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与中国革命:延续与变迁(研讨会征文)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合作社与妇女解放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晋察冀边区通过组织合作社用经济的手段达到巩固政治的目的,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同时还利用合作社打破了日寇以战养战的目的,取得了货币战的胜利:同时合作社还推动了妇女解放,无论妇女在家庭、社会的地位、参政议政率,还是在女童受教育率在残酷的战争时期都有了显著提高。本文简述合作社与妇女解放之间的关系。

组建妇救会

阿蒙: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合作社与妇女解放——妇救会的组建和发展|【妇女与中国革命】(一)-激流网19381月,晋察冀边区委员会在河北阜平成立,与会全体成员合影

1938110-15日晋察冀边区委员会在河北阜平成立。这是敌后第一个由中共领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16日边区工人救国委员会、农民爱国会、妇女爱国会筹备会在阜平成立。193829日出台《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条例规定:“二、地主土地收入,不论租佃伴种,一律照原租额减少百分之二十五;二、地主之利息收入,不论新债旧欠,年利率一律不准超过一分(即百分之十)。……”1938221日出台《晋察冀边区垦荒单行条例》,鼓励农民垦荒从法律上保证垦荒者“无租垦种”的土地所有权。通过减租、减息,给广大的农民以勤劳致富的希望。组建农会,发动农民向地主争取减租、减息。19406月,光冀西、晋东北、雁北二十三个县不完全统计,有两个专区减租一万二千二百九十多石,四个专区减息三十二万零六百多元,四个专区抽回土地六万四千九百多亩。通过减租、减息中国共产党人将农民紧紧的团结在自己周围。妇女解放是阶级解放的一部分,没有阶级解放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妇女解放。

毛泽东在19273月做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说:“最近农民运动一起,许多地方,妇女跟着组织了乡村女界联合会,妇女抬头的机会已到,夫权便一天一天地动摇起来。” 中国共产党到达边区妇女工作的第一件事是组建妇救会,为妇女撑腰。如何让整天“围着锅台转”农村农村走出家门参加妇救会呢?

首先通过村中比较有威望的,敢出头,能说会道或爱出风头的妇女——多是旧社会有地位,家庭生活比较富裕:或是素孚众望,脑筋灵活,敢干的老、壮年——做桥梁,组织其他妇女。在党有群众基础的少数地区如平山、阜平、灵寿等县通过农会,动员其家属或女党员组织妇救会。也有少数寡妇或贫苦妇女得到减租减息利益;或是新政权给以救济后,带头参加妇救会。也有文化基础较好的地区,也有以妇女识字班形式组织妇女者……由于客观需要,村妇救会便由上到下迅速普遍建立。

妇救会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解决妇女的现实问题,这其中最主要、迫切的是虐待妇女、裹小脚、童养媳、封建婚姻。冀中区河北省保定完县东杨各庄藏玉楼不满父母包办的买卖婚姻,被迫上吊自杀,县妇救会抓住这个典型,召开各村妇女群众大会,说明包办婚姻的恶果,号召妇女向封建势力斗争,争取婚姻自由。阜平大夫庄一个70多岁的地主,他的妾才三十多岁,老头无力打常常让他的侄子吊打妾,他的侄子是乡绅,无人敢惹。不让妾生的孩子叫妾妈妈,只认大婆是妈。家里所有的重活都由妾承担,不让妾出门。阜平县妇救会主任刘克对地主约法三章:提出不准虐待;让妾生子女叫妈;准许其出门参加妇救会组织的活动。结果地主又把妾揍了一顿,骂道:“你是小,一辈子也大不了。”这个妇女逃出找到妇救会,刘克立刻去其村召开群众大会对其进行批判。仅雁北地区1938年一年解决婚姻案件462件,虐待妇女案件382件。通过具体的为广大妇女撑腰的例子,很多青年妇女把妇救会当成了娘家,有苦就到妇救会去诉说,提高了妇救会的威望。40年边区妇救会吸收24万妇女参加。妇救会鼓励农村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农业生产。男女平等根源在于经济地位的平等,只有从经济上提高妇女的经济能力才能从根本解决男女平等。这必须从普及教育入手,转变华北农村妇女轻视劳动的思想。边区政权成立后妇女识字班广泛的成立起来,大部分人认为:“女人就是推碾子、抱孩子的,走出大门学文化还能学个什么好来。”

  (魏宏运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15 。《晋察冀人民翻身记》晋察冀人民斗争史编辑部1982年出版 14《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6年版34《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中国老年历史研究学会1985年版451  《烽火巾帼》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编 中国妇女出版社1990年版140页、200页、102)

经济平等是男女平等的基础;政治上的平等给经济的平等提供保障,文化教育权的平等又唤醒了妇女自我意识;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平等权是动态平衡,互相促进。恩格斯的“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由于减租、减息给农民以勤劳致富的希望,广大农民加入农会、工人救国会、青抗会,边区妇救会要求农会、工会主动配合,发动他们的家属参加识字班,村自卫队要求青年妇女必须参加识字班。据北岳区不完全统计:当年(38年)建立冬校的村庄有2000个,入学人数181794人(不包括平西、雁北地区),其中平山县识字达500者有8218人。妇女入校一般占入校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冀中区抗战前经济就比较发达、妇女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因此广大农村妇女更容易走出家门,参加社会活动。在冀中,1937年冬到1938年春,已普遍建立了妇女识字班,“一家之中,婆婆和媳妇,母亲和女儿都参加了学习”“念了识字班后,许多青年男妇女考入高小或当初小教员。”“一家之中,婆婆和媳妇,母亲和女儿,嫂嫂和小姑子都涌进了学校。互相竞赛、争取“学习英雄”“学习战士”的佳话到处传扬着。”

妇救会在识字班提出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的好处,并指出:“男女要平等,妇女首先要积极参加劳动,只有在经济上独立,在家庭中才能平等。”推动广大边区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农业生产。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妇救会干部带头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带动广大华北农村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在边区,不仅男子热烈的参加春耕,而且几千年来从未参加生产的北方妇女在边区妇救会的号召与领导下,大批地从厨房中走上田野。各专区妇女参加劳动的占能劳动的妇女百分比为:五专区75%、四专区67%、二专区40%的妇女都参加了田野劳动。1940年北岳区妇女开荒、修滩近5万亩,涌现出妇女劳动英雄100名,全专区妇女参加春耕者占有生产力妇女的85%。1939年春平西地区妇救会号召广大妇女“每人养一只鸡,三人养一头猪,每人种五棵棉花,多种树。”1939年平西地区妇女养鸡输出到京津的鸡蛋出口税,就收入50余万元。宣传妇女劳动英雄焦全英,其事迹被编为歌曲广为传唱:“我们妇女去春耕,我们要唱焦全英……养鸡养猪又养羊,麦苗青青谷子香,劳动英雄第一名。”改变几千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思想,提出“我们也有一双手,劳动起来样样有”,树立劳动光荣的思想。单纯的提高农民劳动生产率、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业技术带来的粮食产量增加是不可能真正改善农民生活的,《多收了三五斗》是旧中国丰收谷贱伤农的普遍现象。

边区劳动英雄周二在春荒借了地主六十斤山药。十八年后利滚利成了一万五千斤。给地主“老爷”磕肿了脑袋,开恩每年还一百大洋、一百斤山药。地主经营高利贷或与城市资本结合起来,联手压榨农民,秋收压低农产品价格,春荒抬高粮食价格,抬高农民生活必需品油、盐等价格,解决办法就是给农民低息贷款、组织农民参加合作社与商人作斗争。

 

银行

合作社

典当

钱庄

商店

地主

富农

商人

河北

3.3%

11.9%

5.1%

10.7%

13.8%

13.2%

19.8%

22.2%

中国农业实验所:1935年《农情报告》,第2卷,第十一期

《烽火巾帼》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编 中国妇女出版社1990年版70《晋察日报》194187魏宏运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328《五专区妇女春耕成绩璨然》、《 晋察冀日报》194175《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中国老年历史研究学会 1985年版75《晋察冀人民翻身记》晋察冀人民斗争史编辑部1982年出版2页)

1938年到1941年合作社组建初期的妇女地位改善

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他们买进货物要受商人的剥削,卖出农产要受商人的勒抑,钱米借贷要受重利盘剥者的剥削,他们很迫切地要解决这三个问题。 19381月,边区成立大会就作出决议:“改良原有的合作社,使成为全体农民真正的合作机关”,让合作社真正为农民服务。

边区成立最早的合作社在平山县。1938年初由于日寇粮食封锁以及奸商的操纵粮价,平山县境内,洪子店与回舍两处,相距不过三十里,而粮价高低悬殊,农民痛苦万分,农会组织农民合作社,成为边区成立最早的合作社。刚开始入股的人不多,仅凑了100多元股金,但只用了15天赶了三个集就把附近粮价每斗相差八九角和一块多的情形,给消减下去。工商合作830农民得到了平价购粮的好处,纷纷加入合作社。到1939年平山已有各类合作社588个,主要村庄都有合作社,社员33792人,股金45053元。其主要业务办理粮食供给,农村日用必需品的批发(如食盐、灯油、火柴,布、棉、锄、锹)的批发,山货(花椒、核桃、药材、烟叶、鸡蛋、枣)的运销,每月营业额10万元左右。平山县盛产花椒、核桃等山货,靠近石家庄,每年花椒产量和边币八十万元,最要市场是石家庄,北京、天津商人从石家庄商人手里贩运。39年花椒上市,石家庄商人故意压低价格迫使平山农民低价出卖,同时吸引北京、天津商人到石家庄,企图以量大压低花椒价格迫使农民就范。首先平山县贸易局禁止花椒贱卖,给农民贷款以解决农民吃饭问题。北京、天津商人到了石家庄呆了半个月花椒粒都没看到,要回去的时候贸易局把商人请回平山,结果平山的山货直接面对北京、天津商人,提高了农产品销售的利润。

38年为合作社初起阶段,合作社章程文言过多,条例繁琐。193926日边区委员会发布《晋察冀边区合作社暂行规定》,规定了种类、社股、社员、盈利分配等问题。4月又颁布了《奖励合作社暂行条例》,指出有六种情况可以得到奖励,奖励按具体情况给予低息贷款从四厘到七厘不等,同时减免捐税从20%50%7月又发布《关于发展边区合作事业的指示》指出:“股金要规定的小,最高不超过一元,使中小人家都能参加,甚至于穷人,也可以挤出三毛、五毛来参加合作社。”有妇女以做军鞋入股合作社的。

1939710日日寇趁暴雨河水上涨将大清河、子牙河、滹沱河河堤扒开182处,造成冀中几十年未遇大水,淹没三十余县、良田十七万顷,二百万群众流离失所。冀中区在抗战前就有晏阳初等组建合作社的经历,经过共产党人的改造发展的更好,合作社种类也就更多。边区给予冀中赈灾贷款300万,子弟兵和人民一起修滩,另一方面冀中行署决定组织合作社生产自救。合作社一方面将农民生活必需品盐、缺粮地区的粮食低价卖给农民,同时将农民生产的粮食、手工业品高价卖出去。冀中所属的定南县合作社初期资本仅二三百元,后设法借了数千元,灵活运用,不断的买卖粮食。粮价很快的降低一半。但人们手里的存棉不能卖出手里无钱买粮,合作社将群众手里的存棉运至平汉路西以公平价格出卖。这期间人民支出合计十九万元,而收入达二十二万元,获利三万元之巨,而合作社竟能以四十余万元之交易额,三万元之巨额盈利,竟能分文不赚,反倒赔了三百元。这说明某县合作社不是商店,存是为了满足人民经济需要,解决社员生活困难的的经济组织。1941年半年的交易额就达百余万元。由此合作社在农民中间树立了威信,冀中农民纷纷加入合作社。妇救会组织妇女加入纺织合作社,冀中区妇女原来就有纺线、织布的习惯,到41年已经有纺织合作社500余个。19405月至7月短短3个月中,冀中合作社营业额达1300万元,盈利390万元,每一股分红超过原股,因此获得广大群众拥护。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6年版42页。魏宏运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工商合作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844页、831页、745页、825页。《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1册下,783页。

阿蒙: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合作社与妇女解放——妇救会的组建和发展|【妇女与中国革命】(一)-激流网妇救会成员

纺织适合妇女特点,38年边区大会成立就提出:“鼓励农民家庭妇女从事纺织业。”日寇为达到其以战养战的企图廉价收购棉花,低价倾销“洋布”。边区一方面禁止棉花“出口”,一方面鼓励妇女参加纺织。当时日本出产的洋纱一小捆(八斤多)57-70元,棉花每斤1.2-1.4元,从一斤棉花到一斤线日寇就能攫取7元多利润,统计每年边区输入的棉制品和棉纱占边区入超的39%-50%山区妇女没有纺织的习惯加之劳动观念淡薄,“虽然纺线不算一种难的技巧,可是死心眼的妇女就认为太难了,所以有受气的啼哭的,打架的,也有请人代纺的。”曲阳县妇救会针对妇女爱占便宜由妇救会发一斤六两棉花交一斤线。经过妇救会的推动大部分妇女学会了纺线和编草帽。纺出了二千余斤线交与合作社织布。当时边区情况尚好,冀中区1940年调剂粮食1900万斤,1941年运布十余万匹,边币三百万,冀中能支援山区。山区的纺织没有大规模发动。

边区非常重视新技术的开发应用,先后发布《奖励生产技术条例》、《关于奖励技术发明的指示信》和《优待生产技术人员暂行办法》,从制度上对生产技术人员的生活待遇予以照顾,对他们所做的各种技术的发明、创造奖励,对有发明创造边区不能生产需要从敌占区进口的商品,边区给与贷款支持。“裕华工厂”技师于1940年设计了四四线纺纱机,每架成本不过一百五十元,纺出的纱质量不次于洋纱,通过测算平均一个月能赚60元三个月就能赚出一家纺车的钱。1941年又研制成功脚踏织布机。新技术的研制成功推动了冀中妇女的纺织业。冀中军区自己被服厂生产的军装质量不好,从商人采购的军装贵,交由合作社解决,这一方面解决军装质量问题,一方面增加了妇女收入。冀中区原来就有刮削制盐的技术,又组织冀中人民制盐,副产品硝运到军工厂制作炸药;还组织榨油合作社。40年、41年冀中年产土布九百万匹,硝盐一千万余斤,油每月产十月万斤。改冬闲为冬忙,妇救会组织农村妇女秋收之后编织草帽。

19396月边区妇救会发出“一顶草帽”的号召,利用麦子成熟已经收割完毕组织草帽编织。先由实业科培训妇救会干部69人,妇救会干部再下乡培训,19399月就已经有69个村庄,5350名妇女参加受训。收买帽辫的价格每斤四角五分,自编的草帽也可以委托合作社代售,不过完全手工编制的草帽产量小,已设法买草帽编织机,所编的草帽委托合作社销售,每顶四、五角,因价格低廉,很受欢迎,只39年三月所制草帽约值两千元。在小学生劳作课大部分时间编制草帽,尤其注重女生。群众说:“使用不值钱的柴草,可以做成有用的东西,这事情是不错的。”编织好的草帽先由妇救会按照质量收购后转交给合作社代为销售,9月份就编了880顶合格的草帽。草帽编织很快在边区推广起来,仅北岳区曲阳一地就可以看到,无论到那个村庄都可以见到三五成群的妇女或儿童坐在树荫下编草帽辫,小学生上学的时候也要带着一束麦秆作为课余的工作。

1940年边区银行举办合作社贷款300万元,培训合作社干部300名,边区行政委员会又在实业处下设合作事业科,专署设合作观察员,县设合作事业促进会及合作指导员。为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合作社还具备小型银行功能,比如唐县“合作银行”资金三万,平山“合作饭铺”也吸收农民一部分存款,专门进行借贷款。在边区政府推动下,截止到1941年底北岳区共有合作社4624个,社员687773人,股金1357190人。其中生产合作社占31%,消费合作社占27%870 这说明合作社已经向生产合作社转型,但是消费合作社还是占大多数。比如曲阳县,生产合作社5个,运销社3个,混合经营社113个,消费合作社达到153个。

冀中区到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夕已有榨油合作社、纺织合作社、硝盐合作社、墨水合作社等等,从生产到运销、消费各种合作社4057个,社员2059708人,半数人参加了合作社,股金2725560元。纺织合作社等的兴起改善了农民生活,提高了妇女的家庭地位。晋南某县,丈夫素来瞧不起老婆,但在热烈的生产运动中,许多妇女被组织到生产小组去,每日一人能织出丈余土布,赚上三四块钱,使得丈夫非常佩服,大大提高了她们的家庭地位。在冀中由于妇女能担负起田间生产,使动员男子参军更加顺利。

(① 魏宏运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工商合作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191页、239-240页、856页。《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中国老年历史研究学会 1985年版584页、78魏宏运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369《晋察冀人民翻身记》晋察冀人民斗争史编辑部1982年版85页、86页。)

一般老年妇女想儿子或舍不得儿子的心情,由于儿媳能参加生产而减轻了……这样便使妇女家庭地位空前提高,被打骂的现象减少了,大多在家中有了发言权,在社会上能代表男人顶名办事,部分实现了家庭民主。

经济地位的提高激发了广大农村妇女学习,热情平汉路沿线妇女赶庙会不买别的,先买钢笔、墨水、笔记本等物,足见其学习热情。北岳区八专区1938年参加社会教育的女学员7976人,占学员总数的25.13%;1939年达48393人,上升至学员总数的30.62%;1940年达160153人,更升至学员总数的47.38%。冀中区就设立了1247处识字班,参加识字班的妇女达到84万,占妇女人数的95%,其中读完三册识字课本的占70%,读完两册的占20%,读完一册的占10%;识字最多的已达五百个,认三百个字的占20%,认二百个字的人数最多,才认二十个字的占极少数。经济地位的提高带动了家庭地位的提高,家庭地位的提高、生活的改善鼓励妇女走出家门参加政治活动。

1940年晋察冀边区改选,除冀中外边区192万妇女中有135万妇女参加选举。当选的区代表362人,村长、副村长139名村委会委员1425名,村代表5052人。冀中区村选妇女参选率为82.9%;区选妇女参选率80.9%;县选率77.6%。当选为县议员的妇女占391名议员的15.9%不仅年轻妇女积极参加,连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也不甘人后。选举人中有衣冠楚楚的妇女也有破衣烂衫的佣妇。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妇女。游击区也在夜间进行选举。许多妇女不顾丈夫的干预积极走出家门参加选举。选举中有的妇女积极揭发原村长的贪污行为清算账目。妇女代表当选后发表施政纲领。有的说:“要彻底实行合理负担,一个小钱也不浪费。”有的女村长说:“要改善大家的生活,服从上级领导,有错误请大家和领导处分。”有的说:“大家既然赞成我,我只有尽力干,但是光靠我一个不行,希望大家帮助。”陈舜玉是晋察冀边区妇救会副主任兼宣传部长,在选举中,以全票当选为唐县县长,成为边区第一位女县长。政治上的地位的提高给广大农村妇女以希望,初步改变了农村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在边区流传着:“我们女人也能做官”、“女人现在可行了”、“我也把女儿送去读书,将来可以做村长区长。”

生活的改善又提高了适龄儿童入学率,边区农民说:“口袋里有钱谁不让孩子认识几个字呢?”40年统计,学龄儿童入校比例,北岳区达57.19%,冀中达75%强,个别县达90%。边区政府采取男女儿童分班、分校、派女教师过渡的办法,尽量动员女童入学。经过几年的努力,在教育工作比较先进的巩固区,基本上实现了男女教育机会均等,如北岳区阜平县小学女生数由1939年只有1500多人到1941年就增加到5635人,占小学生总数的43%;唐县小学女生数1939年只有3000多人,到1941年就增加到6263人,增长一倍多。在冀中区各县,小学女生总数1938年是22410人,1941年则增加到197157人;由平均占校学生总数的13.15%,增加到平均占43.44%。其中饶阳、安国、高阳、蠡县等县则占48%到50%。截至19415月,冀中区的八专区7个县份的统计,初小一年级到初中一年级的女生数为51000多人,占同年级人数的47%以上,几乎相当同年入学儿童的一半。

1941年边区出台婚姻法。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提起年轻时的遭遇痛哭流涕对年轻妇女说:你们赶上了好时候。婚姻法的出台使保护妇女切实做到有法可依。婚姻法出台后,1942年平山县有353件离婚案,大多数是妇女不甘丈夫虐待提出离婚,这是妇女独立的一种体现。这在以往满脑子“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思想、经济不能独立的农村妇女中是不能想象的。以后又相继出台了包括妇女生产后的产假法、哺乳妇女的哺乳法,以及女工工作保护法、女子继承法等等。

《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中国老年历史研究学会 1985年版、455688麓生《晋察冀边区的社会教育》、《新华日报)1941216魏宏运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168魏宏运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109王谦主编《晋察冀教育资料选编》教育方针分册(上)河北教育出版社301页。)

这中间合作社经营存在很多问题,合作社干部存在单纯发财的思想、贪污腐化、账目不清。边区出台的政策也有过左的,提出:一切经过合作社,取代商人。盲目的兴建妇女合作社、青年合作社等等,分散了边区经济力量。冀中合作社在1940年初曾经出现过贪污腐化、账目不清问题,但及时加以整改,在1941年初就全面走向正轨。

这阶段妇女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也发生了很多错误。在执行政策上,措施不够具体明确:没有注意到各地区妇运不平衡情况;在参加生产上,有时口号脱离实际,不能脚踏实地注意实效;在组织上存在宗派色彩的关门主义,有一个时期甚至出现“妇救会是青妇的妇救会“的严重现象(1939-1940年);有些地区,忽视妇女利益与家庭利益的一致性,只强调妇女解放,引起了农民的不满。在解决童养媳问题时过于简单化,一个童养媳婆婆视如亲女,强行将孩子送回自己家,结果孩子吃不饱,婆婆想孩子想疯了;禁止早婚,战争年代有些人家想让孩子早点结婚年龄差几个月也不行;还有因为参加社会活动过多影响家务,婆婆不满,就说婆婆是落后分子,结果婆婆当面不反对媳妇回来不给饭吃。妇救会干部在会上说我男人比我小,我带头离婚。由于以上的缺点错误,在群众生活困难的1942年前后,由于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做法,妇运处于停顿不前的状态。

无论在发展合作社还是妇女运动的错误,在以1941年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为标志的整风之后得以解决。1941年的整风是以高级干部整风为主,到1942年开始为中下级。(未完待续)

《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中国老年历史研究学会 1985年版455-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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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蒙: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合作社与妇女解放——妇救会的组建和发展|【妇女与中国革命】(一)-激流网(作者:阿蒙。作者赐稿激流网原创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编:毕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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