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这篇文章是《纽约时报》近年来出手揭露跨国公司如何影响科学研究的最新报导的摘要。该报导透过信息公开法取得庞大数据，加上采访，写出先正达公司与三位科学家的关系，用来点出先正达这类大型农化公司干预科学研究的惯用手法，例如当研究抵触企业利益时可能会有何后果、科学家如何交出有利于公司的研究结果、研究单位如何寻求公司的资金、大学与政府主管部门如何签署保密协议而牺牲了学术自主等等。

    在这样的体制下，科学研究到底是科学的，还是“科邪”的？

正文

    一、安吉莉卡·希尔贝克：被先正达“封锁”的转基因玉米影响研究者

    第一位科学家是瑞士农业研究机构Agroscope的研究者安吉莉卡·希尔贝克（Angelika Hilbeck）。当时的农药大厂Ciba-Geigy （译注：即汽巴-嘉基，后来成为诺华公司Norvatis,即之后的先正达Syngenta）资助Agroscope,两者间签有保密协议，研究结束后Agroscope需要把相关文件交回给先正达，或者要销毁。

    在1990年代希尔贝克就开始研究抗虫转基因玉米，她发现转基因玉米不但会杀害虫，也会伤及益虫，例如草蛉。但是她拒绝保密协议，发表了研究结果，之后Agroscope就不再续聘她。

    她只好转到大学继续研究，在Agroscope的职位就由荣格·罗梅伊继任。罗梅伊之前在杜邦工作，也与拜耳、先正达等公司的人员合作研究。

    此后他主要的工作都在挑希尔贝克研究上的毛病，而研究结果当然是转基因玉米不会伤害草蛉。凡是希尔贝克做什么研究，他就会做类似的题目来唱反调，一直到2014年都是如此。

    例如2009年希尔贝克的论文指出转基因玉米Mon810的毒蛋白即使在最低浓度下，也会提高瓢虫的死亡率，之后罗梅伊不但发表文章说没有伤害，更在文章中指责希尔贝克的研究是“坏科学”。

    希尔贝克再针对罗梅伊署名的论文继续探讨，才发现对手认为Mon810之所以无害，实际上是所采用的试验方法出问题。对方只是把瓢虫每天浸一下溶于水中的毒蛋白然后就取出，然而不多久水就干掉，所以瓢虫根本难以吸收毒蛋白，当然不会受到伤害。

    对于外界的质疑，已升任Agroscope生物安全研究主管的罗梅伊只是回答说，我们的研究任务不受到希尔贝克研究的影响，转基因作物影响的研究又不是她的专利。

    对于先正达的穷追不舍，希尔贝克的反应是“我们只是做该做的事，却受到全面围攻，太不该了！这个领域太堕落了！”

    二、詹姆斯W. 辛普金斯：为除草剂洗白便赚得盆满钵盈的大学教授

    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的教授詹姆斯W. 辛普金斯（James W.Simpkins）专攻除草剂atrazine（莠去津）。莠去津是先正达的产品，在2004年已被欧盟禁用。

    不过在美国有不一样的情况。柏克莱迪隆B. 海斯教授在未任教加州大学之前，曾参与先正达（诺华时期）的评估研究，意外发现莠去津具有毒性，可是此结果不为公司所喜，他想重复试验也不被允许，因此海斯辞职转任到EcoRisk,在2002年发表论文指出莠去津会让蛙类变性。

    在2007年他又发表论文指出莠去津会诱导鼠类发生前列腺癌，可能让人类得到生殖性癌症。后来先正达被判付1.05亿美元的和解费，作为伊利诺伊州15处自来水厂把莠去津过滤掉以供作饮用水的补偿金。法院用了若干证据，其中之一就是海斯的研究报告，但是先正达还是不承认有错误。

    莠去津具有环境荷尔蒙作用的研究对于先正达当然是很大的打击，因此会想尽办法来“反制”,当然就不意外。根据信息公开法得到的庞大信息，外人才知道他们是如何反制的。

    “纽约客”杂志的作家芮查·艾薇微在2014年就指出其手法包括企图让科学期刊撤销海斯的论文、调查其研究经费来源、以及挖掘其私生活等。[1]

    回到与先正达关系匪浅的詹姆斯W.辛普金斯。

    他在2003年就代表公司到政府主管单位作证，表示没有可靠的方式来说明莠去津会与前列腺癌有关。在2011年他的论文又认为没证据显示莠去津会导致乳癌。前年当加州要规定罐装莠去津需要标示警语时，他参与了先正达的科学小组，企图阻挡。

    那么辛普金斯教授得到什么好处呢？

    先正达不但给他研究经费，更付他时薪250元美金的顾问费。虽然西弗吉尼亚大学则表示该校的研究是根据数据的、是独立客观的，但先正达给辛普金斯的研究经费是他2012年之前在其他大学任职时期的事情。

    对于2014与2015两年辛普金斯与人共同发表的相关论文，大学则表示辛普金斯在文章中只是顾问。

    先正达在2014年捐款300万美元给大学，大学表示这笔款是作为一般研究用途，不会用来进行与先正达有关的试验云云。

    三、詹姆斯·克雷斯韦尔：受先正达资助，险些身败名裂！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资深讲师詹姆斯·克雷斯韦尔博士（Dr.James Cresswell）专攻蜂类与授粉的关系。他现在很后悔答应先正达作委托试验。

    近年来各国传出蜂群消失的重大事件，被认为与新尼古丁类杀虫剂有关，欧盟在2013年已经禁用三种类尼古丁农药，身为制造者之一的先正达当然会紧张。

    一开始克雷斯韦尔认为事件虽与农药有关，不过应该没有那么严重。他在2012年也探讨瓦螨（蜜蜂的体外寄生虫）与蜂群消失有关的可能性，这就被先正达看上了，给经费委托他进行研究。若能证实瓦螨是主因，当然对农药厂是大利多。

    怎么个委托法呢？双方共同决定各种相关事务，包括八种蜂只死掉可能原因的探讨、经费的支付、研究助理的甄选等。若有新的研究方向，克雷斯韦尔还要先征询先正达的同意。

    不过克雷斯韦尔的初步结果不认为瓦螨是主因。告知先正达后，公司回复要他不要关注蜂群数量，改为调查蜂巢数量的减少，“这样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还要他去挑选特定国家，而非关注全球性的状况。

    克雷斯韦尔同意，并且表示他会由其他角度来探讨瓦螨的作用。用了新的方式，克雷斯韦尔总算作出了瓦螨与蜂群消失有关的研究报告。

    不过蜂群消失原因的论战引发英国国会的调查。他受邀到国会听证，坐在旁边，来自同一大学的大卫·
格尔森教授就用“拿烟草公司的钱去证明吸烟草不会上瘾”来加以比喻。

    因此克雷斯韦尔陷入了危机，外界的指责让他崩溃了。若干同事排斥他，甚至于家人也不谅解。

    《纽约时报》进行利益冲突调查时，受访的研究者通常会抗拒，但是克雷斯韦尔倒是很坦承，也很配合地提出与先正达联系的纪录。访谈中，克雷斯韦尔还是认为农药的作用被夸大了，然而他承认其研究结果确实受到先正达的影响。

    不过他表示很难拒绝厂商的研究经费。英国政府的大学评鉴项目之一就是研究对企业界的贡献，大学方面给他很大的压力要求接受厂商的经费，“当某个地方有最好的销售机会时，作为一个外务员，没办法跟老板说我不去那边卖”.

    但是大学发言人表示，英国大学的研究经费有15%来自业界，业界知道他们得到的结论会是独立的分析、会经过诚实与公正的检验。发言人这些话很显然被真相打了很大的折扣。

    当格尔森受访时，他表示认识克雷斯韦尔已经很久，认为他是个好人，但是若拿了业界的钱，人家会质疑你的研究；若不拿钱，有人就会批评你是只会反对的环保人士。“企业资助研究体制下，科学家没有不受伤的”.

    注释： [1]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4/02/10/a-valuable-reputation

（作者：郭华仁｜编译。来源：公众号"人民食物主权论坛"摘自“郭华仁个人脸书”， 原文标题：“农药/基改公司如何影响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