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18日,在南宁某监狱服刑四年零十个月的周某齐出狱。当走出监狱那一刻,他没有想到自己已经成了全民关注的超级网红。等待他的,是无数人的关注和目光,以及踏破门槛的“网红”公司的天价邀约。在这一天,周立齐发现整个世界都变了。

这一切,源于八年前周立齐在被抓进看守所后当地记者拍的一段视频。在那段视频里,周立齐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愧疚悔恨之意,反而神情放松、金句频出,“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的”、“里面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超喜欢在里面的”……他在采访中的这些金句,经过B站等互联网平台的发酵,变成了一个个“鬼畜”视频、表情包,掀起了互联网的恶搞狂欢。周立齐在接受采访时的造型,很像古巴革命领袖切·格瓦拉,因而就被热心网友赐予了“窃·格瓦拉”的封号,在B站享受着封神的待遇。

在没有切·格瓦拉的时代,我们还有窃·格瓦拉-激流网

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看,以小偷小摸为生的“领袖”周立齐属于典型的流氓无产者。马克思把流氓无产阶级看成是旧社会中“最下层腐化的消极产物”、“产生盗贼和各式各样罪犯的泉源”,这一群体的组成部分主要是“专靠社会餐桌上的残羹剩屑生活的分子,无一定职业的人们,即游民——genssansfe uetsansaveu”。游民阶层古已有之,每一时代的游民都是被排斥在那个时代社会生产和生活之外局外人。在封建时代中后期,由于人口大量增加,土地和农业的承载力达到极限,大量农民背井离乡,在城市乡镇之间四处游动沦为游民,依靠行乞、卖艺、算命或偷盗、抢劫等手段为生。他们流浪的乞丐,是闯荡江湖的艺人,是走码头的秘密帮会的会众,是兵、是匪、是盗、是娼,是被人鄙视的“下九流”。武侠世界中的所谓江湖,就是一个游民的世界。

游民不仅是主流社会生产的局外人,也是其意识形态的局外人。在主流社会中保有具体社会位置的人,如“四民”之中的士农工商,都要担负宗法社会赋予他们的角色义务,戴着假面具度过一生。而游民则不同,游民多数无妻无子,没有为人夫、为人父的职责,也没有宗亲故旧的约束,他们是没有根柢,随着时势浮沉游荡的一群人。

在脱离了主流的社会生产之后,游民也就在社会结构中失去了自己的角色位置,不用考虑宗法社会强加给人们的种种固定的社会角色。因此,在游民中间形成了迥然不同于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他们蔑视儒家伦理和封建义务,再加上游民四处流荡、见多识广,有自己的地下社会网络,很容易成为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翻开历史来看,自汉代以来很多农民起义的领袖都是游民出身,最典型的就是刘邦和朱元璋。水浒传一百零八将中除一部分从体制内下海的人士之外,其他多数都是游民出身——《水浒传》的主题不是农民起义,而是游民造反。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对游民非常警惕。尤其游民出身的朱元璋最了解游民,曾经专门针对游民下诏书说“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未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

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资本主义面临的第一个历史任务就是驯服游民。在圈地运动的过程中,大批农民被迫与土地相分离,沦为游荡在城市底层的游民。但即使在丧失了赖以谋生的生产资料之后,这些游民也不愿意被资本所剥削和奴役——用窃·格瓦拉的话来说,就是“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的。”因此,资本与不愿意沦为劳动力商品的游民的搏斗,就构成了资本主义初期阶级斗争的主题。为了强迫游民进入工厂成为资本的驯服奴隶,资产阶级在1834年修改了“济贫法”,并废除了为赤贫者提供救济的斯品汉姆兰法令。修改后的“新济贫法”取消了一切对穷人的金钱或实物救济,只采取一种救济方式——即强迫收容穷人到习艺所从事艰苦的劳动。当最低生活保障不复存在之后,资产阶级终于可以运用最有效的武器——饥饿——来逼迫失去土地的游民出卖劳动力,成为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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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把游离在社会生产之外的游民强制纳入进来,只是资本主义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资产阶级很快发现,新生的无产阶级身上仍然保留着自然经济下形成的懒散习气。自然经济时代人类所从事的是一种任务导向的劳动,劳动的尺度和限度是人类的日常生活需要。比如劳动者可以花一天的时间来做出一只鞋子,也可以花两天、三天、四天,到底花多长的时间,基本取决于自己的心情。当野心勃勃的新生的资产阶级开始扩张的时候,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群“懒散”的劳动者:他们仅愿意从事最低限度的劳动,经常在大街上无所事事地游荡,虚度光阴。这引起了资产阶级道德家们的不满和哀叹。英国一位资本家克莱顿的抱怨说:“大批看客挤满了教堂和街头”,在观看婚礼和出殡的行列,“他们尽管处于饥饿的悲惨状态中……却毫无顾忌地浪费白天的大好时光,仅仅为了看热闹……”——所以“看客”精神不是鲁迅所说的中国的“国民性”,而是前现代社会劳动者的普遍状态,生活在燕郊的三十万帝都蝼蚁,估计是没有任何的时间与心力去充当一名“看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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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很快展开了对“懒散”的劳动者的强制和规训。这种规训一方面体现在劳动时间上和劳动过程中——劳动者的日工作时间从自然经济时代的不到四小时,提高到了10小时、14小时、16小时甚至更多。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发展出了一种与其资本积累需要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和工作伦理。在这种工作伦理中,对劳动的厌弃和对时间的浪费,成为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正如汤普森所说:“清教主义是使闲暇与工业主义方便地联姻的代理人。它使人们转变态度,对时间进行新的评价,使孩子们甚至在婴儿期就要接受让每个小时都发出光彩的教育,使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浸透着时间就是金钱的等式。”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扩张,这种工作伦理也渗透到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公理。“996”这种明显违法《劳动法》和劳动者身心健康的不合理工作制度,甚至成为了某些“人民富豪”口中的“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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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虽然竭力想把所有的劳动者都变为其控制下的驯服奴隶,但它总是会遭遇到自己的反叛者。“短二十世纪”的历史,就是一部被压迫人民和民族反抗资本统治的历史。它是真刀真枪的正面对抗,是一场场革命,一场场暴动——切·格瓦拉正是革命的20世纪的最重要的精神图腾。20世纪末,伴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到了历史性的挫折。在新自由主义的进攻面前,工人阶级被彻底解除了武装。资产阶级得意洋洋地宣布,共产主义彻底失败,历史已经终结——除了资本主义之外,“别无选择”。在大规模的阶级运动退潮之后,反抗资本的潜流仍然存在。但这种反抗是一种自发的、碎片化的、去中心化的后现代式斗争。它不是怒吼,甚至不是哀嚎,而是一种无力的呻吟。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窃·格瓦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曾经作为一个窃贼的周立齐,是游荡在现代社会中的游民。资本虽然努力吸纳所有劳动者,但它无法彻底消灭游民群体,因为资本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会制造出马克思所说的“相对过剩人口”,形成周期性的失业现象。但周立齐成为游民,更多的不是因为客观原因(当然有一些客观的因素,在澎湃新闻的采访中,就提到他因为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在找饭店服务员工作时被老板拒绝),而是自己的主观选择——拒绝打工,这是他的人生信条和精神图腾。即使在出狱后成为超级网红时,他也依然拒绝了网红公司的天价邀约的理由,仍然是“之前承诺过不打工”——跟网红公司签约就是违背自己之前的承诺,就是“言而无信”。

与周立齐现象相得映彰的,是这几年在网络上很火的“三和大神”现象。他们游荡在深圳龙华区的三和人才市场,靠着日结散工生活。为了获得不被资本剥削的自由,他们仅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生存欲望,吃着4块钱的“挂逼面”、喝着2块钱一桶的“大水”,住着10元的床位或者不要钱的“海龙大酒店”,性生活靠“修车”……他们的人生信条是:“做一天,阔以(可以)玩三天”。这是一群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边缘人,甚至不拥有一张体现现代公民身份的身份证——很多人为了两三百块钱,卖掉了自己的身份证。“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周立齐和“做一天,阔以(可以)玩三天”的三和大神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力图摆脱资本奴役和控制的现代游民图景,也让我们看到了获得“自由”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放弃人之为人的基本欲望,仅保持吃、喝、睡等动物性的生存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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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在年轻人中间,产生了这么多的周立齐和“三和大神”呢?是这一届年轻人吃不了苦吗?与“吃苦耐劳”、任由资本蹂躏的的老一辈农民工相比,这一代工人阶级显得没那么驯服。很多屁股坐在资方立场的媒体,把80后、90后打工仔都描写为“拈轻怕重、好逸恶劳、挑肥拣瘦之人”。但真正的问题不在这里。老一辈劳动者中间,也有很多拒绝被资本剥削的人,而且数量远远超过现在的“三和大神”。但在二十年前,不愿意被资本剥削人,还可以在农村种地,或者做一些能够糊口的小生意。也就是说,那时候资本和市场对社会的渗透还不像现在无孔不入,还依然存在做一个独立的小生产者的空间和可能性。

但是今天呢?“三和大神”们不愿意进工厂,但也无法回到农村。资本无孔不入的渗透,已经断绝了劳动者逃离的可能性。周立齐在出狱后坚持自己不打工的初心,打算回家种地,但面对的是全家一贫如洗的困境,“全世界都在变,就我家没变”。种地的收入仅能满足最基本的吃喝住穿,至于其他的更高级的需求,就不要奢望了。也就是说,老一代人还有的选,这一辈人没得选。

但让我们略感欣慰的是,在资本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毛孔之时,也是资本意识形态开始破产和解体的时候,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资本和市场曾经许下的那些美好的诺言,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一一破产。“三和大神”的出现,就代表着“劳动致富”的工作伦理的破产,劳动者深刻地意识到了“拼了也没用”——这是对自身阶级地位的一种清醒认识。马云牌鸡汤再也不是激励个人奋斗的精神食粮,而成为无数人嘲笑和诟病的对象。周立齐那句“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表达出了无数被资本锁链束缚住而无法挣脱的职场社畜心中最深的渴望和愿望,因而在网络世界引起了共振,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精神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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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游民一直是主流社会的边缘人和局外人。但也正是因为他们这种边缘地位,他们才获得了挣脱主流意识形态的可能性。反映游民生活的《水浒传》之所以能在主流社会大受欢迎,就因为它表达了无数在封建宗法和儒家伦理驯化下的“套中人”内心中最隐秘的反叛欲望。周立齐这样的当代游民,就是当代的李逵和武松——他是现实社会中的边缘人,却能在虚拟世界中享受封神的地位。

在没有切·格瓦拉的时代里,我们至少还有窃·格瓦拉。即使无法和资本正面对抗,我们也能在意识形态的游击战中挖掉一点点资本的墙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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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切·格瓦拉的时代,我们还有窃·格瓦拉-激流网(作者:林鸟。本文为激流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郭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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