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

一、 周总理逝世，毛主席放鞭炮？

《晚年周恩来》在引子里讲了一个故事。故事发生在周恩来去世后三周的除夕之夜，毛泽东在中南海寓所让人放了一大阵鞭炮，据说鞭炮屑就拉了整整一卡车。于是，“毛泽东在周恩来死后放鞭炮”的传闻不胫而走。书中称这个故事为“鞭炮事件”，并以此作为剖析毛泽东与周恩来关系的切入点。

书中把“鞭炮事件”称作“传闻”，但从上下文看，它对这个传闻的真实性是深信不疑的，而且作为毛周关系的典型案例。毛泽东放鞭炮时有谁在场呢？书中曾经多处引用过张玉凤的一篇文章，题为《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笔者在大陆出版的《炎黄春秋》上，翻检到了张玉凤的这篇回忆。摘录如下：

毛主席这里没有客人，也没有自己家的亲人，只有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伴著他，度过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春节。他在这天，依然像往常一样在病榻上侧卧着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这就是伟大领袖的最后一次年饭。饭后，我们把他搀扶下床，送到客厅。他坐下后头靠在沙发上休息，静静地坐在那里。入夜时隐隐约约听见远处的鞭炮声，他看看眼前日夜陪伴他的几个工作人员。远处的鞭炮声，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哑的声音对我说：“放点炮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就这样，我通知了正在值班的其他几名工作人员。他们准备好了几挂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会儿。

读至此处，我恍然大悟，所谓“鞭炮事件”不过如此，和周恩来去世毫无关系。“鞭炮事件”既然靠不住，以下的种种议论可靠性又究竟如何呢？

二、周恩来是以封建君臣之道来侍奉毛泽东？

孩提时代看戏、看电影，每每要先辨出个黑白好坏、曲直是非。成人了，才知道世间哪有这等简单明白之事。这时，再碰到有人硬要给你个“脸谱相”的时候，那可就要多加小心，多问几个为什么？

《晚年周恩来》的头一章，给人以直挖周氏“祖坟”的架势，从红四军争论到宁都会议，从遵义让权再到延安整风，似乎是在讲一直被中共“讳莫如深”的一段历史。对这段历史，“大陆的难以跳出意识形态的桎梏，多有顾虑，欲言又止；而海外的则又给人以捕风捉影，隔靴搔痒之感”，唯有该书作者“寓居美国，与大陆学术界的同仁相比，享有写作上的自由。”言谈中，颇有舍我其谁的意气。不过，尽管书中绕来绕去，无非是要证明一点：周恩来是以封建君臣之道来侍奉毛泽东，他的作为“不过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忠君思想的现代翻版”，即使在国家民族陷入灾难之时，也“总是引忍退让，委曲求全，从不出一句恶声”。而真正了解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这并不是真正的周恩来，而是带有高氏印记的、脸谱化了的周恩来。

其实，书中描述的这段历史，近些年大陆上早已有不少号称“揭秘”性质的书刊给以绘声绘色的描写。其真实性如何姑且不论，这段往事并非该书作者所称的“讳莫如深”则是不争的事实。只要留意察看《晚年周恩来》一书注脚上的资料来源，其中引自大陆出版物的就有不少。前不久，大陆央视播放的电视连续剧《长征》、《延安颂》，更是披露了不少历史细节，并得到官方称赞，展示了中国大陆尊重历史原貌的趋向。

然而，就是号称“还人们一个真实的周恩来”的《晚年周恩来》一书，在回顾毛周的历史关系时，却回避了一些明显不利于其结论的历史事实。这里仅举几例。

其一，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后的领导地位。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书中说了许多，然后笔锋一转，卖起了关子：“目前，中国大陆官方和学术界出版的各种著作多把军事三人小组说成是以毛泽东为首，并据此推断毛由此正式取代了周恩来的地位，成为中共党内主管军事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因此似乎为毛找到了确立起全党领导地位的组织决定上的依据。然而，历史事实并非如此。”该书作者想让读者相信，只有该书说的才是真话，大陆学者讲的你们都不要信。

其实，书中引用的陈云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早在20世纪80年代大陆官方就已公布，其中关于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的情况，早已被大陆出版的各种书所引用，可谓屡见不鲜。

至于该书作者所说的军事三人小组，笔者随手翻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毛泽东传（1893－1949）》和《周恩来传》，其中是这样记载的。

（一）《毛泽东传（1893-1949）》：“经他（按：指毛泽东）提议，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作战，以周恩来为团长。”（二）《周恩来传》：“毛泽东在1967年一次谈话中讲到：后来搞了个三人团，团长是周恩来，团员一个是我，一个是王稼祥。”从注释来判断，这两个记载的根据应当是一样的，都是1967年1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上面随手捡得的几本大陆出版的书，都远早于《晚年周恩来》出版之时，读者们应当信谁的呢？

其二，所谓抗战初期王明、周恩来联盟。书中对此颇有绘声绘色的描述，一会儿说“毛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让王明起草十二月会议的决议，以化解史达林的疑虑”；一会儿又说“毛泽东开始著手拆散王明与周恩来的联盟，以便分而治之”。对于后者，还说：“他先是将周氏派驻武汉，组建中共中央长江局，并负责与国民党谈判，而准备将王明留在延安。但当喜欢出风头，不愿困守在延安穷山沟里的王明提出蒋介石要他‘在汉相助‘后，毛又顺水推舟，趁机调虎离山，同意他留驻武汉”。读到这里，读者不禁要问，书中前面不是说毛“不免在与王明的争斗中陷于孤立，暂时居于下风”了吗？这里的描述，却似乎一切又都要听从毛泽东的调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查阅有关的记载，经过是这样的......十二月会议结束后，王明应蒋介石的邀请亲赴武汉，周恩来、博古等一起前往。12月21日同蒋氏会谈后，因蒋介石答应成立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应允中共方面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参加，王明感觉良好，便向张闻天、毛泽东和政治局提出留在武汉。23日，王明召开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联席会议，将两机构合并，自己担任书记，周恩来担任副书记。王明同周恩来的这种主持与协助的工作关系，一直维系到翌年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尽管王明的右倾错误，周恩来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但他同王明仅限于工作关系，就如同他和李立三、博古、李德等人的关系一样，从不会超越这种关系而有联盟之说。

其三，周恩来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的检讨。书中用了不少笔墨，把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期间作检讨，说成是毛泽东既为了报当年的一箭之仇，也为了整服所谓“以周氏为首的经验宗派”，而采取的“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周恩来则“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往自己身上泼了不少污水，加了不少罪名，不如此就过不了关”，并从此“洗心革面”，“以君臣之道来处理与毛泽东的关系”。由于过去对这类问题披露较少，许多读者看到书中的描述，往往会联想到一些似是而非的传闻或表象，把书中所说误认为是真的。

综合笔者看到的材料，周恩来是1943年7月中旬回到延安参加整风的。这时，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早已确定，高级干部对历史问题的检讨工作早已开始，博古、洛甫等犯有路线错误的领导人均已作过检讨。

在检讨路线错误的时候，毛泽东多次点名批评，始终认为内战时期的路线错误，第一个是王明，第二个是博古，并没有把帐集中算到周恩来身上，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任何一场政治运动，总会带有后遗症。关键是时过境迁以后，怎样客观地来看这些问题。

在延安整风前后，有两次中央政治局9月会议。据当事人杨尚昆回忆：“......康生甚至煽风点火，攻击武汉长江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完全成为国民党的报纸，有许多反共言论’。他还企图把矛头转向在长江局工作过的周恩来和叶剑英等同志，要公开批判周恩来。这个时候，毛主席阻止了。他说：周恩来同志自大革命以来做过很多好事，八一南昌起义是周恩来等同志打响第一枪。”

根据已公布的材料综合起来看，笔者列了一个时间表：1943年8月30日、9月1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汇报南方局三年来的工作情况，对工作中的错误作了初步检讨。

同年9月16日至29日，周恩来写了四篇学习笔记，共五万多字。第一篇和第三篇学习笔记，着重分析了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指导；第二篇分析了王明路线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第四篇着重说明王明教条主义者能在中央占统治地位，同犯经验主义错误的人受其迷惑有关。可见，周恩来不仅仅是在“忏侮”自己，更重要的是在根据亲身经历来清理和清算王明统治时期的错误。

同年11月15日起，周恩来准备整风检查的发言提纲，写出了一个2万多字的长篇提纲。接着，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整风检查。发言分“自我反省”和“历史检讨”两部分，并以“历史检讨”为主线，从大革命后期的中共五大讲起，一直讲到抗战中期。此前，博古在11月13日，李维汉在14日，洛甫在21日，相继作了整风检查。可见，1943年的9月政治局会议，不独是对着周恩来的，在会上作整风检查的也不仅是周恩来。诚然，周恩来“在检查中，曾说了一些过分谴责自己的话”。但更重要的是，他对自己的主流方面也实事求是地作了肯定。他坦然地承认，对王明在抗战中的机会主义和统战中的投降主义有容忍退让的地方；他也自责地肯定，他始终尊重中央，特别是从1939年5月到1943年6月返延安前这四年中，他实行的路线同中央是完全一致的。

顺便提一句，1944年3月3日和4日，周恩来根据中央书记处会议的精神，在中央党校作《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第二天，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表示：......这既是对六大的肯定，也是对作为六大的主要组织者之一的周恩来的功绩肯定。至于在七大期间和七大以后，周恩来继续在中央担负核心领导职务，是和他对统一战线工作、军事工作乃至筹划建立新中国政权做出的巨大贡献分不开的。《晚年周恩来》把毛周关系仅仅归结为两类，一类是“无端受到毛的猜忌和整治”，另一类是“在毛陷入狂想，将国家和民族引入灾难之时”，大事渲染夸张，却对自遵义会议以来、特别是延安整风以后直到解放战争、建国以后，周恩来在毛氏的领导下，为国家和民族做出的巨大贡献“讳莫如深”，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作者：司马公。来源：公众号“我们是学术男”，文章为截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