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二岁的林晓英没有想过,癌症来得这么快。

“我不想动手术。”

“反正都会死。” 

“我的辛苦钱是拿来买房子的,不是丢进医院的。”

一、

一碗过甜的浓豆浆让她反胃,继而引发了无休止的咳嗽。林晓英心想:算了,一年到头累死累活的,去医院照个胃镜吧——总是不按时吃饭,说不定是胃溃疡了。

      当五线城市的医生建议林晓英取样活检时,她清清楚楚地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活检?难道是?

      检查结果显示,一颗4厘米长、3厘米宽的恶性肿瘤,正依附在林晓英下半段的食管上。

      过去的3个月,林晓英发现自己所有的裤子都变得越来越宽松,她还以为是过度忙碌导致的。如果没有那碗令人反胃的豆浆,如果对“买房梦”再专注一点,那这颗恶性肿瘤将毫不留情地往下爬,侵犯胃部。

       中国是世界上食管癌第一高发国家,全球超过一半的食管癌新发病例出现在这里。广东省东部的潮州、汕头等地,食管癌发病率居高不下。更令人沮丧的是,食管癌5年生存率只有20.9%,也就是说,每5个罹患食管癌的患者,将有4个,无力撑过5年。

       “我不做手术,不要浪费钱。”林晓英哭了。四十二岁的她心有不甘,两句话在脑海中翻来覆去:“我才四十二岁,为什么?我做了什么坏事,为什么?”而她的家人们却口径一致:“做吧,保住命,钱再赚。”

       一个星期后,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历经6小时的大巴颠簸,林晓英和家人抵达广州。

      这是她第一次踏足广州,对一线城市的一切感到新奇。入住广东省人民医院的头几天,林晓英感受不到癌细胞的威胁。那几天晚上,她和丈夫在医院附近散步,从中山二路走到中山三路,再从中山三路走回中山二路,车流呼啸而过,丈夫总是沉默,林晓英持续感叹:“大城市也好不到哪里去啊!几百万说不定只能买马路边上的房子,天天被车吵。”

      “虽然可以做微创手术,但她还年轻,开刀会更彻底一些。”主治医生给林晓英的丈夫建议道。

      四十二岁似乎是个机会,身强力壮、恢复能力好,也许切除肿瘤就可以继续过正常人的生活;四十二岁也似乎是个诅咒,这么年轻,就患了癌。

      丈夫在楼梯间,烟一根又一根地抽,然后缓缓踱回病房,给妻子做心理建设:“医生说我们这个很早期,微创就可以解决,不过我们的恢复能力比较好,开刀最善后,那就听医生的吧。”林晓英的眼泪又掉了下来。

      林晓英对“食管癌Ivor-Lewis根治术”的过程感到十分新奇,尤其是“根治”二字。出院后,她一个字一个字地阅读自己的手术记录,尝试结合模糊的记忆还原整个手术过程。

      她给来前来探望的亲戚朋友们复述了好几次:“医生给我戴了一个氧气罩,结果我一吸气就昏过去了!原来那是麻醉药啊。医生从我的肚子中间切进去,然后把食管下边和那颗瘤都切除了,接着用一个25mm的吻合器把食管和胃缝起来。超声刀边切边止血,虽然一把一次性的超声刀就要2000多块,但整个手术我只出了100ml血,所以你们才看到我恢复得那么快!”

      那个时候,林晓英的内心充满了对现代医疗技术的信任,以及对自己的信心。

二、

术前准备1个星期,术后康复2个星期,林晓英在广州医院只待了21天,又颠簸了6个小时回到老家。  

      21天,每日低则1500元,高则2500元的医疗费用,加上一场2万元的手术,塞到医生口袋里的红包钱不算,6万元的花费已经跑不掉了。

      住院时,他们在医院附近短租了一套房,两房一厅,环境简陋,但因为地段特殊,租金十分高昂。即使他们要住一两个月,依旧是要按日收费,每天房租250元,一个月就要7500元——CBD珠江新城一套小区三房的月租金都没有这么高。

      林晓英并不敢有“别人的钱怎么那么容易赚呢”这类似的想法,也不懂所谓的阶级固化,她只知道必须让自己充满正能量,才会有勇气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

      广州医生建议林晓英回家后,继续在当地医院接受放疗和化疗。医生的理由是——一线城市和五线城市这两项治疗水平的差别不大,在当地治疗可以省下不少费用,并且叮嘱道:“不要再拼了,好好休养,每半年回来复查一次,撑过5年就可以了!”

      林晓英必须结束“拿命换钱”的生存方式了。

      二十多岁时,林晓英就和丈夫开了一个手工皮鞋小作坊,自产自销。20多年来,她对皮鞋作坊里刺鼻的味道并不敏感,对含有苯、二甲苯和甲醛等致癌物质的制鞋原料,也没有一点点防备之心。

      那几年,天刚刚亮,她就踩着满载皮鞋的三轮车到早市摆地摊,卖力吆喝。午饭后,她就闷在作坊里埋头做鞋,被满柜子的皮料、橡胶鞋底和胶水包围,粉尘在从天窗射进来的阳光里跳动,直到被黑夜掩护为止。

      每天晚上十一点后回家,走在没有路灯的小路上,他们夫妇习惯性地暗示自己:再熬几年,等攒够了钱,退休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了。

      尽管很累,但林晓英总觉得一回家就睡觉,生活将没有一丝娱乐。他们轻轻推开家里的门,随即开电视机,按下电源键的同时又马上压紧遥控器上的“音量-”键,生怕吵醒了早已入睡的父母和女儿。

      林晓英在亮着灯的房间里沉沉睡去,她的丈夫归家后还要挑灯设计鞋子。她的丈夫有一夜之间设计出新款手工皮鞋的能力,但白天回到作坊比对原料成本及加工成本后,总要再反复涂改三四个通宵,才能定下最具经济效益的设计图。

      林晓英心里明白,在地摊上叫价二十五元一双的手工皮鞋,成交的价格可能只有十几元。买鞋子的大妈只会抱怨原料连十块钱都不值,而他们夫妇的劳动不仅廉价,还往往被无视。

      如果一个月内没有生一天病、没有下一天雨、没有一天被城管驱赶。按每天卖出10双鞋子,每双鞋子的成交价格保证15块钱的利润来算,林晓英夫妇一个月可以赚4500元。但更多时候,吆喝了一个上午只能卖出三四双鞋,一个月有好几天被城管驱逐,为了薄利多销、培养回头客,他们不得不向大妈无理的价格妥协。要是碰上雨季,林晓英夫妇就更焦虑了。

      三十多岁时,由于无力负担价格节节攀升的制鞋原料,他们的手工皮鞋作坊不得不倒闭。只有这项谋生技能的林晓英和丈夫,转而外包大型工厂的一部分鞋面缝制的活儿,除了三餐和睡觉,其余时间,他们手里的鞋面都没有放下过。

      在劳动力密集的手工业世界里,想要多得,就得多劳。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林晓英舍不得买几身漂亮衣服,舍不得去一趟周边城市旅游,舍不得给自己补一补。

      谋生、栽培女儿、买房子成了她自始至终的人生目标。

      当她的储蓄账户余额突破200,000元人民币时,本可以在当地买一套小商品房,但女儿升读高中后,她的目标变为:过几年,帮大学毕业的女儿在广州买房子。但林晓英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耗费二十多年高强度劳动才能攒得的20万,在房价失控的广州,连一套郊区、二手、小户型的房子的首付都不够。穷人,是追不上房价的。

      穷人也不敢生病。术后在家休养,林晓英每天正餐前均需服用一颗12.4元的进口胃药,这让所有的进食都变得不被享受;六点钟自然醒,喝一小盅补品,将炖了一夜的人参水装进保温瓶,带出门散步,耗费约30元;九点多回到家,吃几口早餐——她需要少食多餐补充营养,但食量已大不如前;午饭后,皱眉咽下一碗治疗肿瘤的中药,50元下肚;下午三点多,她已经不想进食了,但又不得不继续吃点什么营养品,硬着头皮花掉20元;睡前,还要喝一杯热牛奶……

      前20年用命换来的钱,1年就可以统统花光。林晓英亲身实践着。

三、

术后的“好景”只有15个月。

      从2015年夏天开始,林晓英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进出医院5次,除了7月份完整地在家度过,其他月份都有一半时间是躺在医院,最久的一次,住院29天。

      病魔在林晓英身上做的把戏不止于癌症:肠梗阻、胰腺炎、肠粘连、胆囊结石、胆囊炎、肝管结石、登革热、双肺炎和胰腺假性囊肿,都可以成为折磨她的新理由。

      她曾因肠粘连在病床上连续抽痛一日一夜,三支止痛针也止不住,呕吐胆汁几分钟一次;也曾因为胰腺囊肿无法进食,疼痛频率以秒计算。各种疾病轮番上阵,身高160公分的她,体重降至37公斤。纸片人不足以形容,皮包骨头的说法更贴切。

      作为有癌症病状的患者,林晓英每次入院都必须接受肿瘤标志物的筛查。幸好,每一次检查结果都让她安心:肿瘤标志物非但没有超标,还处在安全参考区间偏低的一侧。

      “只要不复发,怎么都可以”,她强行乐观,“再痛苦我也会接受治疗。”

      2015年年底,林晓英因为胰腺囊肿,两度到广州求医。第一次,因为身体过度虚弱,医生拒绝冒险进行手术;半个月后,疼痛逼迫林晓英再一次跑到广州,主治医生摇头:“你这是在逼医生上梁山啊!” 

      她只是在争取最后一次过上正常生活的机会。

      手术前一天的晚上,十二点,林晓英的女儿蹲在没有人的学生宿舍门口痛哭了半小时,然后给母亲发微信:妈妈,这段日子我们承受了太多苦难,但过了明天,就会好起来了!

      这一趟手术,医生要摘除林晓英的胆囊,并对胰腺假性囊肿进行引流。即使此前的多次肿瘤指标物检查和CT影像都未有异常,手术的第一步仍然是要排查胰腺癌变的可能。

     医生的肉眼没有发现胰腺出现肿瘤肿块,于是进一步抽取了囊肿内液体进行肿瘤脱落细胞学检查。重复了三次。癌细胞,就在那儿。

      原来,癌细胞转移到了胰腺,并满怀心机地深藏在胰腺囊肿的内壁,连 CT影像都无法捕捉到它。至于肿瘤指标物,医生解释:“超标不代表患了癌症,不超标也不能完全排除患癌的可能。”

      癌细胞卷土重来,继续在林晓英的身体里“攻城略地”。医生将家属喊到手术室门口,没有一点修饰:“手术恢复后可以做化疗,但没什么意义了,多一些折磨而已。”

      胰腺癌被称作“癌中之王”,恶化速度极快,放疗与化疗均无法让其稍作收敛,在21世纪,依然是无法攻克的顽固壁垒。85%的患者发现时已是晚期,仅有不到1/5的患者可尝试手术切除,但术后的5年存活率也不会高过5%。

      手术的四个小时里,林晓英六十八岁的母亲紧抿着嘴,哆嗦着在家里来回踱步,反复检查电话有没有坏掉。电话铃声终于响了起来,林晓英的妹妹故作轻松地告诉母亲:“手术很成功,一切顺利。”可一阵突如其来的心慌让林晓英的母亲哭了起来:“骨肉相连啊,你告诉我,是不是转移了?”林晓英妹妹先是一怔,继而强忍着哭腔否认:“没有没有,一切顺利。”

      悲剧早就在林晓英母亲的噩梦里上演过几十次了,她冷静地嘱托道:“先别告诉她,让她最后开心点吧!”在这一点上,医生和家人达成了共识。

      在虚弱和药物的共同作用下,术后3天是林晓英这一年来睡得最“好”的3天。她只在中途被疼醒的时候嘀咕:“怎么还是那么疼?”然后又因虚弱过度,昏睡过去。医生的例行巡房依旧匆忙,并不会因为多了一个即将离世的病人而增加耐心。

      手术后第12天,林晓英勉强能下床,情况最好的时候,能坚持在病区走廊走上一个来回。优质医疗资源匮乏,广州每一家大医院的床位都极度紧张。术后第14天,看林晓英能走动了,各项指标亦相对正常,医生当即建议她回家休养。

      冬至那天早上,丈夫走开去办理出院手续,林晓英独自躺在病床上,挂最后一次点滴。

      “37床”,没头没脑的护士如常喊着床位号走进病房,递了一张A4纸给林晓英,并未觉得有任何不妥,“喏,你的出院小结。”然后就转身走开了。

      林晓英平静地接过出院小结,就像两年前阅读手术记录般,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她的目光扫过出院诊断,上面赫然写着“胰腺继发恶性肿瘤”,她的心跳好像突然停止了,几秒钟都没有看懂这8个字。她的眼泪汹涌而出,模糊中又看见“可行姑息性化疗或放化疗”。

      2015年冬至,林晓英真正的“死刑”由护士宣判。她的丈夫和女儿都永远无法忘记,林晓英那绝望的眼神。2016年初夏,癌细胞在身体里活跃了30个月后,林晓英离开了。

      她没有房子,没有存款,没有命。

(作者李湲。本文来源:“中国社会学”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