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工厂心理咨询的13年里,郭小美见过形形色色前来求助的工人。两性关系、原生家庭、留守儿童、谋生压力,都会成为工人们情绪爆发的导火索。而这些社会问题,远非她一次次心理咨询能够解决。

驻厂心理咨询

郭小美今年48岁,是一名驻厂心理咨询师。每天上午,郭小美会坐车从东莞市区赶到工厂里,待上七八个小时,给工人上心理课,然后在咨询室等着预约而来的工人们,一直到晚上9点。她头发微卷,戴个眼镜,喜欢穿裙子和高跟鞋,在清一色的工作服里显得很特别。

郭小美所在工厂是东莞某镇的一家大型外资工厂,产销世界各地,有超过1.6万名工人,每年纳税额度过亿元。用厂里工人的话说:“领导来这个镇,必来视察我们工厂。”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厂里聘请了郭小美做驻厂心理咨询师。负责人当时公开表示,这是出于担心长期机械的流水线工作会让工人们产生不良情绪。

这些年来,郭小美明显感到,前来进行心理咨询的工人越来越多。厂里开始强制性地让所有新入职工人都要上一节心理咨询课,郭小美的课时量从一周三节逐渐增至每天一节。来上郭小美课的工人,从不足10人到七八十人不等,多为年轻人。人数不多时,郭小美会尽可能多地跟工人互动。

谋生压力、婚恋焦虑、留守儿童……东莞工人的命运与忧愁-激流网工人在听郭小美的心理课,这是入职的必经步骤

“大家如果有什么心理问题,欢迎来咨询室找我。”4月初的一堂课上,郭小美做着自我介绍。台下30多个听众刚刚落座,听到这里,人群中发出了轻微笑声。“那你们有没有这些症状?失眠、乏力、绝望等。只要持续两周,那就要来找我了。”郭小美继续讲着。一些人原本玩着手机,听到这里抬起头来,神情木然地望着她。

面对她抛出的问题,2018年5月的一堂课上,一位25岁的男工泣不成声。询问下,男工说,他出门打工多年,老婆在家带孩子,一次意外中,5岁的儿子溺水身亡,老婆和丈母娘一夜间全部跑掉,不见踪影。男工伤心欲绝,有应激反应,事发5个月后仍惊恐失眠,入睡后常常惊醒。他当众哭着说:“我不怪她们了,但她们还是回不来了。”

“很多人都是一个人在外打工,跟原有社会系统脱离,很容易出现心理问题。”郭小美说。从业13年来,她见过形形色色前来倾诉的工人,不停揪着头发的、汗滴如水一直擦拭的、难受得只有躺下才能勉强诉说的,累积过万人。在东莞这个异乡,婚恋问题、家庭关系、留守儿童,都会成为工人们情绪爆发的导火索。

驻厂心理咨询,业内俗称EAP(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员工帮助计划),是指企业为员工引入的长期心理支持项目,上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21世纪后开始在珠三角落地。作为曾经的“世界工厂”,东莞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万打工者,工人们从各地涌来,他们在贡献低廉劳动力的同时,也有自己的心理烦忧甚至阴影。

在东莞,驻厂心理咨询是奢侈的。东莞目前超过40万工商注册企业、600万流动人口中,驻厂心理咨询师不到10人。这些不多的驻厂咨询师,几乎都在外资或港台资企业,其中很多人属于企业人事部门编制。

在一家大型企业内,EAP咨询师们的服务对象通常有两类人:管理层员工和基层工人。工人们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呈现出了与管理层截然不同的心理问题。一位在东莞华为新总部做EAP的咨询师说,从接到的内部案例看,员工的心理问题大多来自工作压力,包括人际关系、职业规划等,其次是家庭中的亲子教育等,而工人们不一样。

谋生压力、婚恋焦虑、留守儿童……东莞工人的命运与忧愁-激流网珠三角地区制造行业工人

“工人们最多的是婚恋和家庭问题,因为如果是工作问题,他们自己就会走掉了。”郭小美说,工人喜欢讲“大白话”,听不懂心理学,通常都是有现实问题才来求助,结婚生子、挣钱盖房,这些现实才是工人最大的忧愁。

“两性战争”

郭小美所在工厂的产品工艺具有一定的精密性,男女比例悬殊至1∶7。但4月初的这堂心理课上,男女占比各半,近期招入的男工更多了。“很多男工其实是为找对象而来的。”郭小美说,工人们面对的众多现实问题中,首先是两性关系。

在课堂内,男工婚恋焦虑明显。一名来自湖南的25岁男工,在上课时玩着手机。他手机屏保是一个长腿美女,微信聊天背景也是袒胸露乳的模特。他不时点开约会交友软件,滑动附近的女网友图片点赞。他说,家里催得紧,他要出来挣彩礼钱。当地彩礼普遍在10万〜20万元,“村里没几个女孩了”。另一名男工说,很多人会出去找“小姐”,“微信一刷,附近都是”。

一些男工会走进咨询室,央求郭小美帮找女朋友。曾有男工坦承,自己原本卖手机,月入过万,进厂工作只为找女友。三个月没找到,就有男工想辞职了。但女友并不好找——厂里多数女工已经成家或有男友。“‘90后’的女孩长得都像妇女了,是3个孩子的妈妈,‘95后’的男孩已经当爸爸了,那种感觉真的很惊讶。”郭小美说。

谋生压力、婚恋焦虑、留守儿童……东莞工人的命运与忧愁-激流网东莞一个拥有上万职工的工厂,每天都有人流出流进

2006年,郭小美进入一家台资厂做心理咨询师,开启职业生涯。彼时的东莞正是如日中天的“世界工厂”,年轻女工众多。郭小美刚进工厂,就遇到了众多早婚早孕的青年。更严重的是未婚先孕的女工,在刚刚进城的懵懂中,对婚恋和性知识的匮乏让一些女孩极易在两性关系中受到伤害。不时有女工找来,陈述自己未婚先孕、男友却出轨的苦情三角恋,也有女工在来过几次后,才渐渐吐露自己被性侵过的痛楚。

“我希望他们都去死,控制不住地想。”曾有一个女工,进门就对着郭小美哭,说她看见一个路人,就会忍不住地咒对方死,内心却极其憎恨这样。原来,女工年幼被熟人性侵,爷爷知道后,就常骂她是丧门星,称她26岁那年会把家人克死,直到自己去世前还耿耿于怀,叫她去死。出来打工后,女工看到车辆就觉得要出车祸,在食堂打饭脑子里充满“你去死”的声音。她走进咨询室那一年,正是26岁。

每遇到一个案例,郭小美都会认真做咨询笔记,案例集里记满了以女工为主的工人群体在异乡的痛苦与无奈,最小的仅有14岁。为此,她在常规咨询外,又加入了应激创伤治疗,还试着做了两次性教育讲座。有女工私下对她说,如果能早点听到这些,很多问题也许可以避免。

与女性的伤痕相对应的,是男工的焦虑。工人们上完课后,需统一等待签合同。郭小美会利用此时,把感兴趣的工人拉入她组建的微信群。几年下来,厂里总共有4〜5个群,共有2000余人。群中,一位男孩表现活跃。一个女孩发了两句言,就被男工在群里问话、加好友:“你有男朋友吗?”拒绝后,男工又说:“我想找女朋友,欢迎各位单身女性毛遂自荐或介绍。”

曾有男工主动找到郭小美,说愿当群主,帮她管理。最初郭小美还挺高兴,但很快就发现事情不对劲。男工在群里不停地添加女工聊天,一位女工稍微在群里活跃点,就被该男工追着聊天,内容露骨。女孩生气了,直接将聊天记录转到群里。“用着先进的科技,但脑子里还是过去农村那一套。”郭小美说。

迷茫与觉醒

郭小美来自江苏常州的农村。在一家五个兄弟姐妹中,父母把最多资源给了哥哥,供其读书考大学。郭小美初中辍学后,进入一家企业做纺织女工。“你们不好好养我,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郭小美说,那时她说过和电视剧《都挺好》女主角苏明玉一模一样的话。后来,哥哥为生男孩,让妻子服用偏方,妻子罹患胃癌而亡。

唯一的慰藉与启蒙来自母亲。母亲是村里唯一念过小学的女性,小时候就给她讲宋庆龄姐妹的故事。成为纺织女工后,她不甘于现状,常去镇上图书馆借书,坚持练习钢笔字、写日记。她看路遥、读琼瑶,翻阅每一期的《演讲与口才》,还按照想象中琼瑶书中男主角的形象,找了初恋男友。

或许是原生家庭的记忆过于压抑,与男友分手后,郭小美陷入一种病态幻想中,患上心因性精神障碍,治疗、休养近两个月才康复。半年后的1993年,她厌倦了家乡生活,想换个环境,跟双胞胎姐姐一起南下深圳。刚来时,她惧怕见人,连面试都是姐姐代劳。但从小对《演讲与口才》的迷恋,让她一直想做销售。她到人才市场去找,一个销售经理说她没经验,得先卖单业务试试。她花400元买了一个血压计,一头扎进了传销组织。

“进传销组织其实也是被演讲吸引了。”郭小美说。1997年3月,她参加了一个传销魔鬼训练营,有超过400人在3天内集中培训,情绪高亢,训练营被称为“潜能开发”。三天中,大家排练各类互动剧,相互间不停赞美。“长这么大哪有这么多人赞美过我?”郭小美每天都哭,说自己“完全变了个人”。十几天后,她能上台主持了,传销期间还认识了后来的前夫。26岁时,她有机会生孩子,但她认为自己还一事无成,就放弃了这念头。

1998年,传销组织被取缔,她回深圳继续打工。持续三个月的亢奋躁狂后,是连续几年的低潮。这段她记忆中最艰难的岁月里,父亲和大嫂接连去世,她工作不顺,辗转多地,连付房租都成了问题。她不停地看成功学书籍激励自己,两次报名参加成功学训练营,试图改变尘埃般的命运。

2001年11月,她30岁,找到了中科院心理学研究所在深圳举办的大专培训营。“我突然不想再等了,”她说,“哪怕我这辈子就是扫地的,我也要系统地学一点知识。”2004年,她拿到了心理咨询师的资格,后来又通过成人自考拿到本科学历,后拿下在职硕士学位。

在接触到的万千咨询案例中,像她这样改变自身命运的工人是少数。不少工人前来,陈述自己想要学英语、学计算机乃至改变命运的渴望,但却因为各类主客观的原因,永远停留在想象层面。“工人们普遍比较自卑,没有目标感。特别迷茫,这种迷茫有时比抑郁症还要可怕。”郭小美自己正是从这种迷茫和自卑中逐渐走出来的。

谋生压力、婚恋焦虑、留守儿童……东莞工人的命运与忧愁-激流网郭小美也曾是工人中的一员

在郭小美看来,受教育和认识水平所限,很多工人会陷入一种“想要挣快钱”的陷阱中,时而“东一下西一下”,忽略了自身素养的提升。她在3000人的群里转发过相关技能培训的通知,报名者寥寥。而她的工作笔记里,则记录了无数男工悔恨投资赌博、女工哭诉丈夫败家的案例。

郭小美欣赏那些少数的改变命运的工人,他们用个人奋斗实现理想生活。2018年,她参加一个线上工人培训,与一位关注工人权益的博士产生了争论——就工人的命运而言,究竟是个人奋斗更重要,还是社会公平更重要?当时郭小美从自身经历出发,觉得个人奋斗更重要,后来她心里有了和从前不一样的答案:一己之力是有限的,工人群体的命运是依托在社会结构中的。

打工的未来

最初联系采访时,郭小美告诉我,驻厂咨询师的职业生涯前景并不乐观,常有挫败感,待遇也不高。有老板曾暗示过郭小美,“不要试图去改变工人,这个群体很难被改变,我们需要你们,是为了防范风险”。还有一位老板直截了当地说:“心理咨询,首先是做给客户看的,其次才是服务工人的。”

更多的时候,咨询师更像是一个救火队员。流水线作业中,每年都有工人自杀或死亡,他们要出现在各种突发情况中。

这些年,咨询师的任务又多了一个,甄别和防范各种精神疾病症状,后者发病率正逐年升高。但喜凤是一家3万人的港资厂的心理咨询师。她透露,以前一万个工人中,一年有精神病症状的人最多就几个,而现在每年都能发现10〜20个。2015年以前,整个东莞被送至救助站的精神失常者通常在30〜50个,但2015年后开始增加到200〜300人。

“抑郁症都不算在内,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了。”但喜凤说,咨询师对这类问题爱莫能助,只有联系医院和家属送走。但喜凤推溯,这可能跟留守儿童开始迈入社会、出门打工相关,“不是说留守儿童都有心理问题,但有一批孩子是很可怜的。心理脆弱,抗压力差,与父母的情感连接几乎是隔断的,很容易出现问题”。

这些工人通常有幻听幻觉,常常独自胡言乱语,甚至出现被迫害妄想倾向。曾经有一个工人半夜在宿舍内霍霍地磨刀,对吓得赶紧过来安抚的线长说:“你为什么一天24小时都拿个棍子在我门前走来走去的?”

工厂咨询外,郭小美也开始关注精神疾病的干预与疗愈。这源于去年一例工人自残事件。2018年5月,一位1995年出生的女工在车间划开手腕,手上全是血痕。她来自重庆,父母在东莞打工,自幼在家当了9年留守儿童。9岁那年,她被接到东莞后,母亲生下一个弟弟就因病去世。

她跟父亲关系不好,常被打骂。父亲让她辍学带弟弟,她将弟弟带大后进入工厂,攒了2万元想要学画画,被父亲严厉阻止。她再次外出工作,却遭遇性侵未遂,自此抑郁,患上双相情感障碍,躁郁起伏相伴。躁狂时,她抑制不住地在网上花钱购物,花了3万多元后在工厂割腕。

她父亲几次摁掉电话后,郭小美决定把女孩带回家中。在家六天,她一边让其吃药一边观察。女孩后来好转,如今谈了恋爱,在考虑结婚。郭小美为此感到欣慰,但也知道个人作用有限。“我只是在社会系统网络外,暂时地接住了他们,让他们有个人倾诉。问题是结构性的,不是我能解决的。”郭小美说。

更年轻的打工一代正在进城。春节返厂季已过良久,但4月初的工厂,每天都在进人。厂门口挂着招正式员工的牌子,厂外一群年轻人在准备面试临时工,劳务派遣机构的工头给他们说着注意事项:工资每小时18元,无论是否第一次出门打工,都要写有至少一年的工作经历,“哪怕是网管或服务员,反正不会细查”。

郭小美的课堂上开始出现了2000年后出生的稚气面庞,他们眼神清澈,喜欢戴着耳机、刷着微信和抖音,业余时间兼做微商。郭小美喜欢和年轻人交流,但也担心新一代打工者的适应问题。相较于上一代人,他们接触的信息和选择更多了,诱惑也更多,很多人更愿选择做来去自由的劳务派遣临时工,没有保障,流动性更强。

有一个2000年出生的女孩,上完课后拉了一个微信群,次日就带着一位男工出来跟郭小美一同喝奶茶聊天。三天之后,郭小美找她聊天,才发现她以不习惯为由辞职了。群里不再活跃,女孩没说自己去了哪里,一如过去的大部分工人一样,成了与郭小美有过一面之缘的过客。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16期,有所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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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生压力、婚恋焦虑、留守儿童……东莞工人的命运与忧愁-激流网(作者:黄子懿。来源:三联生活周刊。责任编辑:黄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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