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注】李民骐是美国犹他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所撰写的《中国的兴起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没落》以及《中国和二十一世纪的危机》两部著作分别由英国的冥王星出版社（Pluto Press）于2008年和2015年出版。瑞尔夫∙拉库斯（Ralf Ruckus）是德国工运活动家，近年来关注中国进步事业并担任《工潮》网刊编辑。这篇评论文章是拉库斯撰写的“中国资本主义在危机中”系列评论的第二篇，原载于德国《社会历史网刊》。在这篇评论文章中，拉库斯除了详细介绍了李民骐教授上述著作以外，并从欧洲激进左派的立场对李民骐教授和中国进步团体的一些观点提出了批评。现将拉库斯的这篇评论文章完整地翻译出来，供国内进步读者参考。这篇书评篇幅较长，《红旗太平洋》公众号将译文分为上、下两部分分别发表。该文的注释统一列在每一部分的后面。此外，拉库斯曾于2015年12月在德国科隆采访了李民骐教授。《红旗太平洋》公众号将另行发表这篇采访的中文译稿。
这组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危机的系列文章的第一部分，是对于Zhang Lu论述汽车工业中劳工动荡问题著作的评价以及对作者的采访。李民骐是位于美国盐湖城的犹他大学经济系教授。他关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从世界体系观点分析中国和全球经济，并且着重于环境危机（特别是全球变暖问题）。
在较早的一本著作（《中国的兴起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没落》，2008年）的前言中，李民骐叙述了他自己的成长过程[3]。他参加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北京的“学生持不同政见者活动”，他从一个“新自由主义‘民主派’分子”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者”；九十年代初，他因为在北京大学校园中发表政治演说在监狱中度过了两年，他从左派的观点“研究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发展”。1994年，他来到美国，后来又伴随着学术活动从阿姆赫斯特（译注：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到多伦多，最后来到盐湖城[4]。
中国和二十一世纪的危机
在这部最新著作（《中国和二十一世纪的危机》，2015年）中，李民骐进一步阐述了在上述那部著作中所提出的某些论点和预言，增加了自2007-2008年以来全球危机的经验、中国经济的相对放缓和成堆的问题，以及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最新研究[5]。李民骐认为，虽然上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的危机得以借助中国的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实行“空间修复”而解决，当前的危机将无法被“修复”。他进一步指出：“到本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矛盾将很可能汇合在一起，从而导致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的一场重大的危机。与以往的重大危机不同，即将来临的这场危机将有可能无法在资本主义的历史框架内求得解决。”（第2页）
资本主义的终结？这是充满希望的前景，也是大胆的预言。李民骐并不是目的论者。在采访中，他强调：“没有人想要预测未来的细节，但是我们尝试按照我们所了解的过去和现在去认识历史可能性的范围。”他列举了历史的、社会的、经济的、和生态的证据，识别有关的“趋势”并据此做出预测。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本有趣的书，在关于资本主义的可能崩溃以及超越资本主义的未来的辩论中做出了令人鼓舞的贡献，虽然其中的有些部分是不无争议的。
关于终极性危机的预言
李民骐从三个方面来说明中国和全球的资本主义已经分别达到了各自的极限：资本主义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在消失；中国的无产阶级化正在达到一个关键的水平；在核心、半外围和外围国家之间的全球数量关系越来越不稳固了。
经济的极限：不复存在的（积累）条件
在讨论资本主义的“周期性节奏和长期趋势”时，特别是关于经济周期、长波和霸权周期，李民骐从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的理论出发（第42页）。李民骐指出，历史上，这一趋势显然存在但是却反复被打断，因为在地理扩张的帮助下，全球资本主义得以反复地降低成本并恢复资本积累的有利条件——这就是“空间修复”[6]。周期性运动“提供了这样一种机制，通过这些机制，全球资本主义得以不断地再生产它自己的基本运动规律。但是，随着全球资本主义在短周期和长周期中扩张，各种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参数发生着变化”（第48页）。因此，问题是，中国“能否成功地领导一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重组，正如美国在1945年以后所做的那样”，或者，已经变化了的参数和条件将预示着“资本主义的历史极限”。
李民骐引用了沃勒斯坦的概念，资本主义要运行，就需要“一系列的历史条件”，具体来说，就是可以为（资本家）所接受的高利润率，而这又取决于“是否可以获得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物质投入，以及有效且低税收的国家”（第53-54页）。伴随着城市化、无产阶级化、自然资源枯竭和环境破坏，就出现了“工资成本、物质成本和税收成本相对于经济产值上涨的趋势”。在新自由主义时代（1980年以后），巨大规模的“空间修复”带来了工资成本的下降和利润的上升，全球资本主义“设法渡过了几次重大的危机”（第58页）。但是，近年的指标说明，经济增长（特别是技术进步）已经普遍放慢[7]。
关于中国，李民骐进一步认为，“再过五至十年，中国资本主义将很难继续维持那些到目前为止支撑着它的资本积累的各种条件”[8]。由于中国对制造业出口的依赖，中国需要在工业设备和基础设施方面进行大量投资，这些投资造成了中国利润率的下降。“1990年至2010年，中国企业部门的利润率在20-30%之间，大约相当于美国利润率水平的两倍”（第79页）。自2007年以来，中国的利润率急剧下降。“中国的产出资本率现在已经接近美国在大萧条期间所经历的产出资本率”（第80页）。不断上升的工资、税收和资本成本使得利润挤压进一步恶化[9]。
通过考察以往的资本主义时代，可以了解到（在英国和美国）一旦利润率下降到10%左右，重大危机就很可能发生（第94页）[10]。到本世纪二十年代，这种现象将很可能（在中国）发生。不过，2007-2008年的危机以及中国的巨大的由国家投资的刺激项目导致公共投资的上升和债务的暴涨。随着债务-产值比的上升，一次严重的危机甚至在2020年以前就可能爆发[11]。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当局想要使中国经济“升级”或“再平衡”的努力看起来是徒劳的。“面对产业工人阶级的挑战，西方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了内部改革，从而通过经济和社会让步（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福利国家、工会承担着合法的作用）来容纳工人阶级的要求”（第180页）。中国不具备相应的资源、时间和空间来实现这样的让步[12]。
如上所述，由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最大的可能是，中国经济的减速以及积重难返的社会危机将把全球经济拖入衰退之中。
社会的极限：无产阶级化的关键界限
李民骐正确地指出，当中国开始市场化改革并对外国投资开放时，中国可以依靠的“唯一现实的‘比较利益’…
便是将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基础与一支庞大的廉价劳动力结合起来，并将自己改造为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制造业出口中心。”这个战略是成功的，因为它“正好适应了二十世纪晚期的全球资本转移”（第35页）。随着巨大规模出口工业的发展，中国的社会构成发生了变化；数以亿计的人背景离乡并转变为半无产阶级的雇佣劳动者——这是历史上到目前为止在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最大的产业工人阶级。
并不令人意外的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阶级斗争的一个关键战场”（第3页）。持续不断地将农民和农村劳动者转化为城市无产者的过程正在达到一个关键的界限：“到2020年，中国的无产阶级化程度将达到类似于巴西、南朝鲜和波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水平”（第39页）。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三个国家的非农业就业比例达到了70-80%，这三个国家都遭遇了重大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在李民骐看来，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界限，一旦越过这个界限，一定的区域体制将难以应付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要求。然而，“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巴西、南朝鲜和波兰不同，当未来的中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爆发的时候，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性危机也将来临。”这样，中国将不会有机会等待其内部的问题自行解决（第41页）[13]。
体系的极限：半外围的膨胀
在中国和中国以外地区资本主义发展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极限是显而易见的。除此以外，已经不再有另外一次地理扩张并为资本主义生产攫取新的劳动力资源的机会。在十六世纪以来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上，当核心地区经历劳动和资源成本上升以及利润率低迷时，外围地区多次地为克服停滞和危机提供了空间、劳动和其它资源[14]。但是，在李民骐看来，在二十世纪晚期资本转移到中国以及在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国进入半外围并使得全球劳动和资源成本上升以后，已经不再有任何其它地方可以完成另外一次“空间修复”。李民骐阐述了两个历史现象。
第一个现象就是不断膨胀的半外围地区内在的不稳定。“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半外围地区处于全球政治不稳定的中心。”这里说的是东欧、拉丁美洲诸国（第69页）。大众的骚动、工人的动员、（去）工业化、债务危机和“结构调整”、军事独裁以及“民主”运动都反映了这些地区的社会变化；这些地区，既不是核心的一部分，也不是外围的一部分，因而它们既从“不平等交换”中受益又因此而受损[15]。随着快速的城市化、移民和工业化，中国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稳定方面正在经历类似的挑战[16]。“随着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城市中产阶级开始要求更高的生活水平以及政治和社会权利，中国将可能面临一场与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东欧和拉丁美洲半外围国家所遭遇的相类似的严重危机”（第78页）。
第二个现象是，像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地区，对资本主义积累从空间上和经济上形成了限制。当危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时候，工业能力从核心和半外围地区转移到中国并且得到扩张——在资本主义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在“外围地区的一片庞大的地理区域中”将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以如此的规模动员起来（第78页）。在那个时候，半外围地区还仅占世界人口的一小部分，但是，中国随后的上升便给半外围地区增加了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二十[17]。“参与高水平能源和资源消费的人口和地理区域都将大大增加”（第78页）。“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现在仍然在通过不平等交换向核心地区提供的经济剩余可能会完全消失”（第76页）。全球资本主义将无法容纳如此大的一个半外围工人阶级的要求，而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范围内，“不存在另外一个大的地理区域可以代替中国并提供类似规模的经济剩余”（第77页）[18]。
生态灾难
面临着成本的上升、利润的下降、无产阶级要求的高涨，为了解决危机所需要的出路已经不复存在，中国以及中国以外地方资本积累的发展并且受到生态约束的制约。虽然全球资本主义几度设法从以往的重大危机中恢复过来，这次，它却可能失败，因为它必须要面临并且“解决”不断升级的生态问题。这里的中心问题是这样一种矛盾，一方面是这样一种经济制度，它依赖于经久不息的资本积累、增长和资源消费；另一方面是一个仅有有限资源的行星，这个行星只有在生态可持续性得以实现的条件下才会存活下去。
在李民骐看来，为了维持经济和社会稳定，中国经济自身（在当前）需要至少保持5%的增长率，并需要继续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和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19]。中国的增长在世界能源市场上导致了对化石燃料的持续的、饥不择食般的需求，又导致了对水资源的致命汲取以及在城市地区越来越严重的（甚至是名副其实的令人窒息的）空气污染，并且导致了引起气候变化的各种问题的恶化[20]。与此同时，生态可持续性要求经济增长放慢，甚至要求负增长——无论如何，大大低于资本所期望的以及为了避免经济崩溃所必需的增长率和利润率。
最主要的是，资本主义积累和经济增长依赖于能源，而能源仍然主要来自于化石燃料。“在2000年至2014年间，全球经济实际上没有减少它对化石燃料的依赖”，石油、天然气和煤“在2014年占世界全部初级能源消费的86%”（第104页）。由于世界化石燃料的生产将在21世纪中期以前达到峰值，而化石燃料以外的能源资源（比如核能和可再生能源）将不足以抵消化石燃料的下降，世界能源生产和消费在2030年以后将很可能下降，从而加重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21]。虽然化石燃料使用的减少可以带来二氧化碳排放的减少，最大的可能性是，这样的减少对于防止气候灾难来说已经是太慢、太迟。比如，即使马上做出决定，用“清洁”技术全面地替换高排放的发电厂，这一过程也要用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并在实际上产生足够的清洁效果[22]。
全球变暖及其后果——包括海平面上升，城市地区的淹没以及农业地区的毁灭——将造成“环境难民”，迟滞资本主义积累，加深“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第131页），甚至于威胁到“人类文明的物质基础”（第136页）。李民骐概括说：“无论是中国资本主义还是全球资本主义，都不可能在促进人类文明长期可持续性的前提下，做到与气候稳定的基本要求相一致”（第168页）。在李民骐看来，这样就只有一个选择：通过全球的阶级斗争来实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灭亡并且用一个按照社会公正和生态可持续性原则组织起来的、崭新的社会制度来代替它”（第169页）。中国，将会决定，这样一种前途是否将有任何机会出现在全球范围。李民骐的批判性的论断是有说服力的，但是，从这里开始，下一步怎么办，就是一个有争议性的问题了。
（未完待续；请关注本文下半部分，其中拉库斯对李民骐和中国一些进步团体提出了激烈批评）
(作者：【德】瑞尔夫∙拉库斯；翻译：红海军；来源：红旗太平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