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9月5号的国际慈善日是为纪念1997年9月5日特蕾莎（特里萨）修女的去世而设立的，而这位特蕾莎何许人也呢？“世界著名的天主教慈善工作者，主要替印度加尔各答的穷人服务。因其一生致力于消除贫困，于1979年得到诺贝尔和平奖。2003年10月被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列入了天主教宣福名单Beatification，特蕾莎修女的名称也因此变为真福特雷莎修女（BlessedTeresa）。（来自百度百科）”一名天主教会的慈善工作者，因为在印度的穷人中间做了一些慈善工作而被基督教列入“圣坛”。她的事迹也在世俗世界获得最高荣誉，特蕾莎去世时，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400多位政府要人参加了她的葬礼，其中包括三位女王与三位总统
且不论特蕾莎究竟做了什么，在21世纪的现代社会，仍然要靠发掘和宣扬一位有着中世纪信仰的圣徒来鼓励关心贫困群体，不是说明了资本主义在应对和解决贫困问题上的无能为力吗？资本主义制造了苦难，却不得不依靠宗教去抚慰受难者的心。正如网友zhclxymm所评论：“21世纪仍然宣扬逆潮流而动的天主教修女真福和圣徒。人类是挣脱宗教的约束进入文明的，为什么不理直气壮的宣扬无神论而宣扬圣徒？”“神爱世人”，启蒙时期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博爱”从前门被丢弃后，中世纪天主教的“博爱”倒从后门被请了回来；近代以来在世界占据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自身没有提供出解决贫困的药方，于是不得不乞灵于古老宗教的道德和善心了。
那么特蕾莎究竟做了什么呢？考察其善行，不外乎办学校（教贫民窟的孩子一些基本常识——包括宗教知识）、建收容院（收容流落街头的垂死者）、成立仁爱传教修女会（传教是很重要的）、组建义工团队在各地行善等。可是这些事迹至多只是照顾一下已经陷入贫困的苦命人，让他们表面上看起来不致于太惨而已，哪里能算“消除贫困”呢？考诸特蕾莎的思想和言论，也不过是基督教“仁慈”、“善良”、“爱心”的那一套，充满了安于命运、接受贫穷、忍耐苦难的奴隶哲学（甚至还要在贫穷和苦难中发现“爱”）。这不是消灭贫困，而是让穷人在接受贫困命运的条件下享受一些微弱的关怀和爱（基督教义贫富乃上帝旨意，是不可改变的命运）。在人类苦难面前，这种宣传是多么的贫乏无力。然而就是这样的贫乏无力，也被资本主义世界当作救世的稻草紧抓不放而大肆宣扬。
虽然在主流媒体那里特蕾莎是完美无瑕的圣女，但在民间的一些声音中她却是个颇受争议的人物。关于特蕾莎事迹的虚假性、巨额资金账目的不公开、对病人的非人道对待及其与政界、商界的关系已经被广泛揭露和讨论。下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篇德国新闻人Erik Möller的一篇质疑文章。
特蕾莎修女（德兰修女）的神话破裂了
一个神话的破裂
为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 of Calcutta）的形象带来第一道裂痕的，是克里斯多弗•希钦斯的纪实作品《地狱天使》（Hell's Angel，1994）和随后于1995年出版的100页的论战文《The Missionary Position》。这两部作品大体上是以很尖刻的方式讨论同样的指责。书中缺乏信息来源，但是其中提到的事实从总体上没有争议——鋻于希钦斯的风格和单打独斗的角色，他的批评很容易被忽略。事实上，希钦斯作品的很大部分是以生活在英国的印度人查特吉（Aroup Chatterjee）的调查为基础的。查特吉参观并拍摄了特蕾莎修女的工作，采访了相关人员，并就特定的事件试探了修女们的反应。今年，查特吉的书出版，与此相比，希钦斯的作品简直就像学生作文。
查特吉的作品 The Final Verdict 全文可以在出版社的网页下载，长达400页，信息来源完整，是对特蕾莎一生业绩的清算。此外，查特吉直接参与了特蕾莎的宣福审定程序，向教廷负责此事的权威递交了自己的意见，甚至被邀参加一个业余神职审查人的问讯会，以确定特蕾莎的“神圣性”。他的意见当然对宣福过程没有任何影响，而他自己也不要求教会人员中断宣福审定程序：“如果我是生意人，我当然会让自己最好的售货员出面。”
特蕾莎修女与穷人
可是，究竟什么是特蕾莎修女阴暗的真相呢？就算她的政治观点与主流观念不符，难道她不是一个诚心帮助穷人的好心人吗？查特吉的调查表明，特蕾莎在媒体中就自己工作的性质和范围进行了系统的欺骗。在现实中，她的工作人员与其说是与死亡斗争，毋宁说是促进死亡，她们连就近的急救呼叫都置之不理。
在印度次大陆出现危机时，特蕾莎的修女团反正几乎不扮演什么角色。查特吉在他的书的第11章按不同的项目对特蕾莎的博济会和印度的 Ramakrishna-Mission 进行了对比，比如在应对危机和灾难方面，查特吉列举了出书前几年的共16个事件，Ramakrishna 每次都提供帮助，而特蕾莎修女团没有参与过任何一次。大灾难发生时，“活着的圣者”往往是在第二故乡罗马，或是在美国，或是正在为反堕胎巡游世界。即使是她的“属灵”顾问、众多歌颂特蕾莎的书籍的作者之一 Edward Le Joly，也早在1986年与一个修女谈话时就说，特蕾莎“总是不在”。戴安娜王妃多次想在加尔各答与特蕾莎相会，未果，因为后者从来不在加尔各答。这样，她们最终会面是在罗马和纽约。
特蕾莎满世界抱怨，远离了加尔各答的受苦人是多么可怕，可是暗地里应该恨透了这个避孕和堕胎毫无困难的城市。查特吉写道，她在这个城市从来不可能公开控告“未出生的生命”的苦难，要不然至少会被口水淹死。有一次她倒是面临了被暴打的危险：1984年12月的博帕尔工业灾难中，死亡人数和纽约世贸大楼遇袭一样，而她只会说“Forgive, forgive”（饶恕，饶恕）。在护理受害者方面，不论是她还是她的修女团，都没有起到值得一提的作用——当然，在未做任何批判性审视而接受所有新闻声明的西方媒体中，她的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
她对穷人所受苦难的真实态度，在1981年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被问到她是否教导穷人忍受命运时，她回答说：“我想，穷人接受自己的命运，分享基督的苦难，这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我相信，穷人的苦难是对世界其他人极大的帮助。”谁要是对这种逻辑感到困惑，那他就应该看到，作为这种逻辑的基础的那个宗教是以一个死刑刑具为象征的。
这样看来，医疗措施困乏、拒用止痛药等等，不过是顺理成章的事。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主编 Robin Fox 博士在1994年9月17日描述了自己在特蕾莎一间收容所的观察，忍不住进行了批评：“我被告知，很少被允许进行检查。修女和志愿者用于区分可治和不可治病人的数据呢？答案还是没有。这种系统性的方法与收容所的精神是不相符的。特蕾莎嬷嬷更相信预定的安排，她的规则是要防止（人们）涌向物质主义。”据查特吉说，特蕾莎粉丝们的反应导致多天不能正常工作，他后悔说了对特蕾莎具有批判性的话。
特蕾莎修女自己总是强调，用最简单的手段治疗穷人是多么重要。真正让人惊奇的，不是她自己真这么认为，而是西方媒体毫无批判地报道这种杀人的拯救学说。有意不区分可治的和不可治的病人，与针具和其他用具（如果有的话）缺乏消毒一起，当然会导致感染和不必要的死亡。希波克拉特誓言毕竟是一个异教的发明。特蕾莎反覆强调，“美丽的死亡”对她来说是多么重要。美丽的死亡是没有痛苦的死亡吗？当然不是——讲得最多的一个特蕾莎轶事是，她对一个垂死的忍受剧痛的癌症病人说：“是耶稣在吻你。”病人回答说：“那你告诉他，不要再吻我了。”这种轶事，在天主教圈子里总能引发心领神会的微笑。
特蕾莎的世界
鋻于这些情况，她的修女团并不像她在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所说的那样在大街上成群地收容苦难的人，这几乎要让人感到欣慰了。修女团虽然拥有急救车，但是这些急救车安装了沙发，变成了修女专车，有时候用于往每年一度的修女节送鸡——这些车辆不是用于运送病人的。查特吉通过多次测试性的呼叫证明，收容所受到急救呼叫时仅仅是要求呼救人向正规的呼救台求救（谁要是不说英语——多数穷人反正不说英语——那他根本不能和修女团的多数工作人员沟通）。那些修女们也根本不是在街上收容受苦的人，相反，如果求救的病人有亲戚，不论穷富远近，一律被拒绝。
特蕾莎一直虚夸自己的工作规模，一次说每天在加尔各答为4000人提供饮食，下一年就说是9000人。查特吉对发放饭食的赈济厨房拍摄多天，估计每天在加尔各答得到饭食供应的人数最多不超过300人，有时候赈济厨房还要饭票，而得到饭票是很复杂的事（查特吉不无讽刺地说道：“Dnarapara…的少数那些天主教家庭有所有的饭票”）。特蕾莎的这些数据从来没有受到媒体的质疑。
在另外的场合，流传着 61273 这类可笑的数字：因为特蕾莎教授“自然避孕”（天主教教条允许这种所谓的“日历避孕法”，因为这要求当事人在一定程度上禁欲）而有这么多的婴儿未出生。如同在其他天主教地区，加尔各答最穷的人的确被要求学习按日历计算可以有性生活的日期。这种极端不可靠的方法是允许的，而使用橡皮套则是对潜在生命的谋杀。此外，按照天主教的官方说法，橡皮套是不可靠的（参阅避孕套有个洞）；自然避孕安全而可靠，避孕套则是杀害生命的、不起作用：只要是贫困与天主教相聚，教会就到处用这种宣传鼓励饥饿、疾病和大规模死亡。特蕾莎一生都是这种意识形态的狂热代表。她的修女团遍布世界，如同查特吉在第7章所描述的那样，她们常常不履行任何赈济功能，而是像在巴布亚纽几内亚那样负责让土著人改信天主教。
不论是到什么地方进行政治宣教，她都严厉反对避孕套，如同反对堕胎一样。不用说，即使是轮奸和乱伦的结果，她也认为绝对不可堕胎，并且在国际上为这样的立法而游说。
未出生的生命对她来说太重要了。至于已经出生的生命对她来说有什么意义，她在1981年访问海地时表达得非常清楚。她高兴地对海地独裁者杜瓦利埃的夫人说：“总统太太，这个国家因为您的事业而生机勃勃。”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论用什么手段获得军事独裁者的什么支援，都是合理的。
特蕾莎的千百万资金
钱，这是特蕾莎永远收不够的。原修女 Susan Shields 在她的文章Mother Teresa’s House of Illusions中指出：“金钱来得飞快，邮差经常送来整邮袋的信。我们经常收到5万美金或数目更高的支票。”这些钱都到了什么地方，Shields 不知道。修女团简陋的条件并未因此得到任何改变，修女团领导甚至严格反对用这些钱购置新设施，比如医疗设施。在 Shields 工作的纽约 Bronx，甚至连给穷人的面包都不是买的。据 Shields 说，一年之内，就有5千万美元流入了修女团的账户。
不过，修女们有严格的指示，不许准确记账，修女团的资金状况模糊不清。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个数以亿计的生意。除了众多的高额奖金，特蕾莎还从极度可疑的人物那里获得数以百万计的捐款，比如原来美国反色情最著名的斗士之一、骗子 Charles Keating。Keating 因为参与 Savings & Loan 金融丑闻而被判刑12年，特蕾莎修女给法官写信祈求宽恕——对朋友当然是要报恩的。检察官以私人的名义回信，请特蕾莎退还 Keating 的捐款，这些钱部分是 Keating 从穷人那里骗来的，是骗取了别人所有的积蓄和未来而得来的。特蕾莎当然没有回答检察官。
对 Keating 百万捐款的通常解释是，他以此寻求赎罪。不过，这可信吗？美国的新教徒为什么要通过金钱和媒体支援特蕾莎修女呢？《明星》杂志在关于特蕾莎的资金的文章中猜测，这些钱到了教廷的账户：“教廷银行怎么处理钱，这是连亲爱的上帝都不许知道的。”教廷银行的丑闻及其对洗钱、贩毒和一切有利可图的事情的参与，是不可胜数的——意大利“生意人”曾经试图阻止关于 Calvi 死亡的电影《上帝的银行家》上演，没有成功。还有哪个组织比神圣与善良不容任何人质疑的特蕾莎的修女团更适合于洗钱吗？如果再考虑到穆格里奇与CIA的关系，那么，不用是什么阴谋论者，就可以设想，特蕾莎远不止是一个思维简单而且不懂帐目的老太太。
特蕾莎的奇迹
回到现实中来。为特蕾莎正式宣福，需要她死后的一个奇迹，而奇迹很快就在 Dangram 这个小镇发现了。特蕾莎去世后一年，贫穷的印度妇女 Monica Besra 因为下体疼痛来找修女。特蕾莎佩戴过的一个圆牌转眼间就解决了她的问题——她下体内的一个肿瘤被神奇地治愈了。她丈夫对这种说法抗议了几个月：“我的妻子是医生治好的，不是奇迹。”Besra 事先确实曾经到医院。给她治病的医生 Ranjan Kumar Mustafi 认为：“神迹的说法绝对是胡扯，应该受到每个人的诅咒。她下体长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肿瘤，是肺结核引起的。给她开的药物缩小了肉瘤，直到一年后完全消失。”我们应该知道，特蕾莎修女并不怎么受加尔各答知识分子的爱戴。
不过，为了一件好事，也是可以出钱的。这样，至少 Besra 的丈夫在宣福前及时转变了观点：“是奇迹帮了我妻子的。现在，我和我的孩子们在修女们的帮助下可以受到教育，我也有能力买了一小块地。一切都好起来了。”稍微受一点PR训练，Selku Murmu 一定也能学会，这样的话他不一定非要和记者说。
谁要是以为特蕾莎是一个有争议的圣者，那他就太不了解天主教会的历史了。要了解这点，我们不仅要看最近被宣福、封圣的，比如说极端保守的主业会的创始人 Josemaria Escriva，或者支援克罗埃西亚乌斯塔剎法西斯分子屠杀35万塞尔维亚人的萨格勒布大主教 Stepinac。奥托•冯•柯尔文（Otto von Corvin）在1845年出版的《神棍镜》（Pfaffenspiegel）一书中写道，那些“可爱而善良的圣徒们”的主要功绩，就是用不同形式的自我折磨来压制自己的淫欲，甚至可以到自我阉割。此外，最早的那些圣徒主要的工作是消灭可憎的异教。Myra 的圣尼古拉，今天以可口可乐的装扮闻名于世，曾经摧毁异教女神狄安娜的众多庙堂，他的纪念日是12月6日，凑巧是戴安娜的生日。圣马丁也摧毁了众多的庙堂，还砍掉了有宗教意义的树木。亚历山大的圣居里尔下令或任凭手下的基督暴徒在415年残酷杀害异教学者希帕提娅。希帕提娅异常著名，即使 Socrates Schlasticus 这样的基督教学者也极力赞美她美丽、智慧、道德高尚。
为了抹消对希帕提娅的集体记忆，教会捏造了一个新的圣徒：亚历山大城的卡特琳娜。教会说她是比希帕提娅早100年的聪明、美丽而又自信的年轻女子，在亚历山大城劝异教徒皈依基督教，因此被残酷杀害。因为没有任何迹象证明她的历史存在，她在1969年被删除出罗马教会日历。不过，整整六个世纪间，她是最受欢迎的圣徒之一，许多基督徒至今还敬仰她：这毕竟是一个美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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