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上看,光鲜亮丽的年轻女性跟贫穷一词的关系十分遥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女性贫困的现状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在日本东京的新宿车站街头,拖着色彩各异拉杆箱的女孩们流连不绝,她们的打扮漂亮而普通,看起来像是游客,实际上是无家可归的“漂流少女”。她们离开了贫穷的家乡和吃低保的父母,在夜晚徘徊在不打烊的咖啡店之间,坐在有电源的座位边给手机充电。出门在外,手机是她们漂流在外的唯一安慰。
这些年轻女孩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她们能够去哪儿?又能做些什么?

数量庞大的年轻女性何以堕入贫困深渊?-激流网图片来源:界面新闻

曾推出过“无缘社会”“穷忙族”的NHK特别节目录制组,这一次将目光转向了日本年轻女性的贫困问题。通常人们可能会感到疑惑,这些光鲜亮丽的年轻女性跟贫穷有什么关系?难道不是过几年就能找到一位值得托付终生的老公,幸福地做上全职太太,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了吗?而事实并非如此,女性贫困的现状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如果说NHK这本《女性贫困》以纪实手法将难以想象的日本年轻女性贫穷图景呈现在了大众面前,那么日本女作家津村记久子的小说《绿萝之舟》,则是充分运用了小说的虚构手法,超越了困窘的现实,深入普通贫困女性的梦境和隐喻,展示了几位女性在“无意义的生活”当中的心灵依托与情感变化。

女人们劳而不得、徒劳无益的生活,与美国作家戴维·希普勒所说的“穷忙”有太多相似之处,而“穷忙族”何以存在?贫困这种现象又何以存在?美国学者马克·罗伯特·兰克则以《国富民穷》分析了社会经济结构与贫困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加“脆弱”,并非由于他们道德败坏或游手好闲所致,贫困现象的出现意味着经济结构的失败,而非某个个体的失败。

那些年轻女性究竟有多穷?

色情业成为贫者的最后一根稻草

NHK在对贫困女性的调查中发现,在日本默认的“女人不必自己挣钱养活自己”的大前提下,有很多原因会让年轻女性沦入贫困:有的女性因为与丈夫离异,得不到赡养费,失去了经济支柱;有的女性因原生家庭冷漠而仓促非婚生子,成为了单亲妈妈;有的女性因为文化程度低下找不到工作;即使是大学毕业,也有女性因为公司不给正式编制,只能同时打多份临时工,还要面对未还清的高额助学贷款。从表面上看,这些年轻姑娘与普通女性似乎没有任何差别,但实际上,她们每日都挣扎在贫困线上下,为了支付水电费、房租和交通费而日夜忙碌,一个人打两三份工,在办公室文员和夜总会公主之间频繁切换角色,忍受着“一天喝一杯冰咖啡”的伙食,甚至彻底居无定所,带着孩子住在网吧里。

讽刺的是,日本日益兴起的“色情业”为这些贫困单身女性提供了最后的避难所。开头提到的“漂流少女”有些为了生存,很早就开始做援助交际。近年来,色情行业的心理底线大大降低,为了吸引这些单身妈妈,日本有些卖春店招聘栏上甚至会注明“宿舍与托儿所设施齐全”字样,乍看上去如同育儿援助广告——卖春店招聘单身女性进行色情服务,同时帮助她们解决育儿问题,与附近的民办托儿所签约,有的还报销一半的托管费用,由此形成完整的就业、育儿援助和居住一条龙的“性服务派遣公司”。跟政府的繁琐程序比起来,单身女性生活所需的环境和援助在这里一步到位。但委身于性派遣公司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在这样周到的“安排”之下,色情和育儿的双重压力依然逐渐消磨着这些女性的意志。

数量庞大的年轻女性何以堕入贫困深渊?-激流网《女性贫困》NHK特别节目录制组、著 、李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8

为什么年轻女性会落入这样的贫困境地?在对贫困女性的调查中,NHK发现,虽然离异家庭、受教育程度低等因素更易导致女性贫穷,但女性被封闭在贫困之中的更深层次原因在于“非正式雇佣”问题。日本的工作合同分为正式工和合同工,合同工签约有时间限制,而且相对廉价;在一些情况下,合同工的工作内容与正式工没有区别,但收入却不及正式工的一半。一方面,雇主出于对于女性的偏见,认为女性不能长期工作,工作不了多久就要结婚辞职,遂多将女性定位为合同工角色;《2012年就业结构基本调查》数据显示,15-34岁的女性当年在合同工中占比47%。另一方面,日本的合同工制度也在逐渐趋势化,在劳动者总体就业形态中,合同工所占比例从1992年的21.7%上升到了2011年的38.2%。正是这两方面合谋,加深了女性即使就业也无法摆脱贫困的窘境。

据《就业基本结构调查》统计,日本的非正式雇用年轻女性(指18-34岁的年轻女性)人数从1987年的134万人增长至2012年的289万人,而这些合同女工中,年收入未达到厚生劳动省定义的“困窘线”——200万日元的,更占到了总人数的80%以上。也就是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女性接受了非正式雇佣,从事着廉价的服务业,而这些让她们不分白天黑夜如履薄冰的工作——办公室文员、面膜服务、整理数据、夜总会公主等等,能够提供的收入只能让她们成为“有沦为低保危险的经济困窘者”

《女性贫困》对于日本女性工作境况的记述,与美国已故学者鲁斯·赛德尔(Ruth Sidel)对于90年代美国女性的观察是一致的。在《Keeping Women and Children Last》一书中,Ruth Sidel写道:“全美2/3的兼职工作者都是女性,而这通常意味着她们在这些工作中没有任何福利。大多数女性都在收入最低的岗位上工作,这些工作通常是性别区隔且女性主导的,例如育儿、康复、美发、美甲以及其他服务行业。”

数量庞大的年轻女性何以堕入贫困深渊?-激流网Keeping Women and Children LastRuth Sidel、著、企鹅出版社 199811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年轻女性的贫困问题,不仅仅使她们无法正常维持个人生活,而且必将波及他们或自愿或被迫生下的孩子,使之陷入营养不良、发展受阻等状况之中。“妈妈每天打两三份零工,与孩子的接触时间越来越少。母亲每天只是工作,没有时间关心孩子,这对于孩子的人格形成非常不利。”母子的贫困将陷入长期的恶性循环之中,这便是我们所说的“贫困的代际传递效应”。

如何想象贫穷女性?

以无法实现的梦想支撑艰难生活

NHK特别节目录制组在前言中提到,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将“年轻女性”与“贫困”一词联系在一起。事实并非如此,日本当代女作家津村记久子的芥川奖作品《绿萝之舟》,早于NHK2009年就已经深入展现了单身贫困女性的生活与梦想。耐人寻味的是,小说中虚构的故事和人物,与《女性贫困》中的案例非常相像,这大概也折射出了日本年轻女性现实困境的普遍性。

数量庞大的年轻女性何以堕入贫困深渊?-激流网《绿萝之舟》津村记久子、著 、叶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6

小说《绿萝之舟》中的女主角是29岁的长濑由纪子,她在遭遇职场暴力后,自愿从白领变成了流水线女工。她一边做着合同工工作,一边在咖啡馆和网络上兼职;她住在一个破旧社区里,连通讯公司都忘记了这片“用户群”的存在,并没有给他们开通网络。与NHK采访的女性一样,对于出卖时间换取金钱、用金钱换取食物、勉强生存下去的“无意义性”,长濑自己非常清楚,但却不得不为了谋生继续在流水线、咖啡馆和破旧的家之间周转。她由此产生了强烈的倦意,这份倦意并非针对工作,也不是针对自己的合同工身份,而是对于活着本身。相较于更重视人物客观处境的《女性贫困》,这部小说“灵光一现”地点亮了贫困女性的其他面向。工歇时分,长濑在休息室里看到了一张旅游广告,海报上是一个划独木舟的男孩形象,她突然产生了攒钱环游世界的念头。

环游世界,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划独木舟,多么美妙的想法啊!然而长濑面对的实际情况是,环游世界的花销比她一年的工资还要多,她需要更加努力地省吃俭用。环游世界的梦想仿佛惨淡现实的一抹亮色,召唤着她,提醒着她,以使她不在无聊的生活中枯萎,同时作为一个永远无法抵达的目标,反衬着她徒劳无用的努力挣扎。她毕竟只是一位流水线女工,一整年机械劳动加上不吃不喝,才能兑换一次离开现实的机会。

在刻画长濑这位单身女性的同时,小说家还讲述了其他几个年轻女性的故事以作对照。她们是长濑的大学同学,却没有一人走上稳定的职业发展道路——有一个自己辞职出来开咖啡店的女人,一个刚毕业就结婚的女人,还有一个辞职结婚后来被丈夫赶出家门的女人——她们共同构成了一幅当代女性艰难生活的图景。

在讲述单身女子所处困境的过程中,《绿萝之舟》不光铺陈了她们所遭遇的种种实际困难,还动人地呈现出了她们的心灵与梦境。长濑梦见自己划着独木舟,装着满船的水栽绿萝,去往一个个小岛上向人们推销绿萝,但人们却不喜欢;正如现实当中她曾受到许多拒绝,却仍然依靠顽强生存的意愿,继续生存下去。绿萝——这种不能吃不能用、然而能够坚强生长的植物——便是对于女性集体命运的隐喻。
《绿萝之舟》以深入心灵的角度呈现现代女性困境,与
NHK的《女性贫困》形成了一种相互补充的对应关系。

贫困缘何存在?

是经济结构的失败,而非个人的失败

需要在白天的文员和晚间的夜总会小姐之间切换角色的母亲,和需要在工厂、咖啡馆还有电脑学校打工的虚构人物长濑一样,常年忙碌于琐碎的工作,却挣不到足够生活的钱,属于徒劳无功的“穷忙”一族。美国作家在戴维·希普勒的《穷忙》中,也讲述了一群与她们非常相似的、被美国遗忘的穷忙族的故事,并从性别的角度提出,“本书中大部分的穷忙族都是女性,这与整个国家中大部分穷人都是女性的情况一致。她们未婚生子,收入微薄,自己养育的孩子需要的东西又很多,因此往往身负重担。”

数量庞大的年轻女性何以堕入贫困深渊?-激流网《穷忙》希普勒著、陈丽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11

因虐待、毒瘾、营养不良、教育不足和离异致贫的故事听起来殊途同归,希普勒观察道,“贫困是一种奇怪的、悄悄侵入骨髓的东西,一个原因导致了许多后果,然后这些后果又形成了原来的成因,或者造成一个后果的许多成因正是由那个后果引起的。怎么看这个循环过程,要取决于从哪个环节开始研究。”所以,每个穷忙族都是一大串因果关系的产物,而对于造成她们贫困的原因,人们往往无法统一意见,比如说,究竟是疾病、抑郁或不良的消费习惯让他们更加贫穷,还是贫穷反过来导致了疾病、抑郁和不良的消费习惯。

从性别角度看,男性与女性的致贫风险是否差别甚大?在《国富民穷》一书中,美国华盛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克·罗伯特·兰克认为,从总体数据上看,由于婚姻的缘故,男性和女性有着同样的贫困风险,女性的贫困风险只比男性略高(40岁时,36.2%的女性和33.7%的男性经历过贫困;到60岁时,这两个比例分别是49.2%45%)。男女贫困的区别只在于,在由女性当家的家庭里,贫困的压力甚至会更大,原因不仅在于女性工作的岗位往往更加廉价,也因为在这样的家庭里,女性要同时负责工作和照顾家庭,压力、挫折和精疲力竭的状态反过来会影响女性照料和养育孩子的能力。

数量庞大的年轻女性何以堕入贫困深渊?-激流网《国富民穷》马克·罗伯特·兰克、著、屈腾龙、朱丹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7

马克·罗伯特·兰克还指出,贫困的问题出在“经济脆弱性”与“人力资源成本”(技能、教育和就业资质的总和)的关系上。他如此描述道:贫困风险更高的人获得人力资本的价值型更低,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吸引力就更差,市场竞争力也较低。比如说,带着孩子的单亲妈妈们由于要照料孩子,在承担工作的能力上缺乏灵活性;而当就业市场遭遇困难,人力资源缺乏的群体更容易遭遇稳定性差、工资低以及非全职的工作,而面对失业、家庭变故及生病的情形时,这些人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寻找工作,或者寻找足够的钱来渡过难关。

问题是,为什么一些群体从一开始就缺少这些人力成本资源呢?马克·罗伯特·兰克将问题归咎于美国社会分层的“自我繁衍”特征:父母一代的社会分层差异,直接导致了子女的资源和机遇的差异,也就是说,孩子长大的社会阶层对于其后来的经济状况有着深刻影响,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比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有更大的“经济脆弱性”,美国人并不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开始生活的。这虽然是一个悲观的结论,但也将解释贫困问题的方向扭转了——与其问“什么样的人会遭遇贫困”,不如问“为什么会存在贫困”。所以,虽然兰克不承认女性的贫困问题比男性更严重,但他对于贫困的分析思路,与NHK讨论的、非正式雇佣制对于女性贫困的影响是一致的。在寻找贫困的原因时,他们都没有归罪于个人的习性、道德的缺陷,而转向讨论经济结构的失败,从而避免将贫困的女性描绘成懒惰无能、依靠他人和社会福利生活的群体。

在谈论贫困女性时,即使她们无家可归、沦入色情业,上文提到的几本书使用的词汇也都是“被人遗忘的”、“令人忽视的”,而不是指责这些女性如何“堕落”至此境地。毕竟,指出“贫困女性”这一社会问题的存在与严峻性,是希望她们的声音被更多人真实听见,而并非意图将贫困女性树立为社会负面形象,或者经济衰退等各种问题的“替罪羊”。正如Ruth Sidel所说,“指责单身母亲败坏了美国风气,其实反射出而人们并不愿意面对的严重问题,比如贫富差距加大、不稳定的雇佣制度、节节升高的暴力犯罪还有日益衰退的基础设施,是将富人的罪责推向穷人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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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庞大的年轻女性何以堕入贫困深渊?-激流网(作者:董子琪。来源:界面新闻。责任编辑:邱铭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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