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的时候,在武汉市区倒是花了两个多小时,比高铁抵达韶山南站所花时间还要多些。高铁速度极快,很短时间就穿越了汨罗河、浏阳河和湘江,太多历史人物的悲欢离合故事在流传中间不朽,发了点思古的幽情,把毛爷爷与古人排列了一下,凑成打油诗一首:

汩水流连屈子忧,贾生长沙痛哭休。帝子哀吟来湘水,韶山人物耀千秋。

一、山依旧水依旧,感念主席心依旧

这个计划中的旅程,原本是春节前就打算去的,结果稍一犹豫,天就下雪了,只好留待今年了。查了查天气预报,这几天韶山天气晴好,很适合去晃悠两天,就在网络上预定了新塘湾的民宿,这个湾子(图上韶山毛泽东纪念园附近),与毛爷爷故居只有几百米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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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是韶山冲的盆地的总体态势,尾巴上的青年水库,流域面积17.5平方公里,原来分属韶山大队、韶源大队和韶北大队所辖。总体印象,韶山的交通不错,空气不错,很适合去徒步。韶山小盆地,基本上无工业,也不是城市,但道路网不差,这次住在村里两晚,来去三天时间,在村里徒步和爬山,感觉很不错,没有城市的喧嚣和工业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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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时候正是油菜花最鼎盛的季节,花香扑鼻,黄花照眼,自然风光体验不错。

因为没有工业,韶山的农业也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农业一样,无法支撑一家人过活。遍地黄花,种的很是稀松马虎,推测是一种“被种田”——并不是为了收获油菜籽而种下去的。后来在韶山村公开栏中间发现,管理局2017年第四季度有一笔经费给村里——“下拨油菜种植耕地费、抛荒复垦费”93297.93元,目的不是为了收菜子榨油吃,而是为了旅游和好看。

在毛爷爷故居的小山冲行走,在一家家庭商店买了瓶矿泉水,有位坐在小店的客人当即对老板发感慨说:你坐在家里都有人送生意上门,你们可是要好好感谢毛主席。韶山的民众还是懂得感恩的,农业到处都养不活人,如果不是韶山发展为最热门的旅游到达地之一,那韶山人也得离乡背井出外打工去挣钱过活。能够在家门口挣一份生活,有些韶山故乡人,是毫不掩饰他们的感恩之心的,下面这两家是滴水洞出来之后的小店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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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照片拍摄日期是3月23日,这一天是周五,人流量不算大,但是,铜像广场上等着献花篮的人群也有好几十队,有人等排队等不及了,就在旁边找地方自己安排自己“插队”,然后献上花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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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纪念馆里说春秋,劣币良币惹人愁

在展览馆里面看到的历史人文信息,观感却比较糟糕,恰好在微信上读到郭松民文章说小岗村的展览照片严重造假,这种现象在韶山也是随处可见。由此看来,到处都会遭遇到的普遍历史造假,体现的是政治伦理的衰落——这意味着今天的政治历史叙事生产,离不开虚假信息的支撑。

老田春日游韶山,一步三叹为哪般?-激流网左图照片摘自谢觉哉1951年率领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在韶山拍摄,右图是从韶山村展览翻拍的,展览中间明明是引用了1951年两张老照片,却虚假注明是1961年公共食堂解散之后社员劳动情景。

在经历过1950年代的集体时代之后,左图继承于旧时代的“一尺挂两头”的大株距行距插秧方法,早已经被废弃了,在1958年之后已经改为“合理密植”了,韶山当时执行的是6*6或者6*7寸,到了1970年代插秧的株距和行距缩小为株距三寸行距五寸。

卢梭曾经发问:科学技术进步会带来风俗淳厚吗?他自己提供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仅仅是技术性的积累方面,就会带来不间歇的进步吗?

人们往往很容易相信一种线性的历史观,相信资本或者文化的积累,会导致未来会更好,现实往往证明这是靠不住的幼稚想法。文化的倒退或者精神污染的产生,往往是因为现实中间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机制,线性历史观的背后是对于“优胜劣汰”的依赖思想。

最为明显的精神与文化退化状况,可以看看写在墙上的书法,坏书法替代好书法的现象,不见得就不会与整体的书法水平进步同时发生。毛爷爷故居题字,从前是郭沫若写的,郭虽然不是书法大家,但起码够得上好书法水准,今天的题字是高官写的,连端正都称不上。当然,这种文化或者精神产品的退化,因为写在最显眼的地方,所以格外明显,但其背后所隐含的文化退化机制——逆向选择机制,是到处都在起作用的。

逆向选择机制之所以发生,主要肇因于个人占有政治权力或者经济资本数量的不平等,由此带来劣等文化产品生产者以过高的表达机会,权力和资本极大地放大了劣等产品的表达和传播机会,特殊情况下就会出现劣质产品淘汰高端产品的逆向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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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韶山那个高大上的纪念馆,看到一个庭院的景观意象——有棵矮灌木独自霸占中心位置,含义很是隽永绵长,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解读,老田的解读,当然是那种比较悲观和消极的。算命先生说,“命中犯了小人”的状况,是“人生之不可揣度”的主要风险,如果是一个国家或者政治体“犯小人”,就可能出现整体的逆向选择或者文化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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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节竹自远,矮木霸中庭。大树塞一隅,赤县犯小人。

在阶级社会中间,人们的认识总是会打上阶级的烙印,还因为不同阶层的人,会看到不同的景色,所以,做出的判断也会大相径庭。老田在韶山看到的是人流如织,但领导们只看到稀稀落落的几个人,这样的原初信息差异,想必会带来政见不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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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领导老是与群众有着巨大的政见分歧呢?因为大领导看到的实际情况,始终与广大群众看到的,就是有这么大的不同。

据说,老百姓家里大多数会张贴毛主席像或者供奉毛爷爷的塑像,而官员们家里常常会供奉菩萨,这也是阶级差异之一。

三、绝句一首惊四座,真真假假凭谁说

1959年6月,毛泽东带着王任重与他一起回故乡韶山。在毛泽东请家乡父老吃饭时,与王任重同桌的韶山老乡,仗着自己辈分高,很不给王任重面子,当面批评他在报章上造假典型宣传“亩产万斤”的事情,说亩产千斤都做不到。可能是遭此挫折后,心情不愉,所以王写下一首打油诗嘲讽毛爷爷——“韶山风光依旧,人世几经沧桑。壮志已成大业,何须衣锦还乡。”据王任重在文革时期辩称,嘲讽诗是公开写在招待所的“留言簿”上的,倒不是秘密地发泄私愤。

显然,王任重如此不掩饰自己的心情,公开表达这样一种对于毛泽东的态度,这在官场中间也许并不鲜见,但与普通老百姓对于毛主席的崇敬则有着根本不同,这就造成了鲜明的对比和落差,因此,文革期间造反派群众看到这首诗之后,都感到绝对不能接受。受到群众批判之后,王任重写文章辩称是因为作诗水平差,并不是有意不敬,还表示决心痛改前非,改掉最后一句。这一次去韶山参观时,发现这首诗一字未改,铭刻在滴水洞水库的路边的石头上,这可是真有点“死不改悔”的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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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不良或者信息传递失真,是组织中间最常见的老问题了,而家庭成员在之间的沟通不良,后果往往也很不好,老公知道的事情老婆和子女往往不知道,此种沟通不良的存在,严重情况下会影响家庭和睦的。今天中国的历史写作,就大量受害于此种沟通不良造成的问题:结果是大批缺乏靠谱信息的高官亲近人士,又反常地获得了过高份额的历史发言权,这就格外放大了问题的严重性。

1966年年底,武汉机械学院(该校后来并入华中工学院现改名华中科技大学)大学生刘汉武(当时雅称“刘大炮”)拿着王任重上面那首诗,当面要陶铸表态,据刘事后对老田讲述:当时陶铸很是愣了一下,然后才连说不好不好。陶铸很清楚地知道王任重的诗,之所以受到造反派质疑和批判的原因,不是什么“称主席为兄长或战友”,而是真的有点大不敬和讽刺。但看来陶铸没有把这个关键信息传递给自己老婆和女儿,后两者正是在完全不了解情况的情况下,在毛后时代又获得了过高的历史发言权,错误地把想当然写成了文字,导致谬种流传。现在王任重的诗句铭刻在石头上,还描上了金漆,与曾志言之凿凿的回忆一加对照(据陶斯亮对人回忆,所有署名曾志的文章均由她代笔完成),那就尴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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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在共产党党史写作中间,那些大官身边的人——诸如秘书、下级、妻子儿女等,发言权过大同时掌握的靠谱信息又太少,由此问题多多。上面那套书对于文革历史界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多为高官家人所写,这些人写的党史回忆文章往往严重受害于“家庭内部的信息传递失真”,其靠谱性实在不容乐观。有趣的是,贵族们的不靠谱党史写作,还常常口称“历史是人民写的”——好像他们就是人民的当然化身似的,对此只能够长叹一声。

四、公私利害孰轻重,一朝取舍动千秋

官路艰难,仕途险恶,古人早有名言:“如今凌烟阁一层一个鬼门关,长安道一步一个连云栈。”一个人在官路中间,如何有效地保证自身的投入获得理想的产出,同时也能够避免职业风险,这是恒久不变的追求,这一切追求都可以浓缩为一个策略——“朝里有人好做官”,通过拉帮结派的宗派策略也许可以进行官场职业利益保险,但是会彻底损害职业体验。

韦伯在讨论官僚制或者科层制的时候,非常期待制度或者规则应用的非人格化趋势,此种趋势和变化能够带来机械化那样的效率,成为大范围许多成员合作的效率基础。但是,宗派策略恰好反过来,是确立私人关系和特殊规则来划分“圈内人和圈外人”的差别待遇,以职业利益的相互勾联去替代规则化的大范围合作。

由于官路艰难,对于职业利益保险的殷切需求,长期处于旺盛状态。毛泽东要求“跟路线不要跟人”,这是对韦伯的“非人格化规则应用”的别种理解和提炼,但现实官场中间总是会追捧“跟人而不是跟路线”——“宁可犯路线错误、不可犯组织错误”是潜规则,这意味着基于宗派和圈子的语言和行事方式,会得到官场人士的优先响应和潜意识的好感。

在施政过程中间,找到那个可以“说私房话”的人,建立起特殊关系,往往会很有吸引力。文革期间,四川省委李井泉等人在邓小平等人的支持下,可以相当随意地处分干部或者揽功卸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场保险事业成功的标志,但是,这样的保险永远只具有有限性。在处理宜宾市委书记张结挺不同意承担“专员李鹏右派平反”责任的案子中间,四川省委、监委在《关于刘结挺、张西挺严重违法乱纪、打击陷害同志的检查报告》中公然这样写“(专员)李鹏就是右派也不能划为右派”,此种完全违背公开规则的“私房话”写入对上的请示报告中间,说明私人关系的确立和亲厚程度的存在。后来这份文件被周总理从邓小平处得到,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开了,说这个案子是“李井泉一手制造的,经邓小平、彭真、杨尚昆批准的冤案,完全颠倒了黑白。”据老田访问当事人之一田禾所知,张结挺并不是反对为李鹏平反,而是要求省委按照组织程序下文解决,张结挺本人对李鹏划为右派并无责任,按照组织程序处分专员级别的干部是需要省委批准的,作为地委书记的张结挺无权划专员为右派,同样也无权决定平反,两者都需要省委在组织程序上的批准。张结挺坚持的就是需要走这样一个组织程序,而李井泉则要求不管三七二十一,他打了招呼之后张结挺就应该办事不应该有二话。这样的小冲突,实质上就是关于程序合理性方面的不同见解,而李井泉拒绝这一点。

在1975年的右倾翻案风期间,邓小平对贾启允说“如果人家说你复辟就说明你的工作干好了”,对赵紫阳说“不要怕人家说你是还乡团”,对马天水说“到北京可以多找我”,这些都是“私房话”,后果是以私人之间的亲厚关系替代非人格化的规则,这是职业利益得到部分保险的标志,大多数高官很享受此种特殊关系的宣示,仅仅在马天水那里碰壁了。可见在官场中间选择“跟路线”而不是“跟人”的高官,实在是太少了,这意味着自外于职业利益保险的强烈冲动。

对于官场中人来说,有一个两难处境:不可能不关心自身的前程或者职业利益,但是,这个关心本身却不能够提高出路,尤其是无法提供价值和意义生产出路。有点事业心的人,把价值和意义提到首位,就很容易被官场逆向选择机制淘汰出局。

据《胡耀邦传》,他在1965年倒是公开批判刘少奇及其追随者各种极左手法的,结果被陕西官场刘澜涛等人联手打压并边缘化了,他回到北京之后试图在邓小平那里找到一点点公正,结果遭遇到第二次打击。就这样,胡耀邦决心一百八十度转弯子,加入大人物的圈子里去,响应邓小平以身作则的规训,1975年选择卖身投靠成为右倾翻案风的“四大金刚”之一,也算是得了点好处地位蹿升到顶了,但是,终究因为陆悭访谈事件而被踹出局。这正应了那句老话“赵孟能贵之,赵孟能贱之。”为职业利益风险而选择卖身投靠,也不能够完全保险的,所以,儒家推荐的做法,还是有价值的“临财毋苟得,临难无苟免”——作为一个身处官场行使公共性要求很高的政治权力的人,汲汲于个人富贵是不妥的。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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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春日游韶山,一步三叹为哪般?-激流网(作者:老田。来源:人民食物主权论坛。责任编辑:邱铭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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