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按:40年前的今天(10月26日),韩国前总统朴正熙在一场内讧中遇刺身亡。40年来,国内对朴正熙的评价也经历过山车般的转变:由最初的日美帝国主义者走狗、反共反人民的独夫民贼、强硬压制民主的法西斯独裁者,到生活俭朴、铁腕反腐的领袖人物、韩国工业化道路的开创者、“汉江奇迹”的缔造者。然而,任何评价都是以特定的立场为出发点。《韩国工人》作者具海根教授和刘建洲教授的这篇文章提供了从劳工政策与劳动关系看朴正熙时代的视角。正如作者所言:从资本家和经济增长的角度而言,朴正熙体制可谓尽善尽美,但从工人的角度和人权的观点来看,这个体制可以说糟糕透顶。朴正熙很注意采取一系列民族主义和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动员工人努力工作。同时,在朴正熙眼里,劳工积极分子都是国家的敌人。这种强烈的反劳工倾向不可避免地造成劳工事件越来越变得高度政治化,同时工人对国家和资本的憎恨也愈加强烈。 

容提要:朴正熙时代留下了韩国有关劳工政策和劳动关系的丰富遗产。朴正熙劳工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在于确保为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发展提供适宜的劳动力市场。从人道主义和社会的角度来看,朴正熙时代的劳工政策可以被看成一个败笔。朴正熙时代劳工政策的一贯性体现在将劳工看成一种生产要素而从经济上加以动员,同时尽可能在政治上让劳工处于解组状态,从而避免劳工运动可能对国家安全和发展带来威胁。这种狭隘的发展主义和国家安全导向的劳工政策导致工人与体制的异化程度不断加深,促成了底层劳工与社会民主力量的结盟。最终,无论是朴正熙本人抑或广大劳动人民都不得不为这一历史阶段的粗鲁的劳工体制付出沉重代价。 

作者简介:具海根,美国夏威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建洲,男,1975年4月生,湖北省广水人,法学博士(社会学专业),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领导科学教研部(现代人力资源测评研究中心)教授。 

正如在其他领域一样,朴正熙时代给韩国留下了有关劳工政策和劳动关系的丰富遗产。一方面,朴正熙时代的劳工政策是成功的,它在有效动员工人参加工业化项目建设的同时以最小的劳资代价实现了对劳工的驾驭。另一方面,从人道主义和社会的角度来看,朴正熙时代的劳工政策又可以被看成一个败笔。朴正熙时代的劳工政策具有高度的威权体制和镇压体制的特点。它全面拒绝给予工人组织起来的权利,拒绝让劳工通过各种代表性组织来维护自身的集体权益。朴正熙当局沉迷于促进经济增长,对劳工在工作场所遭受到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剥削和虐待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工人缺乏充分的渠道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因此,该体制引发了工人极度的不满和憎恨。从资本家和经济增长的角度而言,朴正熙体制可谓尽善尽美,但从工人的角度和人权的观点来看,这个体制可以说糟糕透顶。朴正熙时代的劳工政策可以说是毁誉交织、功过兼具。1从长远来看,朴正熙政府的劳工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同时充满了不幸。这并非仅仅因为这种劳工政策是不民主和压制工人的,更在于它从短期来看似乎颇具成效,但从长远而言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各种不可持续的后果。2这种劳工政策体系最终因为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劳工的抗争,导致了朴正熙时代的终结,其自身也走向解体,同时,也为其后的劳工体制留下了不受欢迎的遗产,困扰着韩国今天的劳动关系体系的走向。

一、朴正熙时代的劳工政策

朴正熙及其同伴在执掌政权时,似乎并没有对他们即将发展的劳动关系体系有所构想和设计。他们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维持政治与社会秩序,防止组织起来的劳工成为一种政治不稳定因素或阻碍经济发展的力量。3尽管朴正熙的劳工政策被普遍认为具有强硬和镇压的特点,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朴正熙早期的劳工政策并非像后期那样具有浓厚的威权体制的色彩,对劳工权利的限制也不是十分苛刻。在20世纪60年代,韩国工人尚具有组织起来的相对自由,拥有集体谈判权和参与集体行动的权利。4到了60年代末期,朴正熙的劳工政策出现急剧转变,愈加具有威权政府的色彩,愈加倾向于对劳工采取压制的措施,尤其是在所谓的“维新时代”(1972~1980)。因此,有必要将朴正熙时代分为两个阶段:相对自由的20世纪60年代;对劳工进行镇压和十分压抑的70年代。

(一)制定劳工政策框架的60年代

1961年5月16日,朴正熙军事集团执掌政权之后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解散大韩劳总。紧随其后,新成立的韩国中情局选择了约三十名劳工界代表人士,对其进行培训以便组织新的工会。5其中的九人(即“九人委员会”)被委派任务,重建全国性的工会。1961年8月30日,新的韩国总工会成立。新组建的韩国总工会基于产业类别,官方认可的工会被赋予了在某一产业领域的最终代表权。在特定的企业或产业,只有一个工会具有代表工人的权利。

朴正熙时代形成的工会结构总体上类似于某种国家-法团主义的工会模式,工会的成立需要得到国家的认可、官方的工会拥有绝对的代表工人利益的权力、工会结构以产业为基本支撑。6不过,究其实质而言,韩国工会的结构远非真正的国家-法团主义工会模式。在大韩民国,官方工会既不被鼓励也不被允许去代表工人。各个产业的工会缺乏足够的权威和资源去规制并代表基层工会成员的利益。同一产业的基层工会彼此之间缺乏横向联系,几乎所有的集体谈判都是在企业工会层面进行。尤其是,国家基本上不愿意将组织化的劳工看成政策制定过程的伙伴,即便是地位相对较低的伙伴。

朴正熙领导下的体制最初还愿意尊重宪法赋予的保护劳动人民的各项权利。1963年新颁布的《劳动法》,其立法基础是1953年李承晚政府所采用的第一部《劳动法》。新的《劳动法》和此前的法律一样,确保了三项基本劳工权利:自由结社权、集体谈判权和集体行动权。其中的一项重大修改是附加了一项对工会政治活动的限制条款。新的劳动法规定:工会不得从会员那里募集政治基金,或者将工会会费用于政治目的。朴政权重组工会并修改劳动法的主要动机,更多是基于政治和经济的考量:使得组织起来的劳工去政治化,与当时的反对派政治团体保持距离。

总体而言,韩国20世纪60年代的工会活动处于相对自由的阶段。尽管存在着针对工会组织的众多行政限制,但工会组织的各种活动并没有受到压制,集体谈判经常发生,劳动冲突的处理也很少遭到政府的铁腕干预。正如奥格所观察到的那样,这一阶段政府“允许公开的冲突存在,并且,这些冲突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作冲突解决过程的内在组成部分” 7。到了1968-1971年,韩国发生了好几起知名的劳工争议案件,包括发生于外资企业的劳工抗争。8出口产业特别是外资企业中不断高涨的劳工抗争,显然对朴正熙政权的发展战略造成了威胁,因为当时的外部经济环境并不乐观。为了应对这一正在出现的危机,朴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来改善投资环境,特别是对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的金融结构予以了大力支持。1969年,朴正熙颁布了《工会活动临时特别法案》以及《外商投资企业劳资争议处理办法》。这些法规对劳工组织的活动施加了严格的限制,禁止工人在外商投资企业罢工。这标志着朴正熙体制劳工政策的重大转折。这些法规的颁布开了此后朴正熙政权一系列劳工镇压措施的先河。

(二)全面镇压劳工的“维新时代”

“维新体制”作为一种独裁专政的崛起,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状况的不断恶化;真正的反对派的实力不断增长;在1971年的总统大选中,朴正熙几乎败于金大中;朝韩即将开始对话;1971年的尼克松访华;美国军事力量从韩国的部分撤出;等等。所有这些都引起朴正熙及其政治精英的高度关注。朴对上述经济与政治变化的反应带有严酷的威权政权的特点。1971年12月,朴政权宣布国家处于“非常状态”时期,颁布了《保卫国家安全特别措施法案》。这一紧急法案有效关闭了所有的政治空间,严格限制了公民的自由。可以说,该举措直接针对的目标就是组织起来的劳工。从本质上来看,上述“非常状态”时期保卫国家安全的措施,使宪法规定的劳工三项基本权利中的两项——集体谈判权和参与集体行动权——处于悬置状态。

1972年3月,韩国政府颁布了另一项限制劳工的法规——《国家非常时期集体谈判法案》。该法案将国家管制的企业范围拓展到公共事业部门,禁止在这些部门开展工会活动;它还对产业工会的行动施加了更严格的限制。所有这些具有威权体制特点的立法措施构成了1972年专制独裁的“维新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维新宪法赋予了朴正熙连任甚至成为终身总统的资格以及不受限制的行政权力。对于劳动人民而言,维新宪法以及1973、1974年通过的劳动法修正案,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对于组织化的劳工而言,1971年颁布的《保卫国家安全特别措施法案》已然埋下了所有压制劳工的法规的伏笔。

在严格限制工会组织及其活动的同时,朴政权还力图改造现有的工会结构,将其从产业工会的结构改造为一种企业工会体制。韩国政府之所以这么做,部分原因在于认识到:产业工会的结构并非最可靠的控制基层工会的架构。随着劳工活跃程度的增长,国家的设计师们开始担心产业工会可能成为劳工力量集结的一种可怕的基础。于是,他们开始转变政策取向,试图摧毁既有的产业工会体系,将工会的活动限制在被公司控制的企业工会的层面。

“维新时代”朴正熙劳工体制的重要特征在于,它在面对劳工问题时强调以国家安全为导向,极度依赖通过暴力威胁手段来控制劳工运动。国家试图通过各种暴力机器来控制劳工的活动,而不是通过法律的和官僚体制的各种手段。朴正熙在应对自己的政治对手时,缺乏容忍和耐心。在他眼里,劳工积极分子都是国家的敌人。朴正熙及其他政治精英似乎强烈认为,那些挑起劳工抗争的人,那些企图违反劳动法并将工人组织进独立工会的人,都是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影响并与之存在密切联系。朴政权对于管理方经常违反有关劳动管理相关法规的行为视而不见,却对劳工骚动极为敏感并予以无情的镇压。工人呼吁政府对资方虐待劳工的行为加以管制的请求,大多被漠视;雇主请求政府干预工会的活动,则很快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积极响应。这种强烈的反劳工倾向不可避免地造成劳工事件越来越变得高度政治化,同时工人对国家和资本的憎恨也愈加强烈。

二、朴正熙政权的劳工意识形态动员

当然,朴正熙政权不仅试图分裂劳工使其处于原子化状态,从而成为一支可靠可控的劳动力大军;它还力图动员劳工,让他们成为工作场所中富有生气的生产者和合作伙伴,以便不断提高生产率。对工人进行经济和意识形态动员与让劳工处于政治上的原子化状态同等重要。朴正熙从执掌权力的早期阶段开始,就很注意采取一系列民族主义和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来对劳动人民加以动员。关于韩国“民族中兴”以及“让我们过得更好”的反复宣传并不仅仅是一些空洞的话语:它们代表着朴正熙政权最想获得的统治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对产业工人的意识形态动员,成为朴正熙政府劳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针对工人的意识形态动员的主要内容是鼓励他们努力工作,与管理方合作打造有效的经济体系,同时,尽可能压抑劳工自身的需求,直到韩国经济规模增长到足够大时,再将劳动者创造的果实分配给劳工。朴正熙政权的领导阶层所做的第一件动员工人的事情,就是在意识形态和话语层面将劳工称为“产业战士”或者“产业的建设者”。韩国工人在这场全球性的经济战争中扮演着和士兵一样的角色,为国家安全和“民族中兴”的光荣而战斗。民族主义和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某种浓厚的军事化修辞交织在一起,目的是形塑出口产业中快速增长的无产阶级的工作动机和身份认同。

上述民族主义和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确实影响到了公众对工人的认识,但未必就影响到工人自己内心的感受或身份认同。政府定义的工人认同对真正的劳工认同与意识仅仅产生了局部的影响。由于工人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其他的积极话语来描述自己,他们也会使用这些话语,尽管如此,他们在使用这些话语的时候总归带有很多疑问和怀疑。正如一位工人所描述的那样:“那个家伙胆敢(用)连一点点真诚都没有的口吻,来使用像‘产业战士’和‘产业支柱’这样的词汇来称呼我们?要知道,我们工人甚至连自由表达自己感受的权力都没有呀!”9

朴正熙当局自己也一定认识到,仅仅依靠这种空洞和象征性的夸大工人形象,并不能持续确保劳工的顺从和劳动关系的和谐。20世纪60年代末期劳工骚乱的兴起,以及劳工与知识分子的日益结合,迫使朴正熙当局去寻找一种更为有力的意识形态组织形式,来实现对劳动人民的控制。在这一过程中,所谓的“工厂新村运动”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正式推行是在1973年,运动的主题(“新村精神”)同样发源于乡村的“新村运动”:“勤劳、自助和团队合作。”此外,“工厂新村运动”还特别强调提高生产率,促进劳工与管理方的合作。朴正熙的众多演讲很好地阐述了这一运动的主题。10“工厂新村运动”力图倡导一种家庭主义,一种“企业是我家”的意识形态。这种理念拒绝承认劳动者和管理方之间的冲突关系的现实,力图在所有企业成员之间倡导一种虚假的家庭关系。“工厂是我家”的意识形态常常和韩国的国家发展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劳动者的合作以及努力工作,被认为是建设强大国家的必由之路,并往往被提升到公民神圣义务的高度。

韩国贸易与产业部负责“工厂新村运动”的协调推进工作。这一运动的核心组织力量是新村运动领导人以及新村运动工作团队。从全国层面来看,新村运动教育中心在培训和培养运动领导人方面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整个韩国有12家工厂新村运动教育中心,它们在1973-1979年总共培训了46531名高层管理者。11当局要求各级工会都提供类似“新村运动”的职业伦理培训。韩国总工会于1975年成立了自己的教育中心,其主要功能便是进行“工厂新村运动”的教育工作。12

“工厂新村运动”并非简单地在工厂实施的文化或精神运动,发起这项运动的缘起,更多是出于韩国现实和经济的考量。从工人的视角来看,“工厂新村运动”要求他们无偿额外工作若干小时——工人不得不较常规时间更早上班,参与各种工作之外的会议,在下班后待在工厂很长时间,所有这些付出基本上是无偿的。当然,工人们对这项运动的抱怨颇多,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到80年代,这些抱怨成为劳工阶级意识产生的重要来源。

与“工厂新村运动”形成补充的是工厂成立的各类“劳工-管理合作委员会”,其成员由来自劳方和管理方的代表组成。该机构的最显著功能是培育管理方、劳动者之间的合作关系,提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工会法修正案规定,工人有关工资、工作条件的以及其他各种争议与诉求,由双边委员会处理,委员会将在优先考虑提高企业生产率和促进劳资和谐的前提下,对这些问题加以权衡和裁决。政府规定所有存在工会的企业都必须成立各类“劳工-管理合作委员会”。从本质上看,双边委员会是一种反工会组织,它取代了工会的诸多职能,削弱了劳动者组织起来的力量。

三、朴正熙时代的劳动关系与劳工抗争

韩国在朴正熙时代的发展阶段出现的最令研究者感兴趣的一个困惑是广大劳工对这种工业化体制的抗争和不满的不断增长,尽管无疑正是这种工业化带来了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改善。工人常常发出“给我们以人道的待遇”的呐喊。20世纪70年代,裁剪工全泰壹的自杀,可以说是对这一问题做出的戏剧化解答。全泰壹深深的挫折感和愤怒感,当时大多数工厂的工人都感同身受。

韩国的执政者未必不清楚上述问题的存在,但他们并不想认真处理这些问题。当然,当局偶尔也会采取局部措施,针对不公正的劳资关系执行某些法律、法规。朴正熙经常发表演讲,告诉雇主们要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工人。然而,朴正熙及其他经济规划者似乎并不真正知道劳工所遭受苦难的深重程度,或者说,他们并不知道正是这种发展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针对工人的产业独裁,从而引发了劳工的普遍不满。

正如阿姆斯登所清楚指出的,朴正熙领导下的韩国作为一个秉持发展主义战略的国家,其主要优势在于国家同时对劳工和资本行使规训的权力,从而确保适度的经济发展绩效。13事实上,朴正熙本人也践行着一种清教徒式的工作伦理,强烈追求工作绩效。为了获得国家的各种补贴和保护,资本家也按照国家的绩效标准行事。不过,朴正熙时代的发展标准主要关注的是出口的绩效。那些每年能够为韩国出口创汇的出口制造企业,得到的回报是政府提供的低息投资贷款和特许投资许可。这种发展政策鼓励韩国的资本家采取一种扩张式的投资政策,导致了劳动关系领域的各种严重后果。

工人的不满和怨恨逐步加深。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种不满和怨恨开始以一种更具组织化的形式浮现出来;此时的朴正熙政府在修正其劳工政策方面,显得极为短视和缺乏灵活性。它采取的措施,仅仅是强化对劳工积极分子的压制和镇压,与工会高层领导者进行合作。与此同时,朴正熙政府还试图阻止独立工会的形成,因为这会威胁政府控制的官方工会(韩国总工会)的地位。朴正熙的政治精英们拒绝面对正在浮现的草根工会运动,拒绝面对这种工人寻求自我保护的斗争,他们更多地将工人的抗争看成是“受到外部政治力量”煽动的结果。政府的精英们既不愿意更不能设计一种更加有效的长远战略,来应对草根劳工运动兴起这一重大问题;他们采取的措施是强化那些陈旧的办法,比如寻求与既有的官方工会合作,对工会积极分子采取恐吓、解聘、加人黑名单等手段,有时还辅之以暴力行为。

这种基于国家安全导向、排斥性的劳工控制手段造成的结果是韩国劳工工会结构的单一化。就全国层面而言,官方工会成为国家对组织化劳工实施法团主义控制的一种工具;从草根层面而言,工人们则在官方工会结构之外努力创造一种独立的工会运动。这种“民主的工会运动”成为工人在“维新时代”争取的主要目标。朴正熙体制的劳工控制策略使得当时的大多数工会变成了善于与国家合作的无力的组织,它们不但不能代表工人的利益,反过来还常常帮助政府来压制并歪曲工人的需求。和其他国家的法团主义体制不同,大韩民国的所谓国家法团主义体制,并没有采取“利诱”和“控制”并重的手法,而是严重依赖缺乏实惠的控制;换言之,它在控制工会的时候,仅仅使用“大棒”而缺乏“胡萝卜”。官方的工会被剥夺了为普通工人做实事的合法角色,结果导致工人的斗争走向联合,谋求与官方工会结构相对立的另一种组织形式。在朴正熙统治的最后一年,形势变得愈加清楚。官方的工会结构变得无效,且不被工人所信任,“工厂新村运动”失去了意识形态的支配力,警察和国安部门无法控制越来越广泛的草根运动积极分子网络,包括日渐增长的工人认同与阶级意识。14

历史的吊诡在于:谁都不会想到,1979年一家假发厂不到200名年轻女工发动的一场劳工抗争,竟然引发了一场最终导致朴正熙统治走向终结的政治危机。无论是就产业冲突的性质还是国家劳工控制的模式而言,该事件都具有朴正熙时代劳工冲突的典型特征。15 Y.H贸易公司的工人牺牲甚大收获甚少,其英勇抗争极大地促成了劳工运动的外部化和政治化,促成了劳工斗争与推动民主化的政治斗争的融合。反对党新民主党此前或多或少与劳工运动保持疏远,但在经历了该事件后,开始无意间卷入劳工冲突当中。这一时期韩国的经济处于衰退期,这也使得政治动荡变得更加严重。随着政治抗议的加剧及蔓延到全国,统治阶级集团内部开始出现裂缝,朴正熙的左膀右臂之间出现严重的竞争(即当时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和总统卫队长车智澈的矛盾——译者注),最终导致朴正熙于1979年10月26日被自己的情报部部长刺杀。

四、结论

那时候,家中虽说有了电视机,但节目频道就这么几个,按几十下的遥控器,节目频道就又重新来过。而且看多了,也

朴正熙基本上将劳工视作一种生产要素和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工具。他的主要兴趣在于确保劳动力和劳动力市场处于最优状态,从而确保经济的快速增长。朴正熙坚信,实现经济增长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方式。朴正熙及其他经济规划者很少从人道的角度来看待劳工,或者将劳工视作享有权利的公民。当局即便是在考虑到劳工作为人的尊严的时候,主要提防的还是劳工可能干扰国家经济发展规划的潜能。军人出身的国家领导者对劳工运动的动机抱有深深的疑惧心理。简言之,朴正熙的劳工政策同时追求“将劳工动员起来为经济发展做贡献”和“让劳工在政治上处于解体状态”的双重目标一动员劳工的目的是让工人在经济领域发展生产力;分化、瓦解和控制劳工的目的是让工人在政治领域的潜能无法释放出来。

“工厂新村运动”是朴正熙体制用来动员工人的最重要方式,其目的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劳工与管理方的合作。为了让劳工处于解体状态,当局于1971年颁布了条款苛刻的“非常状态”时期的相关法规,主要包括《保卫国家安全特别措施法案》等一揽子安全导向的措施。然而,从长远来看朴正熙政府发展出来的这种劳动关系体制不仅是无效的,也是非理性的。除却人道主义的因素,这一体制包含了太多的内部矛盾和软肋,随着朴正熙统治的终结,该劳动关系体制也解体了。我们可以发现其内部的若干缺陷。

其一,朴正熙貌似国家法团主义的劳工控制体系,其实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原因在于,尽管它采用了与其他国家-法团主义相同的工会组织结构,其实际运作却如上文所描述,与真正的法团主义存在根本差别。朴正熙政权并没有培育各类工会并利用官方工会作为国家-劳工关系的中介机制,它无意允许官方工会成为劳工利益的合法代表组织。国家权力的主要兴趣是与官方工会领导人合作并对其加以操控,同时压制各类工会活动。法团主义的劳工控制策略建立在对工会既“利诱”又“控制”的基础之上,而朴正熙政府所仰赖的手段主要是“控制”而非“利诱”,换言之,它更多依靠“大棒”而不是“胡萝卜”的力量。最后,朴正熙政府对工会的打压和操控使得大多数劳动人民对官方工会产生了疏离感,导致了独立草根工会的兴起。

其二,朴正熙的劳工动员方法是基于传统的家庭价值观,由于产业工人的价值取向处于剧烈变动中,政府所倡导的合作、等级以及共同体等价值观,注定会走向失败。朴正熙对待工人的态度可以描述为一种家长主义,他确实深信并希望创造出这种家长主义的商业体制。“工厂新村运动”的主要目标,就是培训经理层来打造这样一种体制。就此而言,朴正熙显然希望模仿日本企业的家长主义模式。然而,和日本的家长主义模式不同,朴正熙的经济规划者们并没努力强制雇主和管理者提升所在公司的福利体系,以一种更加有尊严的方式对待工人。“工厂新村运动”使得工人不得不从事更长时间的工作,引发了他们更大的抱怨,而政府很少强制雇主做出相应的补偿。简言之,韩国的经济精英们“口惠而实不至”,他们并没有赋予所谓“企业如家”和“家庭一般的劳动关系体系”等修辞以实质性内容。16

其三,朴正熙时代的劳工体制的最大失败在于,它忽略了去发展一种更好的法治与制度作为基础,以便应对日趋成熟的劳动关系;相反,朴正熙政府高度依赖警察、韩国中情局以及军队等国家安全力量来对劳工加以控制。在“维新时代”,宪法、劳动法以及劳工事务局等机构在劳工控制方面扮演着无足轻重的角色。相反,政府仰赖的主要劳工控制机构是国家安全部门,主要的控制方法并非法律手段,而是这些机构所实施的威胁与暴力。任何创建或者维持独立工会组织的尝试几乎都遭到警方或韩国中情局的敌视与干扰。在朴正熙时代及其之后的军人政府时代,暴力以及暴力威胁成为劳工控制和劳工集体行动的内在组成部分。

总而言之,朴正熙时代的劳工体制留下一笔不幸的遗产。从法律和制度发育的角度来说,这种劳工控制体制是不健全的,它鼓励管理方在企业内部行使专断的权威,由于过度保护资方的利益、牺牲劳方的权益,资本家在应对不断增长的劳工(诉求)方面显得准备不足。这种控制体制对国家安全意识形态的依赖,以及针对劳工的经常性暴力威胁,刺激韩国工人阶级倾向于采取激进和具有暴力色彩的抗争运动。韩国劳工运动的这种激进、不妥协、暴力的特征,即便是在今天仍大行其道,其缘起是朴正熙时代便埋下了劳工控制的强力镇压、安全导向的种子。此外,威权时代遗留下来的劳工、资本以及国家三方之间的强烈不信任感,直到今天依然存在,成为韩国在全球化时代建设富有生产效率的、合作的劳动关系体系的一个重大障碍。

*本文选译自HagenKoo,“Labor Policy and Labor Relations during the Park Chung Hee Era”,in Hyung-A Kim and Clark W.Sorenson,eds.,Reassessing the Park Chung Hee Era,1961-1979,Development,Political Thought,Democracy,and Cultural Influence(《朴正熙时代再评价(1961-1979):发展、政治思想、民主与文化影响》),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11,PP.122-141。本文的翻译得到了译者主持的上海市社科规划课题“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研究”(课题批准号:2014BSH001)的资助。

注释:

1 Song Hogun, “Pak Chonghui chongkkwon ui kukka wa nodong : Nodong chongchh ui han’ gye ” ( “ State and L abor of the Park Chung Hee Regime : The Limits of Labor Politics” ), Sahoe wa yoksa (Society and History), 58, 2000, pp. 199 -224.

2 在这里, 笔者认可PaikNak-chung 教授的批评,即朴正熙时代的合法性建立在 “不可持续的发展” 的基础之上, 这种合法性不仅仅是一种道义的合法性或意 识形态的合法性。

3 KimChun, “5.16 ihu nodong chohap ui chaep ’ yL - kwa ‘ Han’guk Noch ’ ongch’eje ’ ui songnip $ ( “ Reorganization of Labor Union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Korean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since 5. 16 $ ), Sahoe wa yoksa ( Society and History ), 55, 1999, pp . 103 - 44 ; Song Hogun, “ Pak Chonghui chongkkwon ui kukka wa nodong : Nodong chongchh ui han5gye $ ( “ State and Labor of the Park Chung Hee regime : The Limits of Labor Politics $ ), Sahoe wa yyksa ( Society and History ), 58, 2000, pp . 199 -224.

4 Park Y . K, Labor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Korea : System and Practice, Sogang University, 1974 ; Jangjip Choi, Labor and tte Auttoritarian State, Korea University Press, 1989.

5 Song Hogun, “Pak Chonghui chongkkwon ui kukka wa nodong : Nodongch 6 ngch’i ui han’gye ” (“ State and Labor of the Park Chung Hee Regime : The Limits of Labor Politics” ), Sahoe wa @ksa ( Society and Historr ), 58, 2000, pp . 199 -224.

6 参见 Philippe C . Schmitter, “ 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 ”, in Philippe C. Schmitter Gerhard Lehmbruch, ed ., Trends towarr Corporatist Intermediation, Sage, 1979, pp . 7 - 53 ;以 及 Jangjip Choi, Labor and tte Auttoritarian State, Korea University Press, 1989.

7 George E . Ogle, South Korea : Dissent Witliin the Economic Miracle, Pacific Affairs, 65 % 2 &, 1992, p . 17.  

8 参见 Jangjip Choi, Labor and the Authoritarian State, Korea University Press, 1989。  

9 Tongil Pangjik Pokchik T, ujaengWiw 6 nhoe, Tongil Pangjik Nodong Chohap Undongsa % History of the Tongil Textiles Union Movement ), Soul: Tollaege, 1985, p . 49.

10 Park Chung Hee, “ Saemaul : Korea’s NewCommunity Movement ”, Presidential Address, National Conference of Saemaul Leaders, December 9, 1977, Cited from Jangjip Choi, Labor and the Authoritarian State, Korea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 183 .

11 Hyung-A Kim, Korea’s Development under Park Chung H e, Routledge, 2003, p . 143.

12 Jangjip Choi,Labor and the Authoritarian State, Korea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 186 - 187.

13 Alice Amsden, Asia’s Next Giant .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14 参见 George E . Ogle, South Korea : Dissent Within the Economic Miracle 65 (2 &, p. 17; Seung-Kyung Kim, Class Struggle or Family Strugg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Hagen Koo, Korean Workers : The Culturr and Politics of Class Form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 Soonok Chun, They Are Not Machine : Korean Women Workers and their Fight for Democratic Trade Unionism in the 1970s, Ashgate, 2003.

15 关于该事件的详尽描述,参见 Hagen Koo, Korean Workers: The Culure and Poltcs of Clss Format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 89 – 96.

16 参见 AndrewGordan, The Evolution of Lahor Relations in Japan. Heavy Industry, 1855-195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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