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国家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我们的宪法这样告诉我们。可是,除了认为我们国家机器建立在工人兄弟和农民兄弟紧密团结的基础上以外,或许还可以理解为——一栋栋高楼大厦,金山银山下,埋葬了无数工人和农民工的青春和生命。

国家的主人没能共同富裕,反而患上了尘肺,谁能帮帮他们?-激流网

风钻工人们就是这个基础中的一部分。

上个世纪一个老人在中国南海边画了一个圈,里头崛起了座座城,聚起座座金山。老人画了这么个圈后,我们的工人兄弟姐妹也从四面八方而来,希望一同见证这份荣光,顺便也响应国家号召一同奔个富裕路。深圳要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个繁华大都市,高楼大厦肯定是少不了的。盖房子打地基就少不了我们的风钻工人。他们主要工作就是在工地下打风钻,钻出孔后让人填塞炸药来进行爆破。这么份工作工资奇高,是别的活的三五倍乃至七八倍。

耒阳工人较先发现了这么个发家致富的道路,纷纷拖亲戚带乡亲来共奔富裕路。虽说这钱也不好挣,人要到深井下去打风钻,井里本身就阴暗,再加上大量的粉尘,虽然有吊灯放进来,还是几乎不见天日。“隔个三四米就几乎看不见东西了”一个曾经的风钻工告诉我们,“有时候上面还会滴水下来,衣服都湿透,也懒得去换,反正换了也马上湿了。

”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人们一干就是半天,午休时才从井里被吊上来。“吊起来的时候都不晓得哪个是哪个,一身的灰,鼻子里都有好厚的灰。”尽管如此,大伙儿一干就是十几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风钻工的岗位基本上就是耒阳工人的主场,大伙儿一块儿辛苦干活,也一块儿发点小财。

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风钻工人在拿着较其他工种更优厚的工资时,他们也被这份工作打下永生不可磨灭的烙印——尘肺病。地下高浓度的粉尘,穿过要用好几天的极其劣质的口罩,顺着工人们的呼吸道,侵略着他们鲜活柔嫩的肺,最终使得肺部干枯,纤维化。

尘肺病的治疗相当困难,目前没有医疗手段可以有效治疗尘肺病,专门的药也十分昂贵,要靠吃药控制病情每天都要花上六七十。如果需要呼吸机那又是一笔高昂的开销,要命的是,有的工人家还时常停电,就算花几千上万买了呼吸机,到了日常停电的时候还是无可奈何,只能急得干瞪眼。

我们到张家界还能见到的尘肺病患者,据说都是心态比较乐观积极的,因为这是他们对抗病魔主要的武器。大家仍笑着面对种种困难,但在我们旁人看来,既有欣慰,更是心酸。

这份工作被称为“死亡接力棒”,湖南耒阳的工人是第一棒,在2000年左右,耒阳风钻工人的尘肺病陆续发作。尘肺病有五到十多年的潜伏期,起初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尘肺病,但是相继出现了发烧,呼吸困难,干活费力这些症状以后才了解到尘肺病,在此之前都是被医院当做肺结核来治疗,肺病没治好,反而多了其他病。耒阳的双喜村,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寡妇村”。

他们艰难地喘息着倒下的同时,张家界桑植的工人又接过了这一棒,开始大量涌入风钻工的领域。桑植工人和耒阳工人的命运十分相似,打风钻一些年后,赚了小钱,纷纷在家乡盖了新房,希望之火渐渐燃起,之后又马上被疾病掐灭。

曾经用生命换工资的他们,现在又在与自己的生命赛跑,希望能在倒下之前,得到与自己一路跑来的艰辛相匹配的回报。于是乎,09年“尘肺门”爆发了,大家纷纷来到深圳进行维权。

要索取工伤赔偿需要两个重要的证据:一是劳动关系的证明。要有东西,比如爆破证,单位缴纳社保的记录或者是劳动合同等。二是职业病的诊断,要到职业病防治院(简称“职防”)开出的诊断结果。

工地上有爆破证的本就是少数,而且老板们要灵活用工,咱都是给包工头干事,工程外包下来,肯交社保的少得可怜。我们还听说有工地每个月收身份证说要交社保,到最后一查根本没有交社保的记录,这不是诓人吗?工人们看着私下和你亲切无比,到了劳动关系对质会上又装傻说不认识的包工头和老板,简直气不打一处来。

能确认劳动关系的工人可以在被诊断为尘肺后按照法律程序和标准获得赔偿。没有劳动关系的工人则只能获得深圳市政府几万到十几万的“人文关怀”。有两位桑植的风钻工人和我们提到,皇岗口岸,罗湖党校,平安大厦的建筑施工他们都参与过,工作期间有过劳动经历,而且爆破公司都受公安部门监管,只要政府愿意去查,所有的证据可以清楚。此外,很多工友手上还保留有以前的记工本,出入证等,但是并没有成为证明劳动关系的证据。

然后职业病的鉴定也是个大坑。09年耒阳工人从政府获得一份深圳职防传真过来的名单,上面有一百多人的检查结果,有一期、二期、三期和没有尘肺病的,但是这只是诊断为有尘肺,还不能算是职业病,要进行职业病鉴定又要出示劳动关系证明。后来张家界的工人要求检查时也几度因为没有证明被拒绝,后来在普通医院做检查也顶多是“疑似尘肺”,但是其他医院没有资质做出职业病鉴定。

我们从工人那里了解到,职业病鉴定的把戏还不止如此。不同的工人多次和我们提出他们的质疑:“职防有可能把三期压成二期,把二期压成一期,一期压成没有”有很多工友的胸片上都是肺部有阴影,但是最后诊断结果却又相差甚远。我们还听说到了有工头贿赂职防后就给改了诊断结果。

王祥辉大哥就是这其中一例,他今年应该是三十七岁了,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他的妻子玉英姐告诉我们,他02年开始从事风钻工,10年在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检查身体,没有被诊断为尘肺,这原本是感到庆幸的。王祥辉的胸片诊断和其他工友的都写着“两肺纹理增多”之类的字样,但是没有诊断为尘肺病,因此也没拿到任何赔偿。

但是到2017年初,不到8年时间,王祥辉大哥的病情就迅速恶化去世了——直到去世,他都没法认定自己得的是尘肺病。玉英姐带着哭腔和我们说着王大哥的事情,她的婆婆直接哭了出来,我们不知道怎么安慰,很想和他们说,将来会好的,但是似乎这样的家庭看不到将来,更不用说任何好起来的迹象。

这样的事情不止一例,很多工人当时没有查出尘肺病,或者是非常轻的一期尘肺,但是短短几年内迅速恶化,乃至撒手人寰。

根据《职业病防治法》和《工伤保险条例》,尘肺病人病情加重后,可以申请重新鉴定和伤残评级,向涉事企业追加工伤赔偿款。再加上十九大后,一些好的政策下来,职防免费给工人们做了职业病检查。因此,今年桑植工人们1月6号从家乡出发,8号到达深圳开始了二期的维权。

大家的诉求很简单:一希望政府能给他们治病,二希望得到工伤赔偿,三希望政府能够支持他们养家。

可是,他们在维权中要面临着两大困难:

一是政府部门的不作为。一方面很多事情是政府可以 帮助解决的,比如说之前说的证明劳动关系,很多的用工资料政府是可以拿得出的,但是这些都变成了工人自己的责任。而且政府态度十分消极。本次上访维权过程中负责维稳的张处长,给代表看了关于此事的会议记录来传达精神,政府方针总结起来就是把事情压下来,不扩大不扩散不公开。

工人们都认为见到政府较高层的人,或许可以解决问题,但那些官老爷们哪是好见到的,见得最多的是公安的维稳人员,这次维权中武警为了阻止工人维权居然还用上了防爆盾!这就是所谓国家主人的待遇吗?另一方面有关部门互踢皮球也是众多的访民们经常遇到的经典难题。有参加了这次维权的工人告诉我们,到深圳后很长时间每天都是到处跑,到处填表,事情没有任何进展。

二是经济上的压力很大,我们走访的许多家尘肺病患者都是背负这十几万乃至几十万的外债,但是要离开家乡来到几百里外的深圳,那必然少不了又是一笔较大的开销。尘肺病患者们都是丧失了一定劳动能力的,到了二期就完全不能干重活了。为了节省住宿费,赚点生活费,谷伏祥在维权期间还找了一份夜间的安保工作,不过1月21号得知用人单位不得聘用尘肺工人而被辞退(应聘时,用人单位已知道他有尘肺,到了现在把工人辞退,这不是明摆着要断工人的收入,好逼他们回家吗?)因为没有劳动能力,预期收入低,连银行也不敢贷款给他们。

此行的支出也不小,一百号人总共花费据工人保守估计也有上十万。唯一感到欣慰的是大家都十分团结,互相照顾,条件较好的工人会把救助站有限的床位让给条件较差的工人,但是身体不好的工人在救助站也住不下去,吃不了,睡不好,因为条件实在太差。

现在正是党带领全国人民准备一同步入全面小康社会之际,可能是张家界高耸的群山挡住了党的光辉,张家界桑植县的扶贫工作做的十分不到位。当地政府为了“消除贫困”,给绝大多数人发了一点扶贫款,然后取消了他们的低保。

很多困难的家庭想申请低保,被以有房或者有车之类的理由拒绝。殊不知建房买车都是用工人们的生命换来的,他们现在个个都是因病致贫,已经负债累累,很多七八十岁的老人为了养活自己患病的儿子仍然要坚持劳作。最让人痛心的是,现在大家都知道打风钻容易染上尘肺病,还有人坚持在岗位上,甚至是 一边维权一边打风钻,因为还有一家老小等着养活,只能一直干下去,直到生命的终结。

政府考虑周全,还“帮”工人们请了律师,可维权期间,律师全程都在企图控制和分化工人,让工人回家等待消息。

维权期间,政府还以地区来分化耒阳,汨罗,桑植的工人。在分别对话以后,耒阳汨罗的工人退出维权,提前返乡。桑植工人坚持到下旬被政府用大巴车强制送回张家界,让他们三月再去深圳,声称到时候会帮他们解决问题。可工人们清楚,那不过是拖延时间的一个手段而已!

风钻工人们为城市的兴盛繁荣奠基,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后又被城市抛弃回到农村不说,得到的回报只是一身的疾病和成堆的欠条,这对他们来说太不公平。

我们希望我们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能在大家集体维权的督促下维护住工人们的正当权益,欢迎大家持续关注风钻工后续维权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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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主人没能共同富裕,反而患上了尘肺,谁能帮帮他们?-激流网(本文为激流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邱铭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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