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十月革命”以及苏联在74年之后的解体,是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将20世纪命名为“极端年代”。[1]随着这“极端年代”一天天远去,诸多事件的历史意义也展露出来。

若在更广阔的历史时空中回顾20世纪,就不难发现,“十月革命”和苏联经验所造成的冲击遍布全球,影响深远。今天,苏联已不复存在,苏联影响下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消失了。但是,苏联的遗产却继续保留在广大的亚非大陆。在20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苏联模式曾一度是许多不发达国家羡慕和效仿的对象,是非殖民化的现实选择。因此,“十月革命”和苏联经验对世界非殖民化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一个更容易被忽视的领域是:“十月革命”和苏联经验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巨大冲击。“十月革命”和苏联建立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进入了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时代。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恰逢世界经济大萧条,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尖锐化。以罗斯福“新政”和美国“瓦格纳法案”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改良,正是由此开始。“二战”后欧洲的重建,是在与战前的资本主义模式完全不同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就是西方福利国家的模式。应该看到,“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建立,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转型产生了关键作用——尽管这种作用有时是间接的。

因此,本文将探讨“十月革命”和苏联经验影响之下的、容易被忽视的两个遗产:世界非殖民化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改良。这两个历史过程是20世纪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其与“十月革命”和苏联经验有着不可分的关系。

童小溪:世界非殖民化和西方福利国家化——“十月革命”的重要遗产-激流网

一、“十月革命”与民族问题:理论与实践

学界对于“十月革命”和苏联经验的评价,通常集中于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成败。然而,无论从当时的情况出发,还是以今天的视角回顾,“十月革命”都与民族问题和世界殖民主义问题密切相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建自己的学说时,将注意力集中在无产阶级解放的问题上。他们倾向于将民族解放问题也归结到阶级解放的领域,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域。对于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有过深刻的观察。在1858年10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说:“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2]

然而,对于民族国家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仍然是突出强调两点,这就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其一,“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将由各国无产阶级在本国完成;其二,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在造成民族界限的消亡,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将彻底完成这个转变。[3]

19世纪的最后20年,是欧洲主要国家争夺世界殖民地的时代。1885年,欧洲主要国家在柏林召开所谓“捕猎非洲”的会议,目的是彻底瓜分非洲大陆。当时第二国际的领导人,基本上不重视殖民主义问题。正在向社会沙文主义转变的社会民主党人,在殖民政策上的立场,也越来越接近本国统治者的立场。1897年德国占领中国的胶州湾,在德国议会中,社会民主党人倍倍尔甚至为德国的所谓“开明殖民”辩护。

列宁和罗莎·卢森堡等人则持相反的立场。他们认识到帝国主义大战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密切相关,因此无法忽视殖民主义问题。列宁认为:在发达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垄断高额利润被用来收买无产阶级上层,培植与资产阶级政策完全融合的工人贵族,因而在极少数富有的帝国主义国家中的阶级矛盾有缓和趋势;另一方面,世界被划分为极少数高利贷国和大多数债务国,殖民地宗主国与被压迫民族的矛盾迅速发展。[4]由于帝国主义时代发展的不平衡性,本应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的民族解放和民族自决的任务,就摆在了无产阶级革命面前。列宁列举了3类国家对民族自决的态度:第一,西欧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国。这些..大..民族都在压迫殖民地和本国的其他少数民族。第二,欧洲东部的国家,包括奥地利、巴尔干国家,尤其是俄国。这些国家之中民族斗争尖锐,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正在发展。压迫民族的工人斗争要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结合。第三,中国、波斯、土耳其等半殖民地国家和一切殖民地。在这些地区,迫切需要资产阶级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斗争。[5]

列宁有关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学说,在“十月革命”后有了进一步发展。其主要原因是苏维埃工农政府掌权后,要处理占全国人口57%的被压迫民族的问题。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少数‘大’国不断加紧压迫世界各民族的时代,因此不承认民族自决权,就不可能为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马克思恩格斯语)”[6]在夺取政权后的几天内,苏维埃工农政府发布了《俄国各民族的权利宣言》,毫无保留地宣告民族自决的权利。

二、“十月革命”与亚洲非殖民化进程

“十月革命”对“一战”后世界非殖民化进程的影响非常深远。这也许并非“十月革命”的推动者与参与者的主要意图。

1920年,高尔察克、邓尼金等白俄军队等被击败,苏维埃领导人把注意力转向了东方,并在巴库召开了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这是新生的苏联力图对亚洲广大殖民地地区产生影响的一次重大行动。大会的最突出主题就是俄罗斯的工人阶级和东方的各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大会还通过两个宣言,即《告东方人民书》和《告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工人书》,试图将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呼吁扩大到世界范围。[7]

虽然“十月革命”在欧洲工人阶级中没有得到广泛响应,它在亚洲却迅速引起了巨大反响,产生了持久震荡。苏维埃政府公布密约,放弃沙皇领土要求,将土耳其、波斯社会的主要矛盾即刻转化为和英国殖民主义的民族矛盾。“十月革命”极大地影响了土耳其的民族主义者卡美尔,促进了土耳其境内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受“十月革命”的激发,阿富汗爆发了抗英独立运动。印度次大陆也跟着骚动起来,在阿姆里察城发生了英国军队和印度群众冲突的事件。

“十月革命”的震荡还传播到了被列宁称为“先进的亚洲”[8]的代表——中国。“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9]这种革命精力,也感染了中国的革命者。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在《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曾以诗意的语言记载了在中国土地上所感受到的“十月革命”的巨大振荡。[10]1919年,欧洲还处在革命骚动与战胜国分赃的纷乱当中。“五四运动”在中国爆发了。毛泽东总结说:“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运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