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创立和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恩格斯的晚年,同欧洲各国工人运动中形形色色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倾向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继承、捍卫了马克思主义。

恩格斯晚年,不仅写下《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大部头著作,而且紧密结合当时欧洲、北美各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写下了大量的书信。

这些书信,是我们今天学习、研究的宝贵资料,其中包含的政治观点和思想方法,是恩格斯他老人家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

导师暮年雄风在,健笔凌云警钟鸣 ——学习恩格斯晚年的若干书信-激流网

“国家”等于“社会主义”吗?

1881年3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刊物《社会民主党人报》刊登了一些文章,把资本的集中和垄断、把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对资本竞争的干涉、把资本主义制度下个别工业部门的国有化,全都称作社会主义。

为此,恩格斯致信当时担任该刊物编辑的伯恩施坦,指出这一套完全是资产阶级为奴役劳动人民而捏造的谎言,我们必须对这种捏造加以批判。恩格斯还指出,按照这种理论,那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家等于社会主义……

1883年3月,《社会民主党人报》又刊登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菲勒克的文章,菲勒克把“电工技术革命”和当时俾斯麦反动政府统治下的“国家所有制”联系起来,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所有制”美化为社会主义。

为此,恩格斯再度致信伯恩施坦。恩格斯在信中首先高度评价了用高压线路远距离输送电力对工业的发展、对消除城乡对立所能起到的积极作用,但同时强调,生产力越是发展,资产阶级对生产力的管理就越不能胜任、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就越会激化,而笨蛋菲勒克却从他喜爱的俾斯麦式的“国有化”中找到新论据,似乎工商业资产阶级所不能办到的事,由俾斯麦反动政府来办,这就成了社会主义。

把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对经济活动和社会事务的干预和管理称作社会主义,这种思潮叫做国家社会主义。恩格斯在1884年2月16日致考茨基的信中,正式使用了“国家社会主义”这一用语。

在这封信中,恩格斯首先介绍了莫尼律师所著《爪哇,或怎样管理殖民地》一书,揭露了荷兰殖民主义者在爪哇用政府直接管理的方式统治当地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情况,并且指出,其结果是:当地人民被保持在原始的愚昧状态,而荷兰的国库却每年获得七千万马克的收入。恩格斯说:“如果有人肯花点力气用爪哇(国家社会主义在这里极为盛行)的实例来说明猖獗一时的国家社会主义,那倒是一件好事。”

紧接着,恩格斯在信中又提到美国考古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指出:“摩尔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最后还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要求”。

摩尔根在其所著《古代社会》一书中,有这样两段话:

“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如此繁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广泛,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对它进行的管理又是如此巧妙,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已经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然而,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一定会规定国家对它所保护的财产的关系,以及所有者的权利的范围。社会的利益绝对地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只要进步仍将是未来的规律,像它对于过去那样,那么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了。

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结尾处,引用了摩尔根这段话。这一段话,充分表明了恩格斯所说的“摩尔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最后还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要求”。

恩格斯在1884年2月致信考茨基时,在引用爪哇的例子来揭露国家社会主义思潮的本质之后,又提到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意思就是想说明,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而唯物史观恰恰描述了从原始共产主义、到私有制社会、以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否定之否定”。不彻底否定私有制,就不可能使人摆脱对财富的依赖,也就不可能使人类社会走向真正的平等、民主与和谐。因此,殖民主义对殖民地人民采取的政府直接管理也好,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也好,都不是科学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民主必不可少,却不是目的

19世纪的德国,虽然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却是在德皇统治之下,特别是那个臭名昭著的“铁血首相”俾斯麦,更是以狠毒的手段统治着人民。

恩格斯在1883年8月27日致伯恩施坦的信中指出,当时的德国“依然停滞于半封建主义和波拿巴主义的混合体中”。恩格斯在信中将德国与法国进行了比较,认为法国已经实现了彻底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具备了一种优越性、具备了把无产阶级斗争进行到底的一种形式,而在德国,这种形式还有待于夺取。恩格斯认为,法国比德国“在政治上先进了整整一个阶段”。

恩格斯进一步论述道,如果君主政体在法国复辟,其结果必然是争取恢复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斗争又出现在日程上,而共和国的继续存在,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直接的、非隐蔽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直至资产阶级危机的到来。

恩格斯认为,在当时的德国,首先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对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恩格斯指出,未来德国革命的第一个直接结果,一定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恩格斯紧接着指出:“但是,它在这里将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因为我们很幸运,没有一个纯粹共和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我们可以首先用它来为革命的社会主义争取广大的工人群众……”

恩格斯在致伯恩施坦的这封信里,强调了争取资产阶级民主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个重要阶段,强调了争取资产阶级民主对无产阶级斗争的重要性。恩格斯之所以在这里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当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有一些人“把革命想象成为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事情”。

为了纠正这一点,为了帮助德国无产阶级制定正确的革命路线,恩格斯写了这封信。恩格斯在信中指出,任何一夜之间完成的革命,只不过是推翻一个早已毫无希望的反动政权,而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则是在加速情况下多年的发展过程。

无疑,无产阶级需要借助资产阶级民主形式,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一种手段。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另外一些人,却将资产阶级民主神圣化,认为只要争取到资产阶级民主,便可以通过议会斗争、或者争取改良的斗争,来实现社会主义。

1884年3月,《社会民主党人报》就刊登了一些文章,贩卖了类似的错误观点。为此,恩格斯致信伯恩施坦,指出:“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也需要民主形式,然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种形式和一切政治形式一样,只是一种手段。但是,如果在今天,有人要把民主看成目的,那他就必然要依靠农民和小资产者,也就是要依靠那些注定要灭亡的阶级,而这些阶级只要想人为地保全自己,那他们对无产阶级来说就是反动的。”

遗憾的是,恩格斯逝世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进一步发展,他们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要求当做革命的目标,放弃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因此在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德皇政府在人民的怒吼声中倒台时,没有把新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当做一种“短暂的过渡阶段”进一步团结广大群众继续革命,最终使德国革命半途而废。

虽然如恩格斯所说,在德国没有一个纯粹的共和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但在1918年,这个共和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的角色,却由本来是工人阶级政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扮演了,这真是历史的教训啊!

内部斗争不可避免,团结必须讲原则

俗话说:“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以及欧洲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后来遭遇重大挫折,全因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内部机会主义思潮的不断蔓延。

其实,恩格斯在世时,已经发现了一些端倪,并对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思想观点进行过批驳。同时,恩格斯坚决支持各国工人阶级政党、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组织上肃清机会主义分子,以纯洁党的肌体。

1882年10月20日,恩格斯致信伯恩施坦,指出1879年法国工人党建立后,党内一直存在着根本对立的两派,一派是坚持革命路线的“盖得派”,另一派是推行机会主义的“可能派”。恩格斯指出,“可能派”的头头们是一些阴谋家,他们表面上接受党的纲领,暗中却推翻这个纲领。

恩格斯在信中指出:

“看来,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德国党是在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的斗争中变成了现在的样子的,在这个斗争中连吵架本身也起了重要作用。只有被拉萨尔特意豢养起来充当其工具的一帮恶棍没落以后,团结才有可能……在法国,有些人虽然抛弃了巴枯宁的理论,却继续运用巴枯宁的斗争手段,……这些人也必须先行没落,然后团结才有可能。”

鉴于当时法国工人党内两派激烈斗争的情况,恩格斯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宣传团结就是十足的愚蠢。道德的说教对于反对目前情况下不可避免的幼稚病是没有帮助的。”

一个星期之后的1882年10月28日,恩格斯致信德国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再一次谈到法国和德国工人阶级政党的内部斗争问题。他指出:

“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而现在才第一次建立工人政党的法国当然也不例外。在德国,我们已经走过了这种内部斗争(同拉萨尔派)的第一阶段,其他阶段还摆在我们面前。在可能团结一致的时候,团结一致是很好的,但还有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谁要是像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对冒牌的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做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

1882年9月,法国工人党在法国的圣亚田举行代表大会,“可能派”制造分裂、抢夺领导权,“盖得派”不得不宣布退出大会,在法国罗昂另外举行了代表大会。可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却颠倒是非,将“可能派”称为“真正的工人政党”。

1882年11月28日,恩格斯不得不再次致信伯恩施坦,批评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错误。

恩格斯指出,“可能派”根本就没有关于工人解放斗争的纲领,他们的主张表明,他们完全是激进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尽管他们在党内骗取了多数人的支持。恩格斯在信中责备伯恩施坦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您的巴黎记者们怎能认为‘圣亚田派’是‘真正的工人政党’,我真是无法理解。”

恩格斯指出:

“暂时处于少数——在组织上——而有正确的纲领,总比没有纲领而只是表面上拥有一大批虚假的拥护者要强得多。我们一辈子都处于少数,我们觉得这样也非常好。”

这段话充分表明,判断孰是孰非,决不能以哪一派暂时人多来确定,而要根据某一派的主张、纲领和行为来判定。

其实,当时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泛滥最严重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

1884年6月5日,恩格斯给伯恩施坦写信,对这一点作出了充分的论述。恩格斯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会党团中,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已经占据多数。恩格斯还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党的领袖中间也占据了多数,很多报刊都在他们手中。因此——恩格斯认为——一方面,必须与他们划清界限;另一方面,与他们公开分裂,还要把握时机,不然,全体党员群众就会不理解,说我们在制造不和。

但是,恩格斯同时指出,如果分裂不可避免的话,我们必须掌握住这个党,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退党,或者把他们开除。恩格斯强调,在当时,要全力守住《社会民主党人报》这个阵地。

我们大家都知道,尔后的历史是非常不幸的,不仅《社会民主党人报》没有守住,连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都失守了,伯恩施坦本人也堕落为一个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头子。

在当时,恩格斯虽然已经意识到德国党内的严重形势,但没有紧紧抓住、一竿子戳到底,以至老人家逝世后,德国社会民主党迅速蜕变、分裂。真可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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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暮年雄风在,健笔凌云警钟鸣 ——学习恩格斯晚年的若干书信-激流网(作者:玉蝶。来源:旗帜评论2018。责任编辑:郭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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