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能坐享寒、暑两个假期,这是很多人羡慕大学教师这份职业的重要原因。许多人认为,大学老师有寒暑假还总抱怨忙累辛苦,太“矫情”了。那么老师真的有“享受”寒暑假吗,大学老师尤其是那些被称为“青椒”的年轻教师的假期生活是怎样的?

大学老师没有累倒在课堂,却“死”在暑假!-激流网

很多老师们对假期的评价是:寒暑假从不是悠哉悠哉的假期,而是压力重重的“攻关期”。

1、一种和实际年龄不相符的担心:健康

“提到寒暑假,做学生时还能玩玩;现在当了老师,日程全部排满。”今年是林晓东在大学任教的第三个寒假。早在放假前,他就制定了一个周密的“度假计划”:一个月内写完一篇综述、两篇新论文,还要完成一本书的校对工作。

在大学当老师,一直是林晓东最心仪的工作。为此,他一度认为自己很幸运。林晓东老家在湖南,2004年保研到上海;读研后,同批毕业的40位博士生中,他是唯一一位留校任教的。

“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这是黄庭坚《清明》诗中的一句话,林晓东用来形容他对人生的理解,“人生就是一个过程,只要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何必计较那么多。”

但有一种压力,却是林晓东在任职前没有想到的——“健康”。他毫不犹豫地吐出这两个字,这份担忧和他的实际年龄不相符合。

上个学期,林晓东身边的同事接二连三地病倒,还有人因患恶性肿瘤去世。这些消息让他害怕。除了体质原因,他私下认为,长期熬夜,常年在高压下超负荷地工作,这些都是导致同行们免疫力差、容易患病的原因。

现在,林晓东向朋友学习了一门“撞墙功”,在电脑前坐累了,就用腰撞撞墙,缓解腰部和背部的肌肉酸痛。不过,他心里还有一个“疙瘩”,那就是自己的办公室。

“可能有些甲醛超标”。林晓东的办公室是由一间大会议室的改造而成的。大办公室隔成六小间后,他被安排在中间的一间。记者注意到,办公室内摆了两个除甲醛的化学品。“为什么不放些绿色植物呢?”林晓东无奈地告诉记者:“这里没有窗,不通风啊。”

2、体面工作的另一面:养家很艰难

和林晓东一样,李旦也是讲师,但他却格外“留恋”办公室。

李旦任教于沪上一所大学的电子工程系。寒假里,学生都已放假回家,可他几乎天天上班,“朝九晚五”,跑学校比平时勤快得多。

“家里有小孩,办公室安静些。”1982年出生的他,头上已长出不少白发。写论文和准备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占据了他寒假的大部分时间。

学校是个清静之地,有时,李旦躲在办公室里,也像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逃避。“学校里,大家的收入差别不是太大,可走出去看看,和我一样年龄的,那差别就大了!”

李丹初略算了一本账:因为要养孩子,一家人每月开销少说5000元,一年就是6万;养车去掉2万,其他杂七杂八加一起,年支出大约10万元。

今年是李旦参加工作的第六年,根据目前的收入,养家糊口勉勉强强,手头若再要有一些积蓄,实在艰难。为孩子积攒来日的教育费用,乃父亲职责所在,但眼下也成了一桩隐隐心事。同事中,有人已为了高薪而跳槽,投奔企业去了。

林晓东来沪9年,如今拿到手的薪水4000元左右。他也有一本账:每顿饭在学校食堂解决,花费10多元;平时很少添置新衣服,除掉交通费、通讯费、买日常用品的钱,每个月的结余大概2500元,一年下来能存下3万元。“学校提供的房子能居住11年。11年之内买不起房,那么唯此一途,离开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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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廉思曾带领自己的团队在北京、上海、武汉、西安、广州5个城市,对5138名40岁以下的高校青年教师进行了一次抽样问卷调查,结合深度访谈、小组讨论等调查方法,完成了《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今天的高校青年教师,经过20来年的苦读‘修成正果’拿到学位,又在与同龄人竞争中获胜,争取到一个大学教职时,很多人却发现自己面临比原来更大的压力:外部的、内部的、同龄人的、隔代人的、学生的、老教师的。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科研经费、职称晋升、学术成果、教学评估、结婚生子,这些本身并没有关系的词语,在目前的高等教育制度下发生了复杂的因果联系。”《报告》中,廉思团队这样描述青年教师的境况。

林晓东的本科同学,不少人“房子有了,车子有了,孩子有了,发展好的已做到了企业中层。”曾经很以儿子自豪的父母,如今说话也有些变味了。有时,邻居无意间的一句话就可能伤害到他们。“你儿子是名牌大学老师,家里应该很有钱吧?”

父母听到这样的话,难免会在林晓东面前发牢骚。每当这时,林晓东也会想,如果当初硕士毕业听父亲的话去考公务员,现在的生活会不会好一些?但他马上又推翻了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别人还给你钱,心理应该平衡了。”

3、教学科研两头忙,拿捏平衡不容易

《报告》显示,有72.3%的青年教师认为工作“压力大”,且最大的压力来自于科研。由于绝大多数高校把职称和职务晋升与发表论文数、出版专著数、申请课题数等量化指标直接挂钩,78.1%的受访者觉得自己从事科研的时间“不够用”。

在沪上多数院校,青年教师的日常工作主要包含几部分:一是完成所在课题组负责人分配的工作,包括与课题相关的科研任务,指导学生修改论文、选课、答疑。二是完成学校安排的工作,包括承担一定课时的教学任务以及学校的各项评估考核等。三是自我提升,包括参加学术活动、自主研究。

一些青年教师知道,最后一项其实最重要,既关系到职业长期发展,也影响教学质量,但这部分工作短期内不能产生效益。受现有的评价机制所限,没有经验缺乏资历的青年教师很难独立申请课题,只能通过给“老板”(所在课题组负责人)干活或承担教学任务来获取经费,用于自我提升,开展独立科研。

在一些大学,“非升即转”或“非升即走”的政策,也是压在青年教师身上的重担。所谓“非升即走”,是指学校对教研系列的中、初级职务实行有限期的合同聘任制,在聘任年限后仍不能晋升高一级职务的教师,不再续聘教研系列岗位。要么转岗,要么向外流动。

李旦说,他所在的大学对教师评职称设有一些“最低门槛”,比如有几篇代表作,承担过国家或省部级项目的负责人,拿过自然科学基金。已经工作6年的他曾两度向“老板”提交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但均未获批准。“写申请书很费时间,短则2个月,长则半年。因为我要介绍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既要与以前的研究关联,也要找出创新点,很费脑筋。”

“大家都报基金项目,专家评的时候,一个上午要看一百多份材料,速度非常快。所以能不能评上关键看题目好不好,开头几段论证得漂不漂亮。”林晓东在中文系任教,他认为,文科的基金评审往往是看研究者“想”得如何,而非“做”得怎样。他说,基于评基金需要“碰运气”的现状,他目前不敢也不能在科研上“押宝”,更多的精力还是用于教学。

曹东勃的想法与林晓东不谋而合。今年是曹东勃在华东理工大学工作的第三年,除了承担公选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外,他还为研究生讲授专业选修课《经济哲学》。

“青年教师多半是想把课上好的。没有哪个青年教师一进校就说,‘我根本不在乎学生的评价,只搞研究就行了。’因为职业生涯才刚刚开始,站住讲台,把课上好,一个教师的大后方就稳固了。”

曹东勃还记得工作第一年的情景:80%时间用于教学,20%时间做科研。他2010年7月毕业,9月就要上讲台,同时讲授本科生和研究生两门课。除去到山东农村调查的15天,两个月的暑假只剩一个半月可以备课。

“第一次备课时间不够用,当时只搞了一些‘基础设施建设’,比如课件、教案,勉强做完一半。最紧张的时候,这一周的课刚上完,就要马上制作下一周的内容。”

过去这一年,曹东勃在农村驻村调查了60天。他坦陈,以前教学压力大的时候,根本抽不出这么多时间,现在投入教学的时间逐渐减少,但学生评教的分数却在逐年提高。曹东勃授课的四个班,前两年每年只有一个班的评价在90分以上,今年,四个班的评教分数都超过95分。

4、“催人奋进的压力”,遭遇功利的评价体系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瞿骏已在高校工作六年。他觉得,青椒压力不小是事实,但压力也有类型之分。比如,青年教师在生活中上有老,下有小;但在工作岗位上,除了教学和科研重担,上有学问渊博的教授,下有渴望知识的学生,这些也应该算是“催人奋进的压力”。

瞿骏曾赴国外访学。他说,欧美学术界实施的是精英化教育,拿博士学很苦,尤其在美国,用五六年甚至七八年的时间拿一个学位是家常便饭,同时,大学教职的竞争也非常激烈。可一旦获得教职,特别是终身职位后,教师基本可以心无旁骛地做学术研究了。

在我国,青年教师相对而言基数庞大,入职后的竞争特别激烈。据教育部统计,截至2010年底,我国高校4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人数已超过86万,占全国高校专职教师总数的63.3%。

几乎每一位接受采访的青年教师都认为,现有的考评体系和方式过于功利。本想安于治学,做些“良心活儿”,但这些若以量化指标来衡量,都显得是在做无用功。

林晓东最近半年埋头点校,整理古籍,为其添加标点、校正文字。很多人一听,觉得他傻。一方面,做这类基础的工作无法获得学术地位;另一方面,很多人认为点校是“雕虫小技”,点对了,应该的,稍微错一点,就是水平能力有问题。眼下,一本古籍刚点校完,林晓东没拿到一分钱,换来的只是自己心头一乐。

“不考核肯定不行,缺少外部约束机制,高校会堕落;但是,不能让考核把人考得烟熏火燎,把大学考成一个速生鸡的养鸡场。”做一名大学教师,应该是“发现兴趣、呵护理想”的过程。

可青椒们也感叹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教书做学问不仅要耐得住清贫,还要有一些“投机取巧”应对考评的能力,让自己“活”下去——对很多人来说,这真是太难了。(注:文中林晓东、李旦为化名)  

最后,祝各位老师暑假愉快!

等等,暑假是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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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老师没有累倒在课堂,却“死”在暑假!-激流网(来源:学术星球。责任编辑:黄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