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概括为“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概括出现在《关于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间，于大会的最后一天（1956年9月27日）在大会上宣读并通过。基本矛盾的最初提出者是谁，有两个不同的说法，邓力群和胡乔木都说是康生联合陈伯达提出的，而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则说是他父亲一个人的功劳。两种说法虽然不同，但是也有一致性，就是：这个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看法，并没有在第一代领导集体中间取得共识或者同意，这一说法是起草文件的秀才们鼓捣的，此一说法的提出和被通过都具有偶然性，不反映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看法或者分歧。

2003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传》对此事的记载如下：

“参加决议起草工作的邓力群有一个回忆，他说：‘我记得，大概是（八大闭幕）两个星期以后，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提出怀疑。他说列宁讲的是亚洲与欧洲比较，你们讲的是自己与自己比。陈伯达向我们传达过毛主席讲的这个意思。’”。（访问邓力群谈话记录，１９９６年９月１７日。）“这一句话，在决议的历次修改稿上都没有，九月二十七日凌晨大会主席团常委会通过的稿子上也没有，那是在大会闭幕式开会前临时加上的。急急忙忙地送毛泽东看过，就印发大会了。”（根据档案记载，毛泽东于２７日下午１时１０分至１时５０分在中南海游泳池。陈伯达和胡乔木就是在这个时候将修改后的决议稿送给毛泽东审阅的。这时离大会闭幕式开会只有一个小时。）“据胡乔木后来说：‘这个问题是陈伯达提出的，陈伯达找了康生，这时大会已经快闭幕了。他们商量了一个修改的意思，把我找去。陈伯达搬出列宁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篇文章的一些话作为依据，说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问题。然后我和陈伯达两个人去找毛主席，把修改的方案拿给他看，他琢磨了半天以后，同意了。他说，好，赶快去印。’”（胡乔木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问题的讲话记录，１９８０年９月２１日。）

（左四为陈伯达）

根据陈伯达晚年的回忆，是他一个人把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概括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由于事出仓促，这一表述方式未能事先经过第一代领导人过目，而直接交付大会表决而被通过了。陈晓农还引证胡乔木回忆田家英的文章，说胡氏本人也说这个概括出自陈伯达（陈晓农编：《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第136页）。陈伯达对他的儿子追述了“关于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的修改和通过过程：“我修改好决议以后，已经来不及送毛主席看。毛主席是夜间办公，上午休息，原先的稿子他已经看过，这时已不好再去打扰他，这样，我修改好的稿子就直接在大会上宣读了，表决时大家都举了手，就通过了。那天的会上，叶飞在主席台上的座位就在毛主席后面，我坐的位置是靠侧面。会后叶飞告诉我，宣读决议的时候，当念到‘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句时，毛主席说了一句：‘这句话不好。’不过毛主席当时也没有说应该怎样才好，可能是来不及想，也就举了手。叶飞说的情况当是可信的，他当时坐的位置离毛主席很近。”（同上书，第138页）

这个基本矛盾的说法，毛泽东事先是否看过，也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但是也共同点：不管毛泽东是否事先看过，至少他不是无保留地同意这一说法的。

对于毛泽东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满意这一提法，也有两种不同的说法，陈伯达提供的说法是毛泽东在会场上就表示了不同意见。还有一种说法是王光美提供的，说是毛泽东会后于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刘少奇首次提出了不同看法。

对照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间对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表述，可以看到陈伯达这一看法所因袭的渊源。斯大林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总结为：“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斯大林这个概括还具有一定的针对性，能够把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不同特点区别开来，他说：“不是保证最大限度的利润，而是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不是带有从高涨到危机以及从危机到高涨的间歇状态的生产发展，而是生产的不断增长；不是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而来的技术发展中的周期性的间歇状态，而是生产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不断完善。”（《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69页）

从逻辑上说，一个社会的基本矛盾，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总是应该反应这个社会的分化现实，要反应由社会分化所形成的不同阶层（或者阶级）之间的关系、矛盾和矛盾性质，要反应这个社会中不同阶层和集团的分化状况以及冲突状况，基本矛盾表述在政治上要概括该社会的阶级和阶级关系；从经济学角度看，则要反应这一社会的基本生产关系中间的生产组织方式和人与人关系状况，在这个层次上基本矛盾必须反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性质。而陈伯达的概括，在两个方面都是缺乏考虑的。例如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表述为：“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马克思的表述是把特定社会内部的特定时段两方面状况对比呈现的。

但是陈伯达的表述却不是这样，不仅不反映中国当时的社会分层状况和阶层之间的关系，而且也不反应特定时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适应性问题。毛泽东对于这个概括的批评，非常准确地指出是有着语法错误：“八大那句话（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没有什么害处，不妨害整风、生产、反右派，改进工作。这句话是好话，意思是让我们发展生产，充实我们的物质基础。不是讲人民间的矛盾，这是和外国比、和我国以前比。（康生：原来写这句话时，当时考虑写不写？反复考虑了列宁的一句话。）这句话有语病的，但没有坏处，实际上没有发生坏作用，这句话不必去改了。将来在适当时机讲一下子。当时本来想改，已印发出去了。”【毛泽东：关于主要矛盾问题（一九五七年），载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49-57卷，第270页】

这一有着明显语法错误的表达，在1980年代非毛化开始时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毛泽东批评过这一说法，有些高官和马屁精文人就合伙设计了一个对立的双方：八大领导集体都是赞成这个说法的，毛泽东一个人反对，由此，给毛泽东扣上一个“以个人专断反对八大领导集体”的帽子。还有人借此发挥说，毛泽东只喜欢搞阶级斗争，不喜欢发展经济。陈伯达的儿子整理的回忆录中间，把这个说法的发明权全部揽到自己头上，没有八大领导集体什么事儿。说都是陈伯达一个人创造的语病，可能也不完全符合事实，上文对话中康生在毛泽东面前的辩解中间，隐含的意思是他本人也参与了这个语病创造过程，看来，胡乔木的回忆还是比较靠谱的——这个说法是由康生和陈伯达联合完成的。不过，胡乔木说这个说法经毛泽东事先看过，陈伯达对此有着完全不同的说法，以陈的说法较为合理和可信。

二○○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日修订

（作者：老田。作者授权激流网刊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