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这篇推送时,我重新浏览了这个22岁的年轻人所拍下的“大学社会”,并再一次被学生们高度景观化的生活所震惊,继而有点想笑。这种感觉很微妙,理论与现实像两个怎么也无法啮合的齿轮,兀自旋转着。不断求新的理论机器闷头推进,而那闪烁着刺点的现实,似乎并不在“后现代”、乃至“后人类“的层面,刺痛着我们。(豆花)

(注:“大学社会”是摄影师杨文彬(生于1996年)在大学期间拍摄的作品,以大学学生会活动为拍摄主体。完整版现于798映画廊展出。)

论“大学社会”-被压抑的青年之可能-激流网论“大学社会”-被压抑的青年之可能-激流网论“大学社会”-被压抑的青年之可能-激流网论“大学社会”-被压抑的青年之可能-激流网(“大学社会”节选)

照片中的年轻人展露这样一种欲望:一种想要尽快成为中年,甚至老年的欲望。学生会不再代表青年崇拜,而是中老年崇拜。我们可以直接将这翻译为“权力崇拜“。这也正是青年人自我规训的直接原因。有趣的是,当我们回到学生会诞生之初,回到“五、四”,我们发现,学生会的源起其实正是对规训的拒绝,是与中老年把控的旧秩序的对抗,学生会诞生于激烈的学生运动中。它代表这样一种青年立场-不被代表,不被驯服,不被掌控。因此,杨文彬的“大学社会”展露了双重意义上的错位--青年转而崇拜中老年,学生会转而崇拜权力。对学生会历史脉络的分析,固然能让我们得到一些结论,然而那也无法掩盖真正棘手的问题:如何告诉青年人--“有一种错误的生活,一种被破坏的生活、这种生活就是为牟取权力、攫取金钱而进行的残酷的斗争”。(“今天,做青年人” 阿兰 巴迪欧)

这便是我想就“大学社会”真正(试图)谈论的话题-“青年”,以及“青年力量”。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在多重意义上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参照,当20岁左右的年轻人自发地占领学校,走上街头,与警察对峙--而这背后竟然没有一个绝对统一的原因/意识形态时,人们惊讶于这股新力量的凶猛与惊人的节制。学生的占领行动是带有暴力色彩的,却绝不是暴力的。他们为什么上街?这是1968年所有法国人都在问的问题。像一场风暴忽然席卷巴黎,那是惊人的自发的,又同时是普遍的。人们忽然意识到,原来青年的力量和欲望是这样强烈、有力,不可控,充满颠覆性。青年惊人的欲望强度给无生气的社会体系撕开一道裂口,占领南泰赫学院,占领索邦大学--难道青年人就注定要服从老一辈人建立起的秩序和体系吗?不,没人能将陈旧迂腐的官僚系统、僵化的学院体制强加到青年人的身上!这是五月风暴所展现出的令人动容的青年精神,极具反抗性,又充满想象力。系统性的暴力与结构性权力——殖民行为,战争武器,阶级差异,种族歧视,女性和LGBTQ歧视,性压抑,父系权威——这些都是年轻人们攻击的对象。他们四处寻找这些暴力的结构表征,并占领——占领并消解旧的“符号”,同时制造新的“符号”。从这个角度说,罗兰巴特的结构主义上街了,正是学生们将语言的场域延伸到了街头,这便是青年的创造性力量。他们的行为既是个人的,也是历史的。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青年运动终于让我们接受,运动必定是青年的,青年具有创造真正生活的潜力,即,改变世界的力量。

50年过去了,无比可惜的是,青年欲望,这漫溢的让人畏惧的迷狂,在以1989年为节点的世界范围内的保守主义转向中,被它曾经反抗、冲撞的那一体系所收编。1968年,青年的迷狂状态过于汹涌,因而被批判性地认为是危险的,就像帕索里尼的那句,“你们有着一张被父母宠坏的脸,你们有着同样邪恶的双眼。” 可现如今,我们是多么渴望看到哪怕是一双这样“邪恶的眼睛”,透着欲望和自恋,透着不清醒,甚至透着疯癫,好像随时会走上来给你一拳。那是流动着的,在不断变化和生成着的欲望主体。你甚至觉得,面对这样在不断生成着的迷狂之人,再高的摄影术也无法为他拍下一张准确的照片,或是画像。因为她无法被捕捉,她总在变动,她就是可能性本身。

相比之下,《大学社会》展现的青年及其生活,则是那种状态的反义词,是一种高度景观化了的状态。学生会活动无处不在,但只有当它们被系统性地收集、捕捉、展示,我才惊觉,原来这一行为(学生会活动)是如此的景观化。生产抹去了生活的真正外表,这就是景观的形成。“大学社会”的景观性,让我反向意识到,学生会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生产。这些年轻人的生活都被学生会的生产活动直接改造了——以异化甚至抹除的方式。因此,我们看不见他们的“面孔”。那段20多分钟的视频里,被采访者们讲的几乎都是“琐事”-作为学生会底层劳动力被踢出微信群聊, 纠结谁当部长,做了什么事被老师骂了等等。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日里,他们会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去思考有关学生会的事,即便已经回到了个人的空间中。我也正是由此才真正意识到,学生会对于参与其中的生产者们而言是那样严肃而认真的生产活动,也是那样强大的生产活动。它绝不是一种课外活动般的消遣/玩乐。生产者们所投入的情感、金钱、和时间,都被转化为学生会的生产资料,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将自我异化。离开了学生会,他们会感到失落和不适应。生活就是生产,离开了生产,他们也就没有了生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景观取代了生活。

杨文彬的摄影不停揭示景观——生活被生产所抹除,生活被景观所取代。而当照片中的主体是青年时,这份揭示就更加惊心动魄。当青年——这群对抗景观社会、对抗生产的主力军,已经转身毫无防备地,甚至是毫无警惕地,接受拥抱景观社会生产的结构时,我们不得不意识到,问题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糕。青年的欲望被不断驯化,青年力量也就此被榨干。如果街头运动在拉康看来,已经是青年人真实欲望转移的后果,是一种伪我要。那如今的青年,其欲望则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改造中生成、异化,最终成为后者的养料。于是我们从杨文彬的作品中看到,我们的年轻人在“我牛逼”,和“老师牛逼,技术部牛逼”中,选择了后者。有趣的是(但并不意外),这些参与学生会生产的人,在谈到学生会生活时,大多表达出一种痛苦和厌烦。这就绝不是那个常被滥用的短语-“集体主义式的狂欢”所能解释的。也没有人会将学生会看做一个乌托邦,一个幸福的归所。生活的苦涩是生产的特性,是人与生产的真实关联。当生产取代生活,人就不可能过的幸福。而最初,我们也许的确是为了追求幸福,才投入生产。然而,每个人都感觉不舒服,但每个人也都不认为当下的生活是可以改变的,我们是存在别的可能性的。

“真正的生活” 这是青年诗人兰波的短语,而它尚未到来。我将这篇文章的主题定格在“青年”,一是因为青年是照片的主体,而这些青年看起来那么乏味、无聊。二是因为,杨文彬本人就是个青年人。杨文彬说,他有点想快点摘掉青年艺术家的帽子,我倒是觉得,他应该自豪地接过“青年”这个形象,并去生成它,与市面流通的“青年艺术家”这一词语背后所暗示的经济逻辑作抵抗。我们,我们所有人,都应该不停的生成为青年。学生会不是一个新话题,可当一个学生,一个青年来谈论这个话题时,当一个青年人开始对当下的青年状态表示不满,并提出质疑和批判时,它本身就带上了反叛和颠覆的色彩。因此,杨文彬的“大学社会”在我看来,比揭露学生会运作本身更可贵的,是他终于敞开了这样一个可能-重新定义“青年”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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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学社会”-被压抑的青年之可能-激流网(作者:豆花。来源:八菇星。责任编辑:培天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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