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距今已经过去整整四十年了。四十年间，文革已经成了一个“战场”，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激烈交锋。虽然官方已经对文革的性质做出了“不容更改”的判断，但这个判断无法容纳文革本身的极端复杂性。因此，在当代，如何评价文革，如何书写文革的历史仍然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值得人们继续思考。

可惜的是，当下的文革史著作，大多数仍然把文革理解为毛泽东密谋的一场高层权力斗争，即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为了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不惜一切代价发动的一场镇压异己势力的政治浩劫。这种叙述实际上颇符合中国古代“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那一类演义故事的套路，又因为“揭露”甚至编造了许多权力斗争的“真相”或“内幕”，满足了很多人的考据癖和好奇心，所以在民间很有市场。但它背后的整个历史观却是站不住脚的。这种历史书写体现了典型的“英雄史观”或“精英史观”，即认为历史不过是在英雄人物权力更替的血雨腥风中被创造出来的，权力格局的改变造成了历史变动的种种契机。历史发展固然离不开权力斗争，但它绝不仅仅是某个人或某一小群人之间那种狭义的“权力”斗争，而是和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变革联系在一起的、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广义权力斗争——这种斗争或者潜伏在日常生活之中，或者在革命之时达到它的巅峰，以至于颠覆现有的社会结构并重新配置社会各阶级的力量格局。倘若只从个人的或小团体的角度去理解“权力”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就会遮蔽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最后陷入一种对历史的简单化理解。更糟糕的是，它有可能让人陷入一种历史的虚无主义，也就是说，完全放弃人民群众创造和变革历史的可能性，而只把他们当成历史的冷眼旁观者和被动接受者。这种态度就像《曹刿论战》里的那个“乡人”感叹的那样：“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既然兴亡更替都是“肉食者”的事，那些“庸众”又何必主动参与历史的创造呢?

与此相关的，还有另一种对文革的精英式叙述，那就是曾经受到迫害的知识分子或老干部对文革的回忆或“反思”。由于他们垄断了书写历史的资源和能力，因此，这一部分人对文革的“选择性回忆”也构成了当下对文革的一种主流叙述。这种叙述的特点是：它总是从受到迫害的精英分子的视角出发，把文革撰构成一部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受到权力欺压的荒唐历史，而充斥于其中的则是一系列被模式化的话语符号，比如“关牛棚”、“戴高帽”、“剃阴阳头”、“坐喷气式”、“打砸抢”、“拿皮带抽人的红卫兵”等等。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所谓新启蒙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这些精英分子更是从理论上固化了对文革历史的否定性评价。其做法是通过李泽厚提出的中国现代史上“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这个视角，把文革视为中国社会积聚已久的封建主义余毒的总爆发，通过否定文革也就连带着否定了整个中国革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历史功绩和成就。这些已经构成了我们当代对文革的主要认知，甚至已经变成了一种历史“常识”，变成了当代人对那段历史的一种自明的“感觉结构”。但是，历史本身和对历史本身的主观叙述往往会有这样或那样的距离，不可等量齐观。不能否认，文革中确实发生过精英受到迫害这类事件，有的甚至造成了悲剧性的后果。但是，如果从建立一种客观公正的历史态度这一角度看，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的这种悲情叙述，其失误有二：第一，他们往往有过分的情绪化渲染之嫌。这种渲染，轻则歪曲事实，干扰人们正确的历史判断，严重的甚至无中生有，蓄意造谣，这就不仅干扰了对个别历史事件的正确评价，而是严重影响了人们对整个历史发展趋势的把握，很有可能让人颠倒是非，把历史中不合理的当成合理的，而把合理的却视为“非理性”。这种对历史叙述的垄断把文革引向了一条“妖魔化”的道路，并且切断了其他一切历史叙述的可能性;第二，精英分子预设了一种排他性的历史叙述的主体。这个主体的建立意味着精英分子独掌了叙述历史的话语权，同时也透露出精英分子的“唯我正确”。但正是这样一种在政治和道德上“翻身”的满足感，遮蔽了许多重要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在文革中要批判精英?精英和群众之间的这种对立关系是如何形成的?也就是说，精英分子的这种自我满足感虽然使他们获得了批判文革，臧否历史的特权，却也使他们丧失了自我批判的能力，丧失了检讨他们与群众之间关系的能力，丧失了深刻反省文革之所以发生的社会—历史动因的能力。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文革回忆往往是从精英集团利益出发的一种对历史的情感叙述，而并非负责任的历史考察。因此，这种叙述必然就只展现精英分子的受辱，同时压抑了群众对精英分子进行批判的合理性。整个文革史叙述于是就变成了精英们主导的历史独唱。

《极端年代的公民政治》书影

与上面两种主流叙述相比，童小溪的《极端年代的公民政治——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史》一书显得十分独特。从其书名可以看出，它的重点落在“群众”这两个字上。作者既没有把文革理解为高层领导人的权力斗争史，也没有把文革理解为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受难史。相反，他试图把文革理解为一场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而进行的自觉的政治运动。这种视角既影响了他对文革时限的判断，也影响了他写作本书时对材料的选择。

就对文革时限的判断而言，童小溪认为文革只存在于1966—1968年这两年内，而非像官方所定义的那样始于1966年，终于1976年。这个判断所依据的恰恰是群众参与运动的主动性和公开性的程度这一标准。因为只有这两年，才是群众被充分发动起来组建各种群众组织，大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时期，也只有这两年，才是由群众主导的大民主发展最迅速和群众作为革命主体对当时的官僚机构、精英阶层冲击最为猛烈的时期。而1968年之后，随着老干部的复出，各地革命委员会的陆续建立和“三结合”原则的实施，局势便逐渐收紧，原先受到冲击的政治经济秩序也由先前的“例外状态”逐渐恢复常态。这意味着文革正在重新回归国家治理的轨道，进而也就意味着群众大民主的式微和官僚体制的重建。事实上，这已经宣告了群众运动意义上的文革的结束。当然，这种“两年文革论”是否有效仍然值得商榷。把十年文革截成两段带来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整体性地理解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与思路?难道毛泽东的整个思想也如同这种人为的时间划分一样，经历了前后之间的一个“断裂”?我们是否可以像某些西方左翼断言的那样，认为毛泽东在1969年中共九大之后已经背叛了他一手缔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向党内的官僚阶层做出了妥协?如果这种时间划分是有效的，那么又该如何去理解七十年代?如果毛泽东确实背叛了革命，又该如何理解七十年代仍然在持续进行的一系列批判运动?难道七十年代要变成一个既不同于六十年代，又迥异于八十年代的孤立的时间存在吗?这些问题在“两年文革论”的框架内并没有获得有效的解决，但它至少改变了以往的那种叙述文革的方式。

《极端年代的公民政治》作者童小溪

在以往的文革史叙述中，1966—1968年主要被渲染为一个社会暴力和恐怖横行无忌的历史时段。我们在电影、小说、历史照片中常见的揪斗、毒打、游街、示众等触目惊心的事件大都发生在这一时段内。这些事件的发生通常被那些内幕史学家归咎为毛泽东阴险的政治手腕。也就是说，这是毛泽东为了树立个人的绝对权威而把高层权力斗争的模式复制到了民间，他不仅要在党内高层清除异己，也要通过唆使群众斗群众达到清洗整个社会肌体的目的。而对于群众的参与，这些史学家们也不认为其中有任何理性的成分，反倒更倾向于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给出解释，认为这不过是乌合之众受到了领袖的蛊惑而做出的非理性选择，是中国人几千年封建国民性的再一次爆发和展现，是历代农民战争思维在当代的死灰复燃——其居高临下的精英姿态由此可见一斑。对此，童小溪却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我认为他的书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首先，童小溪并不急于叙述并解释1966—1968年发生的事件，而是在开篇为我们描绘了文革的“前史”，试图从历史发展的脉络中给出文革产生的内在原因，具体地说，就是以“四清”运动为例，考察文革前夕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关系。童小溪认为，这种关系的恶化正是产生文革的社会—历史动因。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体现了一种整体性的历史思维与意识。也就是说，在童小溪看来，一切历史发展都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和必然性——1966—1968年发生的那些事件并不是毛泽东拍着脑袋构想出来的权力计划，而是文革“前史”的发展迫使毛不得不做出的政治决断;群众之所以能起来响应也并不是受了毛的蛊惑，而是文革“前史”的发展把他们推到了造反的潮头。因此，无论是毛泽东本人还是广大群众，都是在共和国历史发展的形势下理性地选择了文化大革命这一极端的政治实验形式，毛和群众之间并非欺骗与被欺骗、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相反，他们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当然，要理解这种内在一致性，还要回到童小溪这本书中对“群众”一词的阐释上面。

对于“群众”这个词的含义，童小溪首先批判的是西方思想脉络中固有的一种反民主的思想传统，即把“群众”的民主视为“多数人的暴政”。相反，他认为“群众运动起着民族国家建设和现代化的助产士的作用。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群众运动这一词汇，使人们想起民主的扩大、工人成立工会和集体谈判的权利、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民权等等，意味着独立于体制权势和秩序之外的民间力量，总之，它代表着人类进步和启蒙的方向。”这段话一方面体现出童小溪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素养，即：支撑他的论述的不是主流文革史的“英雄史观”或“精英史观”，而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核心的“群众史观”;另一方面，童小溪在这里虽然强调的是“群众”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历史作用，但他在论述文革“前史”中的“群众”时，却并不是以西方历史发展为参照，而是结合中国革命自身的历史来讨论的。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四清”运动中党内两条路线——即“毛泽东路线”和“刘少奇路线”——的分歧的考察上。

邹谠先生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一书中提出，中国革命不仅是一场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政治革命，更是一场以改造社会结构，重构基层秩序的社会革命。要取得这场革命的成功，必然要依靠对广大群众的有效的政治动员。这也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政治不仅是一般意义上政党政治，还是一种具有强大动员能力的“全能主义”(totalism)的政治。邹先生认为，正是这种“全能主义政治”使中国革命获得了成功：“中国政党以它严密的组织和逐渐强大的能力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引导群众参加政治，于是在这一革命过程中，中国人民参与政治的格式起了数千年以来第一次根本变化，工农及贫苦大众下层阶级都变成了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角色，不少上升为干部，最高层次的政治领袖也以他们为‘参考群体’这是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最根本的原因。这个大众参与政治形式的变化，正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高度民主不可缺少的基础——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国民党之所以败，原因在于在它那里只有“党”及其精英阶层，他们由于是现存秩序的受益者，所以根本无力打破僵局，锐意求新，遑论彻底改造中国社会的结构，因此“党”和“群众”是对立的;而共产党之所以胜，则是因为它在“党”之外又设置了一个“群众”的选项。“党”领导“群众”，发挥它的先锋队作用;“群众”反过来又制约“党”，防止“党”蜕变为一个官僚集团，因此“党”和“群众”是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际上也就是人民群众自己的革命。

邹谠(1918—1999)

童小溪正是沿着中国革命内部的党群关系这条线索，指出了“四清”运动中“毛泽东路线”和“刘少奇路线”的巨大分歧。这个分歧涉及在“党—群众”这个构图中的价值取向问题，也涉及对中国共产党革命传统的继承问题：到底是群众高于党?还是党高于群众?到底是继承党群一家的光荣传统?还是退化到国民党时代的那种官僚主义作风?刘少奇及其妻子王光美在“四清”运动中推广的所谓“桃园经验”事实上就是后一种思路的体现，即“以压倒数量的城市官僚精英队伍，浩浩荡荡地进村，集中火力向农村基层干部展开围攻，将当地权力秩序取而代之……如此数量众多的城市官僚精英从天而降，虽然号称是发动群众，但难免在实际上搞包办代替。”在这种情况下，“党”和“群众”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力和等级关系，“群众”只有被“党”的精英规训、“拯救”的份，而没有主动参与政治运动，表达政治诉求的权利。用雅克·朗西埃在《歧义》一书中的话来说，“群众”只是在政治领域内有待被区分、排列的一个个分子，他们是否有资格被“计算”在“党”的民主体制之内，是由党所派遣的精英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不是取决于“群众”本身在党的政治传统中的合法性——这是典型的国家治理的思维，而不是真正意义上以塑造群众主体的政治实践。因此，刘少奇、王光美领导下的，以派遣工作组、秘密扎根串连、大兵团作战为特点“四清”运动，更像是中国古代那些朝廷钦差代天巡狩，微服私访的模式。

相形之下，毛泽东倡导的路线更看重“群众”本身在政治运动中的主体地位，他强调的是为“群众”“赋权”，“让群众组织起来、学会自己管理自己”。从积极的方面讲，毛泽东坚信“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不仅具有主动要求革命的政治觉悟，也具有创造新的革命组织形式的能力。这种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无需靠党的精英来界定。这从他所说的“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等名言中都可见一斑。因此，他所希望的，是以群众为中心的“自下而上”的运动方式，是群众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而非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官僚统治。从消极方面来讲，毛泽东那“不断革命”的气质决定了他又有理由把“群众”当作一种防止“党”变质的制约性力量。也就是说，毛泽东在“党—群众”这个在民主革命阶段尚且统一的构图中看到了分裂的可能，看到了“党”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击中，骑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的可能，而为了维护这个构图的统一性，毛泽东完全逆转了党和群众在刘少奇、王光美那里的权力等级关系，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反过来教育“党”，甚至“踢开党委闹革命”。总而言之，这是一种为求统一，不惜扩大对立，不惜以“大乱”达到“大治”的辨证思维的集中体现。毛泽东思想的前卫性就在这里，但同时，这也是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最终失败的一个根源，即“政治”和“治理”究竟该保持一种怎样的平衡?以群众首创性为主导的巴黎公社原则是否可能直接代替由列宁开创的党国体制的原则?对此，毛泽东似乎也没有获得最终的答案，这也促使毛泽东最终做出了回归国家治理，重建国家秩序这个艰难的决定并为思考文革困局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文革“十六条”

童小溪在理论和情感上无疑赞同毛泽东的这条“自下而上”的路线。由此也就延伸出本书在划定文革时限时需要注意的第二个问题，即童小溪并没有把1966—1968年视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而是在其内部又进行了时间上的划分。这指的是他把1966年文革开始(以《五·一六通知》的发表为起点)之后的“五十天”作为单独的一个时段拿出来进行考察。童小溪认为，这“五十天”实际上是1958年“反右”运动、1963—1965年“四清”运动模式的延续，它走的仍然是刘少奇、王光美的“自上而下”的路线，即向下派遣工作组，在各机关单位揪斗异己分子。因之，在童小溪看来，事实上存在着“两个文革”，一个是官僚阶层主导的以镇压革命群众和造反派为目的的文革，另一个是革命群众和造反派反对官僚阶层，实行大民主的文革，而后一个文革才是真正的群众版本的文革，它的标志并非《五·一六》通知的出台，而应该是经过“五十天”之后，于1966年8月8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因为：第一，“十六条”是通过广播的形式向全国公开发布的，而不是像《五·一六通知》那样只在政治高层互相传递;第二，正是“十六条”这份文件明确了运动的目标是“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确定了“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的运动方针，间接表达了对派遣工作组的极度不满。“两个文革论”在理论上是否站得住脚暂且不论——事实上，它仍有上文提到的那种把十年文革割裂开来的嫌疑——它的贡献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文革叙述，让我们知道1966年有一个“五十天”的存在，这个“五十天”的受害者恰恰是那些批判精英并被精英视为“暴民”的群众，而不是精英分子们自己。借此，精英分子的文革叙述就受到了颠覆和质疑，通过童小溪对“五十天”的描述，我们更有可能相信，在当代，那些极力主张否定文革的精英分子，很可能就是当时假借文革名义镇压群众运动最积极、最凶悍的人;精英分子现在极力批判的那些过火行动，很有可能正是他们自己在当时一手导演的，只不过事后随着角色的转变，不好承认罢了。

总而言之，由于引入了“群众”这个视角，童小溪摆脱了精英史观主导下的两种叙述文革史的模式，一是“高层权力斗争说”，二是“精英分子受难论”。相反，他更倾向于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个角度，结合中国革命的政治传统，把文革的爆发视为建国后“政治”和“治理”、“群众”和“党”、“人民民主”和“官僚统治”种种矛盾发展、变异、激化的必然结果，把文革的历史视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群众路线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精英路线进行对决的场域。这样，童小溪的文革史论述也就上升到了一种政治理论的高度，开拓出了一个比较宏大的格局。

对文革的历史内容的判断，同时也决定了童小溪在本书的材料选择上独辟蹊径，异于主流。作者不仅抱着怀疑态度使用已有的那些官方的或精英分子的文革叙述，更把大量的精力都花费在了搜寻、研读、分析那些文革中的原始文献上，即群众张贴的各种大字报，群众主办的各种政治简报、小报、传单、手册等等。作者坦承，这种方法受到了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历史研究的“话语转向”的影响。通常，人们对这些大字报和宣传手册是不屑一顾的，因为这些材料经常被人们认为是当时的群众在非理性状态下配合政治斗争制造出来的宣传品，并无任何特别的价值。但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当同时出现成千上万的这种材料的时候——它们并非像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只附和某一种权威的政治声音，而是充满了矛盾与交锋——我们是否只能把它当作一种偶然的历史产物?答案恐怕是否定的。童小溪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本身所创造出的大量原始文献，人们当时当地的主体诉说，构成了历史行动者在当时所体验的意义，这是真实的历史，这种真实性，是当代人们以今天的体验、今天的语言和今天的意识形态偏见来诠释过去所无法获得的。”这种以“群众”为中心的视角，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那样，受到了西方史学界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走向下层”运动的深刻影响，试图在既有的以官方为主导，以精英分子为主体的历史叙述框架之外，通过寻找并解读那些底层的原始文献材料来重构群众真切的历史体验，发现历史发展的深层动力。如果把历史比做一条河流，这种研究方法关注的就不是河流表面那汹涌的波涛，而是它那深厚的河床，也就是所谓“长时段”的历史。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让那些被主流叙述压抑的声音充分释放出来，把对文革历史的解释权从上层转移到下层，从精英转移到群众，从而为我们讲述一个不同于高层权力斗争和精英受苦受难的文革史;同时，它还有助于我们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理解文革发生的深层原因，而不是仅仅把文革的爆发理解为一个与建国以来的历史相割裂的短时段事件或者单纯的“政治时间”。正因此，作者才要在本书第一章对文革的“前史”——“四清”运动进行追溯。只有详细考察了这一“前史”，才能揭示出在文革前就已经形成的一种再等级化的社会结构，才能探寻出毛泽东发动文革并能得到群众响应的历史合理性，反驳主流叙述中把文革理解为“非理性”的神话。

值得注意的是，童小溪的这本书虽然借鉴了法国年鉴学派或者所谓“新文化史”、“社会史”的方法，但他的这种借鉴也仅止于“方法”而已，并没有因为引入这种方法而丧失自己的问题意识和研究立场。这恰恰是当下史学研究最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拿在年鉴学派影响下的新文化史而言，由于它们比较注重搜寻冷门、生僻的史料，所以往往能满足那些工于考据的学者的胃口。但这种研究如果没有明确的史观和清晰的问题意识作支撑，就很容易变成一大堆历史材料的堆积，从而放弃讨论重大的理论问题，消解宏大叙事，而只在无足轻重的地方用力，其结果或者是用新材料说明老问题，或者是根本提不出什么问题，这极大地损害了历史研究的质量。童小溪的这本书避免了这样的误区。虽然作者苦心搜集了许多原始材料，但他对历史的叙述却没有迷失其中：首先，支撑这本书的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文革叙述权一直被上层精英把持着的今天，这种群众史观的回归难能可贵。它强有力地质疑了精英书写历史的正当性，使得“人类对自己流逝岁月的回忆权和叙述权，从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变成一个高度争议性的问题，揭示出：不同社会主体的不同历史体验，能建构出不同的乃至对立的意义诠释。”另外，童小溪通过对文革历史的重构，展示了他对政治理论的浓厚兴趣。这不仅包括上文提到的他对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的描述，还包括他对毛泽东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理论创造的理解。童小溪在本书最后一章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脉络中找到对毛泽东这一创造的定位。为此他勾勒出了一条从马克思与巴枯宁的辩论，经由列宁、卢森堡，再到葛兰西，最后到毛泽东的理论发展线索，指出毛泽东的这一理论实际上涉及到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固有的“暴力统治和说服政治的辩证法、精英与群众的辩证法”，它“将阶级、群众和思想文化领导权这些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概念贯穿在一起”。这个判断提示我们，思考文革，不仅应该厘清文革中具体事件的来龙去脉，辨明其中的是非曲直，更应该从理论层面思考文革留给我们的遗产——既有它的伟大经验，当然也应该包括它之所以失败的历史教训。

总之，童小溪的这本《极端年代的公民政治》是一部较为独特的文革史著作，它的出色之处一是在于回归到了群众史观，用群众的视角来描述文革，把文革史的叙述从精英分子的话语霸权中解放了出来，释放了那些被压抑的话语能量，从而为读者展示了“两个文革”的不同图景，直接颠覆了主流话语对文革历史内容的理解与判断;二是在材料的选择上独辟蹊径，从那些不起眼的文献入手，还原了革命群众当时当地的所思所想，把这些表达作为一种理性的政治诉求来看待，进而肯定了文革发生的历史合理性。当然，这部著作并非毫无瑕疵。最显著的缺点在于所谓“两个文革论”过于急切地割断了十年文革的历史连续性，从而把七十年代变成了一种历史的“真空状态”。另外，虽然作者在前言中提出：“对于这些原始材料，本书采取的两个策略是：文字为凭，怀疑主义。文字为凭，就是历史事件的叙述，尽量以原始文献为依据;对于其他著作中没有给出处信息，一般不去引用。怀疑主义，即对原始文献所提供的信息，一般采取怀疑主义的态度，而不是假定为事实”，但是，在实际叙述中，作者又似乎对群众书写的那些材料过分地依赖，而对官方的、主流的叙述过分地不信任。这带来的问题是，群众的这些“潜在写作”和主流叙述是否决然对立?如果单凭群众的历史叙述，会不会又使得对文革的研究剑走偏锋?或许，较为稳妥的态度是不把群众声音和主流叙述对立起来，而是把这两者视为同一历史过程中互相影响的两个因子。与其用一方否定另一方，不如去研究二者之间的动态关系。但童小溪对这一点的认识似乎略有不足。但不管怎样，仍然要承认，这是一本兼具丰富的史料和理论，并对文革研究极具启发性的优秀的历史著作。

（作者:田延。来源：保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