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19日，俄罗斯联邦电影工作者联盟主席尼基塔·米哈尔科夫对国际文传电讯社发表谈话称，从俄罗斯的未来建设上考虑，应在国家层面“认定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犯罪”。戈尔巴乔夫立即对此作出反应并劝米哈尔科夫静心毋躁，不要涉足政治。但应提醒戈尔巴乔夫注意，许多俄罗斯人对其在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总统岗位上的所作所为进行评价时都表示：遗憾的是，他走上了政坛，而不是当康拜因手。
他们深信，如果戈尔巴乔夫当康拜因手,苏联就不会遭厄运。1996年戈尔巴乔夫参加总统大选的支持率证实了他们的看法。根据选举结果，戈尔巴乔夫只得到了0.51%俄罗斯选民的支持。
除此之外，笔者再引用三位知名人士发表的对前苏联总统作为政治活动家的看法。
1990年2月，苏联驻波兰大使弗拉基米尔·布罗维科夫在苏共中央全会发言时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进行了评价：“不到五年的改革，国家陷入危机的泥潭和走上悬崖，即我们直接面临的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泛滥、经济滑坡、全面衰退乱象以及道德沦丧。”
最神秘和活动卓有成效的以色列特工组织“纳提夫”前首脑雅科夫·克德米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也很尖锐。他在《没有希望的战争》一书中指出：“我始终百思不得其解：苏联当权的精英究竟蜕变到什么程度，以至于能容忍这样的一个人管理国家，管理帝国……而他犯下所有可以想得到的错误。”
对戈尔巴乔夫真正作出铁面无私评价的是法国记者卡米勒·洛蒂·马勒布朗什，他在《戈尔巴乔夫——摆脱休眠状态的西方的政治蟑螂》一文中称戈尔巴乔夫是“大众传媒的丑角，玩弄权术的明星，利用西方报刊投机的市侩，毋庸置疑的西方利益代理人”。
一、鲁斯特事件与解散华沙条约组织
毫无疑问，米哈尔科夫提议在国家层面上评价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活动是绝对正确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政治与经济决议对国家造成的损害，超过了卫国战争中德国纳粹侵略者造成的损失;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总统在其“灾难性”改革期间的所作所为是犯罪。
先从众所周知的1987年5月德国人马蒂亚斯·鲁斯特自驾飞机降落到莫斯科红场的瓦西里斜坡事件开始，乍一看，这与戈尔巴乔夫何干?但根据已掌握的事实可以推测，鲁斯特的飞行是根据“最高领导人”的指示组织的，其目的是为搞掉那些苏军高层将领制造口实，这些将领反对戈尔巴乔夫不计后果的单方面裁军方针。1991—1997年任俄联邦空军总司令的彼得·杰伊尼金大将在为《劳动报》撰写的文章——《怎么办，击落吗?》中称：“毫无疑问，鲁斯特的飞行是西方特工机构精心策划的挑衅行动。但最重要的是，该行动的实施得到当时苏联领导层部分人员的同意，他们已提前知道。”
鲁斯特飞行之日，在防空军指挥中心值班的少将谢尔盖·梅利尼科夫对电视记者安·卡劳洛夫发表的谈话证实，克格勃副主席弗·克留奇科夫在一次秘密谈话中告诉他，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指示，他保障了鲁斯特飞抵莫斯科的行动。
对于鲁斯特的飞机在瓦西里斜坡降落事件的处理结果是，戈尔巴乔夫采取了对将军们进行全面清洗的措施，苏联武装力量实际上已没有领导。
但最主要的是，总统撤掉了苏联国防部长谢尔盖·索科洛夫元帅的职务，后者曾极力抵制戈尔巴乔夫解散华约组织、令苏联军队匆忙撤出东欧国家和单方面削减苏联的军事战略力量等计划。
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鲁斯特事件本身，而是这一飞行事件之前发生的事。2009年1月8日，原苏联上将列昂尼德·伊瓦绍夫告诉笔者，1987年2月，国防部长谢尔盖·索科洛夫被召到戈尔巴乔夫那里，他带着两张苏联西北地带的防空地图。但在会见结束时，总书记请他留下这些地图。
列昂尼德·伊瓦绍夫说，当地图在总书记那里保存了一段时间之后，苏联国防部总参谋部负责秘密文件保存(包括地图保存)的人员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以便正式确认该机密地图已转交戈尔巴乔夫的事实。该委员会的证明文件应该保存在俄罗斯联邦国防部档案馆。另一份内容相同的证明文件应该保存在前苏共中央档案馆——现在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
鲁斯特的飞行，说明他对苏联西北部苏联无线电定位跟踪站的位置了如指掌。上述《劳动报》的文章阐述了这次飞行的怪异之处，由此可以断定，关于保障鲁斯特在苏联领空的飞行问题，苏联领导层存在大规模政治阴谋活动。戈尔巴乔夫在该事件中需要承担的责任，应由有关部门作出定论。
苏联军界反对派领导人被免职后，戈尔巴乔夫于1987年12月在华盛顿签署了《销毁中短程导弹条约》，导弹销毁的范围甚至扩大到苏联的“奥卡”(Oka)战术导弹系列——该导弹系列本没有列入条约的范围。
据证实，里根正是利用这笔交易为1990年10月授予戈尔巴乔夫诺贝尔和平奖铺平了道路。
当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前，戈尔巴乔夫还为西方立下了其他“汗马功劳”。例如,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下简称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于1990年7月在北高加索疗养地阿尔希兹举行的谈判。戈尔巴乔夫想方设法对谈判保密，对他在莫斯科的“战友们”隐瞒谈判的细节，因为该谈判计划讨论交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民主德国)和将苏联西部集团军从民主德国撤出的问题。
关于在阿尔希兹举行的苏联与联邦德国领导人会见，原苏共中央书记瓦·法林在《俄罗斯生活》杂志发表谈话称：“戈尔巴乔夫到阿尔希兹，既没有与国防部商量，也没有与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国际委员会商量。所有人都是事后才知道的。而谢瓦尔德纳泽离开阿尔希兹后，不是先回莫斯科，而是立即奔赴布鲁塞尔，在那里他说，应趁莫斯科的反对者还没有醒悟，立即开始落实在阿尔希兹达成的协议。”
在该谈话中，法林还提到，20世纪60年代，波恩方面曾提议出价1250亿马克(按当时的汇率)，让苏联放弃支持民主德国。而80年代初，联邦德国愿意提供1000亿马克无偿贷款，只要苏联撤出军队和让民主德国退出华沙条约组织。“而戈尔巴乔夫在阿尔希兹却同意了140亿马克的补偿数字——用于建造营房和军人宿舍。他甚至没有提出免除苏联对两个德国欠下的债务。而且，在民主德国，仅我们资产的价值就接近1万亿马克。一切都一笔勾销了，一切都失去了，而我们依然是债务人。”
受戈尔巴乔夫的委托，谢瓦尔德纳泽飞抵布鲁塞尔北约理事会总部，来到那里的办公室，听取了有利于北约的建议。
其结果是，1990年9月12日，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签署了条约，条约建议苏联从民主德国撤出军队。事实上，撤军更像是逃跑。
条约规定，在德国境内的苏联军队(38万军人和17万非军人)将自1990年末至1994年撤出。与此同时，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企图加速落实其史无前例的承诺。1991年秋，苏联军人的1/3已经从民主德国撤出。他们被安置在俄罗斯野外匆忙搭建的帐篷城中。
现在回到德国统一问题上来。1990年8月31日，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签署统一条约。条约规定，统一的基础是联邦德国宪法第23条，这意味着联邦德国并吞民主德国，如同1938年德国并吞奥地利一样。以这一方式合并的责任，应由戈尔巴乔夫承担。1990年的两德合并是最大的犯罪，因为这次合并使苏联丧失了苏联人民在卫国战争中得到的保障其安全的多数胜利果实，而这些胜利果实是以4年多艰苦卓绝的斗争和2700万人的生命为代价得到的。
失去民主德国后，华沙条约组织能否继续生存的问题日渐突出。但戈尔巴乔夫迅速解决了这一问题。1991年2月25日，华约成员国撤销了其军事机构，并于1991年7月1日在布拉格签署了彻底终止条约效力的议定书。
为此，戈尔巴乔夫得到了西方的口头保证：北约将不再向苏联边界推进。戈尔巴乔夫的类似行为，不应解释为愚蠢，而是犯罪，即苏联总统未能以应有的方式履行其保障国家安全的宪法职责(苏联宪法第1273条第2款)。最终的结果是，西方政治家今天恬不知耻地宣称：“俄罗斯向北约边境的靠近，已到了危险的地步。”
二、总书记用英语与西方大国领导一对一密谈暗藏玄机
在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进行评价时，应特别注意的是他与西方大国领袖进行谈判的做法。通常，戈尔巴乔夫在与其他国家首脑谈判的关键部分上喜欢采取一对一的方式。而且，早在1985年他就已经取消了对国家间谈判过程进行记录的做法，这使他可以对他达成协议的相当多的一部分内容保密。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苏联时期的戈尔巴乔夫，其英语已达到一定水平。总统卫队长弗·梅德韦杰夫在其《戈尔巴乔夫和勃列日涅夫前卫队长敞开心扉的话语》一书中写道：“戈尔巴乔夫与外国领导人的个人会见时摆放的‘国旗是各式各样的’，对此，谁也不应知道。”戈尔巴乔夫掌握英语日常用语，在会见中可以一对一地讨论非常“微妙”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在位6年，在这期间他会见美国总统里根5次、老布什6次。
戈尔巴乔夫这种与他国总统会见的做法是在雷克雅未克会见里根时(1986年10月)形成的。根据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当时他们坐在壁炉旁，两个人谈了很多。而苏联官方报道称，戈尔巴乔夫与里根的雷克雅未克会晤无果而终。
但立陶宛护法人员瓦列里·伊万诺夫证实，1989年他看到了在梵蒂冈出版的立陶宛文的小册子。该小册子说，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在雷克雅未克秘密会谈讨论的四个问题中的第三个问题是波罗的海沿岸的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问题。
如果戈尔巴乔夫不在之后泄露这次会见的“划时代”意义，那么戈尔巴乔夫就不是戈尔巴乔夫了。
1993年5月，戈尔巴乔夫在法国和《费加罗报》的记者谈话中承认，在雷克雅未克，他实际上无条件地将苏联交给了美国：“雷克雅未克会晤是一出悲剧，是一部大悲剧的开幕式……在那次最高级别的会晤中，我们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调头返回已没有可能。”
1989年12月，戈尔巴乔夫与老布什在马耳他会晤的重要性毫不逊色于其与里根的会晤。在这次会晤中，戈尔巴乔夫完全“同意”改变苏联的政治制度，彻底改变苏联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戈尔巴乔夫在雷克雅未克和马耳他的会谈内容在苏联前克格勃主席弗·克留奇科夫2001年对《文学报》记者德·别洛维茨基的谈话中被公开。克留奇科夫称：“戈尔巴乔夫自始至终是党和国家的背叛者。”
话虽说得不错，但可惜是事后诸葛亮。如果1990年12月克留奇科夫能在第六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通报这一情况，支持萨·乌马拉托娃关于罢免戈尔巴乔夫总统职务的提议，我们今天则可能生活在更新的苏联。
三、谁在苏联不受法律约束
特别应提及的是戈尔巴乔夫违反苏联宪法条款的犯罪活动。众所周知，1990年6月12日，根据叶利钦的提议，俄罗斯联邦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根据该宣言，俄罗斯法律高于苏联法律，这实际上意味着俄罗斯脱离苏联。戈尔巴乔夫出席了这次会议，他本可以制止这一进程，但他不愿这样做。这样，作为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违反了苏联宪法(1990年)第74条——根据该条的规定，苏联总统应保障苏联法律高于加盟共和国法律;也违反了苏联宪法1273条第2款，根据该款的规定，苏联总统必须保障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戈尔巴乔夫违反苏联宪法条款是有意识的。根据苏联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菲利普·博布科夫的证实，在俄罗斯国家主权宣言草案通过之前，他和康斯坦丁·科别茨上将一同携该文件到了戈尔巴乔夫那里。戈尔巴乔夫看完草案后说，他没有发现草案有任何可怕之处。似乎，这并不是对联盟的威胁，他不认为联盟当局有理由对此作出反应。博布科夫和科别茨感到惊讶。苏联总统不可能不清楚，一个最大的加盟共和国的法律高于联盟的法律意味着苏联崩溃的开始。何况，此时宣布独立的立陶宛已向戈尔巴乔夫清楚地表明，共和国法律高于联盟法律意味着什么。
苏联总统对待生活在立陶宛的苏联公民的行为令人气愤，准确地说，其行为已构成犯罪。立陶宛共和国是以最后通牒方式宣布脱离苏联的。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于1990年3月15日通过决议宣布：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关于脱离苏联的决议没有法律效力。该共和国的100多万居民相信了非常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 戈尔巴乔夫的保证，继续认为自己是苏联公民并在1991年8月22日之前根据苏联法律生活在那里。
1991年，在所谓“八月叛乱”失败后，立陶宛分离主义者控制了该共和国局势，并立即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对赞成保留苏联的公民的迫害行动。1991年9月初，苏联第五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似乎，这是该代表大会重申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决议的最好时机，即向立陶宛当局提议冷静地估计形势和停止对苏联公民的迫害。笔者曾担任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代表和立陶宛共和国苏联公民委员会主席，试图提请戈尔巴乔夫关注立陶宛的苏联公民情况并请求他干预形势。虽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信放到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苏联总统的桌上，但他读完了信，漫不经心地扔到一旁，尽管他应无条件地将《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就立陶宛最高苏维埃1990年3月10-12日决议的决议》列入大会研究日程。
幸运的是，代表大会秘书处工作人员将该信放在通报台上。因此，笔者向苏联总统呼吁的事实已记录在案，但他并没有就保护立陶宛苏联公民问题采取任何后续行动。这就表明，戈尔巴乔夫粗暴违反了苏联宪法1273条第1款，即“苏联总统是遵守苏联公民权利和自由、苏联宪法和法律的保障人”。
之后，苏联总统的行为更加令人愤慨。1991年9月6日，一个号称苏联国务委员会的非宪法机构宣布承认立陶宛共和国的独立，而关于法律上保护立陶宛苏联公民的问题，只有几句笼统的话。
1991年11月4日，苏联检察院国家安全法律执行监督局局长维克托·伊柳欣对苏联总统背叛祖国的犯罪事实提出刑事案起诉。伊柳欣是国家二级司法顾问，他签署的决议对起诉依据进行了阐述。
第一，苏联国务委员会不是苏联立法权力机关，无权决定属于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权限内的问题;第二，国务委员会关于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脱离苏联的决议违背了苏联法律《关于解决与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有关问题的办法》;第三，领导国务委员会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背离了苏联宪法1273条第2款的要求，没有履行其作为苏联主权和领土完整保障人应承担的宪法职责。
伊柳欣认为戈尔巴乔夫的行为具有俄罗斯刑法典第64条规定的犯罪特点。但苏联总统的忠实捍卫者、苏联总检察长尼·特鲁宾下令停止起诉苏联总统的刑事案，伊柳欣则被苏联检察院解除职务。
四、从苏姆加伊特、维尔纽斯等地发生的事件看戈尔巴乔夫解决民族冲突的卑劣手段
戈尔巴乔夫在处理民族冲突和分离主义冲突中的行为堪称厚颜无耻至极。这里指的是发生在苏姆加伊特(阿塞拜疆，1988年2月)、第比利斯(格鲁吉亚，1989年4月)、巴库(阿塞拜疆，1990年1月)、维尔纽斯(立陶宛，1991年1月)等地的悲剧事件。对这些事件的分析表明戈尔巴乔夫采取的是同一手段。
这些事件的挑衅者通常按事先确定的计划采取行动，他们总是能在事件发展至具有“挑衅性”之前畅通无阻地使共和国的紧张局势升级。而戈尔巴乔夫则采取等待的立场，直到形势无法逆转，他才下达动用军事力量的指示。这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在专门搅乱国家的社会政治局势。
在上述冲突事件平息后，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指示，冲突发生的真正原因不予公开。比如，1988年2月29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承认，苏姆加伊特发生的大规模屠杀带有明显的民族冲突的特点。但在1988年7月18日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却将屠杀轻描淡写地称为“小流氓行为”。苏联护法机关接受了这一说法，而苏联的民族主义者将之理解为，挑衅性暴力行动是实现其目标的强大手段。
在研究1989年4月第比利斯悲剧事件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戈尔巴乔夫采取了一个胆小鬼才有的可耻立场。当时，苏联伞兵被指控利用工兵锹对付和平的公民。但苏联克格勃副主席博布科夫通报说，苏联克格勃摄影师拍摄的电影证明，使用工兵锹只是为了防止人群中飞来的石块和玻璃瓶砸中其头部。
根据法医鉴定的结论，第比利斯的受害人死于人群的拥挤踩踏。但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上，“用工兵锹对付和平公民”之说被视为真相，而了解真实情况的戈尔巴乔夫却沉默不语。
苏联总统的品行不端、胆小如鼠还特别表现在，他经常声明他与军队参与解决民族冲突没有关系。最为明显的是1991年1月12-13日夜为在立陶宛境内恢复苏联宪法效力而采取武力行动的事件中他的表现。行动之后，戈尔巴乔夫声明，他对维尔纽斯发生的情况不知情。似乎这是维尔纽斯卫戍区军人和立陶宛某民族救国委员会的主动行动。
在立陶宛，自2016年1月27日起，开始对1991年维尔纽斯电视塔悲剧事件案进行缺席司法审判。60位俄罗斯公民是该案的被告，似乎他们在立陶宛境内进行了军事犯罪活动，为此他们所有人都面临终身监禁。但所谓军事犯罪，纯属无中生有，对俄罗斯上校尤·梅尔的荒谬指控就是证明。根据立陶宛检察官的意见，他的军事犯罪活动竟然是，作为22岁的中尉和坦克兵指挥官，他曾在维尔纽斯电视塔附近向空中放了三次空炮。
应特别指出的是，关于武力行动参与者及其于1991年1月在维尔纽斯的行动的主要材料，是立陶宛检察院从37卷18/5918-91刑事案中摘出的。而18/5918-91案是由苏联检察院进行侦查的关于维尔纽斯事件的刑事案。1991年9月26日，苏联检察院将该案所有37卷材料(原件)转交给立陶宛检察院。毫无疑问，只有得到戈尔巴乔夫的指示，苏联检察长特鲁宾才有可能这样做。在这一情况下，如何对戈尔巴乔夫的卑劣程度作出评价，我甚至无法找到恰当的词语。
需要说明的是，下达在立陶宛进行武力行动指示的戈尔巴乔夫，并不在被告之列。看来，这是立陶宛当局对戈尔巴乔夫协助立陶宛脱离苏联，以及在苏联解体之前将苏联检察院的37卷材料转交给立陶宛检察院的回报。关于维尔纽斯事件的刑事案材料长达3394页，立陶宛检察院将该案件转维尔纽斯区法院审理。该案的主要被告是前苏联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元帅。据说是他组建了由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鲍里斯·普戈和奥列格·舍宁参加的“有组织的团体”，以解决立陶宛回归苏联问题。
起诉书对戈尔巴乔夫只字未提。这倒也不奇怪。正是由于在改革时期戈尔巴乔夫在苏共和苏联成功建立了个人专权制度，他才有可能三次更换政治局和苏共中央成员，几次对苏军高层军事领导人，部长会议机构、国家计委和主要部门的领导重新安排。
苏联某些重要事件的发生可以绕过戈尔巴乔夫的想法是非常幼稚的。对于那些敢于这样做的人，惨遭迫害是无法避免的。以上提到的前苏联国防部长索科洛夫元帅就是例证。1987年5月在被苏共中央政治局撤销职务后，他立即失去了所有的优厚待遇，从克里姆林宫回家时，不得不乘坐地铁。
五、苏联解体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是“理想的结果”：国家没有了，无须为其犯罪活动承担责任
1991年12月，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国领导人在别洛韦日聚会。之所以进行这样的聚会，是因为大洋彼岸的木偶操纵者认为，苏联总统已成为没有用处的政治累赘。
别洛韦日聚会并非鲍里斯·叶利钦、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和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三人临时安排的活动，而是毁灭苏联计划的一部分。正是根据该计划，曾扮演政治傀儡角色和满足于西方空洞承诺的戈尔巴乔夫被赶出政治舞台。
我们已经知道，在酝酿毁灭苏联的别洛韦日阴谋活动中，苏联特种部队虽然几乎一昼夜处于高度战备状态，等待着飞往白俄罗斯并对阴谋者实施逮捕，但最终也没有得到苏联总统的命令，尽管苏联法律和1991年3月关于保留联盟的全苏全民公决结果(77.85%的居民赞成生活在统一的国家)可以让苏联总统对别洛韦日阴谋家采取最严厉的措施。
这是戈尔巴乔夫拒不履行其宪法职责的又一例证。毫无疑问，苏联解体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是理想的结果：避免承担其反苏联国家和人民罪行的责任。没有国家，也就不必承担责任。
戈尔巴乔夫前卫队长不无道理地指出，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自我生存理念”排在首位，他是一个永远的政治失败者。他不应对谁该不该从政指手画脚，而应在其巴伐利亚豪华别墅等待审判。
（作者弗·施韦德系俄罗斯联邦三级国家顾问，作家、撰稿人;译者马维先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本文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