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复生

“反腐败”小说，特指以“反腐败”为基本主题和中心线索的“主旋律”小说，本文旨在通过对“反腐”小说的意识形态分析，深入探索此类题材的现实批判性，梳理了反腐小说的功能性旨归以及意识形态书写的内在逻辑等论题。《人民的名义》的热播以及由媒体主导宣传引发的一连串“反腐”热，吸引着大众更加关注这一与政治密切关联的话题。

一、触摸极限的写作

所谓“反腐败”小说，特指以“反腐败”为基本主题和中心线索的“主旋律”小说，也就是说，在这些小说中，“反腐败”是贯穿性的关注点和基本的叙述动力来源，至于局部涉及“反腐败”内容的“主旋律”小说则不在此列。

“反腐”小说在“主旋律”创作中比较特殊，相对于其它题材，它的批判性维度显得异常突出。它虽然在“构架”上起到了维护现实秩序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功能，但这种“积极”功能却被从文本“肌质”中奔溢出的现实批判性所中和、抵消。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腐败”小说是主流意识形态基于自身的逻辑和完整性而不得不予宽容和忍让的坚硬之物。

“反腐败”小说之被纳入“主旋律”，是一次“招安”与妥协的结果--主流意识形态以容纳和安抚的方式来削弱其反抗性和颠覆性，批判性的“反腐败”小说家则获得了写作的合法性，同时也获取接受招安而带来的现实利益。另外，将“反腐”内容主动纳入“主旋律”的范围，更显示了“国家”或“党和政府”正视自身问题的正面姿态与“反腐”的巨大决心，这本身就在传达着良好的信息。所以，如果说其它题材是主流意识形态招募的官军，“反腐败”写作（至少是大部分）则是一支招安后的江湖义军，“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但是，这种关系也决定了主流意识形态与“反腐败”小说之间的“面和心不和”与互相猜忌，“收编”是脆弱的。“反腐败”小说借助主流意识形态的掩护表达对现实秩序的批判，主流意识形态则随时警惕着来自“不安分”的草莽义军的颠覆性。于是，不难理解，“反腐败”又是“主旋律”写作中最具敏感性的领域，它的身份的“合法”与“非法”往往悬于一线之间。但这一写作领域因其对中国社会、体制问题的暴露、追问，却极大地应和了当下民众对社会问题的不满情绪，也满足了一部分读者对“官场”或社会黑幕的窥伺欲，因而最具畅销的可能性。小说内在的批判性由是转化为巨大的商业性，可谓“高风险，高回报”（熟悉规则，还是高度安全的），于是，在这一写作领域，既有那些具有社会良知的作家，也不乏投机者。

很大一部分“反腐”小说都显出批判性与道义感，其实，对这些“反腐”小说家而言，真正的创作意图是以主流意形态的表达来挑战主流意形态，这使他们的写作带有隐秘的快感，这种快感甚至超过了单纯的反抗式写作。这种写作已演化为一次智性与技艺的炫耀，他们一次次地试探、勘测主流意识形态的可能疆界，触摸边缘的冲动成为写作的隐秘动力。的确，他们一次次有限的写作冒险也拓展了主流意形态的边界或忍受的阈值--虽然也可能是一次主流意识形态有苦难言的退让，因为它不能否认自己的逻辑，而“反腐败”小说恰恰是在它的逻辑和框架内展开的，只不过以一种“不适当的方式”，将意识形态逻辑推进到一个“不适当的地步”，将其自身的矛盾以一种依稀而隐然可见的方式呈现出来。有的小说甚至对“反腐败”官方说法和宣传、写作模式进行了创造性的反讽式运用与故意的滥用，这使它们的“模式化”成为对模式化的超越，这也是一种“自反式写作”的特有方式。

接受“招安”的“反腐败”小说创作当然要执行维护现实秩序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功能，这是它被“主旋律”接纳的理由，也是它获得写作合法性并获取各种奖赏的前提。它通过“有限度”地呈现现实秩序的“阴暗面”然后加以“解决”和消除的方式，来重申现实秩序的强大的自我清除、自我洗涤以永葆“健康”的本质，于是，这一意识形态表达经常诉诸于一种关于生命体的想象。

   在小说中，对“腐败”的表述经常采用一种生理学及病理学的隐喻，譬如“毒瘤”“溃疡”与健康的“肌体”，等等。所谓反“腐败”也就自然采取了临床医学的表达，如“手术”或“祛腐生肌”。其实，这种生理学或病理学的表达正是官方说法或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策略，“反腐败”小说只不过沿用了这种想象方式而已。主流意识形态对“腐败”的想象有一个基点，即它总是将病变区域限定在“外科”或“皮肤科”所处理的肌体表层，即非本质部分，非核心区。在“主旋律”的文学想象中（小说也不失时机地通过主人公之口一再申明），这种“腐败”也同样是发生于真皮组织或仅仅是一种皮肤科的病变，故尔可以施以某种精确的外科手术式治疗。通过这种隐喻的方式，主流意识形态将社会性的或制度性的问题转移开来，减弱其严重性，引导读者对于特定形式的病变的想象，给出了一个完美治愈的确信和前景。这种关于身体的想象确定了“腐败”的性质与程度，它有效地唤起了受众的痛感反应与身体体验，似乎这种“腐败”也正是主流意识形态真实的“切肤”之痛，于是，作为腐败的受害者的民众的痛恨与“国家”或“政府”（党）的痛恨消除了界限，在同一种关于身体的痛楚中，二者取得了高度的认同。“腐败”的真实的社会性质与深层根源被改写或转移了。

这种对于“腐败”的病理学想象是“反腐败”小说展开意识形态推论的基点，也是它的叙事前提。可以说，“反腐败”小说正是在这种病理学的想象所给定的框架内进行文学想象的。

二、“反腐败”小说的疏导、宣泄功能

这一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在“腐败”问题已成为人所共知的时代痼疾的情况下，“主旋律”小说必须对其做出呈现，并对作为当代社会矛盾集中体现的“腐败”问题做出意识形态的解释与解决。

“腐败”问题由来已久，但在中国社会“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权与钱的联合与相互渗透、转化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腐败”才异常鲜明地凸显出来，当代的腐败问题其实特指这种腐败。

1985年左右，针对不断出现的通货膨胀和经济混乱，中国政府通过价格改革营造市场环境，同时推进企业改革﹙主要是承包制﹚，这一改革从形成所谓价格“双轨制”开始。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能够依靠权力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特权阶层谋取了巨额利益。腐败和官倒大量出现。在同时进行的政企分离的过程中，大量国家资产“合法地”和非法地转化为少数人的经济利益。金钱（资本）与权力合谋掠夺社会财富，社会分配出现严重不均衡。这成为社会不公正的起源之一。伴随着“新富人”阶层的崛起，社会的中下层普遍产生了被剥夺感--他们的确是被剥夺了，在社会资源、机会的分配上，在起点处与终点处。在中国公众（社会中下层）中普遍存在着对公共权力的不信任感，酝酿、积聚着愤激的社会情绪。这成为1980年代末中国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1990年代以来，国家虽然通过各种政策调节手段努力抑制“腐败”的发生，“腐败”问题仍以80年代中后期相近的方式延续，官员以权谋私的“寻租”现象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引发了普遍的不满。

在“腐败”成风的严重形势下，党和政府也加大了“反腐”力度，但相对于被“反”的低风险（被抓的机率），“腐败”的高收益仍是难以抗拒的诱惑，在“前腐后继”，“屡禁不止”的社会环境中，社会公众以亲身的体验、见证着腐败的深度与广度（他们也以各种方式参与着低层次的“腐败”）。于是，社会又普遍产生了对“反腐”真诚性和可能性的种种怀疑与猜测，各种各样的关于腐败的“段子”一直保持了高生产性和传播速度正可以见出广泛的社会认知趋向与情绪。

这种逐渐累积的社会情绪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必须予以释放，“反腐败”小说正是疏导的管道。在本质上，它和中央电视台的“王牌”栏目《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的负面报导的性质并无二致。对“反腐败”小说的阅读正是释放心理压力与紧张的过程。

所以，“反腐”小说的意识形态使命在于：通过对“腐败”现象及其根源的有限度的展现和揭示，以想象的方式切除“腐败”的部分，恢复完美的现实秩序，在这一过程中，“反腐败”被想象、界定为党、政府与“他者”的势不两立的战斗，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这一想象、表现方式已经预设了一个意识形态前提：那些“腐败”者已先验地被从“健康的肌体”上排除。

另外，“反腐”小说还展示了党和政府“反腐”的真诚性与能力。的确，党和国家也认识到，“腐败”如不加以遏制的确具有极其严重的政治后果， JZM1997年在中央纪委八次全会上郑重指出：“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党心民心、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重政治斗争”，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他又将这一思想做了更进一步表述：“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他再次严正告诫全党：“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这几次讲话的语气和措辞越来越严厉，足可见形势越来越严峻。因而，作为“主旋律”的“反腐败”小说也在传达一种对官员的警戒讯号，以显示“反腐”的力度、意志与强大力量，在这一点上，“反腐败”小说又类似于中央电视台的强档栏目《法制在线》。其实，这种警戒还可以视为一种规劝，暗示党政官员注意收敛其行为，注意“腐败”的限度。

“反腐败”小说从正面高扬了法律的旗帜。法律是现代性的标志，从这一角度说，“反腐败”小说仍然延续了“新启蒙主义”的思考向度。在这种观念里，法制与市场化、商品经济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新时期”以来，在现代化的理论表述和意识形态中，“民主与法制”，“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一直是常见的提法，公民权利要靠法律来保障，国家的管理活动与运作，市场的规则都要由法律来协调。对于形式化、中立的、西方式的法律的呼唤一直是中国追求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法制对应的是前现代的“人治”与无序。这种要求自有其合理性，不过，1990年代以来的现实也彰显了法制的两面：中国法律固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启蒙主义所呼唤和标榜的形式化的“中立”的法律背后却也分明站立着权力与利益，立法与法律的实施鲜明地体现着某些利益集团的意志，它既有保障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公正的一面，也有维护现存利益秩序，使现实分配规则合法化的功能。

“反腐败”小说仍在“新启蒙主义”的思路上展开思考，所不同的是，小说还试图将“中立化”、“形式化”的中国当代的法律描绘、打扮成一个高度富于正义感、超越“程序的正义”的道德化形象；同时，又以高度的理性来看待各种社会性的不公正、“腐败”问题，包括司法自身的腐败，将之视为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伴生物和必须付出的代价。《大法官》的作者张宏森说：“目前我国的司法高层具有清醒的头脑，他们和我们的老百姓一样深切痛恶司法界的丑恶现象，并以前所未有的节奏和力度推动司法改革。尤其在审判时限上的改革，其时限之短，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鲜见的。我们正在和世界上先进的优秀法制文化接轨，和世界上先进的司法队伍接轨。大幅度的司法改革，为我们司法队伍的清正廉明、秉公执法带来了可靠的保证；第三，在观念形态上，人们很容易把法律等同于权力。这种偏见不仅在中国存在，在世界范围内也不乏其例。因此，今天我们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看到这样一些现象应该说是正常的、是必然的，并不能因此对我们的整个司法队伍和法制前途失去信心。个例就是个例，它不具有覆盖性。依法治国是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们应该树立这样一个信心。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个信心，那么我们生活的航标就没有了，我们将生活在一种混沌的状态之中。”“我想通过理性的角度，对中国如何走向现代化这个命题作更为细致的梳理。最终选择的课题就是：走向现代化，必须把我们这个带有宗法制度，带有人治、权治的社会理性转变为法制的科学理性。法制是现代化一个基础性的概念，面对这样一个基础性概念，我认为自己应结合当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用深入的思考、科学理性的分析来解读这个概念。这就是创作《大法官》的初衷。”

“反腐败”小说还试图重建社会公众对公共权力的信任--既包括行政权力，也包括维持社会公正、合理秩序的司法、审判、检察、公安等权力。这是“反腐败”小说的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使命，这些直接行使“反”腐败权力的主体、组织与机构的品格将决定现实秩序是否具有正义性与合理性，《大法官》（张宏森）、《国家公诉》（周梅森）、《十面埋伏》（张平）、《英雄无悔》（南翔、严丽霞）等作品就起到了建立读者对公、检、法等机关的信心的作用。

分配的不公正需要由法律予以纠正，它要求法律来实现“矫正的公正”。但是，司法同样受到权力的制约和影响，被大量的黑箱作业、幕后交易等潜规则所支配，这就导致了其公信力和权威性的下降或丧失。如果长此下去，社会将是不稳定的，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也将受到侵蚀。司法或法制题材的“反腐败”创作正是在想象的领域建立正在受到侵蚀的“矫正的正义”，重塑司法权力这种公共权力的权威与合法性。由于这一领域的敏感性与重要性，其作品写作往往受到国家意识形态部门及公、检、法中的相应机关的重视、支持与督导。《大法官》被组织创作的特殊背景颇具代表性。

《大法官》正是产生于法官陷入信任危机的历史时刻。法官，代表法律与公正，是公正的人格化，但现实生活中的法官却往往是令人失望的。1997年，为配合审判制度改革，事实上也是为了重建已渐渐丧失的权威性与合法性，最高法院委托中央电视台找到了此前以《西部警察》和《车间主任》而名动一时的张宏森，当年7月，在最高法院的支持下，他赴云南中院等地采访、体验生活。2000年4月，开始写作剧本。到2001年1月6日完成剧本创作。几乎与此同时，小说《大法官》由山东文艺出版社推出。2001年3月《大法官》正式开机。6月中旬拍摄完成，10月17日在中央一套黄金时间播出。此前不久，沈阳中院的报告被人大代表所否决，成为50年没有的先例。几天后，最高法院在京检讨自己。有人夸张地说，法院形象降到历史最低点。而2000年，新闻媒体连续报道了“三盲院长”、三陪女当上法官等司法丑闻，更加导致了法官的信任危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法官》的电视剧与小说均受到了国家宣传部门的高度重视，新闻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高层领导姜春云出席，央视“新闻联播”播发了开播的新闻报道。配合电视剧的热播，小说《大法官》热卖，出版社加印，最后发行达11万册。并获得“五个一工程”
奖。电视剧也获得“飞天奖”。

虽然《大法官》是个特例，但也不难从中窥见一般“反腐”小说“运作”的自觉性及其重要的意识形态作用。

三、“腐败”的道德化与人性化解释

对司法权力正义性的强调，对司法或警界英雄的塑造也是为了重建大众对现实秩序正义性与稳定性的信赖，因为“腐败”事实上已极大地侵蚀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导致价值失范，这对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具有巨大的危害。正如G·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各国贫困考察》在分析南亚国家腐败问题时所说的那段著名的话：“当人们逐渐意识到贪污腐化在不断蔓延，而对此不会采取什么行之有效的措施来加以防范时，贪污腐化便成为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在深谙世故的人们来看，贪污腐化如同通货膨胀一样，是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其结果是那种愤世嫉俗的态度发展了，对行贿受贿的抵抗力大大降低了。”所以，这类以正面表现司法、公安战线英雄人物或英雄群体的“主旋律”作品往往对英难的伦理、道德品格刻意表现，着力展示他们身上的超凡魅力，以与道德堕落、人格卑下的“腐败”分子形成鲜明的两极，这就使“反腐败”“主旋律”作品具有了宽泛的道德主义色彩，法的尊严与人的尊严紧密地联系起来，取得了同一性。

   在很多小说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在正与邪之间的生死较量中，与其说是法律获得了胜利，还不如说是人格、意志、操守、信念获得了胜利。这种将主流意识形态与一般伦理观念相联系的方法是“主旋律”作品通用的手法，一般研究者都把这种手法归结为大众文化手法的借用，目的是为了更方便地传达主流意识形态，即认为这是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特有包装或糖衣，是为了使“高调”的内容获得柔和的形式。我则认为，这种包装作用并不是主要的，它自身还具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即，将主流意识形态的标准道德化，将国家的法律意志伦理化，以此，将社会伦理、道德的合法性不露痕迹地转接到主流意识形态上去，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自身的合法性。事实上，这种做法正是美国式的主流意识形态实践的特有程式，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主旋律”“反腐败”题材与美国司法、警匪片之间的异同是有意思的。

就这样，具有超凡魅力和强力的英雄人物力挽世风日下的“腐败”逆流，重新拯救了正义的秩序，以这种方式，“反腐败”小说解决了现实的矛盾，给焦虑中的公众提供了心理的抚慰和安全感。张平在一篇创作谈中说到了这种心理治疗意义：“我国正处于最深刻的社会转型时期，正处于一个最沉重的变革时代。一方面，这个时代有着极为丰富、极为复杂的社会现实，这个让人对未来充满憧憬和为了实现这一憧憬必须克服巨大困难和阻力的难忘历史时刻，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资源和创作资源，这就要求作家能直面社会的重大矛盾，能真实地提示和表现这些重大矛盾。另一方面，中国民众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尤其渴望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渴望出现更多的主持正义的理想英雄，而人类又具有憎恶腐朽和崇敬英雄的天性，所以民众在这一特定时期的精神期待，正是文艺作品产生和得到回应的最开阔雄厚的基础。”

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腐败”分子则成为道德堕落的象征，于是，腐败获得了人性化的解释，是私欲膨胀，人性被财富、权力所异化的结果。有时，腐败似乎完全是一种被财富、权力所异化的人性的非理性，是一种不计后果追求财富与权力的疯狂状态，当他们终于东窗事发时，才意识到这种行为的非理性。

所以，一般的“反腐败”小说都要安排一个“腐败”分子忏悔的段落（如周梅森《绝对权力》、毕四海《财富与人性》等）。只有从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在《大法官》的开头数页，为何作者要设计“腐败”分子周士杰在法庭上做长篇陈述：他从幼年时偷同学的一块橡皮的往事谈起，一直讲到贪污200万人民币的犯罪事实，这场触及灵魂，自剖与反思的讲话内容长达数千字，其中的一段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鬼使神差，这些年，我把十岁时偷来的那块橡皮忘掉了。刚才，我听到了公诉人的指控，认定我贪污受贿的数额是两百二十万。”他闭上眼睛，轻轻叹出一口气，“两百二十万！我就在公诉人说出这个数字时，忽然，想起了十岁时偷来的橡皮……两百二十万写在纸上，后面要写一长串零……这么大一个数字，我把它弄到手，竟然一点也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也没觉得有多么不应该。它远不如我十岁时偷一块橡皮那样激动和紧张……鬼迷心窍，真的，是鬼迷心窍……刚才在法庭上我走神了，没听见我的辩护人在说什么。我一直想，现在的周士杰已经不是过去的周士杰，我已经远不是我了……”

这种“我已经远不是我了”的灵魂追问是1980年代以来“主体性”文学观和精英文学观书写“人性”深度的写作向度的延续。

在《大雪无痕》中，陆天明也同样对周密复杂的心灵世界进行了细腻的刻划，描述了他由一个贫苦山村的孩子成长为一个前程似锦的副市长再到沦为受贿、杀人罪犯的心灵轨迹，最后，在行刑前，堕入疯狂的周密在死亡面前彻悟了，恢复了“理性”，他对警察马凤山、方雨林讲了一个故事：

过去一个富翁，家产富可敌国。忽然得了绝症，临终前却把家产分给了穷人，没给自己的儿子留下一点东西。人们很不理解，去病榻前向他请教。他回答说，如果我的儿子们是有出自息的，他们会挣钱来养活自己，用不着我来留给他们什么。如果他们没有出息，只知纵欲奢靡，不知自食其力，就是把天下的财富都留给他们，也是没用的。总有一天他们还是要饿死的。

《大法官》对“腐败”的检察长（原法院党组副书记）张业铭自杀前的一段“闲笔”也是如此：

张业铭漫无目的地走，不知不觉来到了老人身旁。老人没有看到有人来到，自顾自地吟唱着他的小调。张业铭在老人身旁坐下，看到老人唱完一个段落，顺手拿起酒葫芦，喝一口，有滋有味地咂巴着嘴。

张业铭掏出烟，递给老人一支，说：“老人家，抽支烟吧。”

老人这才发现身边有人，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说：“哟，只顾得看天上的云彩，没看见脚跟前来了个贵人。”

张业铭给老人递上烟，点燃，说：“听你老人家唱歌，看你老人家喝酒，挺自在啊？”

老人咳嗽一嗓子，说：“庄户人，晒着太阳看云彩，唱着小曲放个羊，自在！”

张业铭：“你老在这儿呆了一辈子？”

老人：“啊，七十六了，耳不聋，眼不花，不唱个小曲嗓子还老痒。”

张业铭沉吟片刻，说：“年轻时，你就没想着出去过？”

老人：“出去又干啥？”

张业铭吐出一口烟，想了想，说：“出去可以挣钱。”

老人：“挣钱又干啥？”

张业铭：“挣了钱再挣，直到挣了大钱，大得数不过来。”

老人：“钱都挣得数不过来了，再去干啥？”

张业铭：“到老了，你就一点心事都没有了，那时候也可以晒着太阳唱个小曲，那不更自在？”

老人：“我不就在这儿晒着太阳唱小曲嘛！绕那么大个圈子，费那么大个劲，到头来，再转回来，有啥意思？人呢，就活一个自在，不想三不想四，了无牵挂。暖烘烘地晒着，懒洋洋地唱着，咂巴一口小酒，看着你来了他也走了，羊还是那些羊，一只都不少，这是多大的自在！钱有啥好挣的？钱那东西，一催命，二折寿，让人坐不下躺不下，趔趔趄趄往前爬。太阳晒一天，我老汉就明白一天，谁想找不自在，谁就去奔大钱！”

老人说到最后，张业铭起身悄然离去。老人转身看看张业铭离去的身影，回过头来，吮一口酒葫芦，咂巴着嘴说：“没悟透啊，没悟透！”

“反腐败”小说大都有这样的情节和段落，它们带有强烈的劝诫的味道，甚至带有一点宗教文学（如佛教故事）、民间寓言的影子，使人联想起“三言二拍”等古典作品常见的表达套路。

《绝对权力》也写到腐败女市长赵芬芳在自知即将败露时的绝望与悔恨，在自杀前他打电话给在美国留学的儿子（拿受贿的钱送出去的），却发现儿子是个不顾母亲死活，一心想着要钱享乐、泡女朋友的废物。

赵芬芳再也听不下去了，默默放下了电话。--对儿子的期望也成了泡影，赵芬芳开始怀疑自己这一生不遗余力的奋斗到底值不值？为政治奋斗，眼看要当上市委书记了，却又无可奈何地栽进了致命的政治深渊；为儿子奋斗，却培养了这么一个只会花钱的纨绔子弟。仅收受外商五十四万美元这一件事，就足以判她的死刑了，她冒了这么大的风险，换来的除了伤心失望，还是伤心失望，天理不公啊……

金钱与权力欲使她成为一无所有的失败者（家庭不幸福，儿子不成器，自己被迫自杀），辛辛苦苦受贿所得的大量钱财成为对她失败人生的反讽。周梅森还通过近乎“妖魔化”的手法将赵芬芳塑造成一个丧失了“女人性”、“女人味”的可怕的女人，小说多次通过其它人物之口道出了她作为“政治动物”的可怕。

《财富与人性》则是通篇以“人性”来看待腐败问题。这从它的小说名即可见一斑。

与此相联系，这些小说还都经常写到这些一步步走向人性腐败的不归路的腐败分子的回忆，尤其是童年的回忆，它们代表着腐败前的人性的纯洁起点，如周密（《大雪无痕》）、孟广太、毕天成（《财富与人性》）、张业铭（《大法官》）。故乡，父母之坟就成为他们最后的光顾之地，这是一种试图回复到“原初”的内心渴望，故乡的大雪于是成为一个经常出现的隐喻。

毕天成站在那四间破败的茅草房子里，漫天的风雪从苍天漫卷而下，铺天盖地地落在屋闶阆子里。

毕天成自言自语，我终于回家了，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家。这里才是我的家……漫　天的大雪，你的洁白也许能够让我的人性恢复到原来的洁白，谢谢。

说完了，他跪在地上，磕了几个头，说，爹，娘，儿子不孝，没有给你们添土上坟。儿子到了那边再孝敬你们吧。

他站起来，看看苍天，说，林雪，妮妮，爸爸祝福你快乐，平安。

他举起了枪，枪口对准了自己的脑门。

枪响。红血溅满了雪白的世界。（《财富与人性》）

《大雪无痕》更是通篇以大雪设喻，大雪无痕正是人性、人生完美的标志。小说的结尾段落，出现了点题性的段落：

千百年来，人类总是在探讨着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生命是什么？生命的过程需要回报吗？有人说不需要回报，活着就是活着而已。有人说需要回报，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着，生命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从回报中得到充分体现的有机状态。全部的分歧和全部的意义就在于我们在争取一个什么样的回报，最后又得到了什么样的回报。高山仰止？长风飘摇？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或者还要问一声：大雪真的是无痕的吗？或者，问题应该这样提出：大雪本是无痕的，但它为什么不再无痕了呢？或者也可以这么问造物主：它本是有痕的，我们为什么偏偏要奢望它无痕呢？生命产生意义吗？还是……活着只不过就是活着而已……

第一次预审周密的那天，他头上的伤还没有好，依然包扎着雪白的绷带。他明显的消瘦了。他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他只是在凝视，凝视着拘留所外那一片皑皑白雪，以及把他和这片皑皑白雪隔离开的那些“物障”。

这种最初的人性的真善美（人之初，性本善）成为人性的批判力量，也成为腐败分子堕落的人性悲剧的证明。

这是
“反腐败”小说的一种写作模式，在这里，“腐败”转化为人性的腐败与灵魂的扭曲，
“腐败”分子被处理成非正常的个体，处于疯狂状态与非理性状态，是“鬼迷心窍”，其中有些人甚至被小说贬低为愚顽不灵的偏执狂（如《苍天在上》中省委副书记的“大少爷”）。这种将腐败进行人性化解释的方式掩饰了腐败产生的重要的制度性根源和深层社会原因。

在这些腐败分子的对立面，“反腐败”小说塑造了代表高贵人性的“不腐败”的正面官员形象，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副市长周善本（《绝对权力》）。这样，童年的回忆与代表了“高贵人性”的正面人物就从历时与共时的两个方向对腐败的人性进行了超越性的“深度”批判。

   四、“反腐败”小说的叙事成规与意识形态表意的惯例

“反腐败”小说具有一般大众都能辨识的叙事陈规，最明显的是党的一把手不能腐败，尤其是省一级的一把手。所以，“反腐败”小说一般以市一级的党、政副手或部门领导为“腐败”分子，他们的保护伞仅止于省一级的副书记或副省长。在个别情况下，“腐败”分子也可以是市长（如《绝对权力》），但很少是市委书记，从这一意义上说，《大法官》将市委书记孙志设计为腐败分子是带有一定的革命性意义的，虽然只不过是个“市委”书记。

“反腐败”小说一般有三种叙事模式或情节套路：

第一类，市长或市委书记为正面主人公（最经典的方式是让市长唱主角，市委书记配合），他发现市属某部门、大型国有企业存在腐败问题，但当他试图处理某些人的时候，却扯出了他们背后的权力网络和更深的政治背景--更高一级别的后台（一般是省里的某重要政治人物，如省委副书记，副省长，而且他很可能还对自己有某种栽培、赏识之意，关系到自己的仕途与前程）。于是，他陷入痛苦的抉择。但党性、良知使他抛开私利，在政治利益与物质财富的诱惑面前不为所动，在重重阻挠与围堵中，在迫害、威胁、挫折面前坚持正义而不退缩，在人民群众的保护、协助下，他小心翼翼地协调好各种政治关系，凭着勇气与智慧，终于获得上级（省委书记，高法、高检）的支持，赢得“反腐”的胜利，但自己也付出了沉重的政治、生活代价。此类作品以《抉择》、《苍天在上》为代表。

第二类，以市法院、检察院院长、检察长为主角（《绝对权力》是以省纪委副书记，专案组组长刘重天为主角，但是到镜州市来展开调查），一般是从小案抓起，最后引出来的“腐败分子”是市高层领导（市长、市委书记），因为涉案人的特殊权力，司法程序一再受到干扰，主人公也受到各种打击与政治压制，但凭着法律的良知与高度的职业伦理、业务素养，他（她）以意志顶住压力，掌握了大量铁的证据，得到上级（省委、省纪委、高法、高检、省反贪局）的支持，在民众的帮助下，终于战胜了气焰不可一世的“腐败分子”。这类作品以《国家公诉》、《大法官》、《绝对权力》为代表。

第三类，以公安部门的警察局长（或刑警队长、缉私队长）为主角，以刑事、走私案件为切入口，引出公安内部官员（一般是市级公安系统的高层人物，如市公安局副局长）或政治官员的“腐败”，由于级别低微，他们在办案过程中受到了严重的阻挠和打击，甚至被迫离开公安岗位，只好以私人身份继续调查。经过艰难的努力，在众多正义干警的支持下，在人民群众协助下，主人公终于掌握了关键的铁的证据，获得了案件侦破的重大转折，在最后的激烈冲突中（一般还伴有黑势力介入，于是就有了犯罪团伙鱼死网破的最后挣扎，枪战），正义战胜了邪恶，最大的“腐败分子”被绳之以法（有趣的是，司法、公安系统的“腐败分子”一般都选择自杀，如《刑警本色》中的公安局副局长潘荣，《大法官》中的检察长张业铭）。这类作品以《大雪无痕》、《财富与人性》、《刑警本色》（张成功、杨海波）及《十面埋伏》等为代表。

   以上这三种“反腐败”写作的情节模式有几个共通之处：

首先，正义的“反”腐败力量要取得最后的压倒性的胜利，而且，关键的一点是，这种胜利需要有一个前提：在代表了党和国家本质的更高权力的富于洞察力和坚强有力的统揽和控制下。所以，在小说中，这些更高的权力一般都出现在小说情节进展的后三分之一的段落，因为，它们的现身将意味着在地方一级上猖狂的“腐败”分子要面临着致命的打击，这也就标志着故事要进入高潮和结束部分了。

这种情节设计是“反腐败”小说的主要标志，它强调了党所代表的正义秩序的本质，以及它对“腐败”的非本质部分的祛除机制。有限度地展现“腐败”然后靠党自身的力量“反”之而成功，才是真正的“反腐败”小说，这种写作惯例是区分小说是否属于“主旋律”的根本性特征。其实，依靠党的力量“反腐败”，或者说“坚持共产党对反腐败斗争的绝对领导”一直是国家“反腐败”工作的指导性原则，其深层的政治意义是不难理解的。这条原则也自然应该成为“主旋律”小说意识形态表达的原则。尉健行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2002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指出：

“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反腐败斗争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发展。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先进政党，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党必然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实践证明，我们党完全有能力领导反腐败斗争取得胜利。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立正确的反腐败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领导体制，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战略决策和工作部署；才能有效地动员和组织全党和全社会的力量反对腐败，既依纪依法严惩腐败分子，又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保证反腐败斗争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健康地向前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20世纪末党中央提出和明确了一系列反腐败斗争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领导体制和工作格局，已被反腐败斗争实践证明行之有效，说明共产党既能坚定地领导开展反腐败，又有能力解决党自身及其可领导的国家和政府中存在的腐败问题。这与20世纪后期苏、东共产党不承认自身的腐败问题，更不注重着力解决自身的腐败问题，最终使腐败问题发展成为导致苏、东共产党KT的重要原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中国，未来的反腐败斗争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又要依靠党的领导，当然更要注意在新形势下改善党的领导。”

这也同时成为“主旋律”作品必须遵循的前提。

其次，党的“反腐败”力量与“民心”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反腐败”小说都会书写对腐败深恶痛绝并热心、勇敢参与“反腐败”的一般民众形象，这一群体的构成以底层民众（腐败的直接或间接受害者，如《苍天在上》中因控告“腐败分子”而成为非法的“盲流”的流浪者，《抉择》中的老工人夏玉莲及纺织厂工人，《十面埋伏》中被犯罪分子致残的汽车修理工张大宽）或普通公务员（《苍天在上》中掩护受到打击的反贪局长郑彦章的医护人员）为主，他们以各种体制外的方式进行民间的反腐行动，从而有力地配合、促进了体制内的“反腐”活动，甚至成为“反腐”成败的转捩点。

一般来说，民间的参与有如下方式：支持并保护受到迫害的“反腐”英雄，或不顾危险，揭发、控告甚至亲自参与“反腐”的侦破工作，如《大雪无痕》中的廖红宇，《十面埋伏》中的张大宽就非常深入地介入了调查、取证、跟踪等工作，他们与体制内的“反腐”英雄互相配合（当然，“英雄”们可能已被开除公职或排斥在“反腐”过程之外，如《苍天在上》中的郑彦章和苏群，《十面埋伏》中罗维民，《大法官》中的杨铁如，因而他们的工作已带有暗中“反腐”的民间性质），并肩作战，已经成为编外一员和边缘部分。在这一合作关系中，“民间”的参与者总是自觉地服膺于体制内的反腐英雄的人格魅力，听从他们的安排与调遣，带有“助手”的依附性质，他们只有最终依靠体制内的力量，归拢到体制内的方式来寻求“腐败”问题的解决，他们从始至终对党的“反腐”的能力、必胜性与决心充满信赖，而没有也不可能采取任何的反体制的方式，即使带有愤激的反社会性质的“盲流”们（《苍天在上》）也在最后找到了可以信赖的“组织”，从非法回归到合法的轨道中来，至于那些集体闹事的工人们（《抉择》），也只是为了保护党的好干部李高城，并没有其它的要求与过激行为。

于是，不难发现，这些小说总是归结为正义的、党领导下的反腐力量与民心的高度同一性，且以后者为绝对的主导，二者的重合使代表党的性质的反腐英雄获得了“人民性”，“反腐败”就成为一场由党与人民一道戮力同心祛除自身的非本质部分的战斗。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党的健康本质的代理者的反腐力量也就自然成为人民的意志与根本利益的代表。某位批评家对《抉择》的一段评价即很好地契合了主流意识形态的阐释角度：“作品更为我们描写了中纺职工坚决而有力的反腐败斗争，这种斗争贯穿始终，成为推动《抉择》整个故事发展的主要力量。他们坚定地相信党和政府一定会支持他们的反腐败斗争，他们执着地向市委、省委直至党中央反映情况。他们在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坚决性，团结、智慧和力量，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崇高而英勇的精神风采。他们对腐败分子是那样的嫉恶如仇，而对党的好干部又是那样的信赖、关心、体贴。当李高成病倒时，数千名工人群众守候在医院门口，表达着他们对党的好干部的关心和支持。在零下20多度的气温下、寒风中，他们的身影、行动和语言，给予李高成何等温暖而巨大的精神力量。当这场斗争处于决战的时刻，工人群众听到李市长被抄家的消息，群情激奋，准备集合去省委反映情况；这时，身患癌症的老工人夏玉莲毅然登上高楼，以跳楼相威胁，阻止工人集体去省委，以保护李高成，同时要求与省委万书记对话，请求省委保护党的好干部。这是血性多么刚强的群众，是对党多么热爱的群众！有这样的群众支持，反腐败斗争的前景怎么会不光明呢？”

在《大雪无痕》中，民间的反腐英雄廖红宇同时还是一位党性坚定的基层干部，更鲜明地体现了民间反腐的中介性与代表性。这种文学处理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必然要求，一方面，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来“反腐败”一直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反腐败”问题上的体现，也是党的理论、政策的经典表述，“反腐败需要新的动力源。反腐败是人民的事业，是全党的事业，要把群众的呼声和关注变为现实的动力源。要真正把权力回归人民，要让他们知道如何去反对腐败。要建立一个正常的沟通渠道。”2003年底，中央政治局在研究部署2004年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时，明确提出，要“认真贯彻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把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作为反腐倡廉工作的重点”。另一方面，如果将“反腐败”仅仅处理为党或国家或相关职能部门的公事单打独斗，即使获得完全的成功，也将遗留下意识形态的负面效应。这是显而易见的，假如人民群众对体制内的“反腐败”行动保持了冷淡的不介入姿态，或坚持了某种方式的独立于体制的反“腐败”行动，都将表现出对国家和党的不信任，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使腐败上升为国家或党的本质性的一部分。

党的领导与群众支持是“主旋律”的基本叙事要求，它们对应于党对“反腐败”问题的解释。
反腐败“由谁来领导、依靠谁”是关系反腐败前途的重大政治问题。JZM1998年在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领导体制概括为：“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正是对这一问题的一个准确表达。

五、“反腐”小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

1、“反腐败”与“展示腐败”

虽然具有维护现实秩序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功能，但对于许多“反腐败”小说来说，这种功能却并非作家写作的真正动机和目的，对他们而言，这种意识形态表达的“框架”性要求、叙事成规是“反腐败”小说写作为实现其真正的目标所不得不接受的前提与限定，主流意识形态的模式化程式既是他们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一次妥协，也是一种掩护。他们的真正创作目标在于对腐败现象的揭示，并传达对现实体制的批判性思考。

“反腐败”小说把极大的笔墨放在对腐败现象、过程、场面的揭示上，在某种意义上，几近是一种刻意地渲染，从中不难发现一种强烈的愤激，这显然已经超离了官方所谓“人民群众很有意见”，它已经具有了对现实秩序本身的质疑。诚然，既云“反腐败”小说，当然应首先呈现腐败及其严重性，但活生生的腐败场景还是具有对现实秩序的解构作用。而且，我们也不难发现，在很多小说中，作家对“腐败”本身的写作热情已大大超出了“反腐败”的热情和小说写作逻辑上的需要，在呈现“腐败”的写作环节上，无论从笔墨还是情绪上都呈现出一种无节制与放纵的失控，从这一点上，倒可以看出“反腐”小说与晚清公案小说与黑幕小说的联系。比如，张平的小说在这一点上就表现得非常鲜明。一些批评家从主流意识形态的角度和立场对“展示腐败”的方式和限度表达了忧虑，这一问题关系到对现实秩序总体的态度与评价。张胜友（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作家出版社社长）说：“同样写反腐，为何不同作品呈现出不同格调？首先涉及的一个问题是，应该如何看待我们的社会，作家是否具有把握社会真实的洞察力。我国二十多年来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举世公认。我是八十年代初来北京的，这个城市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上海也发生了巨变，全国都在变，如果干部都腐败了，这个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是怎么来的？我们将无从解释。而且，党确实正视腐败的严酷性和危害性，一再严肃查处、打击腐败。不承认腐败的严重性，就是不面对事实；如果看到腐败就否认一切，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如果不看到党大力揭露打击腐败，也会对党、对国家失去信心。我想这是一个作家必须看到的基本事实面。第二个问题，这类创作还关涉一个作家的责任感、道德良知，即作家写作时是否意识到自己带给社会的影响。去年全国青创会上，部队作家柳建伟有个发言，我很同意，他提到反腐作品有三种写法，一种是非常自然主义、无原则地展示腐败丑恶，展示阴暗的生活、心理；二是别有用心，通过展示腐败，让读者对社会产生绝望的心理；第三类通过揭露腐败，表现党全力反腐的决心，以正义战胜邪恶，给人以希望和力量。实质上，反腐创作的区别就是一字之差，你是写腐败，还是写反腐败，展示腐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一字之差非常重要。”

另外，借反面人物之口传达作家本人的批判性思考，也是“反腐败”小说质疑现实秩序的常用手法。有许多对体制弊病的判断不方便由小说叙事人给出，于是转移到反面人物的自叙中进行，对于这种分明“不对”乃至反动的言论，小说随之通过正面人物和小说叙事人的反驳加以痛斥，但借这种方式的掩护，作者也大胆地表达对体制问题的思考。这在张平的小说中体现得较为分明，如《抉择》中“腐败”厂长在对主人公李高成威逼利诱时所做的“当官不腐败纯是白痴”的长篇大论令人震惊；在《十面埋伏》中，作者大段大段地摘抄了在狱中服刑的王国炎日记，从王国炎的角度对中国司法界做出了偏激的判断；《绝对权力》也借靠买通政府内部人来掠夺社会财富的金字塔集团董事长金启明之口道出了钱、权互相配合、转化的一番“道理”；《财富与人性》因为采取了多视角叙述的写作方式，更方便地从众多腐败分子的角度进行了充分的内心独白……。几乎每部“反腐败”小说都有这种通过反面人物进行的对“腐败”、“反腐败”甚至中国政治、社会问题的谈论乃至长篇大论。如果从小说艺术的角度看，它们可以被视为废墨与赘笔，但其实，从另一种角度看，我们似乎可以说，这才是作家们真正的笔墨重心，他们所意欲传达的警策之句往往就在此处。

   张胜友

2、“十面埋伏”中的“生死抉择”

那些引起重要社会反响的具有代表性的“反腐败”作品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腐败”力量与“反腐败”力量之间的非对称性，前者总是具有绝对的、压倒性的优势，至少在斗争的一开始是如此（如《抉择》、《十面埋伏》、《苍天在上》、《大雪无痕》、《大法官》、《国家公诉》）。这种斗争的非对称性往往呈现为一个孤独的个人与一个庞大的、盘根错节的腐败的组织网络之间的对抗。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我们孤独的、势单力薄的英雄不但受到掌控着权力的腐败群体的刁难、打压与迫害，而且在背上处分、带上开除公职等污点后还受到不明真相的人们的误解，他所能依傍的只是内心的力量--与腐败斗争的意志、正义必胜的信念。在这些作品中，包裹反腐英雄的现实是一团糟的，“全烂掉了”。张平的作品颇具代表性。

张平的小说采用了古希腊悲剧的经典程式：发现与陡转。《抉择》中的李高成与《十面埋伏》中的罗维民原本都处在“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中，但由于一个偶然的契机（李高成偶然得到线索，暗访娱乐城；罗维民临时换班，处理王国炎打人事件）震惊地发现“正常”下面掩藏的“黑幕”。随着“发现”的深入，他们得知自己的同事、上级（平时关系还不错），甚至包括平日最信任的人（如自己的妻子）都是“另一个世界的人”。

    李高成到青苹果娱乐城开始惊悉真正的现实的另一面，后来夜访纺织厂才发现中纺集团的班子全烂掉了，最后他又觉察到自己的妻子吴爱珍和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省委常务副书记严阵原来早就是“黑暗世界”的重要人物，而自己之所以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官至市长，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由于这个腐败网络出于利益需要而大力促成的，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原来还具有另一重身份--在不知不觉中他事实上已成为腐败分子的保护伞，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被腐败分子所利用。

罗维民在那次决定命运的历史性时刻--偶然地提审王国炎--之前，生活是正常甚至可以说是幸福的，但当他追问：判了死刑的王国炎在表现恶劣的情况下为何会屡获减刑，在狱中为所欲为却得到优待，明明身体正常却获准保外就医？尤其是当他发现王国炎正是十多年前震惊全国而未被破获的“1、13”特大银行杀人抢劫案的嫌疑人，而向监狱多位领导人汇报后却不被理睬时，现实的“盖子”逐渐被揭开了，整个古城监狱已完全成为腐败分子的天下，自己只是一个被蒙在鼓里的“怪物”罢了，从普通科员、关系不错的同事，到全权负责五中队所有犯人劳动改造的中队长程贵华，自己的顶头上司监狱狱侦科科长单昆，以及狱政科长冯于奎，监狱长程敏远全都是王国炎背后的权力网络的成员，直通到省人大副主任仇一干。

于是，他们发现自己已陷入了“十面埋伏”，怎么办？进一步，孤身与这个强大不可撼动的“腐败”群体做斗争，可能是万劫不复，甚至自己反倒极有可能作为一个“腐败分子”一败涂地；退一步，却可以明哲保身，融入温柔的黑暗，富贵荣华，且非常安全（不是他们一意孤行非要揭开这个盖子，腐败分子都可以安享荣华，寿终正寝，或可以从容脱身）。是进还是退？这就是“生死抉择”！

“反腐败”小说的这种现实描绘事实上已大大超出了“腐败”是局部现象的说法，与“腐败分子只是个别的害群之马”的表述也存在较大距离。

于是，“反腐败”成为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决。在这场生死对决中，正义的胜利带有非必然性和较大的偶然性，正义必胜的信念是脆弱的，缺乏任何现实逻辑的支撑，任何具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会明白，小说中那最后到来的“反腐败”的胜利只是一次侥幸，在现实中如果真的存在也只能是小概率事件。可以说，它的胜利是对逻辑的公然反对，它的实现取决于一系列的偶然的叠加、累积，比如：如果李高成、罗维民不是那种超凡入圣的英雄怎么办？--这种英雄在人群中存在的概率毕竟是微小的。而且，如果不是由于偶然的机会，他们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现现实的另一面--假如不是因为那次偶然的换班，罗维民怎么可能去管自己职责以外王国炎的事情？再，如果他们求助的那个至关重要的“帮手”出了问题，“反腐败”也将失败：

假如《抉择》中的市委书记杨诚也是“腐败分子”或“政治人物”，则李高成就失去了翻身的机会，永远被打倒了；假如《十面埋伏》中的刑警队长魏德华、公安局长史元杰、地区公安处长何波、省城公安局处长代英和省公安厅长苏禹这些人任何一个有问题，“反腐败”也将胎死腹中。同样，如果不是早那么几天真相大白，一俟中纺“破产”成功，“腐败”问题的证据将随之被抹去，“反腐败”也将失败，如果省委书记万永年和严阵一样（为什么就不能呢？），李高成必将万劫不复、百死莫辩……。如果在那个最后的时刻没有拿到王国炎的犯罪证据，一切都还不过是一个大胆的“假说”，完全可以推翻重来。……“反腐败”小说充满了这种成功的偶然性，成功的逻辑链条是脆弱的，在每一个环节上都可能断开，但这决不是小说家的设计失误，而是有意为之的结果。即，为了特别的用意，小说家们故意设计了这种高度脆弱的偶然性，事实上，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提醒读者这种成功的偶然性、非可能性。

   在张平的小说中，我们不难体会这种写法的用意。其实，张平式的“反腐败”小说的重点是写“腐败”力量对“反腐败”力量的压抑与挤压，以及后者的挣扎与突围，我们可以说，问题的最后解决是极其潦草的，敷衍的。最后到来的转机是高度偶然的，那是一种几近绝望时的最后营救，在一切都陷入困境，正义力量面临着被最后一击而扑杀，或依靠自身力量再也难以将“反腐败”行动向前推进时，正义的最后力量--上级、高层领导的批示才翩然降临……。

在《十面埋伏》中，还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特大的“腐败”案是靠“关系”侦破的，直至最后的力量（省公安厅厅长）介入以前，“反腐败”工作一直依托私人关系来开展，这个在“老关系”（原来的上、下级，老同事兼至友）的基础上形成的正义的“圈子”显示了体制内的工作程序的不可靠，而只能依靠个人效忠关系与友谊作保证和支撑，代英处长一再向他们的忠实部下强调不能让任何机关、部门介入，不得向任何组织汇报，除了他本人；公安系统的何波要提审监狱中的王国炎，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老朋友，生死之交的监狱政委辜幸文，从而才可能以非程序的方式偷审犯人。所有调查工作都是在瞒着组织、国家机构的情况下进行的，虽是国家工作人员，他们从事的却是非法的私家侦探行动。

小说家正是利用了这些角色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掩藏了他们的民间性质，在这里，事实上已经以隐含的方式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这本质上是一场“社会”对抗“国家”的行动。它传达了一种体制力量不堪信任、无可指望的意味。

另外，小说中的这些公权私用的“反腐败”当然是出于正义的目的，但在本质上这些国家工作人员奇特的公权私用也是一种对公共权力的非法使用，问题随之而来，谁又能阻止那些出于非正义目的，出于个人利益的对权力的使用呢？于是，我们看到，“反腐败”也不得不使用和“腐败”一样的前提和逻辑。这是一种多么无奈的现实。

选自《历史的浮桥--“主旋律”小说研究》第四章　《“反腐”小说：触摸意识形态极限》，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

（作者：刘复生。来源：文艺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