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化的发展使西方国家占据了全球产业链的中上游,这使西方社会结构有了巨大改变,蓝领工人减少,白领工人不断增多。消费主义盛行,平等主义的宣传使工人的阶级认同淡化、阶级意识模糊。以收入、职业、生活方式等标准划分的“中产阶级”概念深入人心。但资本积累的内在逻辑必然造成“群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从而导致“中产阶级危机”,因此,任何概念都掩饰不了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不断两极分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根本对立的社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会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和理解,这也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所必需的思想和智力准备。


阶级是历史的产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定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物质关系。由于阶级概念是与“阶级斗争”“革命”等紧密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阶级”在冷战期间就已经被打入西方学术研究的冷宫,“阶级的消亡”“告别工人阶级”“告别革命”等才是学术界的前沿课题,关于阶级的讨论“似乎变成了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禁忌”[1]。但是关于“中产阶级”的讨论在西方却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那么,“中产阶级”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应该如何看待?

一、“中产阶级”的源起

不仅阶级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关于阶级的概念的产生和流传也有一个历史的过程,“中产阶级”[2]这一概念的出现也同样如此。

14世纪时,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再加上连年的战争使封臣制和封土制只剩下空洞的形式,西欧庄园经济走向衰落,庄园组织以及与之相联的劳役农奴制走向瓦解。在城市,“由商人提供原料、收购产品的家庭手工业作坊也发展起来,这种‘商人直接支配生产’的经济关系,是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途径之一”[3]。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工商业主的势力逐渐壮大,他们在这个时期被称为介于贵族与贫民之间的“中间阶级”。

虽然资产阶级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在14世纪就已经出现了,但“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因为“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产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4],掠夺土地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如果没有大量失地农民,就不能形成“自由的”劳动力市场,资本原始积累也就无从谈起了。而16世纪时英国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就给资本的原始积累造就了大量的“自由”劳动力。1500年左右的地理大发现和随后出现的商业革命,扩大了世界市场,殖民扩张和贸易的增长使新兴的中间阶级也就是资产阶级正式从西方登上历史舞台,资本主义时代来临了。到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时,工厂打垮了手工工场,机器打败了手工劳动。工业革命最重要的后果就是工业无产阶级的形成,以之相对应,出现了数量较之前时代多得多的资产阶级也就是中间阶级。

从资产阶级开始大规模出现到20世纪初的时候,西方学界所说的“中间阶级”普遍所指的是资产阶级。在当时并未完全被消灭的西欧封建等级秩序下,比如在法国,教士与贵族分别属于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一样属于第三等级。但由于优越的经济条件,资产阶级又明显不同于第三等级的普通劳动者和小资产阶级,他们可以通过购买爵位、贷款给政府等方式获取贵族身份,实现地位的向上流动(当然也有可能因破产而落入普通人的行列),所以不同于普通的被统治阶级,他们的地位是既可向上流动又可能向下跌落的,因此被称为是“middle class”。实际上,在英语中“middle class”的意思就是“居于中间的阶级”的意思,中文翻译为“中间阶级”远比“中产阶级”要准确,后者一个“产”字就给这个词汇增加了原本没有的“财产”之意。

虽然20世纪50年代时英国著名学者、费边社领导人乔治•科尔(G.D.H.Cole)的著作中已经开始将中间阶级的范围扩大到小资产阶级,但是明确将“中产阶级”[5]区分为老“中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确立现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概念的,当数美国社会学家C.莱特•米尔斯。

米尔斯1951年出版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是西方论述“中产阶级”的经典著作。由于美国是一个没有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不存在封建等级和贵族,因而,米尔斯将上层资产阶级即少数垄断资本家以外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划分进“老中产阶级”,具体包括:工厂主、农场主、商人和自由职业者等。在米尔斯看来,美国新老“中产阶级”的交替时间为20世纪40年代。根据他的数据,到1940年,“老中产阶级”占整个“中产阶级”的44%,而“新中产阶级”的比例上升为56%,后者主要分为四类:工薪专业工作者、管理者、办公室工作人员和销售人员。米尔斯认为,“中产阶级”的新老交替有两重意义,“从消极的意义上说,中产阶级的转变是从有产到无产的转变;而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则是从财产到新的分层轴线——职业的转变”[6]。这里可以看出,到米尔斯这一代学者,“中产阶级”这一概念明确地不再等同于资产阶级,划分“中产阶级”的标准不再是财富,而是“与时俱进”地发展为以职业为划分标准来确定“中产阶级”。因而,中文把“middle class”翻译为“中产阶级”不仅从语言上讲有失误——增加了其中没有的“财产”意思,而且从内涵上背离了它的原意——以职业为标准划分“中产阶级”。

总之,到20世纪50年代,以《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为标志,“中产阶级”概念演化为现代“中产阶级”:既包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又包括非体力劳动者“白领”甚至较高收入蓝领工人的混合概念。当代西方“中产阶级”概念则发展到由五种主要标准界定,分别是收入、职业、阶级的相对位置、主观评价和混合标准,由此界定出一个十分宽泛的“中产阶级”。

二、对“中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并不存在一个实现了阶级融合的“中产阶级”。同样一个英文单词:“middle class”,在马克思主义和当代西方社会学中的内涵和外延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中间阶级”“中等阶级”或“中间等级”(middle class、Mittelklasse)等词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多次出现。

早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在1842年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7]和恩格斯在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序言[8]中就已经多次使用“中等阶级”和“中间等级”来表示资产阶级了。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只是为了挽救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9]在20世纪人类进入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后,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的中间阶级或阶层问题就是小资产阶级问题。斯大林指出:“毫无疑问,中间阶层问题是工人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中间阶层就是农民和城市小劳动者……按经济地位来说,这是一些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层。”[10]

因而,“middle class”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有两种不同层次的含义:一是前面已经说过的,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由于资产阶级有用财富换取贵族地位的可能,实现社会地位的上升,因此,资产阶级就被称为中间阶级。二是在资产阶级已经上升为统治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旧的社会等级制度崩塌了,资产阶级从“中间阶级”的身份桎梏中解脱出来,“中间阶级”成为由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农民和小商人等小资产阶级组成的、位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间的阶级集团。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会由于竞争的缘故小资产阶级日益两极分化,他们鲜有机会上升为资产阶级,倒是极有可能随时被抛入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

在当代西方社会,独立执业的医生、独立执业的律师、高级经理(但不包括那些收入超过工人数倍的顶级经理)等自雇的或与资本家分享利润的专业人士等新型小资产阶级,也属于中间阶级[11]。他们的特点是,或有一技之长可独立执业,或有少量生产资料勉力谋生,或通过参与资本的管理职能,分享一些剩余价值,使其工资水平超过熟练工人。该成分庞杂的中间阶级,其成员的共同特点是“他们不剥削别人,或对别人只有轻微的剥削”[12]。由于资本积累的规律是不停地由大资本兼并中小资本,或是小资本在竞争中破产,中间阶级的地位仍然是两极分化的:既有极少的可能上升为资产阶级,但更多的可能是破产沦为无产阶级。

总之,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中间阶级指的都是私有者,而非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中间阶级是与私有制相联系的阶级,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将被消灭的阶级,资本积累的规律创造着逐步消灭这个阶级的客观条件。马克思主义不认为西方社会是一个“告别了”无产阶级的“中产阶级社会”,无产阶级仍是社会阶级结构的主体,我们仍然处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进程之中。

三、“中产阶级”为何能风靡西方世界

“中产阶级”这一概念的推行者们实际是在现代无产阶级与马克思时代的无产阶级之间制造对立。他们认为现代工人能接受教育、有社会保障、有车有房等,已经完全不同于过去赤贫的无产阶级,因此无产阶级正在走向消亡,取而代之的就是“白领”“中产阶级”或“非劳动者的非阶级”等。持类似观点学者有雷蒙•阿隆、安德鲁•高兹、西摩尔•马丁•利普塞特等[13]。“中产阶级”之所以盛行,虽然少不了学者的理论推广和媒体的概念灌输,但也必须看到,现代西方社会发达的物质基础使这样一个概念能够与人们对生活水平的直观感受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以生活和收入水平来衡量阶级地位的肤浅认知,这种认知的表现就是“中产阶级”的盛行。

(一)“消费革命”与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人们的生活水平总体上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大批量生产的消费品打破了从前不同阶级之间等级森严的消费界限,于是从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等来界定“中产阶级”成为一种学术时尚。

从住房等耐用消费品的普及来看中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工人多是被从土地上赶走的农民,他们被迫进入工场劳动,在残酷的剥削下连温饱都很难解决,更别提买房了。但是现代工人却可能通过贷款实现住房梦,甚至汽车等过去的奢侈品也步入寻常百姓家。工人的生活水平虽然与富人们的相比还是相距甚远,但是,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使他们生活水平得以明显改善和提高,这种现象使资产阶级学者得出无产阶级“中产阶级化”的结论。

从工作方式的转变来看中产阶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全球化在相对和平的情况下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冷战的结束又进一步打破了全球化面临的政治障碍,随着跨国资本在全世界的扩张,随着全球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布局的完成,许多产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西方出现了在蓝领工人数量逐渐萎缩的同时白领工人增加的现象,无产阶级“中产阶级化”的观点也变得十分流行。

“人民资本主义”的幻觉。通过购买小额股票和“职工持股计划”,一部分工人成为小“股东”,“人民资本主义”论由此应运而生,这也是无产阶级“中产阶级化”的支撑理论之一。这种理论认为,股票代表着资本所有权,拥有哪怕一张股票也是资本家,如果人人都有股票,那么无产阶级就消失了,资本主义就具有了人民性,资本家与工人的利益就融为一体了[14]。事实上,工人持股不过是降低了资本家控股的成本,使其控股所需股票相比从前下降了很多,也使工人的小额持股意义不大。实际上,小额股票所能带来的收益可以和银行储蓄带来的利息看作一个性质的东西。

综上所述,工人拥有住房等大额消费品和工人持股等现象,使某些人产生了无产阶级“中产阶级”化的想象。但小额股票和住房等生活资料一样,并不具有生产资料攫取剩余价值的功能,因此,所有建筑于其上的“中产阶级”的想象都是不真实的。

(二)阶级意识的迷失

无产阶级所谓的“中产阶级化”也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迷失的体现。

1.消费水平模糊了阶级意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家推行的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的理论在西方世界迅速普及,在一个鼓吹消费、赞美消费的社会,通过消费,人才能获得足够的存在感。并且通过消费,资本主义实现了一种平等感,即使人们的消费水平是不平等的,但是人们在消费上的选择是平等的。西方工人的消费水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历了很长的上升时期,这对工人心理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人们会认为,无产阶级意味着“一无所有”,但现在大多数家庭拥有住房、家电甚至是少量的股票,于是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消失了,他们“中产阶级化”了。正如有学者评论的那样:“人们在诱惑之下倾向于把自己定位成中产阶级。这在很多情况下其实是一种宣传效应。例如,有数据显示非洲的中产阶级的数量在不断增加。然而,成为中产阶级不过意味着你穷得不够彻底。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中产阶级这个观念毫无意义。”[15]

2.“平等主义”淡化了阶级观念。在19世纪,工人与有钱人的区别仅凭穿着就可以看出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衣着上讲,随着化纤工业的发展,大批量服装以流水线的方式生产出来,牛仔裤、T恤衫等“无阶级性”服装成为主流服装样式,从外表上很难分辨出不同的阶级了。更重要的是,西方的“政治正确”取得了重大进展,在政治、教育、文化、就业等若干方面在形式上取消了对性别、出身、种族和性取向等方面的歧视,于是,不管政治学家们定义的平等主义有多少种,“平等”的观念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趋同而深入人心,尤其是在美国社会,人只要足够努力就能成功的信条深入人心。这种“平等主义”并不是强调只有经济平等才能实现其他方面的平等,而是从抽象的平等观念出发,从法律上的平等强调人不分肤色、性别、出身而平等以及人们在市场上买卖地位的平等;从起点平等强调个人奋斗等主观因素在成功方面的决定性作用等等。关注不平等现实的阶级观念自然与这种“平等主义”格格不入而备受冷落,阶级意识在人们的头脑中也就无处安放了。

此外,在新自由主义对社会的大规模干预下,人们对家庭、工会等依赖被减少到最低限度,人们更加依赖自己在劳动市场的命运,为了经济生存,个人已经成为生活规划和行为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不平等似乎不再显现为阶级的、集体的现象,而好像是变成个体化的现象,这导致西方有学者认为“阶级认同已经瓦解了,基于身份的阶级区别已经失去了其传统的支持”[16]。因此,在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看来,西方社会不平等的结构虽然有惊人的稳定性,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这段时期,不平等的主题几乎从日常生活、政治和学术中完全消失了[17]。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会倾向于从收入、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区分人群,而这正好是“中产阶级”概念所能提供的。

3.“中产阶级”社会调查的误导。前面说过西方划分“中产阶级”的标准主要有五种,其中一种是以主观评价为标准,即以被调查者的主观意愿为标准确定他或她是否将自己归属于“中产阶级”。一般情况下,西方各国按职业、收入等标准测算的“中产阶级”占总人口比率都比“中产阶级”的主观认同率要低许多,如2000年左右的时候,瑞典“中产阶级”的比重占55%,主观认同率却高达80%[18];德国中产阶级比例为50%,主观认同率为75%[19];等等。根据社会学界的调查数据,日本“中产阶级”的比例与其他发达国家白领所占人群的比例差不多,但日本曾有高达九成的国民却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日本著名社会学家富永健一指出,日本“一亿总中流”的说法来源于日本政府的“国民生活舆论调查”,该调查问卷把人群分为“上层、中上、中中、中下、下”五个阶层,在接受调查的人群中选择“中上、中中、中下”阶层的达到总样本的90%。而当社会学家在“社会分层与流动调查”中改变提问方式,把人群分成“上、中上、中下、下上、下下”五个阶层时,选择“中上、中下”阶层的就只有近70%。这说明调查的结果与调查的提问方式有很密切的关联。但“一亿总中流”的说法,经由媒体的渲染,成为一种很流行的说法。渡边雅男也指出,“国民生活舆论调查”给出的五个选项中有除了上和下,其余都是与中层有关的选项,将众多的中等偏上、偏中、偏下的回答随便合计一番,就得出了抱有“中等”意识的人群超过九成这一结果。在世界其他13个国家进行同样的调查,也得出了和日本类似的结果[20]。

这些极不严谨的调查报告经过媒体的报道和宣传,在西方社会造成了浓厚的“我们都是中产阶级”[21]的氛围,人人浸染其中,难免对自身的阶级定位产生错觉。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阶级”概念成为西方学术研究的禁忌,在西方社会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和工人阶级意识普遍淡化和模糊的情况下,在学术界、媒体和政府的共同推动下,“中产阶级”概念及“中产阶级社会”的观念深入人心。

四、对“中产阶级危机”的分析

2008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衰退”使广大“中产阶级”遭受了巨大冲击,造成了“中产阶级危机”,其表现是“中产阶级”的工作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