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年来，经由各类媒体传播的“返乡”写作频频激起社会的关注，时至今年此时，我觉得“返乡”问题的呈现已经到达了瓶颈阶段，现在应分析的是，这种“僵持”的性质是什么，如何有效推进，以及向何处推进。
在此不一一列举“返乡”书写的篇目，“澎湃新闻”的“思想市场”栏目汇集了“返乡”系列文章。“返乡”问题的呈现进入“僵持”阶段恐怕因为就目前来看围绕这一问题所能展开的观点与内容，已经趋向饱和，而新的推进，比如，对农村问题的深入分析，以及对问题的回应和解决，尚无法仅仅通过书写来予以澄清和凸显。
去除那些炮制出来吸引眼球的事件性网文，“返乡”书写基本都以严肃的态度梳理乡村问题，既不同于纯粹纪实性的白描文本，也区别于学术性的理论探讨。在细腻的描写中贯穿了写作者个人的乡村经历、情感与探析的线索，构成新的视角，以文学的方式将乡村基层的复杂层次一一剥开，有助于捕捉那些尚未被概念化、理论化的问题层面。
批判“返乡”书写的声音也不在少数，有的认为“返乡”文章太过情绪化，以偏概全；有的则认为“返乡”书写表达的只是小资知识分子们对于乡村的同情，除此之外毫无用处；还有的批评则更为辛辣，认为“返乡”书写对于乡村的“观看”只是巩固了观看者的位置，博取写作者个人的文化资本。
将“返乡”书写归罪为消费乡村以追逐个人名利，这个批评虽可作为警钟长鸣于心，但也来得太短平快了一点。最近吴子枫的一篇旧文《故乡、底层、知识分子及其他》反而从侧面将“返乡”书写正反两方的矛盾焦点揭示了出来：经过三十年的再阶级化，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之间血肉相连的有机性早已不复存在，那么，“返乡”书写的作者们要怎么写，怎么传播，引起怎样的结果，才算是写出了血肉相连的合法性呢？——这就是“僵持”的症结所在。
其实，应该看到的是，近年“返乡”书写的作者们并非事不关己地“观看”乡村，他们倒是在最最非比喻的意义上与乡村血肉相连：他们出身农村，还有很多亲戚在农村生活，农村大家庭的重负也是他们生活负担的一个真切的部分，他们不可能在“观看”、“描写”之后轻松地扭过脸去，继续过自己的小日子，而必须和乡村大家庭一起，面对荒芜，舔舐伤口，思索未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笔下满溢的情感是复杂的，其切身之痛，无法用“追逐个人文化资本”来打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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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生物意义上的血肉相连并不足以构成“返乡”书写“合法性”的充分条件，如果出身农村就能保证“有机性”，那不过是另一种改头换面的“出身论”，这会给“我在城里工作给农村家人寄钱不就等于建设乡村了么的”论调打开方便之门，让知识分子心安于某种血缘连带，反而可以将自己的生活与乡村社会的真问题进行自在的分割。知识分子如何重建与工农之间的有机联系？这一问题与如何进行乡村建设内在相关。
今年参与“返乡”书写的作者们已经有意识地迈向了新的方向，不只停留于揭示问题，而努力将关注点从乡愁转向乡建，呼吁社会各界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来。但可以预估的是，这一转向仍然会带来质疑的声音。原因在于，即使各界都同意应“建设乡村”，也很难就“怎样”建设乡村达成共识。
这里暗含“立言”与“细究”之间的矛盾。
呼吁社会各界参与乡村建设是为“立言”，但也容易因所立之言的正确性和所囊括的资源的诱惑性引得各路人马蜂拥而至，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全国上下巧立名目的假合作社就是一例。另一方面，即便是真实可信且获得了认同的乡村建设实践，暂且不问是基于怎样的价值取向的“真实”，也必然存在困境和不足，如果只是为了保持话语的纯粹，一股脑儿地批评、否定，反而又容易放大困难和不足，阻碍乡村建设话语的树立，让潜在的参与者望而却步。然而，如果不对各类实践展开批判，不厘清乡村建设的方向，任由在立场和目标上南辕北辙的各种实践并存，对它们报以同样热烈的赞许的掌声，只满足于乡村建设在话语层面、媒体层面的主流化、热门化，很难想象乡村建设话语的“立言”能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不断产生建设性的活力。
当然，我们要承认，有些实践是殊途同归的，彼此需要保持开放包容的态度，而对有些则应毫不迟疑地揭露其可恶的伪装。在乡村建设实践日益“多元化”的当代中国，不同实践背后的价值取向不同，表面上看，有些手法是类似的，口号也雷同，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将那些手法与口号落实到怎样的价值立场上去，以及怎样的生产方式中去，存在本质上的不同。比如，很多乡村建设者都会搞一些乡村文化活动活跃村庄的气氛，但是，舞狮子、腰鼓队等文化活动既可以仅仅停留在娱乐层面，成为某种成绩展示的一部分，也可以作为推进民主协商、合作经济的预热方式，更可以成为房地产开发商响应“新型城镇化”、“社区营造”等正确话语，为自己的新建小区做广告推广的噱头。
我们该如何面对、处理这样的“多元性”，认同哪一种类型的实践？除却在最广泛的话语层面上对乡村建设进行持续的呼吁之外，我们还需营建细查、分辨、争鸣的良性讨论空间。如能就“怎样”建设乡村展开深入的调查，进行建设性的论争，比迅速达成“投身”乡村建设的共识具有更为切实的意义。也正因如此，后续的“书写”还需更为扎实的调研、建设等工作作为积累的基础。这就要求愿意深入乡村问题的我们必须投入到实践领域的复杂地形中去，倒真的不能只是“观看”了。
我们以怎样的姿态，通过什么方式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来，决定了我们——知识分子重建与工农之间有机联系的可能性。目前来看，知识分子大致有三类与农民在一起，参与乡建的方式。第一类是通过调研站在农民的立场上进行政策倡导，第二类是以开展长期项目的方式和本地人并肩作战，第三类是辞去体制内工作，彻底扎根农村，与村庄、农民同呼吸共命运。严苛来说，第一第二类仍保留了知识分子既得利益的部分，第三类最为彻底，但极少人能做到。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第二类与农民结合的方式难道不是知识分子利用自身所处的社会中层位置，让流出农村的资源更多地回归到乡村大地上去吗？第一第二类的方式是双刃剑，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们，当然可以并应该依照刚才列出的反问句那样使劲儿，但同时也为自己留了条后路：我们可以在触及自身行动极限的时候，轻松地返回到社会中层的位置上去。这一试炼在面临两个情况时最为逼仄：面临同样快要被抛入无产行列的危险时，以及面对来自于主流逻辑的晋级诱惑之时。应清楚地认识到：为数不多的几个堪称典范的当代乡村建设实践，（即便他们无时无刻不面临困境与挑战），之所以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是因为，工农们退无可退，若退，就意味着回到原来的那个、更为被剥夺的处境。
说到底，知识分子在乡村建设上所做的道路选择也正是对自我改造所进行的道路选择。今时今日，这样的道路选择终究是个体性的，这或许又会成为遭人诟病的一点，然而，当制度安排无以天降的时候，坐等又能等来什么呢？个体的觉悟和能动性如何突破各种局限，连接成集体的力量是上一个时代未能完全回应的问题，何不在这个时代，尽力尝试一番？
（作者：高大明。来源：微信公众号“城市与乡村文化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