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各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左翼群众运动中，经常见到托派组织的影子。在群众示威活动的场面，也经常有人打出托洛茨基的画像。怎样评价这种现象？托洛茨基是什么人？对于各国左翼中的托派组织，又应该如何看待？

1937年10月19日，毛主席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鲁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的远见。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他在一九三六年就大胆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现在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见解是那样的准确、那样的清楚。”

1936年6月，当时的中国托派分子写信给鲁迅先生，攻击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说中共在苏联和斯大林的影响下，不依靠城市工人阶级，却跑到农村打天下；抗日爆发以来，又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与官僚、政客、军阀搞联合，放弃了阶级立场。你看这些托派分子说得多么革命！他们企图拉拢鲁迅先生公开站在他们一边，可是鲁迅先生看穿了他们是口头革命派。鲁迅先生在回信中严正指出：“但我，即使怎样不行，自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罢。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引自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最近，激流网刊登了蒋洪生老师的《关于鲁迅与托派关系的一桩公案》一文，针对某些人关于“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是冯雪峰代笔，不代表鲁迅本意”的说法，予以了澄清和回击。历史事实证明，鲁迅的这封信，尽管是冯雪峰代笔，却完全代表着鲁迅的本意。当然，蒋洪生的文章也披露，鲁迅对托洛茨基和托派，也有一个认识过程，但是鲁迅最终是看穿了托洛茨基和托派的。

这就是鲁迅与中国托派的一场公案。从中可以看出，鲁迅先生是非清楚、爱憎分明。他爱的是“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他憎的，是那些满口革命却不做实际奉献、在革命阵营内部攻击他人的宵小之辈。

托洛茨基生于1879年，与斯大林同年出生。史书记载，托洛茨基这个人思维敏捷、博闻强记。然而，他也能言善辩、性格自负。1921年，托洛茨基与列宁就工会的性质和工会与党的关系问题发生了一场争论。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斯基和布哈林的错误》这篇著作的第一部分就是《派别活动对党的危害》。列宁说：“托洛斯基同志的《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这本小册子是不是派别言论呢？这种言论，不管它的内容如何，是不是对党有害呢？”“托洛斯基的小册子一开始就声明，‘它是集体工作的成果’，……说这是一种‘纲领性的小册子’。在提纲第四条末了，我们还看到这样的话：‘本届党代表大会必须在工会运动方面的两种趋势之间进行选择……”列宁写道：“想想看吧，在中央委员会两次全体会议对托洛斯基同志的提纲初稿及其所坚持的党对工会的整个政策，做了空前详细的、长时间的和热烈的讨论之后，原来独持一见而现在在十九个中央委员中仍旧是独持一见的一个委员，又在中央委员会之外，为自己挑选了一批人，把这批人的‘集体’‘著作’当作‘纲领’发表，并且建议党代表大会在‘两种趋势之间进行选择’！”“不仅如此，请你们再看看这本小册子里的触目皆是的派别攻击吧。……”上述事实至少说明，托洛茨基实际上是一个擅长从事理论争论的人。

列宁逝世后，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发生严重分歧，于1929年离开苏联。出国后，他到处作反苏、反斯大林的宣传。他出国后从事的著述、宣传，丝毫无助于宣传马列主义、无助于促进各国革命运动，反而成为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苏、反斯大林的有力工具。按照托洛茨基的说法，斯大林获取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是“不合法的”，因为列宁生前曾有“遗嘱”（即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要求撤换斯大林。而且，托洛茨基还说，斯大林“隐瞒了列宁遗嘱”。实际上，根据中国社科院俄罗斯问题专家张捷老师的考证和研究：“‘改革年代’曾有人指责斯大林隐瞒了列宁的‘遗嘱’，并就此大做文章。而实际上斯大林在1927年10月23日发表的题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的演说，就专门谈到中央讨论‘遗嘱’和他两次提出辞去总书记职务的情况，说明当时不公布‘遗嘱’的决定是代表大会作出的。而斯大林的这篇演说首次在1927年11月2日的《真理报》上公开发表，后收入文集《斯大林论反对派》和《斯大林全集》第10卷中，因此根本不存在‘隐瞒遗嘱’的问题”。考察历史，原来是斯大林曾两次提出辞去联共总书记职务，而联共代表大会坚持让斯大林留任。另外，翻开《列宁全集》发现，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只是对斯大林、托洛茨基等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各位领导人的优缺点分别做出了评价，并非明确指示要撤换斯大林。

我们在这里，并不想详细论述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孰是孰非，也暂不评价托洛茨基的思想理论。其实，托洛茨基的理论在“一国能否取得社会主义革命暂时胜利”、“如何认识农民的革命性”、“工人国家官僚化”和“共产党内应否存在派别”等一系列问题上，与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相抵触的。当初，托洛茨基反对列宁关于“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的论断，认为没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其他地区一国或数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站稳脚跟。托洛茨基又把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诬蔑为“工人官僚国家”，硬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官僚主义”的命题是托洛茨基提出的。当20世纪末苏联解体、国际共运遭受巨大挫折时，各国托派并没有站出来捍卫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借机鼓吹“托洛茨基早就预见了苏联垮台”，大肆攻击斯大林、贩卖历史虚无主义。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反修防修、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明明是毛主席最早察觉并提出的，德国托派理论家曼德尔却说毛主席在文革时期是“以被歪曲了的形式提出了官僚主义的问题”。而对于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官僚主义日益严重的时期，波兰托派理论家多伊彻却称这一时期“极大地缓和并限制了官僚暴政”，“人民意愿的新潮流愈益推动着苏联社会更深刻、更彻底的改造”。

托洛茨基当年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理解，曾把农民和产业工人对立起来，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农民和工人的矛盾会成为对抗性冲突，而且这种矛盾和冲突在一国范围内不可能解决，必须靠多国革命的胜利才能解决，这就是托洛茨基的所谓“不断革命论”。可是，当今有些托派却把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划了等号。

问题在于，托洛茨基却一直以拥护列宁、宣传马列主义的面目出现，以批判资本主义、探索社会主义革命的姿态出现。这就是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左翼群众运动中，托洛茨基一直被视为革命理论家之一，托派组织一直置身于左翼队伍之中。原因就在于，托洛茨基打出的旗号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现行体制。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中国的托派并没有和中国人民并肩抗日、没有和中国人民一起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统治。相反，很多托派分子钻到革命队伍当中进行反苏、反斯大林的宣传。试想，在战火纷飞的环境里，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严酷斗争中，这些人、这些行为，起到的是什么作用？当时浴血奋斗的共产党人会怎样看待他们？所以才称他们为“托匪”。

对于今天世界各国左翼队伍中的托派，我们当然不必抱着极端仇视的态度。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把能言善辩的“理论家”视为“旗手”和“导师”，这是和平时期群众运动的一种迷失，是“二战”之后资本主义各国左翼群众运动长期涣散无力的原因之一。

在革命阵营内，鲁迅先生一直不得不提防“从背后杀来的一刀”，经常不得已而“横着战斗”。1928年到1929年，上海文化界某些人在当时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下，脱离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打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否定“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否认文学应该反映人们的社会生活，片面强调文学的宣传工具作用。鲁迅不同意他们的见解，他们就联合起来攻击鲁迅先生是“反动文人”、“中国的堂·吉珂德”，是“醉眼朦胧的小资产阶级”。抗日战争初期，这些满口革命的教条主义者，跟着王明由“左”倾跳到右倾、从关门主义跳到“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又提出了模糊不清的所谓“国防文学”口号，极力反对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当着鲁迅先生坚持自己的口号时，他们便攻击鲁迅先生，污蔑鲁迅先生“只团结少数人”、“搞宗派”。

1930年，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说：“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听说俄国的诗人叶遂宁，当初也非常欢迎十月革命，当时他叫道，‘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说‘我是一个布尔塞维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后，实际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像的那么一回事，终于失望，颓废。叶遂宁后来是自杀了的，听说这失望是他的自杀的原因之一。”为什么会出现叶遂宁这样的情况？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说：“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

毛主席曾经指出，鲁迅先生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说鲁迅是革命家，根据何在？恐怕并不是说鲁迅嘴上说了哪些革命词藻。众所周知，鲁迅的文章特点是婉转、犀利，嬉笑怒骂、正话反说，很少平铺直叙，很少对反动派发出直接的谴责和声讨。

说鲁迅是革命家，根本原因就是毛主席说的，鲁迅具备“政治远见”。这个“政治远见”，并不在于他有滔滔不绝的理论，更不在于他的理论能够多么准确地预见将来。鲁迅的“政治远见”在于他能够在复杂的情况下明确地分清敌我，他能够识别托派，就是一例；也在于他能够以冷峻的目光和超脱的态度，认识到革命是痛苦的、曲折的，从而以冷峻的睿智和经验处理革命阵营内部的分歧与争论。就是说，鲁迅先生能从历史中跳出来，不为历史所驾驭而能自由地驾驭历史，使自己的思想具有一般文学家或理论家难以企及的高度和深度。

可能有的读者感到奇怪：按照你的说法，曾经身为联共领导人的托洛茨基，不是革命家；一生耍笔杆子的鲁迅，倒是革命家？我们说，是这样的。

曾经有人骂鲁迅，说鲁迅“老道”。中国今天的左派，恐怕需要多一些“老道”、持重的革命家，以他们为师，而切忌以能言善辩的所谓“理论家”为师。

（作者：旗帜中流网特约评论员  雷  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