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网编者按】过劳死“Karoshi”一词来自日本，产生于上世七八十年代经济繁荣时期。尽管在1947年出台的《劳动基准法》中就明确规定了每天工作8小时的标准，但至今频繁加班到深夜犹如家常便饭。‘发展至上’的主流告诉你这是‘发展的必经阶段’、是‘发展的代价’……这是谁的发展、谁的代价？从没有过劳死、不知欠薪为何物发展到今天对这些现象习以为常。不论是白领还是体力劳动者，同为精神上被剥削、政治上缺乏权利的主体，与其徘徊于过劳死的边缘，何不变革呢？
我国的《劳动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了八小时工作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2008年就通过了，但近十年过去，在很多单位仍是一纸空文。
几年前就有报告说明，中国每年过劳死人数达60万。百度一下“过劳死”，得到的新闻不计其数。
“2016年6月30日，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创伤骨科主任医师金丹被发现在医院宿舍逝世，年仅45岁。同事称，金医生离世前两天一直在加班。”
“2016年6月29日晚，34岁的天涯社区副主编金波在北京地铁6号线站台上突然晕倒，随后失去意识，经路人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其友人介绍，金波平时工作很拼，经常熬夜。”
“2015年3月，百度地图技术研发人员林海韬被同事发现在睡梦中猝死，其从中山大学毕业加入百度才4个月，死前曾在微博多次吐槽，“工作压力大”，“累”、“困”，曾48小时不休不眠。”
“2015年7月，江苏省某演艺集团员工王某，被同事发现死在了宿舍，死因为心源性猝死。”
“6月29日，天涯社区副主编金波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同事说，他太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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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演绎了近百年，但总是昨日重现。
过劳死的原因在于过长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而由此产生的巨大心理压力往往是直接致病的因素。大量“过劳死”的报道中个案都是白领，这仿佛与精致的形象和良好的社会地位并不相称。
在企业内部层层管理和竞争之下，白领同时处理着敏感的人际关系和繁重的工作任务，并且要负担个人乃至家庭的生存，极易产生巨大压力。在企业里面对板着脸孔的上司和各怀心事的同时，每天穿梭于三点一线，时间上的稀缺和单薄的社会关系，使得他们几乎没有任何释放通道。求职者试图探寻更好的行业，然而酒店试睡员的需求毕竟很小，宣称员工入股的华为同样加班不断，网约车打开市场之后就不再提供补贴了……
身为中产的白领不是处于金字塔最坚实的中部吗？不是社会最具创造力的群体吗？为何会被置于极端的劳动状态之中？如果解释为个人太拼了，为什么要那么拼？
凭借权力和职务安排将劳动者固定在无休止的繁重工作面前，并用加薪和晋升等作为引导，加之所谓的企业文化无形中影响其价值观。要求白领们努力奋斗并从中获得最大利益的，正是外表光鲜亮丽的企业。不论是外企如IBM，国内企业如华为、百度，几乎都是违法加班、或是滥用实习生的现象。社会上关于工资、加班和房价的抱怨不是一天两天了，每个人都渴望更好的生活条件；但在进一步市场化的改革下，这些福利条件正在被一点点抽离，随之而来的是生活成本的重担更加直接地落在了白领们的肩上。
来源：滴滴出行《中国智能出行2015大数据报告》
“焦虑”作为定语被冠以中产阶级，这一提法本身将“焦虑”作为了中产阶级的非正常状态，但实际上，这种“非正常状态”反倒是中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常态。经济地位上的被剥削和不稳定，使得中产群体一旦社会经济形势不佳，就可能面临着阶层坠落的危机。如今这种焦虑已经显著地向下蔓延到大学生群体中。前段时间热闹的“985”大学生讨论，直接撕下了大学生活理想的面纱，将丰满的理想与骨感的现实无缝对接在了一起。985毕业生尚可，对于大多数刚毕业的大学生而言，首先面临着找工作的危机，找到了工作又往往起薪的平均工资不过数千元，身处北上广深——哪怕是杭州武汉等城市，扣去每月上千元的住宿成本和数千元其它开支，再加上为了维持中产地位而花费的自我提升与包装费用，大多数毕业生工作了几年，依然属于勉强生活的状态，更谈不上有所积蓄了。
企业内部压力，以及就业形势不断恶化的外在形势下，白领们必须在公司里兢兢业业，为自己积攒其未来的前途，或者养家糊口。公认工作劳累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尽管工作时间长到可能导致“失去亲情、友情、爱情”（知乎答主语），仍然是一些学生的梦想。从熬夜准备各类竞赛的大学生到疲于奔命的白领，一定都看过不知道多少遍人民日报推送的“熬夜的危害”，却依然拼命，这实在不是因为自己不要命，而真的只是想活得更好。
不禁想起路边拉着横幅讨薪的工人，并非恶意要挑战暴力机器，而是因为在法律途径和制度内部没有出路可寻。白领过劳死的新闻占据了头条，当然不意味着体力劳动者就拥有更好的劳动状态和权益保障，血汗工厂的例子不在少数，但普通劳动者并没有话语权，便只能通过极端事件来获得短时间内的关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论是写字楼里的会计还是流水线工人，都不得不面对着被抛入失业队伍的压力，进而也就面对着残酷的被剥夺状态。
经济上的压迫可以隐藏，并被制度化为理所应当，但直接（甚至违背制度）的人身伤害则实在难以接受——过劳死的新闻本来应当引起人们对企业的不满和对制度的怀疑，但我们所见的大部分文章却都只是在解释病理上的原因。即使是社会性的分析，也都强调劳动者个人不注意身体，工作太卖力，而忽视了“自愿”加班的根本原因。
养生类文章是最多的，这好比一边半夜给你派活儿一边叮嘱“你好生歇着啊”。心有戚戚的读者看罢大概只想到今后如何注意调整饮食、作息和心情。这种自我归因而避免思考“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的心理被塑造起来，除了媒体的推波助澜，同样也有具体的现实基础。对于白领而言，只要还能维持一定的经济水平，他们就总是偏向于稳定而非反抗的。不得不承认，中产在社会上还是享有的较高的地位，比如能够理解什么是“一带一路”，欣赏得来Beyoncé的音乐，读完村上春树还可以在公众平台上发表一篇感悟……更重要的是，主流的个人奋斗价值观又是一剂强（du）心（ji）针（tang），可以把伤痛化为努力前行的动力。
并且，很多人会认为，目前的情况只是经济发展一定阶段的产物，并把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白领工作条件当作梦想。然而，同为发达国家的日本恰恰与“过劳死”联系最为密切，过劳死“Karoshi”一词也来自日本，据说产生于上世七八十年代经济繁荣时期。尽管在1947年出台的《劳动基准法》中就明确规定了每天工作8小时的标准，但是一直以来，这项规定都形同虚设，对于日本人来说，频繁加班到深夜犹如家常便饭。更加真切的例子就在身边，我校某院几位优秀同学在学校组织的一周访日考察之后，纷纷表示以后坚决不要从事银行业工作（因为生活实在艰难，累到爆炸）。但作为理想中的金融行业工作便已让人如此失望，还能如何指望其他工作呢？
权利从来不是制度制定者的施舍，也没有所谓合乎理性与必然，而是在一定时期的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下特定利益群体力量对比以及斗争的结果。
今年4月首尔四万余人集会反对朴槿惠政府的劳动政策
美国历史上有组织的、正式意义上的劳工运动兴起于19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之后，在1901-1907年的进步运动时期，老罗斯福总统为首的进步主义势力，制定了联邦政府大规模介入和调解劳资冲突的相关政策，并成为之后劳动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先例。大萧条期间，工会与资本家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被合法化，离不开工人的抗争；劳工关系局等一系列的国家机构的成立实现了政府对劳工关系干预的空前规模化，整个劳工阶级和作为其代表组织的工会获得了迅速发展，经济和政治地位大为提高。而由于垄断资产阶级的不满，一系列劳工限制性法令出台，加之产业结构转变下工人阶级内部分化和整体力量下降，至七十年代美国劳工运动便陷入了沉寂。七十年代以来，美国法律机构致力于削弱工会，这与工人阶级自身政治力量的下降密不可分。
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黑豹党”
而新自由主义在中国迅速发展之后，同样也是在劳动者的流血牺牲与抗争中一步步构建起现有的劳动法律体系，比如《劳动法》的出台以93年的致丽大火和高福大火为重要推动力，乃至有“两把大火烧出《劳动法》”的说法。数百条生命与巨大的舆论压力换来《劳动法》的出台，但这套法律制度至今在执行中并没有实现其应有的强制力，无法在事实上赋予劳动者更高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年初的修改《劳动合同法》之争，足见法律事实上充当着谁的代言人，同时也更明显的表明，制度制定者并非施予者，反倒是劳资关系斗争中的站队者。
问题如何解决？权益如何保障？仅仅是指望通过“发展”来解决过劳死的问题，在发展的方向正确与否尚需讨论的情况下便将“发展”作为唯一的解决办法，不过是在方向问题上的回避。在唯发展至上的论调的主导之下，不论是白领还是体力劳动者，都同为精神上被剥削、政治上缺乏权利的主体，只能在斗争中争取自己真正的权益。恰如深圳的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北京，与深圳工人较高的自觉性密切相关一样，在各个工作岗位上挣扎在身体崩溃边缘的人们，也需要抬起头认清自己的现状与权益。
毕竟几十年前的企业里，是不存在过劳死的……
（来源：思行学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