由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主席保管等等。

“整理党务案”通过之后，国民党右派分子纷纷进入国民党中央领导机关，代替了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在国民党领导机关的领导职务。我们党的领导陈独秀对蒋介石采取了妥协、退让和委屈求全的政策，遂使蒋介石的阴谋步步得逞。不过，当时工农运动的领导权仍然掌握在我党的手里，我党在国民党、国民革命军和黄埔军校中还保存有相当的力量，并且直接领导着一千多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和十多万有组织的工人。蒋介石心中是有数的，他自知他的羽翼尚未丰满，还不敢和共产党就此彻底决裂。因此，他在打击共产党的同时，又施展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继续伪装革命，高喊革命口号，从而篡夺了更大的权力，当上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事部长、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形成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专制局面。

我当时虽然对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感到震惊，但却不理解其中的奥秘，很长时间找不出正确的答案。不过，我开始值得了一点革命的复杂性，不像过去设想得那么简单。特别是当我看到在共产党内部也存在不同的意见和主张时，头脑里的疑问就越来越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