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网易和财新联合先后刊发长篇报道,以痛打落水狗并且还要踏上一万只脚的姿势,把陈光标这位昔日花样“慈善”的“中国首善”,放到了道德祭坛上。

陈光标在中国“慈善界”,确实是一个异类。据说,由于他崇尚“暴力慈善”,喜爱发放现金、乐于制造摆拍、敢于舆论炒作,“这些行为本身也造成了对受捐人和慈善本身的伤害”。因为,“慈善精神的重要内涵之一即是施与受的平等。慈善决不是居高临下的,更不能成为施舍一方炫耀的工具。陈光标式的慈善方式,即使没有造假,也破坏了慈善本来的面目,伤害了被捐助者的内心。”(第一财经日报:《陈光标进军减肥界:捐款涉嫌造假 慈善实为摆拍?》)。

笔者想要质问的问题是,慈善什么时候不是“居高临下”的?又有哪个声明赫赫的“慈善家”没有把慈善作为“施舍一方的炫耀工具”?更根本的问题是,慈善“本来的面目”到底是什么?在各路媒体用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谴责陈光标的同时,慈善背后的最本质的问题反而被忽略了。

在整整一年前,天津爆炸事件发生后,在马云微博下出现了大量“逼捐”的留言。当时网友的这种行为,遭到了各路自由主义者的谴责。这些人认为,“慈善”一定得是“自愿”的,而不能是被逼迫的,不能用“道德”来“绑架”富人,否则就是侵犯了神圣的“私有财产权”。

用“道德”来绑架“富人”的行为,在我们这个遍地“仇富”的社会里似乎已经见过太多。比如某领导要求房地产商的血管里一定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这就是一种典型的“道德绑架”行为。事实证明,用“道德”来“绑架”富人的行动,基本上是徒劳的。房地产商的血管里到底有没有被植入“道德”的基因,这个我们不清楚,但是房价的暴涨是我们用肉眼就可以看得到的现象。

当然,也不能说我们的富人们完全不讲“道德”。早在市场经济萌芽的时候,用自己的双手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那些黑奴贩子、海盗、股票投机商、鸦片贸易商们,就已经开始投身于慈善事业。比如著名的南海泡沫事件的受益者之一托马斯·盖伊就利用疯狂攫取的投机利润,在伦敦盖起了盖伊医院,实现了回馈社会的夙愿。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慈善”简直成了富人们的生活方式。著名的洛克菲勒家族引领了二十世纪的慈善潮流,被称为世界上的慈善第一家族。老洛克菲勒在牧师的建议下,先后散了上亿家财,分别捐给学校、医院、研究所,建立起了庞大的慈善机构。洛克菲勒的慈善精神,被他的后人所继承。据说在洛克菲勒去世后,小洛克菲勒自己要想在石油生意和慈善事业这两种祖传家业之间找到心理平衡非常困难,导致他经常经受着神经失常的煎熬和折磨。

可是,这样一位血管里流淌着“道德”血液的大善人,却在自家煤矿发生的罢工的时候,纠集大批打手,开着坦克架着机枪扫射罢工工人,连妇女儿童都不放过(2名妇女和11名儿童被活活烧死)。事后,老洛克菲勒为了奖励小洛克菲勒保卫“私有财产”的英勇行为,奖励了他一万股公司的股票。与洛克菲克齐名的慈善富豪卡内基,在自家钢铁公司的罢工过程中,同样用机枪来扫射要求加薪的钢铁工人们。事后,慈善家老洛克菲克向同行卡内基发来了贺电,对他的行为表示深深的赞赏。 

这些慈善的富人们,他们的内心到底是“道德”的呢还是“不道德”的呢?

鲁迅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倒提》。在当时的租界里,来自西洋的很多慈善家们是很怕看到虐待动物的,看到“倒提”着鸡鸭走过租借的人就要罚款。所以就引起了一些华人的愤怒,认为西洋人优待动物虐待华人,人的地位还不如鸡鸭。

而在鲁迅先生看来,这些人实在是没有弄懂西洋慈善家们的良苦用心。对于鸡鸭来说,它们早晚是要送进厨房做成大菜的,它们不能言语,不会抵抗,即使是“顺提”着也不会改变它们最终的命运,既然如此,为何要对它们加以无益的虐待呢?但是人与鸡鸭不同,人能组织,能反抗,能为奴,也能为主。只要肯付诸反抗,便能够获得彼此的平等。这就不能像驯服的鸡鸭一样,得到西洋慈善家们的怜悯和恩宠。

归根结底,在主人面前越驯服,越能得到主人的怜悯和“慈善”,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愈下劣者,愈的主人的爱怜”。所以大量慈善恩典节目的闪亮登场,可以培养出很多“太平犬”出来,他们“不免总在想,从天上或什末远处掉下一点慈善恩典来”,即使变成狗儿也绝不肯团结起来去抗争。

所以造成的结果是,敢于反抗的人被洛克菲勒这样的慈善家们果断击毙了,剩下的不能言语和不会抵抗的鸡鸭和太平犬们在慈善家们的恩典下,被免除了虐待,“顺提”着送进厨房,变成了富豪们的慈善晚宴。

一百年的时间过去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了太多的变化。西洋的慈善家们走了又回来了,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也崛起了很多本土的慈善家。慈善家们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是鸡鸭还是当年的鸡鸭,不论“倒提”还是“顺提”,总免不了被送进厨房任人宰割的命运。    

这些国内外的大小善人在媒体上一个个乐善好施,慷慨解囊。他们日夜奔波忙碌,为生态的恶化忧心,为留守儿童流泪,向贫病交加的人布施,为不幸逝去的人祈祷,为在大街小巷流浪的小动物而揪心。他们的善心感天动地,可是就是不愿意改善自家工厂工人的生存条件。在郭台铭、李嘉诚、任志强这些一个个头顶光环的“慈善家”的企业里,跳楼的跳楼,欠薪的欠薪,工伤的工伤,尘肺病的尘肺病,过劳死的过劳死。富人们的慈善和道德总是充满着穷人的血泪。 

一位美国富豪这样写道:“当我对一些人的贫困状况深深担忧时,就会反称出自己处在美好又温暖的人性光辉中:我乐意为他们慷慨解囊。慈善利人又利己,它能大大增强自尊心,即便只是为穷人捐了寥寥数元,也在道德上加了不少分。但是‘不平等’则截然不同,每次提及‘不平等’这个词其实都会触及一个论题,即我的收入是否正当、是否合理?”

归根结底,“慈善”就是要向穷人施舍富人吃剩下的残羹冷炙,哪怕是寥寥数元,以满足富人们“美好又温暖的人性光辉”,但是一定不能触及产生贫困和两极分化的“不平等”的制度安排。或者说,用从眼角挤出的鳄鱼眼泪,来遮蔽和掩护“劳而不获,获而不劳”的社会制度,这才是“富豪慈善”的本质。只有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制度永续地存在下去,慈善才能永远发挥它熠熠闪光的道德光辉,富人才能在“美好又温暖”的人性光辉中心安理得地从穷人的身上榨取血肉。 

当然,最有意思的,是那些被富人的“善行”所感动的中产小资们。这些神经脆弱而敏感的小清新们,抓住每一个机会来发泄他们心中蓬勃涌动的爱心、感动和眼泪。这些眼泪,既为穷人而流,也为富人而流,更为大街小巷的小猫小狗们而流。在富人的慈善和布施活动中,他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道德的升华,普世的价值,看到了富人们的宽容和不同阶层的和解。但是当看到充满着“仇富”和所谓文革式“平均主义”味道的“逼捐”言论时,他们就顿时义愤填膺起来,誓死要维护富人们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权。

这些用慈善恩典驯化出来的“太平犬”们,驯服地走进富人们的慈善晚宴——的厨房,成为刀俎上的鱼肉。反倒是那些“仇富”的言论,内在包含了对财富来源合理性的质疑(前些年关于赦免企业家“原罪”的讨论,本身就说明了单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国内多数“企业家”们的财富来源都是经不起质疑和调查的),蕴含着通往更合理社会的可能性。不管富人们豢养的牧师解释地怎样天花乱坠,这样一个贫富严重分化——少部分人住着价值12亿的豪宅,多数人日夜辛苦劳作连容身之地都没有的极端不平等的社会,能是合理的吗?

最后,用十九世纪的两个德国大胡子的话来总结一下吧:“呵,不错,慈善机关!你们吸干了无产者最后的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施以小恩小惠,使自己自满的伪善的心灵得到快慰,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人类恩人的姿态(其实你们还给被剥削者的只是他们应得的百分之一),好像这就对无产者有了什么好处似的!……”

鲁迅:慈善的华丽不能掩盖民众被倒提的命运

西洋的慈善家是怕看虐待动物的,倒提着鸡鸭走过租界就要办。所谓办,虽然也不过是罚钱。但只要舍得出钱,也还可以到提一下,然而究竟是办了。于是有几位华人便大鸣不平,以为西洋人优待动物,虐待华人,以至于比不上鸡鸭。

这其实是误解了西洋人。鸡鸭这东西,无论如何总不过送进厨房,做成大菜而已,既使顺提着也何补于归根结底的命运。然而它不能言语,不会抵抗,又何必加以无益的虐待呢?西洋人讲究比较利益,他们鄙夷我们是的确的,但并未放在动物之下。

我们的古人,人民的“倒悬”之苦是可想而知的了,而且文字的形容也切贴,不过究竟没有觉察出鸡鸭倒提之灾来。然而,对于什末“生剐驴肉”、“火烤鹅掌”这些无聊的残虐,却在文章里早已经加以口诛笔伐了。一面大大攻击人类的不善,一面不误餐桌的野味口福,这些也许是算计动物的心思吧。

但对于人的算计,却似乎有些不同。人能组织、能反抗、能为奴、也能为主。不肯努力,固然可以永沦为舆台;自由解放,便能够获得彼此的平等。那命运并不一定终于送进厨房、做成大菜的。

愈下劣者,愈的主人的爱怜。所以西崽打叭儿,则西崽被斥;平人杵西崽,则平人获咎。租借上并无禁止苛待华人的规矩的。因此,我们该有自己的力量,自有本领,终究可以脱离与鸡鸭同命运的归宿的。

然而,我们从古典里,听熟了仁人义士来解倒悬的胡说了。直到现在,还不免总在想,从天上或什末远处掉下一点慈善恩典来。其甚者竟以为“莫作乱离人,宁为太平犬”,不妨变狗而绝不肯合群改革的。

这类慈善恩典节目的登场亮相,以及宁为“狗”的人物一多,倒是大家要被永久的倒悬了。而且虽在送往厨房的时候,也无人暂时解救的。这就因为我们究竟是人,究竟是“宁为太平犬”的没有出息的人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