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先后三次到河北省基层蹲点,分别在抚宁、新城、定兴等地搞四清。第一次是1963年11月到1964年4月,在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1964年春节期间曾返回北京,9月又曾重返桃园),化名董朴,担任工作组副组长,第二次是1964年10月到1965年8月,在新城县高镇,化名鲁洁,职务为“一般队员”,第三次是从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在定兴县周家庄,化名林立。这几个地点都靠近铁路沿线,其中“桃园经验”所在地——卢王庄公社就在北戴河车站西面,离休养胜地海滨不远。

下面将参考《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以下简称《桃园经验》)这份文件,来分析“桃园经验”这一刘少奇式政治运动的典型案例。将对照其他相关资料,主要是文革期间群众出版物上透露的有关材料,和文革后官方出版物中的有关材料。虽然这两类材料在意识形态上是对立的,但对四清运动实际过程的描述和评价,差别幷不很大,因此没有理由否定这两方面数据源各自的真实性。

《桃园经验》的确是王光美花费了心血的,这个录音报告听一遍就要五、六个小时。该文件共分五大部分,按运动发展的时间顺序讲述:(一)扎根串连;(二)清经济,包括查账、揭发,要干部放包袱交代问题等等(三)清政治,即重新登记成份、揭露地主富农等;(四)组织建设,即村干部撤职、改选等;(五)四清成效和总结。下面就来看看这些过程的实际内容如何。

王光美与“桃园经验”-激流网

(一)秘密扎根串连

《桃园经验》开头说到:“到了村子里,要搞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就得找人。但是,好人、坏人脸上都不写字,不像演戏那样,一出台他就亮相,再看他的服装打扮,就给我们个印象,这个人八成是好人还是坏人。可是,到了一个生地方就不同了,一下子看不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其神秘化心态鞠然可现。根据王光美的报告,当地干部为工作队提供了26个“根子”,工作队认为其中只有14个是合格的,工作队自己又发展了11个。“开始时,根子不好找,老实的贫下中农不敢说话,选他们作根子,他们却躲着我们。”经过半个多月的工作,才有了二十多个根子[1]。可以想象,一批陌生的外来者进村后,神秘莫测地、简单机械地、强加式地给村里的人口作分类、打标签,当地人会做出什么友好反应。

有关资料透露出实际的情形:王光美的工作队从一开始便陷入了“光荣的孤立”,王光美抱怨说:“贫下中农见到工作队带答不理的,甚至吃饭都找不到地方。”“吃饭时把你搁在那里根本不管你,根本没有感情。就是到一些根子家里吃饭也不热情。[2]”

王光美按照刘少奇“工作队开始下去要做秘密工作”的指示,进村后让大量的工作队员局限在少数人当中搞神秘活动,物色所谓自己的根子,而把其他群众放在一边,对中农也不交代政策。寻找一个根子,往往半个月。工作队进村一个月,才找到了几个根子,有的工作队员由于清规戒律特多,就一个也没找到,其中还出了不少笑话。在新城县高镇的一个生产队有五个工作队员,所扎根子对象都是同一个老头(贫农),五个人又都互相保密,扎了二十多天,闹得这个老贫农莫名其妙,说:“四清就是这样搞法?!”使得五个工作队员哭笑不得[3]。

不难看出,这种“秘密扎根串连”的方法,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桃园报告》里的一个主要正面人物,是后来被提拔为大队书记的关景东,此人一开始,就被王光美选为“根子”。然而,王光美和关景东的交往其实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可以说,关景东是刘少奇、王光美在桃园早就“扎下的根子”,王光美来到离北戴河海滨不远的桃园大队蹲点,不是偶然的。一九五八年,抚宁县东方红高级社副主任关景东,因浮夸高粱每亩打九千三百斤而在当地出名,当时刘少奇一家恰好在不远的北戴河休养。一个晴朗的下午,刘少奇夫妇专程趋车去拜访这位大跃进的英雄,从此结下了友谊。刘少奇回京后,关景东后来带着社里的花生和苞米,专程赴京看望刘氏夫妇[4]。

当王光美1963年到桃园大队时,关景东因为颇多劣迹,如殴打社员、贪污粮食、侵吞现款和耕地等,遭到社员反对,已经降为没有领导生产实权的民兵连长了。进村不久,化名为董朴的王光美秘密接见了老朋友关景东,并保证“我保你下楼,从轻处理”。不知是讽刺还是必然,关景东这位搞“极左”浮夸的干部、群众声望不佳的人物,成为王光美的根子,并成为她极力扶植的正面典型。

(二)对待干部和群众

《桃园经验》说,工作队发现:当地二十几个主要的大小队干部,他们由共同的“四不清”利益联结在一起,而且拿躺倒不干来吓唬工作队。工作队的对策就是:发动群众,前后三次掀起放包袱的高潮。下面就来看,这些操作是怎样实行的。

据文革中群众组织的调查,桃园四清一开始,就把全村干部通通赶上了楼,大搞人人检查过关。桃园大队干部共46名,其中被赶上楼检查过关的43名,被批斗的39人。有的干部只是私分了两斤挂面,有的干部只是吃了几顿伙饭就长时间不能下楼,有些给队里烧火、做饭、卖菜、赶车的社员也被列为“四不清”对象,统统靠边站[5]。

《桃园经验》的冗长叙述的一条主线,就是工作队教育、帮助关景东,联合他一起把主要的四不清干部、坏分子、原桃园大队支部书记吴臣打倒、并追查他的反动出身背景的过程。王光美在报告中,曲折地承认了吴臣在村民中威望较高这个事实,而文革中群众出版物也承认,吴臣是有缺点错误的干部,主要缺点是对待群众的方法简单粗暴。但没有材料证实王光美对吴臣是国民党特务、伪警长,开过大烟馆的指控6]。这里关心的问题,不是吴臣是否清白,而是王光美对于一位基层干部,在未有充分证据、未经法律程序的情况下,以群众运动的名义进行无情打击、残酷迫害的事实。

我们来看文化大革命中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