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急需性骚扰防范机制,你愿意发出自己的呼声吗?-激流网

2017年年末的时候,令大家错愕不已的魔幻现实新闻层出不穷,有人说“这个冬天真冷”。终于,我们迎来了2018年,却没有迎来暖心的新年。1月1号,曾经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的罗茜茜在微博上实名举报: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博士生导师陈小武长期性骚扰女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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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时代》周刊宣布“2017年年度人物”为“打破沉默的人”,向控诉性侵犯和性骚扰的#MeToo运动致敬。#Me Too的意思是“我也是”,即“我也受到了性侵或性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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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罗茜茜的实名举报,开始了中国校园版的#Me Too。她也正是被这个运动影响才站了出来,而导火索是有人在知乎上问了一个问题(已经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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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罗茜茜可以站出来实名举报的原因是她完全脱离了当时的环境:事情已经过去了12年;现在长期定居国外。而那些正在求学的女学生们,除了忍受,比无他法。

全国妇联一项针对北京、南京等城市15所高校大学生的调查发现,经历过不同形式性骚扰的女性比例达到57%。有学者调查1200名女大学生,其中有44 .3%的人表示曾遭遇性骚扰,而且不少受害者曾遭受过两次甚至三次以上。该调查也发现,23%的女大学生认为当前性骚扰的“情况很严重”,60.4%的女大学生认为“情况严重”。

——《调查显示44%女大学生曾遭遇性骚扰 学校不愿公开》

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项目主管韦婷婷也向钱报记者提供了一份由她撰写、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和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等组织联合操作的《中国大学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通过6592份样本和上百份口述内容组成调查结果显示,有69.3%的受访者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其中女性又占到75%。性骚扰事件中有六成是陌生人,有近一成是学校上级(领导、老师、辅导员等)。 此外超过五成的性骚扰发生在校外公共场所,而超过四成性骚扰发生在校内公共场所。在学校内更易出现和高发的是性别骚扰和不受欢迎的性企图,性强迫这一类较为严重的性骚扰行为则更容易发生在校外和校内的私人场所中。

——《某高校调查称1/5学生遭遇过性骚扰 大多憋在心里》

“看到罗茜茜的那篇实名举报,让我很佩服,只是我没那样的勇气。”这几年来,每当周霞(化名)看到女性遭性骚扰,特别是女学生遭性骚扰的消息时,思绪总会被拖回11年前的一个夜晚,她觉得那是此生至今为止,最无法接受并漫长难熬的一夜。

那会儿她正值大二,性情活泼开朗。有名老师开了一门新课深受欢迎,上课风趣的他,也让很多同学尊敬。

“我课后跟他交流比较多,但都是好几个同学在课间一起去找他聊的那种。”有一天课后,这名老师喊住了周霞,“当时他说家里有几个爱好诗歌的友人聚会,也想邀请我去。”

这样的机会难得并且是聚会,于是她没多想就答应了。

“当晚,我如约前往,可家里只有他自己,桌上摆着一点酒菜。”周霞进门后这名老师告诉她,其他人将会晚到,他俩先吃起来,“当时我喝了一小杯啤酒,听他大侃特侃。”

坐等半小时后,依旧没人来,但这名老师从周霞对面起身坐到了她身边,继而开始勾肩搭背、动手动脚……

意识到不对劲的周霞赶紧起身谎称要去洗手间得以脱身。她在洗手间里待了一刻钟,期间那名老师还多次来敲门询问要不要帮忙。

强压着情绪并让自己冷静下来后,最终她决定不顾一切离开,“我慌忙走到客厅后拎包想走,可发现门被反锁了。而老师则过来准备抱住我。”

周霞极为肯定地说,那名老师当时并没喝多,处于意识清醒状态。

出门受阻后她被这名老师拉住,恰好此时有同学打来电话,她赶紧接通并放大声音告诉同学自己在哪里,“但我并没说自己遭遇了什么,这个电话让那名老师立刻就收敛多了。”

但收敛只是暂时的,电话一挂那名老师随即挡到了门口,周霞慌忙再度躲进洗手间并反锁了门,“那一整夜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敢跟同学们说起这件事情,就在洗手间里躲着,不管他怎么敲门怎么说我都找借口搪塞,直到天亮。”

熬了一整夜后,那名老师也疲倦了,周霞才勉强脱身离开。“这事儿至今都让我无比紧张甚至感到恶心,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和我有类似遭遇的同学。”

周霞的遭遇是近年来时有曝光的校园性骚扰事件中的一起,相比之下,她还算幸运,至少安全脱身。

2014年刊发于《妇女研究论丛》的论文《学术性骚扰的共犯性结构:学术权力、组织氛围与性别歧视》是研究校园性骚扰的重要参考之一。论文作者是性别平等传播倡导组织新媒体女性的发起人李思磐。

在长年调研中李思磐发现,这些加害人并非普通的高校老师,因为普通老师并没有太多权力,“一般老师不会使用强制性的权力,但有些老师则很明白自己手里的牌,他就会将哪怕小小的权力也发挥到极致。特别是利用他的荣誉称号、思想和学术影响力、学术资源等,以此甚至不惜利用公共资源来交换、谋取各种私人利益,包括性利益。”

不过李思磐一直强调,此类涉及知名学者教授的事件应该只是小概率事件,而不宜盲目扩大谴责范围。但为何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李思磐认为其实是高校没在这方面形成比较好的制度化解决方式,“遇到这样的状况,更像是公关应对,外界压力和非议多一点就重视处理,舆论风暴不够,就可能不了了之。”

在“北航性侵事件”的官方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时,1月4日,河北传媒学院影视艺术学院教师张某翔被指借期末考试挂科等理由威胁、骚扰猥亵女学生。据刘姓同学说,他与受害女学生是男女朋友关系。2017年5月,影视艺术学院教师张某翔加了受害女学生微信后,以期末考试挂科为由喊女学生吃饭,到校外看电影逛商场,开房发生关系。之后又以考试挂科为由陆续发生了几次关系。

目前,涉事教师已被学校解除劳务合同,并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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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将老师性骚扰学生的行为定义为“师德师风事件”,虽然确实是在教育部师德“红七条”框架下,却难以回应罗茜茜及其它受害女生的诉求——“建立高校性骚扰防范机制”。

罗茜茜们的战斗仍在继续,但战斗并非仅仅是要让滥用权力性骚扰学生的老师们再无容身之所,更是要让人们看到,自2014年厦大博导性骚扰案以教育部颁布师德“红七条”为结束以来,“红七条”在防治性骚扰问题上的局限性已经越来越凸显:NGOCN于1月2日发布的文章《四年内曝出13起高校教师性骚扰事件,1/3查无后续》,标题已经说明一切。

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去年发布的《中国大学生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显示,尽管69.3%的受访者都表示遭遇到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但全国无一所高校有专门处理性骚扰的部门或流程。而每发生100起性骚扰事件,只有不到4起的当事人会报告学校或者警察。和3年前的厦大博导性骚扰事件毫无改变的是,罗茜茜要想寻求公正,学校内的渠道依然只有向管理党员纪律的纪委举报一条路可走。

建立独立公正的驻校性别平等调查委员会、建立防治性骚扰的校内培训制度、建立校园性骚扰投诉与调查机制,是高校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应有之意,也是能够辅助师德“红七条”更好地贯彻实施的有效工具。近几日持续爆出的性骚扰事件乃至近年来在媒体得以浮出水面的高校性骚扰事件仅为冰山一角,中国正在热切呼唤高校性骚扰防范机制的到来,你愿意发出自己的呼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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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急需性骚扰防范机制,你愿意发出自己的呼声吗?-激流网(来源:募格学术。责任编辑:邱铭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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