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交朋友。当然,在交友的时候,我有所选择。大概地说,我对知识分子总有些戒心。我知道知识分子的可贵,可也知道他们的缺点。我并不因为看出他们的缺点即抹杀他们的长处与用处。不过,他们的那些缺点使我很难和他们结为好友。当然,我的好友中并非没有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中有不少是纯正朴实的。还要说清楚,我自己也多少是个知识分子,我也有毛病。这么说才公平。也须交代;我对知识分子的观察,是在旧社会里开始的。必须承认,旧社会的黑暗与坏风气应对他们的毛病的养成负些责任。

老舍:青年朋友们,及早挖掉个人主义的根子吧!-激流网老舍先生

我希望自从走进新社会来,他们的老毛病已经逐渐得到改正。不幸而还没有这么作到呢,我在这里重提旧事便不无好处,希望他们和我自己都挖一挖病根,力求进步。我也相信,这对新社会培养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也会起提高警惕的作用。

我觉得旧知识分子的最普遍、最突出的毛病就是“文人相轻”。按理说,既是知识分子,就该晓得知识是分门别类的,你学物理,我学历史,他学天文,各有千秋,谁也不该看不起谁。可是,说也奇怪,不但同行是冤家,学物理的看不起另一个学物理的,而且也看不起学化学的!(在这里,我把“文人相轻”的“文人”解释为“知识分子”。)拿我亲眼看见过的事情为例吧:当我在大学教书的时候,我们的那一学系里就有三位先生,经常在讲台上肆意互相诋诟,井攻击其他的先生。更奇怪的是隔着学系的先生们也遥遥相骂。我是教文学的,本与教社会学的某先生是江水不犯河水,可是他也把我骂得狗血喷头。这是为了什么呢?后来,我辞去了教职,去作专业作家。这有许多原因。原因之一就是我不喜欢这些只知相轻,不知相敬的先生们。在学术上,他们理应各有专员。可是,在彼此相轻上,他们差不多是无知。他们似乎不知道学识各有专长,理宜相敬,也不知道学无止境,无可包办。不,他们看不见这点极明显的道理。他们总是唯我独尊,目空一切。这样,他们就永远想不到什么是团结。不,他们制造分裂:他们各去拉拢几个青年学生,分立小宗派,使一个学系里的学生三个一团,五个一派,随着他们闹意见,搞分裂。

他们是个人主义者。这就是病根。他们对别人只会攻击,不会善意批评。他们自己不会接受别人的批评,井把一切善意的批评视同攻击。自我批评么,根本没有想到过。似乎所有的错误都是别人的,他们自己永远不犯错误。因此,进入新社会里,他们最受不了的便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他们以受批评和作自我批评当作奇辱大耻。这就是他们提出“士可杀而不可辱”这句话来的原因。

既说“士可杀而不可辱”,他们便似乎应当很清高,不居于争名夺利了。事实不然。他们平日的互相攻击原本由于“当利不让”,有名必争。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因为他们自幼就受了学优而仕的教育。他们的知识是争名夺利的资本。一点小利,一点小名,他们也必争夺。他们绝对不甘居人下。

背着这样的个人主义包袱,而想如鱼得水似地走入社会主义,实在太不容易,假若不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团结。个人主义者根本不愿团结,因为一团结便人人有份儿,没法子再突出自己,唯我独尊。他们慨叹社会主义限制个人的发展。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团结的利器。他们首先反对这个说法。他们是学优而仕的、可杀不可辱的士。士农工商,他们高立在最上头。他们凭着那点知识,应当享受绝对自由,无可批评,也不许批评。越是中肯的批评,越令他们恨恶。他们善于遮掩自己的毛病,所以最怕直言无隐的揭发。他们非常敏感,无时无刻不在设法保卫他们的特权。他们最恨那揭发他们的短处与错误的人,特别是当众揭发他们的人。“三反”、“五反”等运动中,都积极地运用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所以使右派知识分子深恨这些运动。批评与自我批评损伤了他们的“尊严”。他们的“尊严”包括着作错了事不准说,不要改过。他们的”尊严“实在就是狂妄。

他们不甘居人下。所以在新社会里,他们必然反对党的领导。他们以为服从领导便是甘居人下。他们自居天才与名流,不甘受任何拘束。他们是那么珍视自己和自己的那点学识,所以看不起一切的人,所以叫嚣党不能领导知识分子,好象任何人永远不能、也不该成为知识分子似的。他们的个人主义是那么根深蒂固,所以绝对不去考虑集体利益。他们憎恶集体。因此,他们反对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与农业合作化。他们不肯去实际调查,看看农业合作化等等是否有好处,而是一听到合作化这类的名词便怒气冲天。他们就怕失去自己的唯我独尊,还故意摆出悲天悯人的姿态,怕大家失去个人的“自由”,以便贩卖他们的自由主义。假使他们也去调查一下,他们便钻天觅缝地找缺点,作为反对社会主义的真凭实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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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我说得太过火了呢?不,不过火!在反右派斗争中,大家都看见了右派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他们的个人主义把他们自己关在社会主义的大门外。他们向来只看自己,没有为集体考虑过什么,所以在社会主义的集体生活中,他们时时刻刻感到痛苦,总想冲出去。凡是一般人认为合理的事情,少数的个人主义知识分子都以为不合理,因为他们是从个人主义出发,判断好坏的。

凡是一般人认为值不得闹纠纷的事,他们非闹不可,他们心细如发,无事不争。我们认为值不得争的,他们非争不可,不论多么小的小事。因此,国家无论怎样优待他们,重视他们,也难使他们满意。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他们并不诸事如意,而且时时遭受压迫与污辱。可是,他们现在还想念那黑暗的时代,因为他们在那时候可以吊儿啷当。他们管吊儿啷当当作”自由“。

我认识一位画家。他有好几个特点:他张口就骂人,而不许别人批评他一句。假若有人批评过他一句,他即永远不忘,恨入骨髓。

他先要笔润(指写字、作画、撰写文章的报酬),而不按期交画,或白要了钱,而始终不交作品。

在画家的团体里,他包办一切。他可以包而不办,但是不准任何人动一动手。

他应下来的任务,不告诉别人。别人应下来的任务,没有他不行;即使是他不会画的,他也去拾起笔来,画那么一两笔,好分享一份儿报酬。

有人请他对作品提意见,他一语不发,而用手指沾上口水,把他认为不妥当的地方一一抠掉,弄得满纸都是窟窿。

好,够了,无须再多说!他是知识分子,自称是三百年来没有过的大艺术家。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看看他的图章即能明白。他的图章是“小字阿瞒”。他的理想人物是“三国志演义”(是演义,不是正史)里的宁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的曹操。在他的身上,由头至脚找不出别的东西,只有个人主义。他是一切,一切都须由他统辖。他反对共产党,并毒骂共产党。他管接受领导的人们叫作奴才。他不讲团秸,专搞分裂。他事事争,处处争,只要有他,任何一件小事都可以起很大的纠纷。他咬着牙浪费公款,好象只有多花点公款才解恨似的。这样,他把咱们前面提到的知识分子的缺点都汇于一身,集其大成。我们知道,这样的人并不很多,可是个人主义的根子若不及早地挖掉,是会发芽、开花、结果的。这也就是我们必须警惕的。

青年朋友们,及早挖掉个人主义的根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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