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沈虎根,19339月生于浙江杭州余杭区农家,原名季夫根。少年时在小城镇当学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工会工作,并补习文化和学习写作,19547月发表处女作。19559月参加第一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会议,次年3月参加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7月调至新闻单位。19606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短篇小说集《入党之夜》、《没有太阳的日子》,儿童文学集《金枝玉叶》、《我这一家人》、《沈虎根儿童文学作品选》、《小雁归家》、《雁•狗•猫及其他》,小说散文集《大街小巷》、《岁月留情》、《书趣无限》,文论集《儿童文学使我快乐》等。

历任《浙江工人报》、《浙江日报》编辑记者;浙江省文联书记处书记、浙江省作协驻会副主席兼《东海》文艺杂志主编;浙江省出版总社副社长兼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同时兼任社办期刊《幼儿智力世界》与《幼儿故事大王》主编、编审职称。曾任杭州市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同时相应担任市人民代表、政协委员。退休后曾任浙江省作家协会顾问,浙江省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退休后仍关心工人阶级前途与命运,热心于红色事业,笔耕不辍。现为激流网会员刊物《红色年华》顾问。

沈虎根:我之初心(上)-激流网沈虎根

引子:我为什么泪流满面?

201667日,由儿女告假陪同我二老一行四人经西安抵达革命圣地延安参观。延安我早已去过一次,那是在19905月,参加公木(诗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亲历者)会长主持的“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年会。但老伴徐美霞念念不忘地想去,老是说:“我不想去台湾、香港旅游,日本、美国白给我去也不去。”我知道凭她的年纪已不欢喜远游了,她常说:“要玩,杭州西湖已够我玩不厌了。”我知道她向往延安游,是出于赤诚的信仰。于是我决定陪她实现这个宿愿。女儿徐群红、儿子季群玉考虑到我们二老合并年龄已一百七十多岁,决定运用年假陪我们同行。我想他们这一代见识一下也好,何况他们有使用手机办理一切事务的便利,尤其女儿又是医生,出行安全有保障。于是我们就此开始了幸福之旅。

在延安临时聘用了一位年轻女导游,引导我们参观了宝塔山、清凉山、王家坪、枣园……所有景点我已是第二次参观,那还是由公木前辈带领讲解的,比如鲁艺的峥嵘岁月、毛主席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难忘情景、毛主席与斯特朗谈话的石桌石凳的非凡价值……但对美霞来说都是第一次见闻,格外有新奇感。当我们在枣园毛主席旧居参观后,回过来已走了一段路,忽然不见她了!我们忙回身去找,发现她又回到毛主席旧居了,而且坐在毛主席办公写字台前的椅子上,美滋滋地不想动身。女儿觉得她太可爱了,当即替她拍了照,她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这使我想起,她曾告诉我过我,解放后初次在露天广场看电影,从片头记录片上头一次看到毛主席的形象时,她竟快乐地大声叫了起来;她也曾告诉过我,那时她在梦里见到毛主席也会有这种反应……旧社会童工出身的她,此时此刻有这般的情愫,唯有她知我知,年轻人是体会不到的。

在另外一个场合,轮到我让年轻人倍感诧异了。在导游的建议下,我们购票去看了一场“保卫延安”的广场演出。导游说:“很有名的,值得一看”。剧场就是一块大空地,整个表演的内容包括:延安人民解放得欢乐、蒋介石派胡宗南领大军来犯、八路军主动撤出诱敌深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收复延安敌军将领逃窜、延安军民庆祝胜利……整场演出,气势恢宏、惊心动魄,枪声、炮声、人的厮杀声、马的吼叫声,还夹杂着烟火味,有强烈的现场感,真如导游说的“值得一看”。然而,我的情绪在第一场的开头就出了问题。当一位年轻女八路打扮的独唱女高音歌手手握话筒,情绪高昂、歌声嘹亮地唱出:“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我不禁一下感情爆发,激动得泪流满面、涕泪交加……我自知太失态了,想克制住,但谈何容易;主观上不想让这个局面再继续,因为除了身边的儿女还有导游在,周围的观众也在,怕被见笑,可是越想克制泪水越哗哗地往下淌!果然紧贴我坐着的女儿惊异了,问:“爸,怎么了?”我说:“你不要管。”她再要问,我发火了:“你不要管,回到旅馆里再告诉你。”因为她再问下去,我更克制不住了。我情绪失控了!

是夜,在下榻的旅馆里,女儿又问起这事,她说,是不是看到演出打仗,我们的战士死了引起你的伤心?我说,不是的,打仗死人我明知道是在演戏,在各种电视剧里看得多了;我是在演出一开头,听了女高音唱的那支久违了的歌而触景生情,触动了我的神经,我不讲明白,你们是无法理解的。接着,我就讲一段难忘的经历:

因日本鬼子入侵,烧杀抢掠,我们全家逃难,引起父母分离,我从小就没有固定的家。十三岁起当学徒,两次因受人欺侮未能满师,身负辱名;第三次到临平药店当学徒,几乎是“背水一战”,再也不能失败了。可是,我进店不久,二师兄在即将满师时却莫名离去,大师兄染上了肺结核也将职位难保,我担心自己能否捱过三年,三年满师后又恐难逃失业的命运。当时我的家庭情况是:父亲在战乱中已另立家庭而且已有了弟弟,身居农村无田无地日子很难过;母亲无奈之中跟随了另一个男人,然而这个在逃难中相识的男人隐瞒了他已有家室的情况,这个男人已有儿子,母亲失去了颜面,往后也依靠不上他……真相传来后,母亲常常犯病,二姐的婚事又重演当年母亲的命运……我经常在早市过后街上冷清的时刻,站在店堂里靠着柜台发呆,两眼无神地望着街心想心事。有一次,当我看到一个断了两腿一臂的乞丐,在街心沿地滚着、面无表情地嚎叫着:“老板、太太、小姐、小官人,做做好事,讨一点啊!”我突然想到:他怎么会有活下去的欲望呢?大概是到了晚上,在他住宿的破庙草滩上,还能有几粒茴香豆美滋滋地呷上一口劣酒,成就了他做人的乐趣。那么我呢?我有什么做人的乐趣?恐怕除了在夜里偷偷地看看文艺、历史、人物传记方面的书,就再无别的指望了……总之,小小年纪想的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了,忧患意识至少提前了十年,前途感到一片渺茫!就在这时,共产党毛主席解放了我,头等大事就是规定老板不准无故解雇职工,接着由工会交涉开给了满师的工资,可以业余学点文化,可以参加文体活动,可以大声说话、可以随意发笑,于是每每唱起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就禁不住要掉眼泪——这支歌很久没有唱了,今日猛然听见,感情的闸门一下被打开了,如同大河奔流……

沈虎根:我之初心(上)-激流网沈虎根的儿童文学作品《小师弟》入选“百年百部中国儿童经典书系”,是曾经滋养过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美好心灵的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经典之一。《小师弟》 中部分作品来源于他苦难的学徒生活

当我说了这些,孩子表示理解,充分理解。老伴在一旁讥笑我:“他就是有这种哭的毛病,我是不理他的。”我反驳她:“你的毛病也不轻,不哭,却是发呆。”

旅游回来,我为这事想了又想,觉得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有其特殊性,儿女们不了解,孙辈们更不了解,若写下来除了有纪念意义,可能还有认识意义。

这就是产生这部《自传》的由来。

第一部 漂泊篇:苦难童年

我出生于1933年农历825日(成年后改为公历925日)。

我的出生地是浙江省杭县丁桥街(现属杭州江干区)。父亲祖上因贫病交迫,到了父亲一代已成失地农民。其时,父亲季来法长年外出,从事剪羊毛的行当(被乡人叫“羊毛客人”),长期不归家。家中已有大姐二姐在母亲身边。为生活计,母亲在靠河埠租屋经营小茶铺(四、五只方桌),只做早市,早茶落市后去向街上的单身汉(职工或客商)收集替换衣,代洗代补,傍晚送去,收取一点劳务费补贴家用以维持生计。因母亲洗衣服的时候要全身震荡,导致我八个月早产,出生后两眼睁不开,不能吮奶,靠棉花球挤喂,从小先天不足。母亲做产的这些天,全靠我小舅陈容泉料理一切。母亲做产营养缺失、过早劳动,产后患子宫下垂,头发脱光,数月才愈,留下了病根。其实母亲的痛苦经历远不止于此。她之前已经有过一次婚姻,夫君是一名店员,对妻子十分恩爱体贴,却不幸早逝。公公为了保持家门,动员她领养孩子,她在极度伤心孤独之下去临平育婴堂抱了一个女孩,不想公公一死,遂被争夺财产的同族赶回娘家,在改嫁我父亲时就带来了这个女孩——这就是我的大姐,我大姐的到来,后来又引发了许多悲伤的故事。

三岁(1936年)

母亲又生了一个女孩,因无力负担,小舅父出主意,托街上的一位挑水工抱去在一家街中心的茶铺门口丢弃。孩子身上写有生辰八字,不知被谁家抱走,从此生死不明。母亲对不是自己生的女儿不弃不离,是因日久生情,将亲生的女儿丢弃,是无奈之举。

这时,我开始有了朦胧的记忆。我家的小茶铺是靠河埠的,河下停满了从苏北开来的运货船和捕鱼捞螺的“水上人家”。记得有一次,大人帮我从苏北人的船上购得一对陶瓷小夜壶,我吊根绳子用小扁担挑着沿街叫喊:“小夜壶要买哦?小夜壶贱卖啰”,不料扁担一头滑脱,扁担头高挑,小夜壶打碎,我大哭一场。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姐弟三人坐在这个河埠的石板上,等到了从博陆老家赶来探望的小脚祖母,她那粗糙的手从大褂里摸出大麻饼分给我们一人一个……

接下去我的记忆里就没有这么平静了。

四岁(1937年)

日本侵略军与附近笕桥机场的中国空军在丁桥上空激战了一场,日军惨败,一架飞机被击落,一架负伤逃离,于是恼羞成怒,频繁地出动战机来丁桥一带轰炸。由此建立拉警报的制度,百姓一闻警报拉响就往街梢附近的深挖得涌出了地下水的防空洞里躲避。我多次听母亲讲过一件极恐怖的事:有一次防空警报拉响,她背着我往防空洞的方向奔跑,见前面一女子也背着孩子在奔跑,她想两人一起胆子大一些,叫喊:“大嫂等等,大嫂等等”。不料一个炸弹丢在不远处,飞来的弹片把前面女子背着的孩子头部削去了!可是那女子浑然不觉地只顾往前奔跑,母亲吓得大喊:“大嫂不对了!大嫂不对了!”鬼子还不时从驻地来街上扰乱,妇女们闻得狗叫都得迅速躲避,常有避之不及的遭受强奸,也有被奸后又遭杀害的。我家茶铺隔壁有一个新婚女子,不幸遭遇鬼子轮奸而饮恨自尽。忽一夜,火光冲天,鬼子来烧街了,全家人就近逃至一农户家,把大姐送给一同逃难的无生育的一对夫妇。接着投奔龙昌佛寺开设的难民所,过着群体性的难民生活,睡的是地上草滩,吃的是大锅子的薄汤粥。父亲到外地去讨生活,不通消息,不断有传言说已被日本鬼子杀死,母亲和二姐陷于孤立无助的恐怖之中。这时,一名跑码头的毛竹中间商,被人叫他“毛竹老头”的人,原先在丁桥由母亲洗衣相识,同路逃难至此,加入了我们一大两幼的生活。

在难民所,我重病高烧不退,又并发麻疹,鼻孔大出血,昏迷不醒,久不能进食。难民中流行迷信说法:看来孩子没救了,只有在尚有气息时入土才能再去投生,死后再葬就不能投生了。我母不信,更不忍。幸好难民中有“各路神仙”。有位姓马的针灸医生挺身施救,说是把针在肚脐上扎下去能出声尚有救,不出声就死定了。幸好我当即哭出了声,然后马医生配以自制的丸药加上新鲜草药煎汤给我灌服,我遂从死里获得重生。

五岁(1938年)

难民所有就近的四面八方的难民,主办方是有钱人行施爱国护民的善举,但日子久了就支撑不住了,缺钱、断粮,后继乏力,加上日军的飞机似已发觉难民所的目标,时有敌机低空俯冲掠过。于是“大难到来各自飞”,难民所宣告解散,母亲拖着二姐和我加上已成了我后父的沈观宝君,重新走上逃难之路。

母亲先是带领我们投奔离龙昌佛寺最近的星桥贾家村陈家木桥的娘家。原本以为我这舅舅家,族众人多力量大,便于安插我们。不料一到那里闻得哭声震天,遇到了十分骇人的惨事:日前听说鬼子兵要来,村上人全逃了,只剩下母亲三伯家十五岁的儿子为了赶牛不及脱身,遇到鬼子吆喝着要他领路,大概是他既不懂日本人的话又慌了神,竟连续三次引到了他最常去给牛洗澡的那个河埠,结果被鬼子用军刀劈死在河埠的石板上!等到鬼子离去,全族人回到村上见此惨状,哭声一片。母亲的三伯(我该叫三外公)既种田又是木匠,他没有掉泪,把门前的一株大枣树砍倒,迅速做成一口白皮棺材葬了儿子……贾家村地处沪杭铁路沿线,日本鬼子来得方便又频繁。在此情景下,母亲一行自然不能耽身在这里了。

一行人先是在行程的路上向农家租屋暂住。待到有消息证实我家乡博陆长子村,因远离两军争夺的铁路线,局势还算平静,同时又得知父亲未死,已先期回到老家。于是我们娘仨连同沈君一起回到了地处京杭运河南端北岸的长子村老家。父亲见有沈君同去,几番持菜刀追杀母亲,母亲东躲西藏受到邻居保护。后经已改嫁在别家的祖母赶来责怪父亲:在最艰难的日子不该抛妻别子,幸得媳妇保护好孙子平安回家,“不然,已经是你断子、我绝孙了!”一番话说得父亲冷静下来。于是父亲与沈君达成口头协议:父亲同意让妻,永不干涉;沈君要对我扶养、供读书,到十八岁归宗;同时支付日后父亲再婚的费用——两石大米的金额。据说在这种口头君子条约下,两人来了个“三击掌”,以示永不翻悔。其实,父亲在逃难时已听到母亲与沈君同居的消息,他在乱途中结识了一位要饭的女子,过不久也带回家中(还带着一个三岁的孩子,是女子前夫所生)。这女子名叫潘菊香,出身极苦,后来我们都叫她“姆娘”。这姆娘与父亲的结合,纯属私奔,她原夫来索妻,经过茶店里吃品茶(民间的评理、调解方式),最后的定案是由父亲出若干赔偿费,负责三岁的小孩成人,而且只是“典租”八年,租期满时送回原家。这种典妻制度,后来我在柔石的作品《为奴隶的母亲》中看到过,其实在我们杭嘉湖一带也颇流行。一年后,姆娘生下了我弟弟天根(带来的男孩已不幸暴死),她更死心塌地的住下了,等不到八年租借期满,人民解放了,妇女解放了,封建的典妻制度随之废除,而且姆娘成了土改积极分子、妇女主任、县人民代表了——这已是后话。

母亲按协定送二姐和父亲、姆娘他们过活,带着我与沈君在离家半里地的梁氏湾西段一户农家租屋住(同属长子村的另一个自然村)。这段经历,我多年以后(临近晚年),以纪实文学的形式写在《国乱与家难》,入选在一部《战火中的孩子》的书里,以中日两种文字同时在中日两国发行。这也是后话了。

六岁、七岁(19391940年)

姆娘带来的男孩突然急病不幸暴死(似是爆发型脑膜炎),姆娘伤心之极,二姐也陪着伤心。幸而一年之后,生下了我的异母弟弟季天根(季天根在解放后公社化时期在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时,因平整土地、科学种田夺高产闻名,出席全国科技大会,提至县里任县委副书记兼任县科委主任,在省里挂名省科委副主任、省“人大”常委委员、中共省委候补委员——对此我另有专题文章)。

我母子随后父沈君,他为了跑生意便利,从梁氏湾迁至塘栖镇王家白地租屋居住。其间,父亲曾来塘栖探望过我们,为顾全大家的面子,在同一大屋里的邻居们当中,只能以“大舅父”相认。父亲是因病负债前来借贷的(当然无法实现)。他同时告知,他因脚背上生了中医称为“蟹壳疔”的烂疮,没钱治,只能硬挺,做不成小生意,坐吃家空,万不得已而将二姐卖给了临平镇上一户人家做了使女。母亲感到愤怒、吃惊,最后只能叹息。

八岁(1941年)

母亲专程去探望在逃难途中送人的大姐,大姐错怪母亲狠心,躲避不理。母亲伤心之极。

母亲搭乘小船去星桥贾家村的娘家,沿河经过临平镇的迴龙桥,与在桥墩洗套鞋的二姐意外相遇。二姐哭得浑身发抖,母亲如万箭穿心,胸痛欲裂。母女三人的这场遭遇,我在八十年代写入了《柴房长谈》(后改《金玉良言》)。

母亲在星桥贾家村木桥头娘家,征得族中叔叔们(她是长房长女)和堂弟们的同意,将我送进族中主办的私塾读书。我在未读书时,只用名而不必有姓,到了上学就得用全称,顾及我已随沈君过日,若不姓沈,就会在外人面前暴露出“拖油瓶”的不光彩的尴尬身份——这在旧社会是奇耻大辱的名称,因而从此我弃季姓为沈姓,“沈虎根”成了我的全称。半年中读完了《百家姓》、半本《三字经》。后因外公家的这位六指教书先生改行做生意,陈家找不到教私塾的先生,私塾从此停办。母亲执迷于私塾,认为读“洋书”(学校)时间多用在唱唱跳跳跑跑(文体活动),我们家穷耗不起。于是又把我送到居住的塘栖王家白地很近的思古桥头任先生办的私塾读书,我是插班生,根据我已上过半年私塾,就开篇读《千字文》。腿残的任先生教书颇有名望,只是他有个二流子的弟弟常来敲诈索钱,欺侮他的兄长是个残疾人又有正常的收入。我只读了两个月不到,有一次先生的二流子的弟弟竟为敲诈不到钱而大闹学堂、对任先生大打出手,一屋子孩子逃散,学堂也就从此停办。不到一年我第二次失了学。

母亲自从看过大姐羽凤、撞见过二姐彩凤,回来后精神有些异常。又见我失学荒废在家,出山无望(既无寸土,又无片瓦),忧思之中终于患上了狂疾。发狂中母亲竟冤枉同院原本亲似姐妹的一位寡妇(二嫂)与沈君私通,受到对方婆媳的强烈反抗,邻里矛盾日越激化,日子不得安宁。因沈君要常年在外跑生意,由小舅父去经过交涉把大姐羽凤领回照看母亲。娘儿姐弟三人又由小舅父主张,搬迁到离王家白地较远的南横头(现称“南市街”)沿街租下一楼一底居住。这段经历,后来在《我这一家人》中写得很悲伤的。在这里的好处,我在邻里染坊店的大龄学徒帮助下,接触了以古代演义为内容的连环画。此后我和大姐与连环画结上了缘,从这里找到了童年的乐趣,开拓了一个新的生活世界。而且还在那大龄学徒对连环画脚本的文字讲解中识了不少字,久而久之,我“无师自通”地增加了识字量。

九岁(1942年)

母亲发狂时无常的行为使我们很恐惧,她会在半夜里到门前的河埠洗足,姐弟俩要使劲拉她回屋;大白天她会翻出所存蜡烛,绕床点燃,观看着、大笑着,又不准我们吹灭,姐弟俩只能守着防止火灾……这段时间只有小舅父来探望一下;做生意跑远的后父沈君托人带来咸肉条和零花钱,可以买白菜和茭白过日子。

母亲在我们姐弟照料下,不经治疗,仅凭每日在染坊店晒染布的广场上朦朦胧胧地晒冬天的暖阳,奇迹般地康复了,胃口大开,体重大增,竟好于往常。沈君回家见状深感意外。他对大姐照料病人的细心与能力,有了好感,提出做他与山里原妻生的大儿子做媳妇。母亲提出的条件是:把身陷火坑的二姐赎回来,同时设法让我继续上学读书。沈君原先对母亲说是家中之妻已故,当然也无孩子,事成之后既有妻又有儿,自知理亏,所以两个条件一口答应。

于是大姐和我住到了沈君的家乡——武康县庙前乡金鸡湾村的大妈妈(沈君原妻)家住下。大姐饲养两头肉猪,准备养大卖钱成婚。山区养猪全靠喂野食,大姐有时带着我去挑(挖)猪草,比我年长六岁的她有感于自己身世与哀怨悲切的越剧发生着共鸣(时称“女子绍兴文戏”),她挖草时边唱边淌泪,我也跟着唱跟着淌泪——这时的越剧唱词成了我们姐弟宣泄情感的方式。我和沈君的二儿子沈士法上村校读二年级。村小学由村上田家兄弟二人承办(其中一人校长兼教员),学校办得别开生面,文体活动增加了读书兴趣,我与士法期终考试都在一、二名之间,加上全勤奖,学费、学杂费全免。尤其我的全勤奖得来不易,疟疾三日两头发作,也硬挺,坚持不缺一课;冬季的山区特别寒冷,冻疮溃烂苦不堪言,但是读书的热情不退。一年多的时间,金鸡湾的淳朴的风土人情、山山水水的自然美境滋养了我,给了我童年的美妙灵气,若干年后(青年时)使我写出了《小辫子哥和我》的短篇小说。以及《我这一家人》中的读书情景。再说那时,到了这年年底,我随大姐与姐夫沈卯法到塘栖母亲与沈君的新的住处,参加了大姐他们的婚礼后,就不再回金鸡湾,原因之一是与沈君原妻的关系情理之中地难于协调,原因之二是我必须立即治疗长期缠身的顽性疟疾。

十岁(1943年)

沈君做毛竹中间商,要跑上家山民和下家开竹行的商界,居住流动性大。我又跟随母亲、沈君迁居到临平西大街的“雨花房头”(俗家和尚的住所)。租住当家和尚出租的墙门院内的平屋,与此同时,我二姐也回到了母亲身边。在这里的时刻,我们娘儿三,常因感到寄人篱下、前途渺茫,三人合抱着痛哭,然后揩干眼泪,不让外人知晓。我从小就有了这种浓重的凄凉情怀和人生的危机感。

母亲为避免沈君同时负担我们三人,将我暂时安排到生父家乡长子村上学,晚上与改嫁在同村的祖母同睡。其间我与祖母的一次交谈,我终生难忘:她问我,住在娘这边好,还是爸这边好?我说都不好,见了娘就见不到爸,见了爸就见不到娘。祖母含着泪夸我懂事了。不久因这里的村校年级太低,教员的水平太差;加上父亲是失地农民,靠一副货郎担养活全家四人实在太难,何况按协定我应该由沈君扶养的,于是,我又回到了母亲身边。母亲的精神压力无法减轻。

不久,全家迁居到临平东大街原育婴堂的旧屋租住。正好隔壁有临平中心小学的分部可以上学。二姐上了一年级班,我为了贪快,从二年级跳到了四年级春季班。我跳级后,语文课不成问题,可是算数课怎么也跟不上了,几乎要被班主任退回到三年级。后来我趁这位女老师请产假换了代课老师马虎过去的机会,经过发奋努力(和一同学结伴星期日去野外互相复习),到了期终考了全班第四名——我在金鸡湾是考第一名的人,这第四名算是考差了。通情达理的母亲却大声地说:“跳了一个年级还考了第四名,小人争气啊。”

这个小学分部不设四年级秋季班,这个班归入瓶山头的学校总部设置。于是我又转了校。四年级的秋季班(初小第八册),已经有了古文课,听老师讲解战国时期晋国介子堆故事的课文,觉得很有乐趣,更觉着读书真好。不料,上完了介子堆的课文后,因沈君不屈服于日本人和汉奸的敲诈,必须迅速结束临平的生意来往,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实际是逃离临平。母亲随沈君带着大姐、大姐夫逃离临平时,将我与二姐送往莫干山区域的梅皋坞潘桂昌伯伯的家里。潘伯和沈君是结义兄弟,为人正直讲义气;潘婶和我母亲亲如姐妹。然而于我而言,已是第三次失学,而且是最后一次失学。我的学历是初小没有毕业,也没有任何文凭。

十一岁(1944年)

我与二姐彩凤在梅皋坞潘伯家定居时,沈君的二儿子士法弟(小我一岁,故称其弟)也从几里外隔山的金鸡湾老家赶来同住。三个少年靠山外的母亲捎钱来买米生活,钱不够开支或有时接济不上,我与士法每天赶早从山上砍一支毛竹,跟随当地山民翻过一座高高的劳岭去二十五华里的三桥埠收购毛竹的行家换钱,然后买了六谷粉、食盐回家,若有零钱多余就买三个油光桃子,我俩各一个,捎一个回去给二姐。我们三个小伙伴相处得很好,尤其是士法弟,和我们姐弟并无血缘关系,但我们都没有因此而生分。士法是山里孩子,个子高力气大,从小劳动,懂得劳作技能,如怎么砍竹、怎么背下山、怎么找冬笋掘冬笋。山外的塘栖、临平是被日本鬼子占领的沦陷区,而这里是国民党统治的薄弱地区,所以有时也会有新四军游击队或新四军的正规队伍出现,战士们的亲民,给我留下了初步的非常良好的印象。

十二岁(1945年)

沈君在三桥埠开设个体竹行,起名“万隆”,收购山民散户的毛竹、毛料(竹枝)、小竹,集成后扎成一帖一帖的竹筏,由水路放到平原的水陆码头中小城镇,批发给下家竹行设的门店零售。他长年跑码头,认识了一批固定的客户。他的长子,即是我的大姐夫,初中毕业,成了收购、记账的一把手;大姐和母亲打理家务,忙于茶水和饭餐招待上家的山民和下家的客户。日子有了一些生气。母亲就把在梅皋坞山岙的我们姐弟和士法三人接回三桥埠。可是这样一来成了七口之家,沈君感到不胜负担;再加上每天接待客户,屋内人一多活动空间狭小,不胜其烦。母亲看出来了。可是我们又偏不懂事,和二姐两人吵着要去报名读书,吵过分了,挨了母亲的打,母亲打过之后又抱着我们哭。其实我们已不是读不读书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呆下去的事。母亲认为,她身面上一共三个人,大姐已成为沈君的儿媳,且已在操劳家务,只是二姐与我是吃干饭的,二姐是女孩受歧视难于打发,我是男孩好打发,于是母亲就把我打发到星桥贾家村木桥头小舅父家中寄养(实为寄食)。

在贾家村,我这个城镇生活的孩子参加小舅父的农业劳动,只能起到体能的锻炼和常识的体验,母亲能支付的私房钱也是极为有限的,多半靠着小舅父、小舅母负担。小舅父陈容泉一家对我有恩,小舅父死得早,我不及回报,在我中年时期,从他聪明善良的视角出发,写了一篇《不经雕刻的白玉》,作为我永久纪念的同时,也广泛流向了社会;他的遗孀(小舅母)和女儿,我也一直不忘关照。我在贾家村木桥头的这段生活,时间虽不长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充满情趣的田野风光、纯朴的风土人情,特别是几家舅父母们、几家堂外公外婆、堂舅父舅妈们,对我这个寄食的孩子的关爱,使我终生难忘。当我从事文学创作后,写的短篇小说《新米饭》,基本取材于贾家村木桥头,里面有我小舅父小舅妈的身影,但作为表达陈家一族的长辈们对我的恩情,只能算是“挂一漏万”了。

十三岁(1946年)

日本鬼子投降的第二年开春,二姐奉母亲之命,到舅舅家来领我回去,说是孩子到了学本领、自己挣饭吃的时候了,穷人家的孩子耽误不起。回到三桥埠后,我和士法分头去当了学徒。我去山区小街筏头宣姓的杂货铺,士法去水乡平原的嘉善县王店镇的毛竹行。这两家老板都是沈君生意场上的朋友,见了面都称兄道弟的,不过心照不宣的都是利益关系。我的宣老板雇有家务女佣、种田长工(老板也有田地),但店里只有他儿子和我两人,真是街小店也小。宣老板在朋友圈里的名声颇差,有个“光脱皮”的绰号(“赤白党”的意思),比如赌博他惯于作弊(有一套技巧),惯于吹牛骗人,玩了女人在花销上还揩女人的油用女人的钱,向人借了钱只借不还,等等。也正是出于这种肮脏心里,快到解放的新中国前夕,他还“赶末班车”去参加反动组织,接受国民党的一张《委任状》,只因时间短促尚未犯有罪行,但还是免不了劳动改造。不过这已是后话。

宣老板口头上称我母亲为“弟妹”(他和沈君是拜兄弟),但对我并不怎么优待。他对我的功夫是不打不骂,而是一味地哄着我干活,不只店堂事务,还管抱小孩;管猪食——把豆腐作坊买的豆腐渣挑往翻过一座岭,到他大老婆家喂那养着的几头猪;在离街不远的地方还有几亩田,为了不使长工耽误农活,由我送饭、送点心……忙得团团转,似一只被抽打的陀螺。最要命的是抱那出生才几个月的男孩,有个怪癖,要我怀抱他的同时,我的身子要有节奏的不停地碰撞墙壁才肯入睡,要不就醒就哭……再就是他对我隔天一次的打板子病不给治疗,诓说,人在少年发作这种病会带走潜伏着的各种病,将来就不生病、少生病——每当我把街里豆腐作坊买到的豆腐渣,作为猪食翻山越岭挑往老板大老婆住家的途中,正逢我每天打板子的时刻,夏天太阳当空我却冷得难熬发抖,就在太阳晒热的水坑里浸泡取暖。山顶有个“五圣堂”传说宋朝时金兵追拿小康王,康王逃至五个砍山柴的农夫这里求助,农夫把自己的衣服给他披上装作他们的同伙,金兵将领追至问农夫们可曾见到有人逃跑?农夫们指了一个方向,等一伙人追去,康王就从另一方面逃脱,那伙人追不见人回过头来看这里少了一个人,就把五个人全杀了。人们感恩这五个人救了本国的皇帝,就把这五个人奉为圣人,塑成五个菩萨,享受人间香火。“五圣堂”之所以都设立在路边,也表示着为路人降福的意思。为这,我每次经过,就合掌下拜,虔诚地呐呐口念:“五圣菩萨啊,你们救过前朝皇帝,今朝也救救我这个苦命的孩子吧。救我不病死,保佑我脱离苦海,保佑我将来出山,到了那时我必定重修庙亭、重塑金身……”然而最实际的却是打板子时,把光着的身子蹲在热水坑里,直到身子发烧时再爬出坑来。

我在这里深山岙里的小街小店,根本没有学到任何挣饭吃的技艺,所谓技艺,宣老板一言以蔽之:“种田靠天,做生意靠骗”,没有什么可学的。但却十分偶然翻到了话本小说《水浒》。在炎夏的中午,老板全家午睡,只留我一人守店柜,使我有机会看完了半部《水浒》。这是我头一次看话本小说,却是残缺的半部,当看到李逵和张顺水战时便没有了下文。这使我长期怀有读完全书的渴望。

宣老板对种田长工、做饭女佣从不付工钱,长工不干跑了,女佣因丈夫被国民党抽了丁,无依无靠只能呆着,而对我这个学徒小气得连理发钱也不肯给,装作看不见。店对面有个小理发店的老伯看不下去了,就说:“小阿弟,我替你白剃一次,看老板怎么样”,不料老板仍无动于衷。就这样,这位剃头老伯就坚持每两个月给我白剃一次头发。老伯年岁大、手脚不便,常要剃开头皮,但他人好,我愿意,而令我特别开心的是,老伯在剃头的同时还会讲“大头天话”(民间故事)和一个接一个的笑话。解放后,在我刚调入杭州的《浙江工人报》后,曾去筏头街看望这位蓄着山羊胡子的瘦小老人(姓名不详),老人却没了踪影,向周边的人打听,谁也说不上来,感到十分遗憾。过了若干年,筏头街被戴河口水库沉没,原址不复存在。对此,我总因不及报恩而遗恨不已,直到后来我根据他的形象,写下了《我和阿同师傅》一文,表达了对他的感恩,才得于释怀(发表于1990年第一期《儿童时代》)。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年,又逢蒋介石六十寿庆,祝寿的宣传声势扩到了这个山乡小街。而引起人们关注的是:政府体谅百姓八年之苦,特为发放一批慰劳品。每户出一人去指定场所排队领取。本户的排队当然非我莫属了。其实,凡值钱的美式军大衣、军被子(美国军队援助的剩余物资)早已被乡保长以至更上面转手的人员层层瓜分了,轮到排队领取只是一些小物件了。我不要毛巾、手套、牙膏、肥皂,选定了一听克宁奶粉,还按了手指印。伪保长见我选定奶粉,大声说:“这小人聪明,正适合你童子痨补身子!”我不是童子痨,但身子虚弱已很自怕,确实需要营养,据说克宁奶粉是美国的名牌,只有大城市的富家孩子才吃得起。我认为老板我不发一点零花钱,更无月规钱,这奶粉应该归我了。谁知,到了店里宣老板要我交出来,他说:“你是吃店里饭,替店里办事呀!”老板娘说:“你是师兄,怎么能与小毛头的师弟夺奶粉吃呢?”我双手呈上时哭了。不料,第二天早上,老板娘在骂人,好似骂给我听的:“还给你吧,还哭呢,东西在后门口!”我去后门口的地上一看,见那开口的罐头奶粉已结成硬块——天知道是何年何月的过期食品了!这和我在以后第三次学徒的看《大公报》连载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与三毛的遭遇十分相似,所以很共鸣。

由于劳累、体弱,鼻孔屡屡出血,经常尿床,又招来他家人的讥笑,使我无地自容,备受屈辱。

我比士法弟更不幸的是,我的学徒不到一年就首告失败。因为老板的心思不在生意上,在筏头街生意做不好,迁到了上柏镇改成小南货店,也做不好。店里只我和老板大儿子两人,他大儿子常回筏头探家,经常剩我一人。这里给我唯一的收获,就是隔壁店里有个大龄学徒晚上来教我唱京戏,教会了我《追韩信》中萧何的唱词和《甘露寺》乔太师唱词、《空城计》诸葛亮唱词,当然是极不规范极不和调的,只是背台词而已,但在当时觉得是苦中得乐,从此也爱上了京剧甚于越剧。不久宣老板又勾搭了一名做中医的女医生(靠吹牛欺骗上手),店就撒手不管,接着就倒闭。我挑着自己的行李,从上柏步行经武康回到了三桥埠,背负了一个“回汤豆腐干”的辱名。母亲为了冲淡、掩饰我的窘迫与尴尬,特意在众人面前夸我小小年纪懂得从上柏步行回家。

十四岁(1947年)

早春二月初二的百花生日,我进入了离母亲住处仅四间门面的一家俞姓小开间门面的南北货店当学徒。母亲以为距离近,平日可以照看一二。岂知反而坏事。这家店规模小,没有别的职工,就是老板夫妇、少东家夫妇,加上我这个新进的学徒,总共只五个人,小业主而已。老板为人老实,老板娘刁,少东家为人凶残,小老板娘娇。店里的一切都由老板娘和少东家作主。少东家(我称他“师兄”)年轻气盛、性格火爆,他那漂亮的妻子是拜了一名乡间的土匪头子做干爹,靠恶势力强抢来的,这事许多人都知道。我遇上了这个少东家,算是倒霉透了。

少东家在我进店一开始就给了我下马威。老板一家和我住宿的布局是,老板夫妇宿在店里(楼上),少东家夫妇和我宿在货栈又兼灶间又兼住房的老屋里。这少东家有夜出游玩的习惯,玩够了深夜归宿就得由我起床开门。头一次我睡沉了,没有听到他的敲门声,由他妻子给开了门,我头一次遭了打,他骂:“规矩懂不?学生子这样死睡,贼骨头进来,栈房里东西偷光了,找谁去?!”我自知理亏,第二天我就不敢睡,直等他一敲门,迅速跳下床铺去开了门,谁知他火冒三丈连刮我两个耳光。我不服地反抗:“我不是没有耽误吗?!”他吼着说:“还说没有耽误,弄不好就是个大耽误!我只叫唤了一声,你不问一声谁就来开门,要是土匪上门你也这样快放进来?规矩懂不懂,做学生子的夜里开门一定要先问清了再开门!”我刚进店还不怎么怕他,嘟囔了一句:“这规矩你不早说,我会懂吗?”

我在俞姓小店的学徒生涯,记忆最深的有三件事。一件,我和少东家夫妇同睡一屋,某个雨天少东家出门,骂骂咧咧要我找伞,我慌乱中在屋角找伞,遭到毒蛇袭击,手背顷刻红肿并向上延伸、心跳加剧,幸得母亲在旁人指点下,找来南庙的老乞丐用嘴把蛇牙吮出,再用草药救治脱险;再一件,是少东家养了一条狗,这狗在夜里吵着要户外小便,每被少东家骂醒替它开门,还得守着它回屋再关门,半夜里冻得我身子发抖……我恨透了它,在一个白天把这小狗抛进了池塘里,不想它会游泳,从塘那头上岸了,这次我被狠狠打了一顿;第三件,气候已进入夏季,我铺位上的撑蚊帐的竹竿碰伤了师嫂的额角(是她自己碰上去的),这少东家强令我撤去蚊帐,使我通夜受到蚊子攻击,陷于拍蚊、抓痒,不得安宁……我每天要把灶间里的小水缸挑满水,这缸水除了供做饭、烧茶水,还得供店里出售的酱油、烧酒里渗水做假之用,因此延误不得。我力气小不能用大担桶,只能用一对小铅桶,但由于夜里缺眠少睡,几趟来返,最后竟在池塘边晕了过去,等我醒来时,发觉上空的乌鸦在叫,我感到很恐怖,后怕我晕倒时跌入塘里,后怕晕倒时被乌鸦啄伤。我在这个阴沉沉的旷野里大哭起来……

这俞姓南北货店,实际当家人不是不善言语的老板——即我名义上的先生,而是同样年过五旬的老板娘即我师母。她觉得店面和我母亲的住处在同条街,只相隔四间门面,低头不见抬头见,何况我后父的山货代理商,交往的上家山民和下家客户常在她店里购物,若两家关系不好,也会影响到店里的生意。因此她多次规劝儿子:有话好好说,不要蛮七蛮八的骂人打人,“打狗要看主人面”,对待小的要顾全老的。可是少东家脾气难改,任怎么说总是老方一帖。老板娘师母阻止不了儿子的行为,就特为设了一个“局”。在一个早上,她与少东家夫妇扬言不见了钞票,三个人东找西寻的折腾了一阵,突然在我枕头底下翻出来了!我吓得目瞪口呆。少东家叫喊:正是“野贼可防,家贼难挡!”少东家媳妇说:“人小胆子大呢”。师母一把推开少东家,又示意儿媳劝儿子离开现场,说:“你俩都走,归我来处理”。在少东家夫妇离去,她轻言轻语地说,你也不要辩了,钞票在你枕头底下,再讲也讲不清了,传出去总归是丑了,我看这样吧,念你年幼,又是初犯,今后只要用心做活,特别是师兄对你发脾气,你要包涵点,不要对家里人说,常言道“大事可化小,小事可化无”……我被吓蒙了,以为这样说算“开恩”了。我下意识地点着头,答应了这个“条约”。当我彻底清醒过来,明白了他们的这一损招是为了封我的口,但因我明白这个“贼名”对于一个学徒前途的份量,对于家人的打击,因此依从着,凡在街上、河埠遇到母亲、姐姐他们问到我情况,我都不敢实言受到虐待,成了“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要说我学徒离家近反而坏事,是因性生凶残的少东家打我、骂我的响动尽管我自己瞒住不说,往往瞒不过母亲的耳朵,街坊邻居也会传言,有时她从店门口走过会亲眼看见。少东家教我学本领,两人包一包花生米,甩到柜台那一头,他的好好的,我包的散架了;用厚草纸各包五只皮蛋,他的一包四角绕起,我的却绕不起来。每表演一次我就要挨打一次。他从小在娘舅店里学徒三年,三年学成的手艺要我在三天学会,乃是显摆威风,借口欺人罢了。他骂我“天下第一笨蛋!”母亲心疼儿子的受苦,不满少东家的过分。有一次少东家对我施暴时(劈脸面耳光),被她撞见赶上去争吵,少东家越发发飙,说:“吃我一碗(饭),由我监管!”,母亲大怒:“宁可饿死,也不吃你的狗碗!”负气当场把我领回。于是我第二次学徒宣告失败,这一次时间不满四个月。在那个社会里,当学徒中途回家是十分可耻的事,是人生之大忌,不论是有客观原因或错不在学徒一方,都要背负一个极不光彩的名称——“回汤豆腐干”。我连续两次做了“回汤豆腐干”,加上我还有一个奇耻大辱的身份“拖油瓶”(跟着母亲改嫁便有此名),我在三桥是呆不下去了。别的不说,遇到我和别的孩子吵嘴,对方就会用这两个名称丑我,作为我致命软肋来攻击,不要说我受不了,母亲更受不了。每遇这种情况,必是母亲先赶去和人争吵,在后也打我,接着她又后悔不该打我,相拥痛哭一场。

我已不能与本街的孩子们为伍作伴,唯一的一份乐趣是用我在荒山砍柴卖了的钱托船上伙计在外码头卖了一套《水浒传》——这书我在第一次学徒时偶尔看过,但只是残缺的半部,买了全套实现了渴望。当航船的伙计将一套《水浒》交到我手里时,不意被后父沈君撞见,他讥讽地说:“状元公,读大书了,这套书很便宜的,要不了你半个月的饭钱!”我吓得如做了件很大的亏心事,做不得声。沈君对我的沉迷于书,总是看不顺眼,老是鼻子里打哼。

在无奈之下,母亲又只得把我送往父亲那里避风头。她明知这不是长久之计,她说“穷人吃萝卜,剥一段吃一段;苦命人过日子,过一天算一天;运气不好的人,走一步看一步。”

家乡长子村的农家孩子到了我这个年龄段,都要割羊草、挑鱼草,有活可干;而我父亲没有一分土地,他与姆娘(潘母)做的小生意——沿村挨户收购废罐头,敲打成小煤油灯去集市摆地摊出售——我帮不上忙。我成了吃白饭的闲人。每天晚上,照例回到祖母的夫家与祖母同睡不乏乐趣,但在大白天就感到十分无聊。姆娘同情我的遭遇,也知道母亲不会甘心我老是呆在这里,所以对我很照顾,要我管牢弟弟天根不要去河里玩水,嘱咐我不要去参加孩子群里的赌博。

长子村由多个自然村组成,离我们李家坝自然村最近处有座四个和尚的小寺庙,叫“西云寺”。寺庙虽小却常有佛事活动,参加者多半是一些出嫁了的妇女。姆娘(潘母)经常参加的是“拜血污忏”,是为求得妇女做产时获得菩萨保佑免遭“血光之灾”(旧社会产妇死亡率惊人)。由于这个活动,未成年的孩子可以当替班,姆娘要帮父亲干活,就派我做了她的替班。这对我来说,既可解除无聊,还可以放开肚皮吃一餐咸菜烧老豆腐的午餐。活动的仪式是和尚在上面吟唱佛经的词句,我们跪在下面按节奏叩头。其实所谓的“经”呀、“忏”呀的乃是一些劝人为善的因果报缘的说唱故事,如《目莲救母》、《抢夺生死牌》等,与我最早看到的越剧(时称“绍兴女子文戏”)唱本《赵五娘》、《玉蜻蜓》、《何文秀》等相类似,其中就有《六月雪》一类平冤昭雪的包公戏的内容。从和尚鼻孔里出声的吟唱,既悦耳又令人昏昏欲睡。就在这种场合,我有幸结识了寺里一位藏有整木箱旧小说的麻脸的青年和尚。在这之前,我已经爱看连环画、越剧唱本,看过第一部小说《水浒》。但在麻子和尚这里的存书可多了,我陆续借看了《西游记》、《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薛刚反唐》、《岳传》、《大明英民烈传》、《七侠五义》等等的演义小说。我从这里解脱着少年的苦闷,也培养着读书的乐趣。这些思想艺术高低不一的旧小说,是我一生与书结缘的起点。其中对我的世界观的形成也有着高低、好坏不同的影响。人活在世上,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吧。

果然,长子村虽是我的出生血地,却并不是我的久留之地。母亲顾及姆娘他们的经济负担,又把我带往星桥贾家村木桥头的小舅父家寄食。在这之前,小舅父曾去三桥帮助沈君的“万隆”竹行干活,因押运毛竹出车祸从卡车上跌下来,损失了满口牙齿,伤愈后回家种田。小舅父与我母亲的姐弟关系就是这般的不可分。我干不了农活,只能帮小舅做些洛麻地上拔草之类的小生活,有时和小舅母去河边摸些螺蛳既当菜又当饭,更多的时间是临摹一些戏画来打发时光(种田又会做木匠的三外公喜欢这些画。)在我的少年,贾家村木桥头的陈氏家族五家外公多数已沦为平常农民(我外公是五兄弟中的老大,三房儿子均是下中农),但也有识字的人,当我在搁栅上绘画时,找到了一本张恨水的《现代青年》和残缺的线装绣像《三国演义》——这《三国》即便半文白文的难懂,但联想到先前看过的连环画,倒也能知趣入味。我就这般的消磨着日子。母亲觉着我不能荒废今后过日子,还必须去当学徒,但这在三桥就近的小镇小街就凭我负有两次“回汤豆腐干”的坏名声,是不方便再找店家了。于是母亲央求她娘家的堂兄陈容祖帮忙。她知道我这位阿祖堂舅在替临平苏家代收这一带的地租,而苏家又是新华药房的股东,苏股东早故之后其妻又成了该店当家老板缪先生的相好,因此托阿祖舅舅推荐去当学徒必成。我母亲是大房长女,阿祖舅是二房长子,两房的经济条件已不相等(大房最穷),但堂兄妹的关系一直很好。早年堂兄因家富有闲,热衷于打鸟,成婚的那天他照旧出门不误打鸟,不料鸟枪走火,沙弹打伤头部,满脸的鲜血。可是新娘花轿已经到了堂前,新郎却无法出场,而拜堂是绝对不能延误吉时的。喜娘提出,可以在本族选一位成年未出嫁的大姑娘代替新郎完成拜堂礼,而我母亲是大房长女,年龄相当,是最合适的人选。于是在二伯母的恳求之下(急得差些要下跪),她竟答应了,黄花闺女做了一次临时“新郎”……小舅父对母亲说,你出面去向容祖恳求,谅来会答应帮忙的。果然,堂舅一口答应,而且一说即成。在临行之前,母亲从三桥赶过来,陪我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匆忙离去,临到我送她上路,送了一阵她嘱我回转,当我止步目送她时,她又三步一回头的挪不动步,突然,她折转身快步回来对我痛心疾首地高叫:“阿根,是做娘的对不起你,先后跟了两个男人,做了丑事,还不能给儿子读上书,明知当学徒是吃尽苦头的,还几次三番的把你往这条路上推……我,我枉在世上做人啊!”只见她神态异常,泪流满面。我抱住了她发抖的身子伤心地说:“姆妈,我不怪你,读不上书照样做人。前两次学徒是我不争气,这一次一定……”说时哗哗地淌泪。这个场景我一辈子不会忘记。曾几何时,作家中有人好谈“伤痕”,而我的“伤痕”就是这!

我又当上了西药房的学徒。不过对以前的两次学徒是要瞒着的,好在临平离三桥的路远,凭那时的信息是不可能知晓的。堂舅带着我到临平北大街新华药房,向业师缪文达先生行跪拜礼的时间是1948年的端午节。

十五岁(1948年)

我因有两次“回汤”的前科,给母亲带来身心的伤害,故而在新华药房当学徒,铁了心要坚持到底。因而做事小心在意,不怕苦不怕累,任劳任怨。这样,首先得到我上面两位师兄的好感,得到了他们的庇护与照料。老板缪文达先生和我前两次学徒的老板有颇多的不同点:第一家宣老板是一名浪荡子,算不得正经的生意人;第二家俞姓父子、特别是主事的少东家是不经世面的小土财主,充斥着小人得志的猖狂与霸气。而这位缪先生不同。第一他有文化,他读了几年私塾就自学新书,曾一度发奋凭自学而能用日文记《日记》,凭字典看懂英文原版书,还学习了世界语,算得上是一个的文化人;第二,他能接受新事物,他原本拜师学的中医,但又觉得有局限,再向名西医符士丰先生学西医,与符士丰成了又师又友的关系。他在店堂后面的诊室里坐诊时,对病人既把脉又量体温,诊断正确度高;开药方时,既有中药又另开西药,中西药并用,疗效比较显著。故而声望颇高。可以说他是“中西医结合”的最早的践行者之一,要知道“新华药房”的店名是他在解放前就采用了;第三,他向往潮流,热爱新文艺的书籍。他除了藏有《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等古典名著,对于“五四”后新文艺的作品藏了不少,诸如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曹禺、熊佛西、洪深、丁西林、苏曼殊、叶凤灵、宋之的、余上沅、夏衍,等等的作品集;外国文学有高尔基、萧伯纳、泰戈尔、安徒生、屠格涅夫、罗曼罗兰等人的著作;还有《子恺漫画》、《芥子园画谱》,再如鲁迅主编的成套的《奔流》、《语丝》等的杂志……他但凡见到报纸上刊有新进作家的新书广告,必开列书单,由从上海进药品的俗名“老宁波”的老汉购买了来。他不一定都看,买了就藏起来,有这个爱好。因此他的住家有一个小间的藏书——我就是在命我替他整理晾晒这些图书时,陆续带到店里偷着看,借以解闷消愁。其中一套一百二十回商务印书馆大型丛书“万有文库”道林纸版本的《水浒》,给我极大的享受。我接触新文艺也是从这时开始的。

我看这些书,原本是为了寻找乐趣,谋求一个少年烦恼与苦闷的解脱。但当看了这些藏书就会产生种种莫名的感触:看了《儒林外史》开头的“楔子”一章,王冕的那种田园牧歌式的努力与自立、勤奋向上的精神,令我十分神往;对爱迪生、瓦特、富兰克林等科学家的传记读物,也有着这种莫名的幻想——当然这一切纯属空想而已。感触最深的要算鲁迅的小说和田汉的戏剧,看后感到有股莫名的伤感。特别是鲁迅的小说,那些底层的妇女形象中尤其是祥林嫂和单四嫂,仿佛是在写包括我母亲在内的一群人;感到少年润土的形象有着我的影子,十分担忧自己的下场!

总之,缪文达的这第三个特点——“爱书、藏书”,我是借了光的。再回头来说缪先生,在当时这一万多人口的小镇上,算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了。可是论及缪氏其人也相当复杂。那就是,第一,他在事业有成后就不思进取,对店里的经营和自己的看家医务渐渐地不再放在心上,沉溺于“酒、色”,有时喝得烂醉如泥便什么都不顾了,平时行事懒散,往往病人上门找不到其人,使之失望而归,更是拒绝远程出诊。特别使我不可理喻的,从我进店还不足三年的短时间里,他从热衷于买书,竟一反常态的要了附近一户倒闭的门店,将我调拨过去设摊出售他的多数藏书!第二,自视清高,一面不满蒋介石政权的腐败,看不起国民党的无能,会随口骂,酒醉后更甚,但他又滥交朋友,这些朋友中有国民党区级头子和三青团的恶少、游手好闲的党棍,有骚人墨客兼专吃白食的清客……他不参与他们的任何事情,还会在背后骂他们,只是在无聊中形成的真正的“酒肉朋友”。这伙人常常是三三两两的更换着(有个别墨客闲人始终参与)的在店堂柜台外靠里围着八仙桌胡吹、狂饮,往往是中午喝到深夜才罢,闹到“一醉方休”。不止是三、五日一次而是“三日两头”。这些费用全由他开销(归大师兄从账上支付),真是破财又伤身。也因为如此,他平日的大骂国民党、地方当局并不当一回事。有一次他与姓唐的伪镇长发生矛盾,对方放出消息,说缪某人是共党地下分子,而姓陆的伪区长和他关系甚好,故而听后生气地说:“放屁,如果缪文达是共产党,连我陆某也是的了!”给顶了回去。说到底,他只是算一个自由主义者而已。第三,他对药房里只收未成年的学徒而不固定雇佣成年的职工,说明了他的精明。学徒是最廉价(无价)的劳动力,又可任意指派做最低下的事情,以至家务私事。而且整条北大街开门时间数他的店最长,晚上八、九点钟还不许打烊,我们学徒睡眠不够、精神不济,有时要靠偷吃“疲倦丸”来提神。他最引起学徒私下议论并极度反感的是,在学徒好不容易将要熬满三年即将满师时,他会找机会打发走人,我上面的二师兄王家驹在满师之际突然自己莫名“辞职”(有多种传言);大师兄是开门学徒,已经在管账了,因他患上肺结核已有打发回家的迹象——这一狠招(损招)最使我们后面的学徒担心与不能忍受。

十六岁(1949年)

这一年,我最伤心的是祖母的死。起先我从家乡来临平镇里卖菜的船上同村人中闻知,祖母得了长年下不了床的肚泻病。因我在药房学徒,懂得点医药知识,料定祖母得的是慢性痢疾,我就用月规钱,在店里购了一火柴盒的清肠排毒的“矽碳银”药片。谁知过了些日子,她竟托人带了钱来。我知道,她不当家没有钱,只靠替人家念家佛时才会有一点工夫钱……我手中接了来人捎来的钱,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过不多久,父亲腋下挟了一条蓝色的夹裤,是祖母为我自纺、自织、自染的冬装,一清早进店对我凄苍地说:“虎根,你娘娘没了……”我立即淌泪不止,这是1949年头上最寒冷的上午日子,我那慈爱而苦难的祖母没能活到杭县解放的那一天。在我一生中,骨肉亲情最深、可谓刻骨铭心的挚爱,在长辈中一个是母亲,再一个就是祖母。四十年后,我写了一篇《天下最赤祖母心》表达我的思念之情。

这一年,正在继续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辽沈、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蒋介石军队兵败如山倒,国民党政权在大陆面临崩溃。随着上一年蒋经国赴上海“打虎”失败,“八一九”限价破产(主要生活商品的牌价限定在八月十九日的法令被冲破),物价飞涨、新币金元券几成废纸,市场一片混乱。临平镇虽是小城镇,但地处沪杭铁路沿线,政治、经济的反应十分敏感。从前线退下来的国民党败兵潮引发人们的不安,临时新建的伤兵医院进进出出的伤兵们对店家的骚扰令老板们苦不堪言——一时间先后冒出几支“七八条枪”的打着各种旗号的野鸡部队,不时向老板们要钱要物,令他们胆战心惊。这时的缪先生也身陷其中,每每遇到国民党散兵强行索取价格昂贵的花柳病针药,动不动就说:“没有老子抗日剿匪,你这爿店早已共产完蛋了!”。有一次一名国民党败兵在柜上要了两盒“六零六”药针,说身边没有带钱,老板示意我跟着他去住处取钱,谁知我跟了一段路,他竟拔出手枪恐吓,我吓得拔腿逃回店里。接二连三的遇有伤兵以高价强卖“扒耳朵”、“抓痒痒”之类的敲诈。缪先生显得十分恼火,说:国民党军队“打仗是饭桶,欺侮百姓是英雄”。有时还口吟:“特务横行天亦泣,士兵失教国总凶”“兵如匪,匪似兵,长官造成”。他为了吐出一口怨气,无奈之中就在我们学徒身上找知音,他向我们解说,前一句是柳亚子诗中的句子,后一句是京剧《明末遗恨》崇祯皇帝在落难中遭遇不认识他是皇帝的巡逻兵而受到敲诈后的唱词。由于他往常老酒一喝,高谈阔论,好评时事,那些围着他吃白食的朋友,每每要他发表对时局发展的预测。这时,平日与他打交道不多的商界人士也常来向他打探,而且每每被他说中。比如“三大战役”在进行时,国民党吹得有什么某某“王牌军”“常胜将军”,又什么打一场“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他就说:“吹牛,国民党气数已尽,就剩下吹牛的本事了”。连我们学徒也感到惊讶的是,早在上年年末与本年年头,当上海《大公报》分批公布中共提出惩办国民党战犯的名单,公布了第一批,他就能猜到第二批是哪些人;在前一批名单中如果没有他认准的某某人,他就认为不应该漏了这个人,结果下一批名单中就出现了,八九不离十的被他猜中,故而老板们都很佩服他。

就在杭州即将解放,解放临平也在早晚时,他从店里撤离值钱的贵重商品(货架基本空了),人货一起躲藏到乡间去了。这时大师兄因病回家,年幼的师弟也去家,店里只留下我一人看护。他的理由是:主要是国民党溃退下来的败兵和趁火打劫的土匪部队;同时还认为共产党上层人物都是有学问人,但不知那些下级干部和不识字的士兵、有的还是刚刚从国民党军队里改变过来的,在兵荒马乱中将会是怎么样(殊不知即便是原国民党的起义兵、投诚兵、以至俘虏兵,一经革命洪炉的锻炼,绝大多数人会很快脱胎换骨,精神面貌为之一新)?他认为躲过这一阵,到共产党江山坐定才会正常。

我对于解放军即将到来,将会带来何种情景,在认识上是十分模糊的,内心老担心着再次失业怎么办?当店里只剩了我一个人,到了夜里,大门一关就很自由了。这时我就每个黄昏临摹图画到深夜。我积有全套从香烟盒中获得的《水浒》一零八将的图像画片,就一一地照着描绘。我的这个爱好是受了父亲影响而学得的。之前我曾有两次专心绘画的举动,一次是在梅皋坞为房东潘伯按照小人书绘了一堂侠义人物像,解放后我去探望他时,他说可惜没有替你保存牢;另一次是住在这次学徒之前的贾家村为三外公家绘了一些,解放后三外公还保留了一副《回荆州》戏画,我用新的年画换回,使得这幅彩色颜料的《回荆州》一直陪伴我到晚年。这一次事后想来,我发愤绘《水浒》图像似有发泄不平的潜意识在内——在我看来这些英武的《水浒》人物的脸上都呈现怒色。我把画好的图纸一一的用针别在蚊帐里(也只有这个天地完全属于我的),自娱自乐,又觉着十分解气。

我小舅父出于对我的关心,特地从星桥贾家村赶到店里,对我说:你不过是一个学徒负得了这个责任吗?他要我把店门一关,住到他家里去。我说,老板临走时嘱咐我留下,店里只剩我一人,我是有责任的;再说,我是穷人,共产党的军队多半是穷人,穷人对穷人谅来不会欺侮我,我不怕!小舅父觉着我人小胆子大,又说得在理,他就放心回去了。在我的潜意识里,之前已有学徒两次退回的前料,不能第三次了,因此必须坚守。歪打正着,事后老板就认为我一个人守店有功,以至解放初能不干涉或少干涉我离开了店去参加社会活动。

临平镇的解放是一九四九年的五月四日,迟于杭州一天。那一天,先是来了一组工作队形式的带枪的干部,对付由土匪摇身变成“维持秩序迎接解放军”的所谓的“民主联军”,不费一枪一弹的下了他们的枪。地处北大街的新华药房,店门关闭着,只将店堂里间披屋的后门打开着,人从后街进出。这时,有一批又一批的解放军从这后街行军路过。当我看到有一批路过的解放军战士,在朝着我后门对面的高墙席地而坐休息着,有的用毛巾揩汗,有的用军帽扇凉,我忽然想到地提了两壶热水请他们饮用,有战士拿了洋铁碗接了水喝。这时又有战士问我:“小朋友,你是这店里的小老板吗?”我说:“我不是小老板,我是小学徒。”有人问:“小学徒是干什么的?”有人帮着那人解说:“是替老板干活的,和我们乡里做小长工差不多。”他们几个人几乎是同时地说:“小弟弟,那你就要翻身了。”接着他们一听哨子声就起身开拔了。我不懂这“翻身”的真切内容,但我记得老人(父亲)的话:“瞎子不怕天黑,穷人不怕地变,叫花子不怕人乱”,共产党、解放军来了不会对我不利,此刻我竟不自禁的从胸腔里发出一声吼:

我要翻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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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虎根:我之初心(上)-激流网(作者:沈虎根。本文首发于激流网会刊《红色年华》2017年第二期,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卢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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