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中国现行的教育，很多同学首先想到的是“应试教育”：填鸭教学、分数决定一切、扼杀创造力等等，并根据主流舆论的意见把它与“素质教育”对立起来（也有把现行教育与古代的科举制类比的，认为又回到了古代的“应试教育”）。这确实是主流的看法：中国教育的问题在于“应试”，在于没有实施“素质教育”，而解决之道，就是削弱应试的地位，认认真真地实施“素质教育”。果真如此吗？

 一、不存在“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对立

先说说什么是“应试教育”、“素质教育”。主流观点认为，“应试教育”是以应试为目的的教育，考试考什么就教什么，怎么考就怎么教，并因此片面注重知识教育；“素质教育”则相反，不是以考试而是以学生的人格健全、个性发展及综合素质的提高为目的，不但注重知识传授，而且注重道德、审美、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培养的教育。听着像那么回事，实际上奇怪得很：考试只是一种测验形式，天底下竟有以一种形式为目的的教育？教育是为了考试？是为了学生能够操作纸和笔完成答卷？为了掌握这一操作竟要强制性学习九年？立法的人也太无聊了吧？

我以为，所谓以应试为目的的“应试教育”是不存在的，因而它与“素质教育”的对立也是不成立的。说它“考试考什么就教什么”，“…就…”的句式确实显得僵化死板，然而要害不在于“就”，而在于“考什么”，为什么考的是这些内容而不是其他？考纲里一大堆知识点，可为什么老师只把这几条划为了重点？为什么有的课大家都不想听可是学校还要开而且是必修课？考试的真谛，或许根本上在于对所考内容的编制和划定，形式只是个次要问题。通过阅读指定教材、学习指定内容，背诵指定重点，教育者就可将受教育者的思想绑缚在他们期望的轨道上，即便受教育者不接受，长期的潜移默化也会悄悄把一些观点植入后者脑中，使后者在一定程度上认同自己（我国目前的历史教育虽然没有达到教育部官员们理想的效果——认同现存统治的“伟光正”，但是起码已经传输了唯心主义和去阶级化，这些学生们虽然已不再相信现政权，但也不再像从前那样用唯物主义和阶级方法分析历史了）。封建时代“应试教育”的要害也不是科举考试、八股文等具体形式，而是它划定了程朱注释的四书五经为唯一考试内容，从唐到清考试形式几经变化，但四书五经的权威地位始终无人敢变。

“醉翁之意不在酒”，所谓“应试”教育，其用意或在考试之外。

上面谈了“应试教育”，那么“素质教育”呢？其实“素质”也是个极其含混的词汇，就像“普世价值”一样不确切。有哪些素质？什么个评判标准？所谓“素质”，都是依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阶级视角为转移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如果硬要拿出一个统一的“素质”，那就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素质”——《共产党宣言》中说：“任何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我国过去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后来渐渐没有劳了，只剩下德智体美，这就是“素质”含义会因时代不同的例子（《辽宁日报》：“德智体美劳”为何丢掉了“劳” http://epaper.lnd.com.cn/html/lswbasb/20101129/lswbasb597947.html）。

可见，“应试教育”并非真的以应试为目的，其所强调的考试只是教育的一种形式，而形式是不能与作为内容的“素质”相对立的。至于“素质教育”，从未有过普适性的“素质”，不同的人也需要不同的素质。

 二、古代的“应试教育”与当今的“应试教育”有根本不同

再说说今天的“应试教育”是否回到了古代科举制的问题。这个话题我想引用人大教授刘小枫先生的几段话（参看刘小枫《全民读经典，不可能也没意义：商业文明与教育问题》http://www.guancha.cn/LiuXiaoFeng/2014_11_20_301080.shtml）：

“古代教育是少数人读书。古代教育并不具有强制性，你要不要去读书没有人强制你，古代的教育分为两种，一种是读了书以后去做官。但是大部分的人是不念书的，那么这些人就没有受过教育，没有文明、修养吗？当然不是，这些人都受过教育，宗法教育。所以传统教育有两种：培育统治教育和宗法教育。”

我们平时所说的科举制，其实只是古代教育中的一部分，即“培育统治教育”的部分，是培养统治者的，只有少数人能完成，所以叫“科举取士”，取的是士，是可以做官的人，已经是统治者了。而其余大多数人只能完成一种由家族和社会来承担的“宗法教育”，学习一些基本的人生道理（由此来看我们今日的大多数学生如果穿越到古代去是无缘“科举取士”的，可能最多读个私塾）。古代的科举制本质是一种精英教育，直接向统治阶级输送人才，培养的是少数贵族士君子，而非多数普通百姓。因此古代不可能也不必要有面向全民的普及性义务教育。对于一个以农业为主要产业、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社会来说，这样的教育已经完全够用、足以维持社会运转了。

（殿试：科举的最高阶段，帝王亲自审查并挑选士人）

但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和商业的进展取代了农业原来的地位，原有教育体制已经无法满足新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一种新的面向全民的普遍教育被建立了起来——近代以后由德国首创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采用的义务教育制度就是一个重要内容。市场把每个人都密切联系在了一起，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社会化的大众教育，国家需要让每一个即将走入社会的人都受过一定培训，以掌握从事市场活动的基本技能。根据刘小枫的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的创始理论家亚当·斯密曾在《国富论》中提出要按市场需要改造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旧教育，代之以一种适应商业文明的新教育，而实现的途径，比如：1，根据市场上的劳动分工在学校里进行分科，随着分工越细化，学校里的分科也越细化；2，教师工资与效益挂钩，改变以往由公共经费支持教育的模式；3，强制性义务教育，“亚当·斯密说国家有责任让每一个人在进入工作前的这个阶段里培育使他今后有挣钱的能力，进入一个分工体系的某个专业里面劳动。这就是国家要承担的义务，这就是义务教育的含义。”；4，注重实用学科，发展工科专业……这些后来全都实现了。关于第三条，刘还有另一段话可作补充：

“在亚当·斯密看来，初级教育、实用教育对民众的理解力有大的提高，而且会增强工作能力，社会改进也会得到很大发展。举个例子，中国前20年一下子财富发展了，是靠制造业。现在制造业在中国的成本上升，工资开始提高，很多厂子朝越南、印度、非洲方向转移。但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商人们发现，中国的制造业工人虽然都是农村来的，却比越南、印度、非洲工人的工作能力要强，纪律性要强，技能也要强。很简单，那就是我们中国的基础教育做得好。我们强制性的义务教育，普及小学教育直到乡村里。所以再怎么没读书，都还是上过初小的，这种人他能够出来打工，他的能力的的确确就比那些国家强得多，所以中国的劳工好用啊。”

亚当·斯密（1723-1790）：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开山鼻祖

总之，当今中国的教育归根结底是由现今的资本主义制度决定的，是适应工商业文明的教育，与古代那种适应农业文明的教育是大不相同的。不能因为二者表面形式的相似而忽略了实质的不同。

 三、与大众教育并存的精英教育

上面讨论了当今中国“应试教育”与古代科举制的不同：前者本质上是大众教育，而后者属于精英教育。但由于阶级社会的性质没有变，现今仍存在与古代类似的精英教育（这里的“精英教育”主要指针对的群体，而非思想倾向）。除传统的名牌高校外，还有新兴的贵族学校，以及时下正热的出国留学，权贵子弟很小就被送往欧美接受中学甚至小学教育的大有人在。这些人以及极少数从中下层爬上来的学生在受过教育后进入统治阶级。然而他们之外的大多数学生，即受“应试教育”束缚的广大学生们仍然不能通过受教育摆脱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仍然成为不了统治阶级的一员，仍然是金字塔底层的一块砖（少数精英们在一些情况下甚至可以免受“应试教育”的束缚，真正“自由”的学习，去年曝出的湖南大学17名研究生违规转学事件就是一例。并且由于力量的雄厚，精英们有更多的财力和闲暇发展个性、提升素质，实现“素质教育”。然而本文所谈的主要是大多数学生所面临的教育问题，因此不把中国的精英教育作为重点）。

（图：北京的贵族学校）

 四、资本主义下的“素质教育”

主流观点认为中国教育的出路在于实施“素质教育”，现在考察这条道路可不可行。按照教育部网站里描述的“素质”，包括人格、精神、道德、文化、科学、职业、健康、审美八项（参看国家素质教育网：http://www.chce.org.cn/news/view.asp?id=1838）；一般的说法还有兴趣培养、个性发展、激发创造力等等。

然而，如此高标准和全面的“素质教育”在当今中国是不可能也没必要实现的，因为现行的经济制度不需要这样的人。现行经济制度只需要并且在批量制造着“单向度的人”。教育最终是向市场输送人才，是为了就业和赚钱，本质是职业化的，它只需考虑职业的单面需要而不用考虑职业之外人格、道德、审美等等的多面需求。对应市场上细密劳动分工的是学校里细密的专业分科，把学生的知识面分割限制到窄窄的一隅，如井底之蛙，只能看到头上一圈小小天空。刘小枫说：“他（斯密）考虑的根本就不是像古人那样——如何为这个社会培出品德高尚又能干的政治人才。他要培养的是挣钱的或者说能够在这个分工很细密的商业化社会里面创造财富的能干人才。这种人当然是越多越好，管你是不是那种人，我先把你朝那个方面去培养再说。”于是古代小众化的“因材施教”再也不可能了：“所有的都给你抹平，不管你是学哲学的还是学文学的，学完后都是去挣钱，都是去拿工资而已，所有的都是一样，工作而已。”

上述特点在中国教育产业化后表现得尤为明显，整个教育不但是为产业发展服务，它自身就成了一条产业，而且是暴利产业，这种情况下“素质教育”就更是天方夜谭了（当今中国教育对考试这种形式的重视在某一方面也是教育产业化的结果：任何产业都要求对自己的成品进行量化，并以数字为评价标准；就像工厂里根据产量评估绩效一样，教育也要根据分数评价学生的“优劣”，而产生分数就需要通过考试）。

根据以上，可以说在当今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实现教育部所希望的“素质教育”，此路不通。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现在我们也确实实现了素质教育，那就是对现行经济制度所需要的素质的教育，适应资本主义需要的素质的教育，“中国特色”的素质教育。能力上参与市场活动的基本技能，精神上自私自利、投机取巧的“商人心理”，观念上对私有制的认同和对市场的迷信，这些“必备素质”不是都教育成功了吗？钱理群教授愤慨北大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可这不就是最为现实需要的素质吗？北大所做的正是素质教育啊！‘应试’筛选的正是这种‘素质’。

（“素质”教育）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既然中国的现实不允许实现主流所认可的那种人格健全、个性发展的“素质教育”，那么为什么教育部还要制定出如此高标准和全面的教育目标呢（或说，教育目标为何如此脱离教育实际呢）？

我以为，原因可能有两条：

第一，中国的教育不像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欧美的教育是伴随资本主义产生而一路发展过来的，到现在已经是非常自然的形态。而中国现今的教育是在改开恢复资本制度后，在原有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基础上移植搬运欧美教育制度而拼凑成的畸形体系。数年教改，其实都没有真正建立一套完全契合中国现实发展的成熟完善的教育制度。有关部门对中国教育的认识和定位其实也不是完全清楚，从他们高标准和全面的“素质教育”目标看，他们似乎是想进行一种精英教育，让受教育的人都成为精英，但现实中这一目标只有一少部分人能够完成，于是培养精英的“素质教育”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成了一句空话，无法落实，阻力重重。很多官员似乎还没有认识到中国的现状需要的是与市场分工紧密契合的大众职业教育，对“造就英才”还有幻想。以高校教育为例，大多数高校学生毕业后是成不了精英的，但是几乎每一所高校都把他们按照精英来培养，导致很多毕业生自以为是、眼高手低，不愿接受一般的职业，满足不了市场需要。但是从近年的新变化来看，现实已经在教育人们改变认识，一方面高校毕业生的职业选择越来越现实，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开始“放下身段”接受普通工作；另一方面国家对高校职能进行了重新定位，将大量本科院校转为职校，培养更适应市场需要的工作者。这可看作是中国的资本主义教育在走向成熟路上的重要一步。

第二，在当前教育培养出一批批单面人并产生一系列弊端和消极后果时，对这种的不满和反抗就在增长。这种情况下，“素质教育”何尝不可看作是统治者们为被统治者施下的一枚烟雾弹呢？把目前教育的弊端归结为“应试教育”，然后针对之开出“素质教育”的“良方”，描绘一个人格健全、道德优良、个性张扬、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理想教育世界，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教育图景啊！这样，问题的本质就被掩盖了，人们的注意力被集中于如何实现一个在现存条件下根本无法实现的“素质教育”，“教育梦”之所以为梦，一在它超越现实而格外美好，二在它一枕黄粱故终难实现。

 五、私有制下的教育矛盾

这里说的是当今中国教育中形式主义如此盛行的原因。主流对“应试教育”的批评中强调了考试在当今教育中的变态地位，然而考试只是一种测验的形式，何以一种形式能有如此突出的地位而被广泛注意呢？或许，这实际也是当今教育中普遍存在的形式主义的一个表现。而形式主义的问题所以如此突出，是因为在私有制下各个主体都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和成本的最小化，教师希望付出最少的时间就带出大量学生来赚到代课费，学生希望只花少量精力就能拿到学分毕业证找到工作，因此教师多半不会真心实意地教而只为完成任务，而学生也多半不会真心实意的学而尽量敷衍了事。于是双方都搞点形式主义，教师考前划重点减轻学生复习量，学生则临考前一周突击复习（有的是突击预习）只求60分。这种情况下，考试作为让师生双方都能“省时省力省心”、“一了百了”的最佳形式怎能不受到变态的重视呢？在教育产业化之下，教育不再是文化活动，而成了经济活动；教育的内容不再是传授和学习，而变为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规律就在教育领域同样起作用了。

（教育中的形式主义：考前突击）

 六、总结

伟大导师恩格斯曾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当今中国教育的现状和问题是由现行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决定的，也是适应于这个经济制度的。只有变革这个制度，以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取代之，当前教育问题的解决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