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一百年内,中国经历了变革幅度最大的历史震荡,恰好,聂元梓都作为亲历者认真参与其中了。正是从个人与历史的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她教科书一般的经典人生。

毫无疑问,聂元梓最初亲历的是中国革命岁月,她作为具有爱国情怀的青年学生,参与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新中国成为高级别干部。这是她人生中间第一个重要时间段。在《聂元梓回忆录》中间,她追述了自己参加共产党领导下革命队伍的经过,在那个“北平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年代,她寻找一个能够打日本的队伍加入。

教科书一般的人生经历:聂元梓的九十八年-激流网

1935年国民党与日寇签署“何梅协定”之后,党国的军警宪特退到保定以南,深怀抗日热情的青年学生大多对国民党政权绝望了,希望有一个真的打日本的力量可以加入。到了197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北平真的已经摆不下平静的书桌了,大批青年学生撤出平津寻找抗日道路。正是这个时候,共产党人完成了长征到了北方,在平汉铁路各站,共产党人摆上一张木头桌子,派出人员招募抗日青年从军。据聂元梓回忆,最初与她接洽招募事务的是程子华,而与聂元梓一道受招募的三位小伙伴,都十分着紧这个被招募的机会,唯恐被扔下了,几乎到了要紧跟盯人的程度。

新中国成立之后,聂元梓作为高级别干部,亲历官场的蜕化变质过程,她自己第一次不幸婚姻,就源于小三追求“大干部”的排挤效果。她作为女性,首次从这样的视角,深切地体验到了革命第二天的一般性问题。在她的第二次短暂婚姻中间,她被带到了共产党最高层官员的生活圈子,亲眼目睹了中组部长的交往圈子及其腐朽堕落的淫乱生活,她对此的反感是不言而喻的,还从阶级斗争和特嫌角度向康生汇报了自己的发现。

在1964年开始的北大社教运动中间,她受到工作组的启发和动员,起来揭露北大官场的问题,就此被官场打入另册,1965年两次国际饭店会议中间备受打击和批判。到了文革前夕,北大官场已经预备把聂元梓放逐农村,驱离北大了,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她看到了《五一六通知》的传达精神,同时也预备做一次鱼死网破的抗争,这才是她参与那张著名的“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由来。

在共产党人的政治传统中间,群众路线和批判与自我批评,是一个很大的创新,同时也是一个对传统政治生活的巨大颠覆。按照老田的看法,这样的政治实践是一个打开封闭政治空间的革命性举措,是极大地缓和政治不平等以及权力封闭性的革新,传统的等级关系以及下级依附并服从上级的政治关系,相当大程度被缓和了。上级垄断权力和决策机会的封闭性,相当程度打开了,下级或者群众可以依据自己掌握的信息或者诉求,参与决策过程和权力运作过程,甚至还可以对上级进行周期性的“反批评”(整风),这个变革,老田称之为“私人领域公共化”。

在根据地年代,私人领域公共化的革新措施,一定程度上能够得到长官的尊重,因为没有下级和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一切都玩不转。但是,到了执政之后,长官一个人垄断机会分配同时经营小圈子,就成了官场风气。北大官场一样如此,即便是上级派来的工作组,想要了解一些真实情况,也不得不深入动员和拉拢“积极分子”,北大官场此种小圈子经营带来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状况,甚为普遍;而工作组为了打开局面,也不得不费心费力去经营另外一个小圈子。以第二个小圈子,去揭示第一个小圈子的问题,这个恰好说明官场的真实状态,究竟是怎么样的。

在革命后年月,革命年代的私人领域公共化趋势,被逐步终结,官场的小圈子封闭程度加深,“跟人而不是跟路线”成为聪明人的首选,宁可犯政治错误、不可犯组织错误成为官场铁律,正是依据这一的新标准,聂元梓才被认定为“异己分子”和不可靠力量,成为需要彻底放逐的人。在文革后,聂元梓这一段经历被说成是十恶不赦的坏人坏事,但是,从中国革命的旧传统和共产党人的明示规则来说,聂元梓的说法很对。但是,做得对的,为什么反而吃不开,这才是文革所揭示的根本性问题所在。

北大四清运动的反复,工作组第一批动员的积极分子,面临着被反攻倒算的命运和风险,在这个过程中,各路人马都有自己的选择和表现。象聂元梓这样,不愿意后退与妥协的是一批人,除了她之后还孙蓬一、郭罗基等人;也有人及时地转弯子,进行一百八十度转向,想要重归旧章,再找好一个位置坐回去,例如著名的季羡林就是这样的一个聪明人。

聂元梓在回忆录中间,没有清晰讲述她在两次国际饭店会议中间受到那么大压力,为什么还继续拒绝退步。看起来,聂元梓作为女性革命者和高干,早已经有了对于官场的潜在批判意识,她之所以成为工作组的积极分子,后来又拒绝后退以保全自己,应该说这是她愿意遵从的“本心”——她自己对于官场的批判是内在的而非外在的。以至于被陆平等人彻底划为“界外”预备放逐她下农村去,她依然没有选择后退和求饶,而是在文革初期参与署名第一张大字报,这原本是要选择一次“殊死反抗”,很有点破罐子破摔的味道。在这个问题上,聂元梓身上确实存在着继续革命的内在动力,或者潜意识里已经有了想要终结官场腐朽黑暗面的追求,正因为如此,她才坚定地选择向前。

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这张大字报的内容,聂元梓回忆说自己也极感意外,她追述当时的感受是“脑袋发懵”——自己也闹不清是怎么回事。但是,这件事肯定对她有利,把她从极端不利的状况下解放出来了,这一点倒是清楚的。

正是因为此种力度的支持和宣传,聂元梓有了一笔在无意之间积累下来的政治资本,所以,她后来在新北大校文革中间担任了一个重要角色。那些在国际饭店会议中间不妥协的积极分子,现在近乎有了英雄的地位,成为人们称赞和膜拜的对象。但在另外一个方面,那些在国际饭店中间妥协过的人,对照下来,则近乎有了“当叛徒”的不光彩,从这样的心理出发,就格外需要彻底抹黑和打压聂元梓的需要。就这样,著名的季羡林先生参加了对立派“井冈山”,说他们自己才是“更造反”“更革命”的一方,直到1990年代季羡林书写的回忆录的里面,依然象泼妇骂街那样恶毒咒诅聂元梓和她们那一派,却没有讲出为何如此的道理。

文革大潮兴起之后,每一个人都在重新找寻自己的位置,同时也想办法以损害他人位置为条件去提升自己。在这样的恶性政治竞争中间,聂元梓缺乏把控能力,也未能在需要她发挥正面引导作用的时候,起到相应的作用。虽然被合称为“五大学生领袖”之一,但是,这些领袖们确实没有能够很好地履行领导责任。北大和清华,作为全国著名学府都陷入恶性政治竞争,以至于最后升级到武斗。在两派的辩论中间,每一派都竭尽全力抹黑对立派,各种语言暴力有增无已,1968年毛老人家在接见五大领袖时,用开玩笑的口气复述了北大两派的辩论策略:井冈山一派说聂元梓哥哥姐姐都不是好人所以她也不好,而新北大一派提出“杀牛、宰猴、断羊腰”。据谢静宜回忆,毛爷爷私下里对北大清华的状况极端不满意,措辞更是相当刻薄,甚至有“不知羞耻”的字眼。

应该说,北大和清华的文革走到两派尖锐对立和武斗的地步,业已形成了难于共存的僵局,毛爷爷在接见时开玩笑说要不“斗批走”“斗批散”、北大清华都一分为二,两派各自组成一个大学算了。此种严重状况的出现,实际上已经预示了“利维坦”的迫切需要,以及造反派从现实政治中间出局的后果。正是在同一次接见中间,周总理、康生等人开始狠批造反派组织的“北航黑会”,这预示着未能够完成基本政治整合、实现团结大多数的造反派力量,已经被视为恢复秩序的负面力量了。

今天回顾,北大和清华的那种状况出现,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够应付和解决的,聂元梓当时有着较高地位,却未能对此作出改变,因此,领导能力不足的判断是成立的。至于文革后说聂元梓就是原发性的破坏力量,则迹近胡说。

在文革后,“做得对的吃不开”的趋势,更得到了极大的强化,所以,聂元梓作为坏人在宣传和定性中间就变得更坏了。但是,这个诱发文革参与强烈批判意识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了。

聂元梓一生的坎坷曲折,促成了她对官场的朴素批判性,文革期间就此获得标杆地位,由此也带来她后半生的牢狱之灾。“从事于道者,道亦乐得之。”聂元梓早期参加革命,中期对革命后官场产生了朴素的批判性,晚期就此受到官场打压,这些曲折的经历,均与中国革命的原初追求密切相关。一个人也许不是刻意地追求继续革命的,但是,人生际遇如此需要她做出明确选择与抗争的时候,她依据自己的际遇和经验也选择了,然后,她就活成了那个与革命初心无法相互离弃的样子。

如果聂元梓真的预见性地认识到她选择的一切,有能力把控她遭遇到的各种状况,那她就可以与毛泽东那样的革命家相比了,会成为芸芸众生中间的例外,她人生经历和思考的代表性,反而会因此降低不少。

文革虽然被彻底否定了,但是聂元梓看到了的官场黑暗面,以及她付出过极大代价批判过的腐朽状况,都依然存在着,并且更加严重了。在组织及权力普遍化的现代社会中间,聂元梓的处境和遭遇到的困境,恰好也是我们大多数人日常面临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聂元梓的人生及其曲折,都依然是人类进步阶梯上的一环,她的付出和牺牲依然是有价值的,这肯定会得到后人的公正评价。

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再完美的苍蝇也不过是苍蝇。聂老的一生及其牺牲,都是做为战士而付出的代价,她的努力和曲折,都将会给后人以有益的启迪。愿聂老安息!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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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一般的人生经历:聂元梓的九十八年-激流网(作者:老田。责任编辑:郭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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