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资本主义平息众怨，是可能的吗？

文/郑渝川

《拯救资本主义》是罗伯特·赖克的最新作品，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党内竞选者伯尼·桑德斯（民主社会主义者）以及《纽约时报》等多家美国媒体的推荐。这本书延续《超级资本主义》的批判风格，从五个方面论证了美式资本主义已陷入难以为继、无法自我修复的制度障碍，指出由此导致了严重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现象，削弱了公众对于经济、经济、政治的基本信心；书作者针对日渐严重的分配不公，指出华尔街为代表的获利阶层并没有如其宣称的那样为公众作出了应有贡献；书作者强调资本主义的存续面临威胁，要彻底的改变分配机制，进行深层次的改革。

罗伯特·赖克是当代美国最为著名的经济学家、意见领袖，他曾出任克林顿政府的劳工部长，现任伯克利加州大学理查德&萝达·高曼公共政策学院公共政策校长讲席教授。2007年，罗伯特·赖克推出《超级资本主义》（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中文版），指出资本和商业的力量，已经深度的渗入公共政策领域，使之变成了各类利益集团竞逐的角斗场，而公民意愿则很难找到代言者。不仅如此，每个人的消费者、投资者角色变得更为突出，而作为公民的属性则被严重淡化。

      罗伯特·赖克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者，他非常推崇二战后的三十年，认为那段时期，美国等国家实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与政治民主、社会自由和谐共容。超级资本主义驯服和钝化了公民的属性，而将消费者的欲望训练得越来越灵敏，这使人本身也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依照罗伯特·赖克的观点，雾霾袭来的当前，人们无不忧心忡忡，却并不愿意放弃私家车而改用公共交通作为通勤代步工具--“作为公民他们对于全球变暖异常焦虑；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他们却积极地让温度进一步升高。”

《超级资本主义》出版后，很快成为全球级的畅销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最近几年来，在全球范围内，人们相比过去更愿意主动参与公共事务；而借助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介，公众参与的力量得以越来越充分的显现，更多人对于当今世界政治和经济运行体制、发展成果分配方式提出了质疑。但这样的质疑以及抗议浪潮，却被轻猫淡写化，或是污蔑为所谓的民粹主义。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拯救资本主义》，是罗伯特·赖克的最新作品，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党内竞选者伯尼·桑德斯（民主社会主义者）以及《纽约时报》等多家美国媒体的推荐。这本书延续《超级资本主义》的批判风格，从五个方面论证了美式资本主义已陷入难以为继、无法自我修复的制度障碍，指出由此导致了严重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现象，削弱了公众对于经济、经济、政治的基本信心；书作者针对日渐严重的分配不公，指出华尔街为代表的获利阶层并没有如其宣称的那样为公众作出了应有贡献；书作者强调资本主义的存续面临威胁，要彻底的改变分配机制，进行深层次的改革。

 自由市场还真的存在吗？

罗伯特·赖克在这本书中深度剖析了美式资本主义的制度障碍，即财产、垄断、合同、破产、执行五个方面发生的制度失灵，指出因此导致自由市场已经无法真正意义上公平、自由的运转。

书中指出，“对市场机制拥有不成比例的影响力的人通常最为激烈地支持永恒不变、理性的‘自由市场’，并且反对政府‘侵扰’市场……他们拥护‘自由企业’，并将‘自由市场’和自由画上等号……（却同时）悄悄地修改游戏规则”。并且，当环境违法、侵害顾客和他人健康及安全、欺骗投资者等行为带来的收益足够高时，企业就会选择以身试法，近年来卷入这类丑闻的企业就包括英国石油公司、哈利伯顿、花旗集团、通用企业、大众汽车、三星电子。

      三星集团丑闻：前法律主管揭露秘密基金及行贿

财产权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石，书作者指出，这方面制度其实并非许多经济史学者宣称的市场发育的产物，而是立法机构、行政部门和法院特定决定的结果。财产权规则从近代以来，就不断进行调整，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最为典型的是，1978年之前，美国的航空公司在出现航班超额预订的情况下，会随意取消超员乘客的座位；此举经乘客多年投诉，美国民用航空委员会修改了规则，要求航空公司将每个预订座位视为乘客的财产，航空公司取消预订就不得不提供额外的好处，从而“购回”超员座位。

经济史学者很正确的指出，英国工业革命、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一大主因都源自专利权制度。专利权制度是财产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激励创新，政府应当赋予发明者足够的所有权，但也要避免发明者永久或变相永久独占成果，以让公众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使用这些发明成果。因而，专利权同时具有时限。但在美国以及其他很多国家，专利权时限被轻而易举的绕过了，使得大公司等利益主体可以更为长期的获得垄断收益。罗伯特·赖克在书中举例指出，美国多家药企在基础专利即将过期时彻底停产，将原创药品小幅调整后重新注册专利，就得以变相永久化的占据药品专利。这也是包括中国、印度等许多国家的疑难杂症患者无法获得廉价仿制救命药的根本原因。

迪士尼则通过院外游说集团，多次延长米老鼠等卡通角色的专属权期限。类似的现象还包括20世纪好莱坞各大制片公司的经典影片。罗伯特·赖克指出，迪士尼卡通角色和好莱坞经典影片的创作者大多已经离世，专属权期限却一再延长，这根本谈不上通过保护专利权来激励创作，而只能说明，专利申请机关和法院服务于大公司利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管是迪士尼推出的卡通角色，还是好莱坞经典影片，基本都取材于世界各国的民间传说、童话故事和传奇人物，并不因此付出任何酬劳，却可以永久化的垄断相关的题材和角色。

        《拯救资本主义》书中谈到垄断时指出，相比其他工业国家，美国各行业的垄断，已经使得许多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明显偏高。这些行业的垄断企业每年投入巨资用于游说和捐助竞选活动，美国历任总统和国会议员显然深受影响。书中举例指出，电商巨头亚马逊甚至开始强制出版公司将电子书销售收入的半数作为渠道费用，不服从这项规定的出版公司则被强制下架。亚马逊的行为并非孤立存在，而这样的操作究竟是否属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行为，引发了持续争议。“在宽带网等网络、种子遗传特性、标准数据平台，以及少数几家华尔街银行所控制的金融体系等领域，我们也看到了几种最主要的市场操纵行为。大企业和华尔街利用手中的政治影响力，扩大政治势力，避免受到小型竞争对手的经济侵袭或者反垄断法的法律威胁。”

合同是资本主义的第三大组成部分。罗伯特·赖克强调，自由市场不复存在，很重要的一点表现就是，合同规则的制定服从于大公司和资本的利益。罗斯福新政时期出台的《证券交易法》严禁内幕交易，但在近年来，许多基金公司、高科技上市公司涉及内幕交易的操作，却获得了美国证券交易部门和司法界的责任豁免。而在美国的劳务市场，大公司主导的仲裁机构判决提出劳务仲裁的员工获胜率仅为21%，远远低于法院判决的60%。至于互联网时代，企业推出的强制用户同意方可使用、试用某方面服务的格式合同，用户对之提出挑战而今也很难获得司法界和执法部门的响应。

谈到破产，这本是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发明，英属东印度公司正是据此获得了本土居民源源不断的投资支持，才得以长期在印度大陆和东南亚经营。罗伯特·赖克抨击了最近近几十年来美国金融、房地产等行业的大企业，纷纷滥用破产法律，将损失负担悉数抛给员工、消费者和企业所在社区的民众，而这些大企业的高管却仍可以通过预先合同拿到丰厚的补偿金。

《拯救资本主义》书中最具震撼力的表述，出现在第八章，即罗伯特·赖克对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法律执行机制上暴露出的重要缺陷。当民意就某一行业或行业巨头企业的肆意妄为提出强烈不满时，立法机关会推动形成法律，“富有阶层为了扼杀他们所厌恶的法律”，最行之有效的手段就是设法减少这方面执法的经费和人力投入。例如，美国职业安全健康局获得的经费长期不足，2013年仅为1.34亿美元，低于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三个月的安保费支出；而这家执法机关在美国全国仅有2200名检查员，却需要监察美国800多万处工作场所的1.3亿名工人的安全。更有甚者，为了安心避税，利益集团还设法削减对于美国国税局的拨款，让国税局定期裁员。很多人迷信美国的食品安全，美国这方面的法制建设的确卓有成效，利益集团下手的环节同样也是执行环节，让2011年出台的《食品安全现代化法》陷入闲置的尴尬处境。

      罗伯特·赖克质问，当私有财产、约束垄断、合同、破产或处理违约问题的其他方式，以及规则的执行，都出现致命的制度缺陷时，谁还能相信所谓自由市场的健全性？他强调，美国司法和行政系统的廉洁水平较高，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腐败，因为“大企业和富人”腐蚀政府公职人员采取的方式，是以“说客、有偿专家证人、精明且经验丰富的律师”再加上民选官员竞选时的献金等形式，让本来用于保障自由市场健全运行的制度按照腐败者的步调运行。

深入骨髓的分配不公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式资本主义开始造就一个加速的贫富分化进程。顶层人群收入和财富大量增加，而同期美国政府不断推进减税。这一过程带来了显著的社会问题，但也有经济学家辩称，认为获得更高收入甚至天价收入的阶层，是因为对经济的贡献（如发明创造，如管理经营，如投资运作），因而贫富差距依照市场逻辑来看具有合理性。

      罗伯特·赖克对上述辩词嗤之以鼻。他并不认为那些首席执行官、对冲基金经理、投资银行家、高频交易员、政治说客和律师为社会创造了巨大价值。在他看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美国经济畸形繁荣，许多大企业的财务报表收益显得十分可观，最根本的原因是利用不公平的制度因素，就是前述的财产、合同、破产和执行等畸形法则来提高利润，并推高股价，这些人已经不再需要像过去那样为自己卷入利益冲突、内幕交易和有限责任问题担负责任。

 《拯救资本主义》书中剖析了美国大公司首席执行官薪酬几十年来暴涨的奥秘，指出这样的暴涨与经营业绩其实并不存在正相关关系。而美国证交会1991年允许大公司高管秘密兑现自己的股票期权，不对公众披露，更助长了这些人为提高股价及兑换期权牟取利益为进行短期业务操作的动力。近几十年间，美国税制越来越偏向于财富持有者，以至于巴菲特等富豪都感慨税制的不公平性。

罗伯特·赖克还叙述指出，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工人平均时薪与生产率保持同步增长的态势被打破，增长成果开始倾斜于富人阶层。美国2013年家庭收入中位数在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甚至低于1998年的水平。美国企业家阶层热衷通过贸易协议将工作岗位外包到海外，从而成功的压倒了20世纪曾一度强势与企业家阶层分庭抗礼的工会组织，迫使工人接受了更低的工资。这些变化使得美国工薪阶层距离“美国梦”越来越远，而成为了不折不扣的“穷忙族”。

浴火重生是可能的吗？

罗伯特·赖克不无讥讽的指出，所谓大政府与小政府，或者说政府干预与自由市场之争，其实都是被用来转移民众对决策方式的注意力，“掩盖大公司、华尔街和富人对此类决策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这一事实。”“随着顶层阶级掌握了经济权力，他们对游戏基本规则的政治影响力也随之增加，从而进一步强化他们手中的经济权力”。

这本书强调指出，美式资本主义面临难以为继的严重威胁。尤其是最近30年的收入分配模式，已经导致经济复苏和经济困难周期之中，90%美国人实际收入都会不断下滑的恶性循环出现，社会结构瓦解已经成为事实，民众普遍认为社会不公平和不公正。这种情况下，民众会认为违规是可以允许的，效仿顶层人群为了利益操纵游戏规则的欺骗行为。而企业主体不得不制定更严格的规定，减少员工自行决定权，加大查账和交易监督力度，建立更多的内控措施，耗费更多成本。而经济游戏遭到操纵的事实，还会瓦解民众的社会责任感，甚至让人选择在多方面拒绝配合。

书中援引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丁·季伦斯和西北大学的本杰明2014年有关不同利益群体对于公共决策的影响力的研究结论指出，“普通美国民众的偏好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微乎其微、接近于零，并且从统计角度而言微不足道”。当前，已经不存在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所称的（对不公体制的）“抗衡力量”，过去曾一度能够制衡企业家和资本的工会，而今已经式微。

罗伯特·赖克希望重建美国的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以及相应的抗衡力量体系。他谈到了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希望终结“公司福利”（为石油业、农业、药品行业、金融业等行业巨头企业提供的巨额补贴），指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严重有害美国民众利益，但这些反对声音和力量能否推动一个新的政治代言群体（党派）出现，则表示悲观。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获胜者特朗普在竞选中以改革美国竞选资金制度、清理“华尔街-华盛顿”同盟、斩断官员与政治说客的身份切换等激进主张，赢得了基层民众的高度支持，但当选后，特朗普选择的内阁成员，却主要来自所谓的“华尔街-华盛顿”同盟，是美国工业和金融业多家顶级企业的掌门人。特朗普发起的“革命”，也因而被怀疑为只是一场借用民众愤怒的富豪夺权游戏。

（作者：郑渝川。来源：公众号“经略网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