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上周发了与李北方同志探讨“刁民”问题的文章后，北方同志又随后发了回应我的文章。北方同志的文章言辞恳切，读来非常受用。不过我今天倒是想换个话题，谈一谈“好官”。在正式谈论之前，我先把之前我和北方同志文章中的观点简要归纳如下：
八月八日 《人民与“刁”民》：
一、民本不刁，被逼而刁。多数“刁民”变刁的原因是合理诉求通过正常途径得不到解决。
二、在官与民的关系中往往官是占据优势、掌握主导权的。“刁官”主动，“刁民”被动。故而，刁民“闹事”所产生后果的责任主要不在“刁民”，而在“刁官”。
三、“刁民”放下斯文，是因为斯文本就是教民顺从的，早放下早轻松。
四、领导干部们去第一线抗洪恐怕还是作政绩，并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
五、人民刁不刁不是修养造成的，而是与官的利益冲突造成的。
六、“刁民”为权益抗争非但不足非议反倒需要肯定
八月十日 《警惕左翼的“女权婊化”》：
一、部分左翼同志的分析方法有严重问题，即“女权婊化”倾向：人民群众是弱势，所以人民群众天然正确，如果有什么不正确的地方，责任全都在
二、这种“无条件维护人民”的立场，用心是好却是错的：片面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把“为人民服务”庸俗化为人民等着党来服务。
三、社会主义政治对人民群众的内在要求是非常高的，否则无以实现社会主义
四、干部们在抗洪中表现卖力，为群众守卫家园，实在不能有什么好指责的。
五、左翼“姿势分子”们的自我反省能力还不如被审判时的贪官，其形而上学思维使其失去了批评“刁民”的能力。
以上只是为方便而做的简单归纳，不一定准确。不过从两篇文章中倒是觉察出一个问题，就是对民的讨论多，对官的分析少。为什么对官的分析少就是问题呢？或许是，在分析官的过程中，免不了触及国家和社会性质的问题，而正是后者决定了官的性质，因为官僚正是统治阶级及其利益维护者、意志执行人。官僚没有自己的独立意志。不问官是谁的官，只问民刁不刁，大抵总是缺些什么的。
于是想起了恩格斯论国家的一段话：“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勿宁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站在社会之上的力量来抑制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这段话的意思是，“国家”看起来是凌驾于社会的阶级斗争之上的，是从外部、从上面来管理整个社会，不偏不倚，但实际上，“国家”本身就是社会中阶级对立和斗争的产物，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它是为统治阶级的镇压行动服务的。国家的组成部分，如官僚、法律、警察、军队、监狱，都只是在表面上“站在社会之上”，看似（或宣称）不偏不倚，实则都有鲜明的偏向性。
这就是关于国家性质和社会性质的问题。如今的世道，北方同志不知道吗？资产阶级有没有上台？工人农民是不是国家的主人？人大会里是不是坐着一大群资本家？如今的政策，都是偏向于哪一部分人呢？那么，官员又是谁的官员、为谁服务呢？
大抵“好官”就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好，既要发展经济，增加税收；又要维持稳定，不动摇统治秩序：营造良好投资环境，吸引企业家落户；改善一点民生，不使民怨沸腾，保证持久剥削。而“坏官”就是服务的不好，拿了朝廷的俸禄却没把事办好，通常是自己贪得太多，或者对百姓太坏，破坏了“长治久安”的大业。
北方同志在文章中也多次提及了党群关系的变化和官员干部的“变质”，然而这种“变质”在他的语境里变的并不是质，而只是量；同时也不是普遍和根本的变，似乎只是那部分不好的官（用北方同志的话叫“狗官”、“贪官”、“赃官”）变质了，其他的“好官”则继续“出淤泥而不染”，维持着社会主义政治的“为人民服务”（于是，为了对得起这些好官和“社会主义”，人民也必须提高修养，勤恳工作，不要闹事）。不然的话，怎么能想象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却要求人民群众有社会主义的觉悟？
在我看来，北方同志在这一点上似乎含混不清，既说官员变质了，但又不对“社会主义政治”发生改变，仿佛只要顶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帽子就还是“社会主义”的人，不知是否听过一个典故叫“沐猴而冠”？
官员变质，失去了公心，于是把人民逼成“刁民”了；但人民自己还要积极自我改造，为“社会主义”而奋斗。这就是李北方同志的逻辑。
“刁官”固然是遭人唾骂的，但是“好官”呢？他们又为谁服务？留下这个问题，作为上次“刁民”讨论的补充吧！
后记
说到阶级社会里的“好官”，海瑞先生是个榜样，然而前有姚文元评论《海瑞罢官》的文章，倒颇可见其真面目。这里引用一段如下：
“海瑞从来没有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同地主之固的矛盾。他只是想援和这个矛盾。海瑞自己就说过：‘以下奉上，义不可缺，为之捐益稠停，使可久行。’坦率地说明了他做的是‘损益稠停’的工作，目的是把大地主的剥削限制在不妨碍地主阶极根本利益的法定范围之内，削弱农民的反抗，使‘以下奉上’的封建剥削可以‘久行’。他再三再四要农民服从封建统治，遵守‘礼义’，‘毋作强贼’；对已产生的农民暴动，他主张双管齐下，‘用兵安民，并行不悖’。他反对最反动的大地主,目的并不是削弱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而是巩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巩固地主对农民的统治，巩固明皇朝政权。这是封建统治阶级各个集团、各个派别的共同利益，也是地主阶极的‘长远利益’所在。把海瑞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这是混淆了敌我，抹杀了地主阶级专政的本质，美化了地主阶级。海瑞一再表明自己对于皇帝忠心耿耿，他给高拱的信中痛陈自己内心时说：‘区区竭尽心力，正欲为江南立千百年基业，酬上恩报知己也。’他怎么能够做出动摇‘千百年基业’的事来呢？”（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年）
附：
人民与“刁”民——请教李北方同志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zODQ5ODM4Mg==&mid=2247483657&idx=1&sn=ee58159ae572796d1cbc9e370a781a94&scene=23&srcid=0816v8tQsvInLAQHpZDuvdf3#rd
警惕左翼的“女权婊化”：答《人民与“刁”民——请教李北方同志》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Njc1MTQwNg==&mid=2677227440&idx=1&sn=0bc1d1e0feb9307c462719b33dffa898&scene=23&srcid=0815SCQC0sXqhZrPvAqM4Lq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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