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什维克的一位领导人卡尔·拉狄克写道：“法西斯主义就是铁箍，资产阶级希望用它来箍住已经破裂成碎片的资本主义圆桶。”

对于三十年代的德国，没有比拉狄克这篇文章阐述得更真实的了。为了克服灾难性的经济危机，和调整利润的比例，德国资产阶级须要扫除一个巨大的障碍，即德国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德国工人阶级的组织及其力量曾经保持了工资的增长和预定的社会消费，从而使资产阶级进一步减少了利润收益。

就在这个问题上，议会民主，工会立法，工人政党和工人权利就不再是适合时宜的东西了。对老板来说，使用纳粹作为突击队去消灭民主和镇压工人阶级，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但是，这个办法并不是一下子就能采取的。阿道夫·希特勒的国社党（NDSAP）直到1930-31年，当革命浪潮和工人阶级的战斗精神明显衰退之时，才开始得到大企业的财政援助的。而且，两个主要的工人政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正处于激烈地互相对抗之中（这妨碍了工人阶级组成一个联合战线以抵御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反对党被解散，它们的活动分子被赶到最初的集中营去，工会被解散，并被纳粹领导的“劳工阵线”（D.A.T）所取代。

罢工和工会权利被禁止，工人阶级被分裂，并且，至少在表面上，阶级斗争已趋于消沉了。

基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重新武装的纲领，纳粹开始制订它的经济政策。

正如厄内斯特·曼德尔所解析的，统计数字说明了总的情况。全部工业利润和商业投资从1933年的6.6万亿马克增加到15万亿马克。德国人工厂的利润表明了那里的工人是被当成奴隶一样看待的。

生产枪炮、坦克和战争物质的克虏伯（Kaupp）工厂雇用千千万万来自东欧的强迫劳工，他们只得到稀少的食物，被迫住在毫无卫生条件拥挤不堪的工棚里，屈服于严酷的体罚，工作到筋疲力尽。

一个名叫威尔汉姆·杰格尔（Wilhelm Jaeger）的医生曾几次参观过克虏伯工厂，并把那里可怕的生活条件向严酷的上司和克虏伯的私人医生提出报告，但是，他枉费了心机，情况并未因此而有所改变。

根据德意志矿井（Frity Schacht）受理强迫劳工机构的官方规定，这些劳工按照这样的办法来处理，每个劳工每天必须付给工头4马克。褐衫党头子希姆莱即由此积聚了一大笔财富（作为I.G.FARben染料公司股票持有者的所得除外）。

儿童：难以为生

法本染料公司（I.G.FARben）也从几个集中营弄来童工使用。阿斯茨维兹（Auschwitz）褐衫党头子鲁道夫·胡斯（Rudlf Hoss）向纽伦堡法庭陈述，法本染料公司和克虏伯导弹工厂的工人是怎样挑选来的。那些适于工作的人，判决后即被送到工厂内部的集中营去，而其余的人则送去死亡集中营。幼小的孩子一不能劳动便常常被杀害了。

对于那些适于劳动而判决暂缓执行的人，暂缓的期限也是很短的。1942年4月30日集中营总部下达一道命令，要求“使用罪犯从事劳动，必须严加管理，使其在工作时间竭尽全力，以获得最多的产品；劳动时间的长度，由集中营长官决定，不受限制。”

被判处驱逐出国的人亦一样要工作到筋疲力尽，然后加以消灭，并随即找来替补的人。

活着的躯体被榨取到它所能给予的各种东西之后，剥削尸体的时刻就到来了。一家但泽商行用人体的脂肪来制造肥皂，头发用作战争的工业品，而金牙则小心剥下来熔成金锭，拿来填补德国银行的保险库，甚至骨灰也拿来作肥料。

资本主义的竞争也在死亡集中营里运作。人类在这里除了作为可消费的，和可任意处置的商品之外，也是种族灭绝狂热竞争的目标，就像其它的商品竞争一样。

托普夫父子公司（I.A Topf and SON）获准在阿斯茨维兹建造焚尸炉。狄狄埃尔的好些工厂给柏林褐衫党建议如何提高集体灭绝的效率。

工人抵抗能力的虚弱使大实业家们增加向纳粹提供资金的自信。

第一批富有的支持者（属于法西斯主义的人）是来自钢铁和煤炭重工业部门，中心人物包括有矿山所有者人员厄米尔·基尔罗夫（EMile Kirdolf），他憎恨工会，为了破坏罢工，他建立了用于收买官员的资金（他在1929年参加纳粹党）；还有鲁尔钢铁大王阿尔伯特·沃尔格勒（Albert Voegler）和弗里特兹·泰森（Fritz Thyssen），他在1923年曾会见过希特勒，1931年正式成为纳粹党员。

他们是在财政上支持希特勒进行大规模竞选活动的中心人物；在1932年1月27日，总统选举的前夕，他们还组织了希特勒与全国富翁的工业俱乐部的集会。

氢氧化钾和褐煤工业也为纳粹党提供为数众多的支持者。

来自银行的支持也卷进来了。这些主要的银行家在总理就职典礼的前夕，组织了冯·庇平（Von Papen）和希特勒的会见，德意志银行的E.G.斯特喀斯，德意志信用社和通用私人银行，同许多重要的保险商行都参加了。

最后但不是最小的加入到支持者行列来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学工业卡特尔法本染料公司的佐格·冯·茨涅特斯勒尔（Georg Von Schnitzler）。

感谢他们的财政支持，纳粹才能够在1931年至1933年进行庞大的和实际而又持久的竞选运动。结果是：在1930年德意志（魏玛）共和国国会选举，国社党得选票18.3%，1932年全年3月得30%，1932年7月得37.3%。

但希特勒和他的亲信并不是实业家们手中的简单的傀儡。纳粹的兴起归因于一起而来的几个因素。经济危机则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很清楚，没有来自大资本的资金，他们要走上权力不会这样快和这样容易。

一获得权力，希特勒便把军火和枪械的生产提高十倍。

在1939年，59%的股份资本是在159家公司的手中。在那给德国资本带来丰收的那几个肥年中，其他的企业都赶忙加入到这场紧张的嬉戏中来，如著名的西门子公司，通用电力公司（AEG），曼内斯曼（Mannesmann）和好几家克虏伯工厂，以及外国商行，如像公用汽车公司，美国的石油公司等。

对犹太人的迫害也获得丰富的赃物，德意志银行就侵吞了物资委员会代售的从犹太人家里和企业中没收来的物资。

利润来自奴隶劳动

在1939年以后，大部分仍在私人手中的德国大企业，在掠夺德军占领的地区中，充当了一个活跃角色；他们同当地的资产阶级分子串通一气；当地的资产阶级分子也从无限制地剥削他们的工人阶级的机会中得到收益。

德国企业家们做梦都想得到惟他们之命是从的丰富的劳动力，而首要的是绝少，甚至一点也不用付给工钱。七百万的平民老百姓就是从被占领的国家强迫弄来从事田间劳动的；只需付予最小的代价便生产出最大的利益。以这样的劳动力是很容易得到最高利益和提高生产率的。

德国老板们的卷入已达到了可怕的高度，法本染料公司和其他商行在死亡集中营搞［此处字迹模糊，结合上下文推断，应为“搞”字——录入者注］起了协作，有时则直接渗入进去。

卡尔·柯罗茨（Karl Krauch）是法本染料公司董事会的主席，他为阿斯茨维兹公司选择厂址（阿斯茨维兹的全名是：Auschwitz-MONOWitz工业公司）。

法本染料公司恶毒地敌视工会，它的做法一直被视为最具特色的。在阿斯茨维兹公司的大门上，就写有这样的标语：“ARbeit Machtfrei”（劳动使你自由）。这并非是褐衫党凭空想出来的，而是法本染料工厂长期用来赞扬打击工联主义和工人的战斗精神的。

1941年9月3日，六百名苏联战争囚犯和282名病犯在贝肯诺被谋害，用的就是法本染料公司实验室生产的齐克隆B（Zyklon B）毒气。

1942年，法本染料公司得到批准在阿斯茨维兹的它的新合成橡胶厂残酷剥削劳动力。

C.H.Korl商行夸耀它的炼焦炉为达豪（Dachau）和卢布林（Lublin）集中营提供过服务；这些集中营对此曾给予“十分满意”的赞誉。

“我们保证炼焦炉的效率”他们写道，“以其坚固可靠，使用起来，可以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至于毒气齐克隆B，法本染料公司以高价把它的专利卖给Tesch和STabeonw＆Degesh两家商行，前者每月要运送两吨晶体氯化物到阿斯茨维兹，后者则要0.25吨。

二次大战的最后两年，由于有了强制劳动，掠夺得来的原料由阿尔伯特·斯特比尔（Albert Speer）规划的“总体战”工业合理化，返其主要工业，使生产率得到空前提高。由此军火公司的股东们得到了半票的利润和红利。

在1943年和1944年间，军火生产提高17%，钢铁生产一年之中从3200万吨提高到了3460万吨，克虏伯的坦克产量提高了三倍，从1942年的9400辆到1944年的23300辆。同一期间，Messerchmidt和Heinkel的战斗机生产也提高了三倍，由13000架提高到36000架。

生产率没有提高的极大程度是由于工业家们本身，由于纳粹已没有能力再继续进行战争。

资本家的钓饵

战后，某些纳粹的政治和军事领袖受到审判和判决，而对于工业家们却给予宽大待遇，这是值得注意的。

例如约瑟夫·阿比斯（Joseph Abs），1938年至1945年，是德意志银行的经理，战后他成了阿登纳总理的一位要好朋友，而且在1957年至1967年还出任银行的主席；直至到死，他还保留着梵蒂冈财政顾问的职位。

巴隆·古斯塔夫·克虏伯（Baron Guslav Krupp），冯·波赫林和霍尔巴赫（Von Bohlen and Holbach）是克虏伯商行的创始人，也是它的董事会的主席，在纽伦堡受到控告，但由于“健康状况”而没有受到审讯。

他的儿子阿尔弗来特·克虏伯（Alfred Krupp）在1943年成了克虏伯工厂的所有者，甚至不属于被告之列。后来，他与其他九个董事一起受到美国军事法庭的审讯，并在1948年被判处12年监禁。但是，三年之后，美国高级专员约翰·麦考（John Mccoy）下令将他释放了。

他的公司财产没有被没收。他的个人巨大财富也得到归还。

法本染料公司和它的主席卡尔·柯罗茨（Karl Krauch）的情况也一样。卡尔·柯罗茨的绰号是“阿斯茨维兹之父”，他和公司的23个主要人物经过一年的审讯，结果24人中有12人被判处18年半的徒刑，而他们没有一人服满刑期。

实际上他们之中甚至没有表示过些少的悔恨。他们差不多全部在公司中保留着领导的职位。这些在纳粹年代中养肥了的人，在国会“民主”中还能够安逸地消磨时光。

为什么给这些人宽大待遇？对他们的判决意味着资本主义本身存在有问题。他们作为剥削阶级的一员，只不过是为个人和集体的眼前利益服务而已。巴隆·克虏伯竟玩世不恭地宣称：

“我们在克虏伯商行不是唯心主义者，而是现实主义者。我们有这样的印象：希特勒会给我们带来兴旺发达的可能。他真的这样做到了。……在他执政的这些年，我们感到非常之惬意。我们要求这样的制度，它使我们能够好好工作，就是说使我们安定地工作。

“我曾说过，我不知道任何有关消灭犹太人的情况，我要补充说：当你买一匹好马时，你不必过于挑剔它的微小的缺点”。

任何国家的任何一个老板都会说这些话的。正如弗来德理克·克拉尔蒙特（Frederic Clairmont）所指出的，为什么说通过对德国大资本的高层人物的审判，对整个资本制度是一个威胁。

而且，面对苏联的威胁，在经济上社会上巩固西德就是必要的了。

冷战要求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而且面对资产阶级直率的要求建立纳粹制度并使其永久化的意图，促使工人阶级起来反抗也该是毫无疑义的了。

“德国人民的共同责任”这句话，过去和现在一直是很有用的。作为一个借口，使德国人民自认有罪，以掩盖大企业和资本主义应负的责任，如同过去用这句话来掩盖纳粹主义一样。

最后，正如这篇论文已表明的那样，纳粹并没有发明一个经济模式。他们的剥削方法并不比资本主义强迫人类充当劳动力商品更为恶劣。

纳粹分子完满地实现了神圣的竞争、灵活性和生产率的三位一体，这也是我们的“后工业家们”最心爱的三位一体。推行到疯狂极限的纳粹制度正确无误地表明，此乃逻辑的必然。

（译者：廖真。来源：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