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资本论》出版后的五十周年,俄罗斯爆发了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俄罗斯的革命,乍看之下,对马克思分析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似乎既肯定又否定。因为马克思曾经预想的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革命,首先会在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但是马克思在一八八二年为共产党宣言写的序言,修正了这样的看法。在这篇序言中,马克思指出:俄罗斯的革命,可能是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导1。虽然,在马克思主义领导下的工农联盟赢得了一九一七年俄罗斯革命的胜利,俄罗斯绝大部分仍然是不发达的国家,接续而来的德国以及中欧的革命事实上也是虚弱且易于扑灭的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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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在完全孤立的环境下,面对大量帝国主义反革命与白军并肩所干涉的内战,贯穿整个苏俄历史基本上是防卫性的态势。「一国社会主义」,很大程度是现实上外部强置的「地缘政治」。这情势从《布雷斯特-立陶宛条约》(the treatry of Best-Litovsk)开始便很明显,在这条约中俄罗斯被迫放弃大量沙皇王朝时期的土地,不久之后的《凡尔赛合约》(the treaty of Versaillers)又更加强了孤立它的意图。

帝国主义(此处所谓的「帝国主义」不是指由殖民主义历史组成的一般意义的帝国主义,而是如列宁所论断的和「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相关连的帝国主义)建构了二十世纪资本主义不同的特殊性,规定了革命与反革命双方的条件。十七世纪形成的大多数欧洲国家竞逐殖民地的冲突,民族国家和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到了十九世纪晚期,已经被新性质的,不是为了帝国的区域领地,而是为了在日渐增加相互连带的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争夺实际的全球霸权所取代2。因此,革命与反革命的相互关系将在这整个体系的层面发生。所有反叛帝国主义的革命浪潮,将集中在剩余价值被大都会国家强行抽取,被剥削最严重的边缘国家,这些边缘国家,也将面对由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组织的帝国主义反革命势力3。复杂的情况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享有特权的工人阶级,有可能抽取边缘国家的剩余而间接得利,因而产生了──首先是恩格斯,接着是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理论分析中指出的「工人贵族」的现象4。

另外,就在十月革命过了半个世纪,以及资本论出版百年之后的一九六七年,在越战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设想世界革命将逐渐取得优势,不是没有理由的,而且,不可逆转的革命趋势,不只在俄国也在中国及其他地方发生。二十世纪已经证明本身是人类历史最血腥的世纪,然而,它同时也是人类解放最有进展的时期。如果世界反革命的力量,即使在很短的时段之内聚集在一起,它们是否能够获胜,也远在未定之天。正如马库色(Herbert Marcuse)在他一九七二年的著作《反革命与反叛》(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篇首宣告的:

目前,西方世界已经达到新的发展阶段,捍卫资本主义的制度,需要靠国内和国外的反革命组织。它极端的显现便是纳粹的恐怖统治,印度尼西亚、印度、刚果、奈及利亚、巴基斯坦以及苏丹的全面屠杀。发动对一切所谓的共产主义或反叛政府屈从于帝国主义行为的镇压。残酷的审讯在法西斯、军事独裁下的拉丁美洲普遍盛行,严刑拷问在全世界成为审讯嫌犯的通行手段, 残酷的宗教战争,在西方文明的高峰重新展开,武器不断从富裕国家输送到贫穷国家,以之作为镇压民族与社会解放的帮凶。……反革命绝大多数是处在防卫性的位置,尤其是整个西方世界的反革命,都是防卫性的。……资本主义重新组织自身,以便面对有可能是所有革命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威胁,这将会是一场真正世界史的革命。

然而,在十月革命一百年,资本论出版一百五十年之后的今天,情况已经改变,历史的钟摆已经荡回,事实显现的是──反革命的力量已然获胜。起初,边缘国家在一九六○年似乎赢得基地的大多数解放运动,于今,全面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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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资本主义发展的物质矛盾,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呈现在地球生态危机的形式上,都较之前更为严重。因为二○○七到二○○九年的大金融危机,撕掉了资本主义的面纱,全然揭露了现阶段的全球垄断金融资本,由于它前所未见的不平等格差,经济成长的停滞与不稳,摧毁文明的好战性,败坏环境,政治、经济新形式的反动,胁迫的不仅是这一代人而是所有世代的人类生存的未来。正如霍布斯邦(Erich Hobsbawm)在他的二十世纪史下的论断:「也就是说:(革命)失败的代价,作为改变社会的另一种选择,是前途黯淡的5」。

世界范围内的反动

如果二十世纪革命浪潮的最终结局是帝国主义获胜,我们要如何理解这件事?它对将来的世界革命又意味着甚么?要解答这个问题,需要对上世纪帝国主义的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用极简洁的方式做一番探究。

从一八七○年中期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代,标志了资本主义发展逻辑的质变,早在一八七○年,当代的观察者便谈到了「新帝国主义」,涉及了急速增加的殖民地占领,新帝国主义国家的兴起,以及帝国主义国家间相互对抗的新危机……等种种现象6。垄断资本──由大工业和金融机构支配的资本主义体制,便是在这个阶段产生。德国和美国快速进入了重工业的新时期,大步的领先走向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当时英国在重工业与金融部门,皆蹒跚跛行于美、德之后7。从工业革命起始,英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无人匹敌的霸权地位,在中心国家相互竞逐的新的多极秩序下,日渐受到威胁。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是经济增长停滞的年代,也就是欧洲经济大萧条的时代,它同时也展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心开始剧烈位移。

这个趋势主要是被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拥护者所察觉,进而发展了一门貌似科学的地缘政治学,这学说的焦点是:如何在世界体系中争夺霸权!地缘政治学经常造成敌意的实际爆发,因而可以从另一种意义上被理解为克劳赛维茨(Ciausewitzian)的战争学。它首先根源于美国与德国两个国家作为帝国主义强权标志的一八九○年。美国这个新帝国主义的面貌,在查尔斯‧科南特(Charles Conan)的《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The Economic Basis of Imperial .1898)以及布鲁克斯·亚当斯(Brooks Adams)的《新帝国》(New Empire .1902)中,有最好的展露。两者都规划了美国囊括全球大部分政治经济──尤其是太平洋地区霸权的方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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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是德国地缘政治学派的奠基者,一八九○年他创造了「生活空间」(Lebensraum)这个词作为德国的最高政策。拉采尔如此写道:「这个小小的地球,空间只足容纳一个大国」9。

无论如何,所谓经典的地缘政治学分析,只出现在战争年代以及二战期间。英国的首要理论家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前校长,代表格拉斯哥(Glasgow)地区担任十二年的国会议员的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 1919)中麦金德写道:「历史上的大战,都是因为国家不平等发展,直接或间接导致的结果」。资本主义地缘政治学的目标,在于促进帝国的成长,直至「唯一的世界帝国出现而后止」10。麦金德以「心脏地带」(Heartland)的学说而著名。所谓通过由欧洲、亚洲、非洲三大陆相互连接而成的世界岛的霸权控制世界,他的论证是:只有通过对包括东欧、俄罗斯、中亚庞大连贯的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支配,控制世界的目标才能达成。心脏地带是「地表上最广阔的自然森林」,因为它无法到达海洋11。在欧亚大陆的新时代,「陆权」将是关键性的力量,而非过去世代的「海权」。麦金德著名的格言:

谁掌握了东欧,谁就掌握了心脏地带

谁掌握了心脏地带,谁就掌握了世界岛

谁掌握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了全世界12

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学,深受俄国革命影响;过去常被用来为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做辩护。一九一九年,英国政府派任他为南俄罗斯的高级特派员,在俄国内战中组织英军,支持邓尼金将军(Anton Ivanovich Denikin)以及白军。在红军击退邓尼金之后,麦金德回到伦敦向政府报告:虽然英国对德国的工业化与军事的担忧是正确的。但是对当时被《凡尔赛合约》所限制的德国,它的再武装也是必要的。对麦金德而言,德国建构了阻挡布尔什维克统治东欧——也就是地缘政治心脏地带的主要堡垒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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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德不只是在战争期间推动这种信念唯一有影响力的人物。同样的逻辑,导致原先并不十分姑息纳粹的内维尔‧张伯伦政府,二十年后,希冀德国会将枪口调东朝向苏联的思维下,最终也和纳粹勾结。确实如同托斯丹‧范伯伦(Thorstein Veblen)的分析:《凡尔赛合约》其实是为了「遏止苏维埃俄罗斯的发展」,虽然这个目的「没有被写进和约之中」,但是「在字里行间之中都可以看得出来」14。

一九三○至一九四○年间,德国地缘政治理论的领头羊是豪斯霍弗尔(Karl Haushofer),他也是希特勒首席顾问,纳粹副元首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的导师。他看出了英、美是德国最主要的威胁,因此主张创造横跨欧亚大陆的势力集团,因为与俄、日结盟的便利,德国摧毁了盎格鲁-美国的军力。在签署斯大林——希特勒互不侵犯条约(译按:即《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之后,他写下:「终于,反共轴心国和远东地区的合作,在日耳曼精神之前赫赫的矗立着。这将是对抗巨蟒政治圈(意指当时西方式民主国家对德国窒息性的包围)最后的希望」15。

在美国,同时期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学家,是尼可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其著作《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1942),以及在他死后出版的《和平地理学》(The Geography of Peace 1944)之中,斯皮克曼不甚同意麦金德心脏地带,陆权基础的地缘战略,更支持强调海权的重要性,他认为美国只要藉由控制欧洲滨海边缘地带、中东、东亚,以及环太平洋,就能围困当时被苏联统治的欧亚心脏地带。斯皮克曼坚信,也是《和平地理学》的主要关切:苏联无法防御来自「边缘地带的联合势力」,因此让美-英霸权遍布全球,防止苏联建立一个「遍布欧洲边缘的霸权」,是必要的。16随着冷战的到来,斯皮克曼的地缘政治学发挥了重大的影响(虽然这些影响大部分都被遗忘),包含乔治‧凯南的「遏止战略」,以及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CFR)的大计划。

一九四三年,麦金德为美帝国标定了全球的疆界,他在《外交》杂志上宣告:「苏联的领土相当于世界岛的心脏地带」,不容许他们越过这个区域的统治权17。华府在二战初期采用的地缘政治战略,目的就是要将美国霸权更向外延伸到外交关系协会所称的「大不列颠区域」以及「美帝国」,进而围绕欧洲大陆、中东,以及亚洲的边缘地带18。面对新的反共十字军,革命将会在全球范围进行战斗,特别是在这些边缘地带的战略区域,更是如此。除了外交关系协会,那些引领冷战以及后冷战时期一系列的战略谋士,诸如詹姆斯‧伯哈(James Burnham)、尤金‧罗斯托(Eugene Rostow)、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伍佛维兹(Paul Wolfowitz)等人,将以同样的词语做论证19。华府最终将为自己主导全世界国家、地区,设置更为广泛的目标;诸如控制战略资源、资本流通、货币,以及世界贸易。然而,美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只有在苏联解体的赤裸裸帝国主义时期,才完全暴露出来20。

对这个全球性野心最清楚的官方声明,是一九九四年到一九九九年间,由时任副国务卿伍佛维兹督导的《美国防御计划指南》(其部分的内容,纽约时报在一九九二年有所揭露),这个为后人所熟知的「伍佛维兹主义」,普遍认为与「新保守主义」的兴起有关。这个计划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让苏联从世界的舞台上消失。明确的表示了美国地缘政治战略的新目标,在于预防世界上任何地方,重新出现威胁美国至高无上地位的力量──亦即,追求一个恒久单极的世界。文件上说道:「俄国将持续地作为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消灭美国的力量」21。因此,压制俄国,一直是美国主要的长程目标。

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大棋局》(The Grand Chessboard)提到:「美国……透过武力部属在欧亚大陆的──西欧、东欧的一部分、中亚中东、远东、和环太平洋,这三个地区,如今正享有统御国际的优势」,布里辛兹基指出这个目标是为了创造美国「新型态的霸权」,或者「全球的优势」,无止境的建构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也是唯一的『力量』」22。新的世界秩序,是藉由核武支持的,美国单极霸权的设想之一。考虑到地缘政治的重要,以及它们位于美帝国的旁侧,这些从前在冷战脉络下,还可以被容忍的中级国家,改变它们的政权就是必要的。在这里,建立稳定的民主政体并非主要目的──客观地来说,在类似中东这样的战略关键地带,这是从不被视为可行的目标,他们宁可摧毁这些「强盗国家」,以及分化当地政治集团。尤其将威胁以及阻碍美帝国发展的欧亚心脏地带周围,以及波斯湾的油矿区。今日,这个毁灭性大计划的反弹,最明显的证据,就是伊斯兰国的兴起。

首次于防御计划指南罗列出来,在后苏联时期美帝国主义的大战略,主要的假设是怀有敌意针对目前资本主义型态俄罗斯的再起,似乎这个国家的复兴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在这个设想中,美国霸权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进一步扩展到了欧亚地带以及周边区域,并在一九九二年到今天的这四分之一个世纪之中,参与了巴尔干、中亚、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战争,勒紧了围绕俄罗斯的绞索23。同样的帝国大战略也包含在主要战略的边缘地区,压制所有反体制的运动与力量,以及在军事与政治上,遏制中国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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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美国遭到九一一恐攻之后,老布什藉由披着「反恐战争」的意识形态外衣,宣告世界新秩序,其实是为了持续战争策略,以及遍布全球边陲地区所谓「人道干预」的行为的合法化,这种说法,被其后上任的小布什所执行。二○○三年伊拉克战争之后,在小布什尽力主张对中东全面的支配,美国由北约支持──特别是二○一一年入侵利比亚之后,指定伊朗和叙利亚,是中东主要支持恐怖的国家。让他们灭亡,是首要的目标。然而,在中东以及其他地方,政权改变的实际理由,却像伍弗维兹在一九九○年初期对韦斯利‧克拉克将军提示的那样,是不折不扣的「地缘政治学」24。

奥巴马政府则和他的北约盟友连手,介入了乌克兰二○一四年的政变。设置了一个亲西方寡头为首,柔顺的极右翼政权。确凿无疑的宣告了反抗俄罗斯的「新冷战」。这反映了,至少从二○○七年开始运作的战略竞争。当时,普京已挑衅的口吻宣告:「(美国全球至高无上的)单极政策模式,在当今世界,不仅是不被允许,甚至是不可能存在的」。25长期以来反对苏联的反革命,因此扩展到了地缘政治斗争,目标在现正复兴的「资本主义的俄罗斯」。后者用公投之后并入克里米亚(过去乌克兰的一部分)作为反击,试图稳定乌克兰东部边境的状况,特别是因为俄罗斯的国家主义;以及涉入反对美国——沙特阿拉伯,联合支持反对阿萨德政权的代理人战争,从而成功的避免俄罗斯中东盟友的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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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代表美国资本家不同派系,特别受惠于石化工业、金融资本,以及强烈吸引中下阶层,有着极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川普新政权。转移地缘政治的最初目的,是以与俄罗斯交善。这也伴随着集中反制伊斯兰国、伊朗、北韩和中国,这些作为全球主要敌人的政策,和杭亭顿(Samuel P. Huntington)「文明冲突论」的战略有关,成了伍佛维兹和布里辛斯基的欧亚心脏地带论相反的途径26。川普新政府更明确的表示,中国由于快速增长的区域势力,呈现了美国霸权(以及就业机会),构成主要的威胁,因此是帝国主义战略的主要目标。

虽然,美国军工复合体很大的部分,从五角大厦到情报部门,乃至承担美国安全的包商,强烈的抗拒把俄罗斯从被视为主要敌人的移开──强烈到甚至指川普政府「叛国」。它们和俄罗斯官员初步洽商的部分,被描述成「通敌」的行为。因此,川普政府已经屈服于,从国家安全部门内,透漏出的数量空前的信息,并接受在总统选举期间到选举交接之后,和俄罗斯「通信」的调查。对美国统治阶级而言,占据欧洲心脏地带,仍然成为美国核武主要对手的俄罗斯,依旧要重视的。他仍应是美国大战略的首要目标。北约联盟的稳定,以及让欧洲恒久臣服于他的统治之下,美国所有战略的基础,就是立基于与俄罗斯的「新冷战」之上。

对美国统治阶级而言,美国经济的强势、美元的超级地位,以及由此而来的,华盛顿金融霸权,所有这一切,都被认为是依靠美国在全球的优势所赐。虽然美国和其他中心资本主义国家GDP的成长,随着西方在经济上逐渐让位给快速发展中的中国而停滞,发自华盛顿,日亦非理性的地缘政治战略,仍然有它作为单极世界秩序的目标。这个目标,透过一系列的战略资产,包括美国领导下的,连结美国、加拿大、欧洲,以及日本三边联盟的力量,地缘政治的支配、军事与技术的霸权,以及透过美元的金融优势,作为杠杆。

帝国主义战略的侵略性,可以从美国依据所有陆、海、空三位一体的核子兵工厂的「现代化」,评量核武功能的绝对优势看出来。目的是充分利用衰弱的俄罗斯,在维系和现代化自身核子武器方面,落后好几年的事实,让美国得以推进决定性的领先地位。目前美国的核子战略,被断定是「玉石俱焚」的战略,也就是全部威慑体制都会灭亡的战略27(译按:原文为death of MAD,即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保证共同毁灭原则。)这些宣扬美国战略目标的人,越来越相信,目前美国具备只要使用核子军火库的极少部分,用先发攻击(或是反制攻击)的方式,就足以销毁敌人的核武器,从而在核军备竞赛中胜出的能力,即使面对的是俄罗斯,情况依然如此。

简言之,五角大厦的谋士们相信,美国已经在核武实力上,获得了战略的优势28。这信念,将会造成对地球上任何想象中的敌人,展开「先制攻击」的行动。自从一九四五年,当杜鲁门下令在广岛与长崎投掷原子弹,造成数千百位民众的伤亡,这是第一次,也是开启冷战的第一个正式行动。决定这个行动的因素,是政治的而非军事的29。

令人不安的是,面对这必然要来临的「玉石俱焚」,在任何核武的紧张时期,发动「先制攻击」的这一方,惟恐被美帝国完全摧毁,因此对自己亦将遭到毁灭的行动无所顾忌30。列宁写到:「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许多强国间,为争夺世界霸权的对抗」。从长远来看,当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如同美国在二十一世纪,寻求创造单极霸权世界,或是超帝国主义的秩序,是更加危险的。

二十世纪后半叶,美国在战场上杀人百万、侵略他国、以及压制全球的叛乱势力,展现了他做为世界上最具毁灭性民族的面目32。这份血腥的遗产一直延续到当代,在二○一六年九月三日到五日,整个劳动节周末,美国对六个主要的伊斯兰国家: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利亚、叙利亚与也门,或投掷炸弹、或发射导弹。二○一六年,总计在伊拉克与叙利亚,就投掷了超过二万二千枚炸弹33。在美国的霸权面前,没有国家能够承担因为低估美国的武力程度,在反抗美国之后而可能遭到的制裁。

革命:人类的未来

在二十世纪,革命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产物,也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一如列宁的观察,这些都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之中,最「虚弱的连结」处爆发34。革命者们也将面对到资本主义核心的巨大力量,所组织的反革命势力。即便是某些微小的,萌芽的,但似乎有侵犯到世界资本主义规则的力量,经常是会被野蛮的武力所摧毁,就如同一九八三年里根发动军队大规模入侵格瑞那达小岛,或是对尼加拉瓜桑定民族解放阵线(Sandinistas)的秘密作战。主流的意识形态,总是指责革命本身的战事,耗费了人类社会巨大的资源,而不是指责历史的记忆之中快速的被抹去的,帝国主义的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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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年,《每月评论》编辑哈里‧马多夫(Harry Magdoff)和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受邀参加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叶德(Chilean President Salvador Allende)的就职典礼。这位透过民主选举成为「人民团结」政府的领导人,承诺要将社会主义带入智利,并从透过企业资产的国有化,开始国家主要的工业建设。马多夫和斯威齐是阿叶德的多年好友,在阿叶德就职典礼之时,他们分析的焦点,集中在美国与智利军方的紧密关系,将产生危机。他们提醒阿叶德:有极高的可能性,会有一场由华府支持,智利禁卫军执行的军事政变。他们警告:在任何挑战既存秩序的地方,罔顾法律的帝国主义,是令人不安的。事实上,在三年之后,一场由奥古斯都‧皮诺切特将军率领,由美国所策划的血腥政变,夺走了阿叶德与数千人的性命35。

所有这些一再被重申的历史事实都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虽然革命的力量应该有所萌发──这不只逼迫我们去面对反革命的真实性。在评判上一世纪的革命与反革命时,事实上,应该特别强调反革命的力量与恶意。革命的斗争与挫败,则只能在更宽广的历史长河的辩证脉络中,被认识与理解。

在今日西方主要意识形态,从历史课本到主流新闻媒体,都指出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至始至终都是一场完全的失败。我们被告知,苏联在内部的无能,与无可挽救的缺陷重压之下解体。——这些指控又总在美国的政治与军事能够在冷战中「胜出」,这样的话语之下被接着提出。不可否认,苏联的历史充满了悲剧,以及社会经济的矛盾冲突。36

虽然如此,综观苏联的历史,依然经历了杰出的工业发展、工人阶级工作环境总体的提升,人民群众不论身在何处,都能享有经济上确切的保障。这也是当西欧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时,苏联得以全身而退,在斯大林格勒击败德意志国防军——也是战争的转折点——以及红军胜利的西方出征开始(当然斯大林格勒战役也造成了惨重的伤亡,苏联损失了超过两千万人的性命),苏联的建立,相当程度的激励了第三世界人民的解放运动。随着苏维埃集团的茁壮与内部经济和科技的成就,苏联在世界的成就,直到一九七○年代都稳如泰山。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尽管确实有效率不彰,并且有发展为极端的、官僚主义命令式经济的倾向,却也在非资本主义的环境之中,提供一个新的、成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方向。

然而,苏联却无法继续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后革命社会中,苏联逐渐产生了官僚化的统治阶级,这些权贵(nomenklatura)是从体制的不平等中产生的。苏维埃一九五六年入侵匈牙利,与一九六八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把苏联强烈地拒斥东欧国家独立的发展的意图,表现得更为清楚(尽管事后看来,这是对抗西方入侵下一个必要的缓冲区)37。

最后,苏联失去了他的内在动力。过于依赖外在的(劳动与自然资源的强力征用),而非内在的发展(来自于科技革新与创造力解放的,充满活力的生产性),国力在十多年来与西方的政、经、军的斗争中,被强迫进行它所负担不起的,大规模的军备竞赛中消耗殆尽。38。

戈尔巴乔夫错误的,并且实际上带来灾难的「开放」(glasnost)与「重建」(perestroika)政策,所有表面的承诺,是大规模的拆解这个体制,而非改革它。虽然以柏林围墙倒塌为象征标的,东欧的脱离,归因于这样的拆解,但实际上苏联的崩解,是苏联的权贵阶级──这些庞大的,与叶利钦和西方联盟的,苏联权力精英的代表,和特权腐化的知识分子,选择由上而下,拆解革命后的国家──相信他们的个人和阶级利益,在资本主义之下会有更好的助长39,证明了这个体制最终崩解的主要因素。

尽管如此,作为第一个以资本主义断裂的社会主义苏联的经验,在二十一世纪持续的鼓舞、指导着革命。如果没有苏联的前例,查维兹的玻利瓦尔革命,是很难以想象的──虽然这个革命,采取完全不同的形态,现今也被美国所支持的反革命势力威胁40。苏联超凡的经济、科技,和文化成就,在历史记忆上都不能轻易被抹煞41。二十世纪后期的资本主义危机,终于吞没了核心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当他们从一九七○年以来就溺没在经济停滞之中──有部分则被一九八○年代到一九九○年代的金融化积累所抵消。然而这些危机,最终在二○○七至二○○九年间的房地产泡沫化而引爆。从次贷危机所爆发全面性经济停滞,劳动阶级与中下阶级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位置急遽坠落,不论是在单一国家或是全球范围,阶级的不平等都创下了历史新高。

如此严重的事态,且似乎无尽的危机,成为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的不稳定因素。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稳定资本主义体制,采用不断恢复作为压舱石的极右翼思想,来响应人民群众日渐增长的不满。新自由主义也因此部分被新法西斯主义所取代,或终被证明为新自由——法西斯主义(或是右翼/极右翼)的联盟。在美国,今日川普政府的官方立场拒绝承认气候变迁,显示科学因为成为资本主义的威胁而遭到否认42。彻底完成了「理性的毁灭」43。

在之前的阶级斗争历史当中,反革命势力数次占了上风,但这只会激起新的革命浪潮。在一八四八年欧洲的革命挫败之后,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说道:

「很难想象出还有什么失败能比欧洲大陆的革命党(更确切些说是各革命党)在全战线各个据点所遭受的失败更为惨重的了。但这有什么关系呢?……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所以,如果我们被打败了,我们就只有再从头干起。」44

既使历史条件多次的改变,对于变革的情绪仍旧是真切不变的。在今日对社会变革需求更为迫切的时刻,恩格斯的「从头再干起」是必要的,为二十一世纪,建立新的、更多的革命性的社会主义。大规模的民主的、平等的、环境的,在边陲与中心的革命性变革,是人类唯一的未来。反之,全人类将走上灭亡的末路。

John Bellamy Foster著/范纲垲译

作者简介:

John Bellamy Foster,《每月评论》主编。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专长于马克思理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经济、生态学,以及生态学批判。其在经济学、政治学广泛的写作,奠基了他作为当代重要环境社会学家的声誉。着有Marx's Ecology:Materialism and Nature(Monthly Review Press,2000),The Great Financial Crisi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与Fred Magdoff合着,2009),The Ecological Rift: Capitalism’s War on the Earth (与Brett Clark 和 Richard York合着,2010),以及The Theory of Monopoly Capitalism: An Elaboration of 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 (新编版,2014)等书。

注释:

1.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Preface to the Second Russian edition of 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 in Teodor Shanin, ed., Late Marx and the Russian Roa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3), 138–39.

2. 地缘政治学的分析在此不同于大多数的世界体系理论,是关注于如荷兰、英国、美国,数个霸权国家之中,在世界经济的本质上是相同的,并否认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独特性。

3. 对于历史上,从零星迸发的,到一九八○年代以来的革命浪潮,可参见L. S. Stavrianos,Global Rift: The third world Comes of Age (New York: Morrow, 1981).

4. Frederick Engels,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324; V. I. Lenin,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te of Capitalism(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39),13–14, 106–08. 对于第三世界革命的转变,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可参见Paul M. Sweezy,Modern Capitalism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147–65.

5. Eric Hobsbawm,The Age of Extremes (New York: Vintage, 1994), 585.

6. R. Koebner and H. D. Schmidt, Imperialism: The Story and Significance of a Political Word, 1840–196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175.

7. E. J. Hobsbawm, Industry and Empire (London: Penguin, 1969), 172–93.

8. Charles A. “Conant, The Economic Basis of Imperialism”,North American Review 167, no. 502 (1898): 326–40.

9. Ratzel quoted in Robert Strausz-Hupé,Geopolitics: The Struggle for Space and Power (New York: Putnam, 1942), 31.

10. Halford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New York: Holt, 1919), 1–2.

11. Halford Mackinder, “The Round World and the Winning of the Peace”, Foreign Affairs 21, no. 4 (1943): 601.

12.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186.

13. Brian W. Blouet, Halford Mackinder (College Station, TX: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1987), 172–77.

14. Thorstein Veblen, Essays in Our Changing Order (New York: Viking, 1943), 464.

15. Christopher Hitchens, “Chamberlain: Collusion, Not Appeasement”, Monthly Review 46, no. 8 (January 1995): 44–55; Clement Leibovitz,The Chamberlain-Hitler Deal (Edmonton, CA: Éditions Duval, 1995).

16. Nicholas John Spykman,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2), 19, 458–60;Geography of Pea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4), 43, 57.

17. Halford Mackinder, “The Round World and the Winning of the Peace”, 598.

18. Noam Chomsky, “The Cold War and the Superpowers”, Monthly Review 33, no. 6 (November 1981): 1–10; Gabriel Kolko,The Politics of Wa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19. See John Bellamy Foster, “The New Geopolitics of Empire”, Monthly Review 57, no. 8 (January 2006): 9–14.

20. John Bellamy Foster, Naked Imperi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6).

21. See Foster, “The New Geopolitics of Empire”, 9–12; Diana Johnstone, “Doomsday Postponed?” in Paul H. Johnstone, From MAD to Madness: Inside Pentagon Nuclear War Planning (Atlanta, GA: Clarity, 2017), 275–77.

22.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New York: Basic, 1997), 3, 10, 30–39.

23. Richard N. Haass, “The New Thirty Years War”, Project Syndicate, July 21, 2014, http://project-syndicate.org.

24. General Wesley K. Clark,Don’t Wait for the Next War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14), 37–40.

25. Putin quoted in Johnstone, “Doomsday Postponed?” 277

26. Samuel P.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11).

27. Johnstone, “Doomsday Postponed?” 275.

28. Johnstone, “Doomsday Postponed?” 278–84; Keir A. Lieber and Daryl G. Press, ”The New Era of Nuclear Weapons, Deterrence, and Conflict”,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7, no. 1 (2013): 3–14, “The Rise of U.S. Nuclear Primacy”, Foreign Affairs 85, no. 2 (2016): 42–54; Hans M. Kristensen, Matthew McKenzie, and Theodore A. Potsoi, “How US Nuclear Force Modernization is Undermining Strategic Stability: The Burst-Height Compensating Super-Fuz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March 1, 2017.

29. 投掷原子弹是一项地缘政治考虑远多于军事决策的行动,因为当时日本已经提出要进行投降的谈判。然而,为了阻挡俄罗斯在亚洲的扩展,以及标帜美国巨大的军事力量,美国正寻求一个立即,且能使敌人无条件投降的方案。美军的陆军与海军高阶将领,在当时都反对使用原子弹来制裁日本。如同黛安娜‧约翰斯顿(Diana Johnstone)所评论的:「(投掷原子弹)的目的并非军事的,其效用也非军事的」。See Diana Johnstone, “The Dangerous Seduction of Absolute Power”, in Johnstone, ed.,From MAD to Madness, 15–30; Gar Alperovitz,The Decision to Use the Atomic Bomb (New York: Vintage, 1996).

30. Johnstone, “Doomsday Postponed?” 278–84; Cohn Hallinan, “These Nuclear Breakthroughs Are Endangering the World”,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April 26, 2017.

31. Lenin,Imperialism, 91.

32. 在这些美国主导战争下,其周边地区造成伤亡的,更多是无辜的平民。see John Tirman,The Deaths of Others: The Fate of Civilians in America’s Wa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316–36. On the history of U.S. military interventions from 1945 through the 1980s, see Gabriel Kolko,Confronting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Pantheon, 1988).

33. 这部分的叙述来自Monthly Review 68, no. 6 (November 2016) 内页的「编辑笔记」 see Missy Ryan, “A Reminder of the Permanent Wars”,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8, 2016; Micah Zenko, “How Many Bombs Did the United States Drop in 2015?”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blog, January 7, 2016, http://blogs.cfr.org; Tom Engelhardt, “You Must Be Kidding: The Exasperating, Never-Ending Sprawl of American Empire”, In These Times, September 23, 2016.

34. Lenin,Imperialism, 9–14.

35. Harry Magdoff and Paul M. Sweezy, “Peaceful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Monthly Review 22, no. 8 (January 1971): 1–18; “Notes from the Editors, ”Monthly Review 22, no. 7 (December 1970): inside covers.

36. Ian C. D. Moffat,The Allied Intervention in Russia, 1918–1920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37. See Stephen Cohen,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Ended Russia’s March to Democracy”, Guardian, December 12, 2006; Moshe Lewin,The Soviet Century(London: Verso, 2005), 348, 385; Samir Amin,Russia and the Long Transition from Capitalism to Soci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6), 57–58; Paul M. Sweezy,Post-Revolutionary Socie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0), 113–33.

38. Harry Magdoff and Paul M. Sweezy, “Perestroika and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Monthly Review 41, no. 10 (March 1990): 1–13 and 41, no. 11 (April 1990): 1–7. 苏联在生产可能性曲线上的运作,是依赖全部的产能生产,当如同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在生产可能性曲线之下运行,则伴随大量闲置的产能。这意味者苏联过往总是面对着在「大炮与奶油」之间做选择,但美式经济则有能力同时发展大炮与奶油──而且因为有更多的大炮,才有更多的奶油。这样的理解是建立在「军事凯因斯主义」上,美国在军事凯因斯主义之中所扮演的脚色,就是迫使苏联进行损伤式的军事发展, see John Bellamy Foster, Hannah Holleman, and Robert W. McChesney, “The U.S. Imperial Triangle and Military Spending,” Monthly Review 60, no. 5 (October 2008): 2–9.

39.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使得苏维埃国家崩解,但却是叶尔钦打出致命的一击,甚至可以说是民主议会下的武装政变,让西方资本家为此而喝采

40. 实际上也确实如此,许多查维兹革命性的观点,如同他经常提到包含苏联方面,是来自米萨罗斯(Mészáros)对于「资本主义系统」的批判,参见István Mészáros, Beyond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5).

41. See Amin, Russia and the Long Transition.

42. See John Bellamy Foster, “Trump and Climate Catastrophe”, Monthly Review68, no. 9 (February 2017): 1–17; “Neofascism in the White House”, Monthly Review68, no. 11 (April 2017): 1–30.

43. Georg Lukács,The Destruction of Reason(London: Merlin, 1980).

44. Frederick Engels,Germany: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9), 9–10.中译文出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页500-501(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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