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是个90后，出生在改革开放如火如荼进行的1993年。那一年，长者在八届全国人大上当选为国家主席，希拉里的老公克林顿在大洋彼岸就任美国第42届总统。而自八十年代末兴起的“毛泽东热”则随着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的举行在国内达到一次小高潮。

我就是在改革逐渐深入的过程中，在长辈的影响和自己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反思中逐渐认识和理解这样一位深刻改变了中国的伟人的。

随着认识的增加，我对这位伟人的敬意也与日俱增，并且越来越喜欢使用“毛主义（maoism）”一词去称呼他极富创造力的思想。在一些青年人的眼中，他是一面与格瓦拉齐名的理想主义的旗帜，是中国穷苦人的代言人。

不过，虽然一直都在听说“毛主席是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这句话，却总觉得它是夸张的宣传。是中国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我是信的（歌里都唱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但是世界呢？

（图：相信不少人都看过这样的海报，毛主席真的是世界革命人民的红太阳吗？）

毛主席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不，找了一圈资料，终于相信这话不是夸张了。今天就写写这个题目。

毛泽东的世界影响

要说毛主席对世界的影响，实在太广泛了，他的政治建树、军事谋略、文艺理论和哲学思想都是世界级的，更不用提他的书法、诗词，他的影响从他生前直到去世后，至今不绝（直到今天，西方国家每每发生罢工或抗议游行时，还时常能在队伍里看到举着毛画像的示威者）。这里不想泛泛而谈，主要看一下毛主席在世时在他思想影响下的世界革命理想主义反抗运动。

本文所考察的时间段主要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这27年；覆盖的地点，地球西瓜大小，不过就是亚洲、欧洲、非洲、美洲这些地方。而当年毛主席的影响，竟是把这每一个大洲都覆盖遍了。世界各地的进步青年和抗议群众都曾在毛的口号和旗帜下高歌前进。尤其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受中国文革的影响，理想主义的红旗曾在全世界挥舞飘扬，相互呼应，蔚为壮观。本篇主要介绍毛对第三世界（亚非拉）的影响，而在下篇中我将介绍毛对欧美日第一、二世界以及港澳台的影响。

毛泽东与第三世界解放运动

提到“第三世界”不得不说说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1974年，毛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这在中国人看来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在当时，这意味着全世界的穷苦国家不论地域、民族、种族、社会制度和宗教信仰的差异全都属于同一个阵营了；如此一来，便打破了从前关于亚洲和非洲、白种和黑种、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等的标准，而统一以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压迫还是被压迫——来划分了（可以对比一下亨廷顿根据宗教和文化划分世界的“文明冲突论”）；这相当于在国际社会里做了一次“阶级划分”，其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广大亚非拉穷苦国家之间的民族、宗教和社会制度矛盾下降为了次要矛盾，而它们与前两个世界（尤其是美苏第一世界）的矛盾则凸显为主要矛盾；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当前任务，就是将整个第三世界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霸权。“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为各个寻求独立和解放的穷苦国家找到了可以依靠的真正朋友，带来的推动可想而知。

毛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有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就是一般性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社会改造方面。近代以来，众多亚非拉国家遭到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和奴役，国家贫穷落后，人民苦不堪言，反抗殖民压迫的呼声越来越高，终于形成了二战后的民族独立浪潮。而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击败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亲美政府，在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赢得了独立和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这个拥有四亿人口、面积相当于整个欧洲的偌大国家的解放既给全世界受压迫民族带来了极大的鼓舞，也给欧美的帝国主义国家们带来极大的震撼。毛泽东和中国革命成为当时亚非拉国家学习的榜样，毛的著作和声望也随之在整个亚非拉广泛传播。1956年，一位熟读《论持久战》的30岁古巴青年和他的同志们进入马埃斯特腊山区打游击，3年后，反动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被推翻，古巴获得了解放，这个青年的名字叫菲德尔·卡斯特罗。而受到苏联、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感召，许多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在赢得国家独立后，也纷纷效法苏中实行社会主义倾向的改革（例如在当年中东新独立的21个阿拉伯国家中，就有7个国家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形成独具特色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运动）。

很难统计究竟有多少亚非拉国家在独立的过程中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无疑是巨大而深刻的，他的建党建国理论、军事战术对很多国家的游击队和解放力量都起到了直接的指导作用，在世界各地都暴发出威力。原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候补书记韩西雅老人在其著作集中曾有这样一篇文章，讲到韩老1965年随中国工会代表团访问葡属几内亚武装斗争基地，发现一个游击队只有一本葡萄牙文的《毛泽东选集》，大家轮流看，书角都翻烂了。韩老说，人家就是凭这一本书，争取一个国家的独立（还有一个后来的例子，乌干达的传奇黑人总统穆塞韦尼，他在大学期间读过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后来参加本国革命运动，做到乌干达的国防部长，1980年因受到总统密尔顿·奥伯特的排挤，离开权力中心；于是这哥们找中国大使馆借了5本《毛泽东选集》，离开首都去丛林打游击了；在《毛选》思想的指导下，5年之后，他的武装部队又打回了首都，夺取了政权，穆塞韦尼就职乌干达总统...）。

在拉美，阿根廷汉学家埃杜阿尔多曾评价毛说：“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推翻旧制度革命的胜利，这一点颇似曾担任过三任阿根廷总统的贝隆（庇隆）。当时贝隆总统就是努力致力于摆脱西方大国的干涉，争取阿根廷的独立和提升其在国际上的地位。”在很多第三世界人民的心目中，毛就是争取民族独立、摆脱西方大国压迫的象征。

第二个层次，则是特殊性的“中国道路”方面。这既包括与苏联革命“城市中心”道路相区别的“农村中心”，也包括六十年代以来中国对苏联政治、经济的广泛批评，最激烈的，就是毛在六七十年代之交发动的、对苏式官僚体制进行实质性改造的文革运动。“中国道路”为亚非拉国家提供了不同于苏联的选项，中苏论战也在亚非拉的各社会主义运动中引起深刻的争论。如果说第一个层次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共识，那么第二个层次就涉及这个阵营内部的分歧了。毛给这次分歧打上了深深的个人印记。

首先，“农村包围城市”、“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的中国革命经验本身就是针对工业落后国家的，对亚非拉国家有着天然的吸引力（苏联采取的“城市武装起义”则更加适合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国家）。苏联在中国革命的初期批评了这一“经验”（当时的罪名之一就是“经验主义”），到后来却也不得不予以承认。对于亚非拉国家来说，中国经验比苏联经验更加有着实际的影响力。而毛泽东本人，正是这一经验的提出者。

于是，在中国革命经验的指导下，亚非拉多国出现了以农民为基本力量的共产党游击队，其中有不少在国内都产生了较大影响。与第一层次解放运动的区别在于，前一个以赶走西方殖民者、实现民族独立为主要目标，并不要求推翻本国的资产阶级政权；而后一个仅将实现民族独立做为手段（或阶段性任务），独立之后还要推翻本国的资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

本来，在号召亚非拉国家通过成立共产党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上，中苏两国并无不同。但在赫鲁晓夫担任总书记后，中苏两国在政治上的分歧日益显露，这种分歧不能不波及到对第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态度上（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苏联出了，修正主义）。

中苏分裂和“毛派”的崛起

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提出：当前国际局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十月革命”已经不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可以通过“取得议会中稳定的多数，并且将议会从资产阶级民主的工具转变成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而实现“和平过渡”；列宁关于“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的观点已经不能有效适用了，在目前的形势下，“只有两条路：要么和平共处，要么发动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第三条路是不存在的”，各国只能“和平共处”；在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时，要“用实践来证明哪一种制度更好”，“进行不打仗的竞赛”，一种“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进行的和平竞赛。”

而在196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又进一步提出了他的“新的理论”，认为：“从国内发展的任务来看，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产生的国家，在新的阶段即现阶段上已经变为全民的国家”；“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由于苏维埃社会的一致的加强，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了全体人民的党”。

上述理论被中方概括为“三和两全”（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全民国家、全民党），与此相适应，苏联在1959年与美国签订《部分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以核不扩散为理由在条约上答应限制中国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并表示因此要撒出苏联援华的核武专家。而中国在1958年为抗议美国干预台海问题发起的“炮击金门”事件（同时声援中东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也受到了赫鲁晓夫的压制，因为后者担心此举会破坏刚刚形成的美苏缓和局面。在东欧，更发生了因群众对苏联做法不满而遭到苏方恶劣镇压的“波匈事件”。

毛泽东曾评价赫鲁晓夫道：“赫鲁晓夫的思想是唯心主义的、实用主义的，或者说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赫鲁晓夫对兄弟党、兄弟国家就是要欺压，就是要把你压服，压不服就整你，把兄弟党、兄弟国家当做敌人，搞颠覆，这是典型的大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另一个方面，对帝国主义，赫鲁晓夫是怕帝国主义的，他口口声声说要搞裁军、搞谈判，实际上是要争取在帝国主义的舞台上有一席地位。”

从1956年到1966年，中国党和苏联党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上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论战，中国方面写作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1963）等文章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并揭露赫鲁晓夫的系列理论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事业、取消阶级斗争并向资本主义国家做妥协，重申了中国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主张（即：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剥削的新世界），苏联方面也发表了海量般的文章来回应中国的批评。毛泽东认定 “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篡夺了”，而苏联则指责中共为“教条主义”。双方的关系逐渐破裂，最终发生了1969年的珍宝岛武装冲突。

在苏联修正主义推崇“世界和平”的国际路线时，中国则继续坚持“世界革命”，受此影响，在亚非拉不少国家的共产党组织中都发生了分裂，相当多国家的反华亲苏派放弃了武装斗争，专心参加议会运动，而反苏亲华派则始终坚持暴力革命。分裂出来的亲华派武装一般都以“毛主义”为旗号，成为第三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毛派。

中国革命路线与亚非拉

 1965年，中国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以国防部长林彪的名义发表），作为60年代《九评》之后的又一世界革命指导性文件。该文在总结毛泽东的“武装斗争”、“人民战争”、“农村包围城市”、“统一战线”、“党的领导”等中国革命经验之后，对这些经验加以提升，再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了一套以亚非拉为主要依靠力量的世界革命系统战略。文章指出：“从全世界范围看问题，如果说北美、西欧是‘世界的城市’，那么，亚洲、非洲、 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农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北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由于种种原因被暂时拖延下去，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运动却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整个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把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当成自己的共产主义责任。”在各个国家的国际支持问题上，文章认为：“革命的‘条件’不能输出”，“在这个意义上说，革命是不能输入的。但是，这并不排除世界各国革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中相互同情和支援。我们对各国革命人民的支援，正是有助于他们自力更生地进行斗争。”

无疑，这一重要文件既赋予了第三世界亚非拉国家崇高的战略地位和国际使命，也明确了各国革命人民间相互支援的国际责任，对提高第三世界人民的信心和斗争情绪以及推动解放运动的实际发展都有着巨大的作用。同时，它也是将毛泽东的中国革命经验世界化的一次创造性尝试。毛的名言，如“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受压迫的人民总是要起来的”、“东风压倒西风”，也是在不断地先普遍化、世界化，后特殊化、具体化的探索过程中被用于指导第三世界人民革命的。

苏修路线破产在东南亚

在亚洲，毛泽东及中共长期支持缅甸、马来、泰国、菲律宾等坚持游击战争的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由于邻近中国，这些地区的多数共产党组织在中苏分裂中站在中国一边，成为毛主义路线的重要实践地区），提供了大量技术、物质援助，并在中国大陆设立“东南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帮助后者进行舆论宣传。

成立于1930年的马来亚共产党有着的漫长的反抗殖民统治的历史（先是反抗英国殖民者，后又反抗日本殖民者），该党于1961年决定放弃武装斗争，换取合法政党身份，加入国内和平进程；于是，马共领导人陈平很快被邀请到北京商谈，在中国的劝说和支持下，马来亚共产党重新投入武装斗争，一直到国际形势风云突变的1989年。

印尼共产党是成立于1920年的老党，该党曾在1926年领导了印尼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反荷兰殖民主义的武装起义。印尼共在领导人民进行反帝反殖斗争中获取了很高声望，并在1955年全国第一次普选中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四个政党之一。60年代上半期，印尼共产党利用总统苏加诺的联共政策，希望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一度声势很大，结果重蹈中共1927年的覆辙，在1965年发生了美国支持下的右翼军人政变，原总统苏加诺下台，毫无反抗之力的印尼共产党随后遭到军方的残酷镇压，短短5个月的时间内，数十万共产党员和左派群众遭到屠杀，史称“九·三〇事件”。1966年新总统苏哈托宣布解散印尼共产党，后者从此转入地下状态。

1965年失败使印尼共彻底放弃了和平斗争思路，重新进行武装斗争；同年9月印尼共中央发表总结失败教训的《自我批评》，认为前一阶段的失败是受了苏联“三和”路线的影响，并提出“三面旗帜”，把毛泽东的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作为印尼革命的唯一道路。1970年5月22日，中共在电贺印尼共成立50周年时，再次指出1965年挫折完全证明了苏修“和平过渡”道路的破产和中国革命经验的正确性。

新加坡是世界上华裔人口比例最多的国家，华裔与中国大陆有密切关系，乡土意识较强，对中国怀有特殊感情。新加坡共产党人原属于马来亚共产党，1965年新共响应中国的世界革命路线，批判苏联的“三和”，放弃了合法的议会道路，发动支持者进行武装抗争。新共尽管在后来被李光耀政府镇压，但它曾经取得了重要的政治影响：虽然在1963年选举中败给了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但基层组织却是左翼的天下（51个分部中的35个、23个秘书处中的19个控制在左翼手中）。七十年代，受中国“文革”影响，很多新加坡青年不惜冒险到停泊在公海的中国货轮上观看《决裂》、《春苗》等宣传“文革”的电影，李光耀不得不颁布禁令限制新加坡公民到中国访问。

共产党一直是李光耀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李光耀头顶徘徊），而与新共斗争的历史也成为后来李光耀政府发展经济、稳定社会的重要经验来源。考虑到这个实实在在威胁，那些关于80年代新加坡经济腾飞中“儒家伦理”和“东亚文化”所起作用的讨论则显得有些玄虚了。

在菲律宾，菲律宾共产党也是与马共一样成立于1930年的老党。在抗日战争中，菲共成立了“虎克军”进行抗日游击。战后，由于受到菲律宾政府压制，菲共又在1945年成立了“人民解放军”反抗菲政府，势力迅速扩大。

六十年代末，受中苏对抗和中国“文革”的影响，菲共发生分裂。1967年，亲中国的西松及其追随者被开除出党。后者随即组成了自己的临时政治局，在《北京周报》上批评旧菲共和苏联，并于1968年12月26日成立新的以马列毛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菲律宾共产党，西松担任党主席。1969年，新菲共成立“新人民军”（后改称“民族解放军”），发起武装斗争；西松发表《菲律宾社会与革命》一文，用毛泽东思想指导菲律宾革命；中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同时也是菲律宾民族解放军的纪律。到2002年，新菲共武装已发展到1.2万人，控制了分布于全国各地的1671个乡村，其中有的还在首都马尼拉周边。目前，“毛派”新人民军的规模虽有所缩减，但仍有数千人数量，在全国80个省份中的60个省都有武装活动。

艰苦造就卓越：南亚的毛主义运动

在南亚，印度和尼泊尔毛主义者的活动时至今日仍有着巨大的国际关注度。

印度是南亚次大陆最早建立共产党的国家（1933年），也是南亚最早开展毛主义运动的国家。印共内部的毛主义派别最早可追溯至1946年爆发的特仑甘纳农民反封建起义。起义的全盛时期，印共在安德拉邦的党组织首次对印共中央的路线提出质疑，认为印度国情不同于俄国，更接近中国，应该走中国式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在全国发动农民起义。1950年，尽管安德拉邦党组织的书记拉吉斯瓦尔·拉奥取代了原总书记兰纳迪夫成为印共总书记，毛主义的影响在党内有所扩大，但党内对印共该走的路线却发生了严重分歧（当时印共党内争论的三个主要问题是：印度该走俄国 “以城市为中心” 的道路还是走中国“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武装斗争” 还是 “和平过渡”；如何处理与国大党的关系），最终，印共中央的主导思想转为议会斗争。1951年印共宣布停止武装斗争，从此走上了议会斗争的道路。

60年代中苏大争论后，印度共产党分裂为印度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1967年，印共（马）中的一支在领袖查鲁·马宗达的领导下在西孟加拉邦的大吉岭县西里吉里区发动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要求夺取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其中，以纳萨尔巴里村的斗争最为激烈。从此，默默无闻的纳萨尔巴里成了印度报刊的热名词，官方开始以“纳萨尔派”去称呼农村暴动分子和毛主义者。1969年４月22日（列宁诞辰日），查鲁·马宗达联合其他分裂出来的左派正式成立了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肯定了特仑甘纳农民起义斗争道路的正确性，并总结了纳萨尔巴里的运动。印共（马列）宣称坚持毛泽东思想，走中国式革命道路，提出“中国的主席是我们的主席；中国的道路是我们的道路”的口号。从印共（马列）成立到1972年马宗达牺牲，毛主义运动经历了一个迅速发展阶段，从纳萨尔巴里扩大到全国。

 马宗达牺牲后，印共（马列）分裂为多个毛派组织。2004年，实力最强的两个毛派组织“印度毛主义共产党中心”与“印度共产党（马列）[人民战争]”联合组成新的毛派政党——印度共产党（毛主义），选举贾纳帕蒂为总书记，确立了“以农民革命为中心，以持久战为印度革命道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提出通过广泛的人民战争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印共（毛）成立以来，由于思想、武装得到整合，获得迅速发展。经过十余年的奋斗，活动范围已发展到印度的17个邦223个行政区，覆盖近40%的国土，并拥有了一支由主力军、游击队和民兵构成的相对专业的完整军队，具备了相当的实力。

（图：2012年上映的印度电影《Chakravyuh》，中译《无法避免的战争》，讲述了印共（毛）游击队的斗争故事 ）

尼共（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49年成立的尼泊尔共产党。1951年，尼共一大召开，提出尼泊尔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党的任务是领导人民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1960年，因对待尼泊尔君主政体的意见不同，尼共发生第一次分裂。1962年后，受中苏两党争论、印共分裂以及后来中国“文革”的影响，尼共党内的意见分歧加剧，再次出现分裂。起初尼共分裂为十几个派别，后逐渐整合。到90年代初，终于形成了尼共（团结中心）和尼共（联合马列）两大主要派别。

尼共（联合马列）于1990年由尼泊尔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和尼泊尔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合并而成，主张议会民主和多党政治。尼共（团结中心）于1991年由尼共（马萨尔一CC）、联合尼共（四大）、无产阶级劳动组织以及尼共（马萨尔一COC）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合并而成，普拉昌达任总书记，主张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开展人民战争，夺取全国政权。尼共（团结中心）在成立后即着手开展大规模群众运动，并成功领导了1992年的全国大罢工。罢工结束后，受主张议会政治的国内民主派的影响，团结中心内部分化为倾向于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的“四大”派和主张用暴力实现民主的毛主义派。1994年，“四大”派被开除出党。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以普拉昌达为首的团结中心主流派在1996年打出尼共（毛主义）的旗号，宣布以秘鲁的“光辉道路”游击队为榜样，先夺取全国政权，推翻君主立宪制，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再迈向社会主义。接着，他们进人山地和丛林，开始军事训练。

虽然在1996年起事时不到300人，但到2001年尼共（毛）已发展成为一支拥有2000-5000名正规军和1万名游击队员的武装力量，并在全国75个县中的20个县都建立了自己的人民政府，全国80%的农村地区都处于他们的控制或影响之下。从2004年底开始，毛主义武装对首都加德满都进行了围城。2006年，在尼共（毛）领导的人民民主运动的压力下，尼泊尔国会一致通过，剥夺国王贾南德拉的一切权力，尼泊尔结束王权政治，随后普拉昌达宣布停止武装斗争，与各民主政党进行谈判。2008年，尼共（毛）在立宪议会选举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随后，尼泊尔联邦共和国成立，普拉昌达当选为共和国首任总理。

（图：尼共（毛）主席普拉昌达，名字意为“愤怒之火”，出身于当地最高种姓婆罗门，却致力于低种姓人的解放，“像马克思背叛自己阶级那样背叛了自己的种姓”）

红星照耀拉丁美洲

而在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也受到了中苏分裂的影响。毛派的共产党人60年代中期在巴西、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智利、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国都建立了组织。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哥伦比亚的毛派“人民解放军”游击队，该游击队还有一个模仿“红色娘子军”建立的“玛利亚娘子军连”。秘鲁共产党成立于1928年，1964年的秘共“四大”上，亲华派萨图尼诺•帕雷德斯•马塞多等人分裂出来，另建新党并担任总书记，史称秘共（红旗）。而到了1980年，更出现了由阿维梅尔•古兹曼领导的秘共（光辉道路）派，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山区进行游击战争。到80年代中晚期，光辉道路已实际控制秘鲁国土三分之一强。后因政府军在美国的支持下加大了打压力度，加之古兹曼和另一位领导人托雷多先后被捕，光辉道路的活动大为削弱。

拉美的大国巴西也有着悠久的共产党活动历史。最早源于普列斯特斯在1935年组建的左翼“民族解放同盟”，后来成立“巴西的共产党”（PCB）。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大力推行“和平过渡”，造成国际共运分裂。受之影响，亲苏联的巴共总书记普列斯特斯公开宣布放弃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以求合法登记。这招致了亲中国的阿马佐纳斯等党员对苏共和普列斯特斯的立场的坚决批判，后者随即在1962年重新组织了新的“巴西共产党”（PCdoB）。1962年2月，新巴共通过了支持毛泽东路线的党纲，由此成为第一个在中苏论战中反对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在野党。1963年7月，该党发表了写给赫鲁晓夫的公开信，公开抨击苏联在二十大后的国内外政策，确定了反对修正主义的议程。1992年新巴共召开八大，提出了“社会主义生存”的口号，认为与拉美其他左翼组织受苏联解体的冲击更名或提出更柔和的党纲不同的是，巴西共产党始终没有改变他们的宗旨，这也为该党赢得了声誉。90年代以来，新巴共持续发展，目前已经成为仅次于古巴共产党的拉美第二大共产党组织。

一个有意思的插曲是古巴共产党在中苏论争中的态度。古巴在1959年建国，1960年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后不久便赶上了中苏正式论战，这让夹在中间、希望从双方获取援助的古巴党非常难堪。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古共借机力促双方和谈，认为赫鲁晓夫下台使得论战已没有必要，给中国和苏联拉架。古方派出一个由九个拉美共产党组成的代表团先后前往莫斯科和北京进行调节，无疑，代表团遭到了失败。此举也让毛泽东对古巴党的“和事佬”态度非常不满，认为后者是在向苏联修正主义进行妥协。在撮合苏中失败后，古巴党不得不面临站在哪一方的选择，分歧在高层领导中出现了：“务实派”卡斯特罗支持苏联，认为经济和军事实力更强的苏联能带给古巴更多的帮助和保护；“理想派”格瓦拉则倾向中国，认为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相比，中国的公社制度和革命精神更能代表共产主义。而在他刚刚参加的亚非经济会议上，格瓦拉说苏联向亚非拉国家提供援助时还要附上账单，这和资本主义没有区别。古巴领导人对中苏论战的分歧导致了卡斯特罗最后的摊牌，引起中古关系破裂，并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格瓦拉在1965年的突然出走。

（图：周恩来接见切·格瓦拉。格瓦拉于1965年2月访问中国，访问结束回国一个月后，格瓦拉就从古巴政治舞台上突然消失。时任中国驻古巴大使王幼平认为，从种种迹象判断，格瓦拉当时在古巴领导层中的处境已十分困难）

1965年3月，卡斯特罗在一个重要讲话中第一次不点名的批评中国，他说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充满了“拜占庭式的争论”（即无事生非、小题大做的争执），有人在古巴散布自己国家的宣传品（指中国向古共干部寄送的批判苏联论战材料），挑拨离间，鼓动分裂。苏联《真理报》随后对卡斯特罗的讲话进行了转载。9月，卡斯特罗召见中国驻古代办人员公开指责中国。由此，中古关系急转直下。

同年11月，发生了中古关系史上的“大米事件”，中国因“国内经济困难”提出要减少下一年对古巴的大米出口，卡斯特罗随后在群众大会上公开指责中国“用减少大米出口来讹诈古巴，加入了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封锁”。1966年，卡斯特罗再次发言批评中国在古巴散发宣传材料，“挑动党内矛盾”。

面对古巴方面的指责，《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回应，认为中方已经一直在尽量保证满足古巴的需求，而古巴的粮食困难也怪不到中国头上。相反，中国早就向古巴建议过要逐步实行粮食自给，但古巴不听，而要按照苏东“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分工”去干，以蔗糖换大米，结果是至今不能摆脱殖民地时期造成的单一经济格局。至于中国在古巴散发的论战材料，“古巴领导人为什么对自己的人民如此缺乏信心呢？”

自此，中古关系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对立和冷淡，直到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为止。苏联解体后，古巴为自己因长期过分依赖经互会的“分工”体系以至忽视了在本国建立完整的产业结构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依靠本国人民自力更生建设完整产业也是毛泽东一直秉承的观念。

毛泽东确实是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毛泽东在世时，他所建立的新中国和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对整个第三世界国家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巨大影响，尽管面临西方国家的严密封锁，中国还是在1971年被一大帮亚非拉国家抬进了联合国。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许多亚非拉国家的中国大使馆前都排满了前来吊唁的长队；在埃及，全国致哀7天，中国大使馆前哀声如潮；埃塞俄比亚则举行了10万人的纪念游行；南斯拉夫领导人卡德尔写道：“这是整个世界的巨大损失，特别是我们渴望进步和正义的被压迫人民的巨大损失。”

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论战使得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为了苏联-东欧阵营和中国-第三世界毛主义阵营，而国际革命间的相互支援也分裂为了苏东“经互会”不平等交易系统和中国-第三世界平等、自愿援助的格局。

如果说，在中苏对立前，毛泽东就已经是世界革命人民的红太阳；那么在苏联出现修正主义推崇“世界和平”后，倡导“世界革命”的毛泽东就更是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了。

向这位永远站在穷人一边的中国领袖致敬！

（作者：破折号）

【下集预告】：《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纪念影响世界的领袖毛泽东（下）》

毛泽东在世时，他的思想不仅影响了第三世界，还广泛传播到了第一、二世界，引起巨大震动。法国“五月风暴”、美国黑豹党、日本联合赤军、香港“六七抗暴”、澳门“五月风暴”、台湾“保钓运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也在感受着这股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