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里的,民谣从来没激进过。从1995年开始,我们听的就是《同桌的你》《睡在上铺的兄弟》《恋恋风尘》。我们的民谣歌手从一开始,唱的就只能是小情小爱小迷茫,老编辑在知乎上说中国民谣两大窠臼,唱别人想去不能去的地方,唱自己想日不能日的姑娘。我比较喜欢文明用语,我说中国民谣里面只有姑娘和远方。

在我们这里,民谣从来没有激进过-激流网       赵雷2013年巡演,在全国跑了44场,票价基本是预售40到50,现场再加10块的水平。

在北京上海,或者有VOX这样老牌Livehouse的武汉,演出的规模就稍微大些;在三四线城市比如济南、烟台,基本就是百八十人左右的规模,场地经常是一些民谣咖啡馆,很可能不许抽烟。

假设一场演出150号人,人均50,票房就是七八千。要不拿固定演出费,要不场地抽掉三成票房 ,剩下几千艺人团队分。

然后2014年,赵雷上了趟《中国好歌曲》。第二年再到武汉,VOX就办不下了。场地升级到湖北剧院,1500个座,票价180到680,一票难求。从那时开始,没有千人以上规模剧场的小城市,很难再见到赵雷了。

这次参加《我是歌手》一夜爆红,说不定以后赵雷的演出都得体育场级别起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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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赵雷的搜索指数趋势,图片来自新音乐产业观察

1

上,还是不上电视?

这对独立歌手来说,简直天问。谁都知道上一次选秀节目,可能抵得过你日复一日地跑十年巡演。但独立音乐人,重点还得落在“独立”。一个整天跑选秀的家伙,还怎么吟唱孤独?

前年因工作原因采访过摩登天空的沈黎晖。他说马頔有不止一次机会上《中国好声音》,公司也觉得没问题,但他就是不肯去。有电视台邀请万青领奖,还破例让他们真唱,万青再三推脱,最后跟沈黎晖说“觉得自己在颁奖典礼上特别傻逼”。

2013年,《中国好歌曲》的一位女导演联系赵牧阳来参加节目第一季。赵牧阳斩钉截铁说不行,还把导演劈头盖脸骂了一顿。(后来他参加了第二季,还道了歉。)

独立歌手总觉得上电视特傻逼,可是赵雷不管这么多。从《快乐男声》到《中国好歌曲》,再到这次的《我是歌手》,他集邮一样地,上遍了国内最红的音乐节目。

但上一圈节目下来,赵雷还是那个赵雷,人品和作品在圈内外的口碑,跟几年前几无二致,都说不错。马頔也还是那个马啪啪,人品作品在圈内外的口碑,跟几年前也几无二致,都说……咳。

电视大概算不上魔鬼。聚光灯,名声,财富,都不是。它们顶多是个放大镜,或者说照妖镜。你是赵雷,照出来就是赵雷,你是宋冬野,照出来就是宋冬野。你要是觉得自己没准备好接受检验,或者压根不感兴趣,你可以像尧十三那样逃离北京躲回贵州。

但是没有人可以否定,上电视几乎是音乐人唯一的超速上升渠道。宋冬野的董小姐,马頔的南山南都是被人在电视上翻唱火的。

后来翻唱节目实在找不到好歌了,电视台就开始策划原创类的音乐节目,然后赵雷、莫西子诗、杭盖、南征北战、AR才一个接一个被大家熟知。

下定决心不上电视,那你就做好熬的准备。李志是没有上过选秀节目。但李志明年40岁了。

前年还有一次我采访宋柯,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深刻,大概是“音乐选秀节目很火,但那是电视产业的事情,本质上跟音乐产业没什么关系”。然后我看他第二年就上了《蒙面歌王》当评委。

2

我一直觉得音乐其实是很难让人真的爱上的。梁欢在微博说过,音乐作为单一艺术形态面对影视和游戏这种综合艺术形态时,会有天然的无力感。

游戏很容易让人上瘾,毛片很容易让人上瘾。音乐很难。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猜可能多巴胺这个东西就是对音乐不感冒。

这个国家里绝大多数人,是没有受过基础音乐教育的。每个人都说喜欢音乐,但他们对音乐的需求都很单薄。农村的人婚丧嫁娶造气氛需要音乐,小镇的人彩铃和摆摊时需要音乐,城市里年轻人搭地铁的时候需要音乐。所以你们这些互联网公司给我提供一个乐库就行了,顶多加一页,新歌推荐。

但一旦你想让我花一个小时,啥也不干,从Intro到Outro听完一张完整的专辑,琢磨歌手的表达和情感,要下载还得花钱……老子有空炸两把金花不好?

而作为一个电视节目,收视率就是生命。电视台要给出的一定是最大多数人都会喜欢的东西。“该提供人们想看的东西,还是需要看的东西”这样的难题,还是留给今日头条去想吧,电视台现在保命为主。

所以赵雷这次火了之后,很多人泼冷水,觉得赵雷被过誉了,觉得那首《成都》很平庸。

我倒觉得,不是赵雷的水平只到这,而是只有这种东西在现在的媒介环境里火了。小情小爱,故乡故土,南方姑娘,北方女王,可以了。你还指望从电视上听什么呢?

我就敬李逼是条汉子,敢唱人民不需要自由。

你们的逼哥唱了一首又一首禁歌,上个月跨年演唱会还一边朗诵北岛的《回答》,一边撕开衣服露出胸口的中国地图,还怎么上电视?去年网上还有传言《我是歌手》要邀请胡德夫参加,但这位台湾民歌之父来到长沙能唱什么呢?《美丽岛》吗?

实际上民谣最初是非常激进的表达方式,几乎总是伴随着政治思潮而流行。30年代的民谣复兴,本质上是左翼运动的一环,是人们的抗议的声音。‍Bob Dylan的偶像Woody Guthrie和Pete Seeger在那时候组了一个叫人民之歌的乐队,歌唱战争和政治对人民生活的压迫。

后来Bob Dylan在60年代越战背景下,写出来Blowing in the Wind,引领了新民谣浪潮。歌曲发表几个月之后,马丁路德金发表了著名的I Have a Dream演讲,拉开了美国民权运动的大幕。

Bob Dylan又影响了李双泽和胡德夫,于是便有了《少年中国》、《美丽岛》和台湾70年代的民歌运动。

但在我们这里的,民谣从来没激进过。从1995年开始,我们听的就是《同桌的你》《睡在上铺的兄弟》《恋恋风尘》。我们的民谣歌手从一开始,唱的就只能是小情小爱小迷茫,老编辑在知乎上说中国民谣两大窠臼,唱别人想去不能去的地方,唱自己想日不能日的姑娘。

我比较喜欢文明用语,我说中国民谣里面只有姑娘和远方。

所以我们听完《董小姐》唱、听《南山南》唱,听完南山南唱听《成都》唱。

3

也不是说赵雷的歌里面只有姑娘和远方,也有《吉姆餐厅》和《开往北京的火车》。2015年赵雷的《咬春》被列入网络黑名单,因为歌词里面有嘎吱嘎吱的床和谁压谁喘不过气来。

北京说唱歌手大卫之前找了个出版社,想出本书。书里的诗有大量涉及政治隐喻的内容,编辑看完,给他回了七大页的修改意见,让全部改掉。

大卫气急了,发微博泄愤,说这个编辑的无知和疯狂已经彻底失控,说他只是渴望最起码的常态却被当成理想主义者,这让他感到绝望。

但你能怪这个编辑懦弱吗?你一本书不出就算了,少挣些办税。你接着走穴演出,写诗写歌,每个礼拜和崔健一起去东城区的DDC里Jam一晚上。而出版社出版了有问题的东西,亏钱事小,处罚事大。

所以这个时代没有好内容,这个锅是创作者的,也是渠道的,但归根结底,是这盛世的。

这么看,混民谣圈,不错了。有听众,有场地,有演出,签个公司努力跑巡演,等着哪天上上电视睡睡果儿。

哪天遇到创作瓶颈了,找个套路套一套。今天还有人专门分析了42万个字的民谣歌词,发现民谣歌手最喜欢的无非是“再见”,“姑娘”,“夜空”,“孤独”这几个词。

写季节基本是夏冬春,很少人写秋天,大概是秋高气爽没法忧伤。如果要写城市,可以不写北上广,但必须是省会,郑州兰州武汉成都长沙都可以,千万别写个东莞。

你要是搞说唱的,就没有民谣这么幸运了。创作套路也有,钞票马子黑社会,但没人喜欢了。每年都听说“下一个崛起的音乐流派是说唱”,结果从摇滚到民谣到电子,愣是没看到哪个说唱歌手上工体开个唱。

国内西安成都新疆那么多优秀的说唱歌手和制作人,没哪个能被摩登天空签下来,倒是签了一个陈冠希。大概是这个行当里目前只有头部艺人有商业价值。

和《咬春》一齐被文化部禁掉120的首违规歌曲,基本上被说唱霸榜。阴三儿被禁掉几乎20首歌,比如《北京晚报》、《老师你好》,占了整个榜单快六分之一。

我去年回广州过年,拜访一家在广东说唱圈非常有名的厂牌。厂牌的负责人几乎可以说是广东最优秀的嘻哈音乐制作人。工作室比我想象中小,当然也没有花里胡哨的钞票毒品大长腿什么的。他给我泡了一杯茶,我们聊了一会儿,然后和我一起到楼下酒楼的快餐部吃了12元一份的晚餐。

我当时想说的是,你TM比我们写字的还穷啊!

(作者:木村拓周。来源:老道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