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追赶城市的外地人

在上海生活17年后,王培礼觉得,“城市离自己越来越远了”。

谋生工具从自行车变成了小轿车,他还是没能追上城市加速的步子。没追上高房价,他和家人租住在郊区一间民宅。屋子几年内即将被拆迁,他们只能搬去城市更外围的地带。他也没追上居住证,他的女儿“潜伏”在某所民办小学内,上级部门来检查的时候只能“被放假”。他更没追上户口,3个月前贷款买车做起网约车司机的他,不久后很可能又要另谋职业。

这位只念过3年书,个头不高的安徽农民工,认为自己“再普通不过”,和上海近千万外地人没啥俩样。“只不过我老了,城市不再需要我了。”老王黯然地说。

今年45岁的他不得不更加争分夺秒。每天早上6点,他用力踩下油门,冲向拥堵的市中心,直到将近11点,买来当早点的包子还没来得及吃上一口。最晚的时候,他凌晨2点才回到位于浦东郊区的家,6岁的女儿已经几天没见到早出晚归的老爸。

3个月前,刚买下这台漂亮的白色轿车时,他高兴地带着全家人去了海边。在这辆车上,他押下了半辈子的积蓄,还背了3年的债务。杂七杂八算下来,每个月要还七八千元,可是哪怕一个月30天不停歇地跑车,落到老王口袋的也不过2000元。

“本来指望着3年后还完贷款,车就成了我的。”老王苦笑着说。如今,一旦上海网约车细则落地,他就打算把车折价卖掉。几天前,他试探性地给此前工作过的快递公司发了短信,半开玩笑地问,“要是我回来,还要我不?”

十几年来,老王只能一直在城市的外围打转,和繁华的上海市中心保持着二三十公里的距离。

他想要扎进这个城市里。为了办下居住证,让女儿在上海上学,他曾特意搬进有房产证的正规民房,房租从每月450元涨到了500元。

他还进了一家能缴社保的快递公司,每天晚8点上班,早7点下班。主管怕员工偷懒,常常在巡视时高声对他们说,“无论哪家公司,缺了老板是不行的,缺了你地球照样转!”

负责分拣快递的他,“上半夜坐着,下半夜站着”,像机器一样根据地址给快递编号,每个件在手中经过的时间不能超过3秒钟。每个月,有20万件快递从他的手流向浦东的34家网点。

他还是没能挤进城市的核心圈。最后关头,房东反悔了,不愿借出房产证,办居住证的愿望落了空。他从快递公司辞了职,辞职之前缴的社保也没用了,居住证更加遥不可及。

如今,老王也“想开了”。“我们院子里一共6户,16口人,没一个有居住证的。”他安慰自己,“更何况哪怕办上了证,每年都得续,孩子借读费一年9000元,自己缴社保更贵!”

带着妻儿搬来上海后不久,他前进的速度就不断被轰鸣的机器赶超。在浦东北蔡镇,他找到了第一份长期工作。那时,街道上很少看到汽车,给家具厂送货的他,每天卖力地蹬着破旧的自行车,后面拉着板车,板车上拖着五六件沉甸甸的家具。经常,他需要把货送到30公里外的地方。

“工作是辛苦一点,但一个月的工资有750元,当时相当不错了。”那时,他还是个20多岁的小伙儿,对大城市充满了向往。

不过,只干了一年多,老王就失业了——因为老板买下了一辆货车。

他初次来上海打零工是1991年,也就是国家制定“开放浦东”重大决策一年后,老王至今记着,浦东当时仍是一片荒凉之地,南浦大桥还没有通车,坐船去浦西仅需7毛钱,东方明珠尚不存在。

此后20多年间,468米的亚洲第二高塔东方明珠拔地而起,450多栋写字楼如竹笋般从陆家嘴的滩地上冒出来,16条地铁线被挖通,甚至,上海还建成了世界上第一条磁悬浮商运列车专线,跑完30公里仅需8分钟。

民工老王:“城市离我越来越远了”-激流网

(王培礼)

曾有一瞬,老王差点就抓住了这辆飞速向前的列车。

那是2000年,运家具的他卸完货,在客户位于中环的家中聊天时得知,房子“并不算贵”,80平方米只需要13.5万元,买房还送户口。

老王觉得“心里痒痒的”。但他手里连1万元都没有,又不愿找亲戚借钱。“更何况,当时也没打算长居,打工的人,漂泊到哪儿就是哪儿,谁知道明天在什么地方呢?”

如今,房价对他来说变成了一个天文数字。有房产中介给老王打来电话,邀请他去看房,正在开车的他提高音量,直接了断地回应,“不感兴趣”。十几年来,老王从未在上海看过房,因为“看了也白看,没钱反而伤心难过”。

偶尔,老王也会漫不经心地和乘客聊起房子,得知陆家嘴附近的房价已经蹿到12万元一平方米时,他脸上没有露出一丝波澜。

他早已明白,城市加速之快令人咋舌,自己老早就追不上了。

老王曾想过“一夜暴富”。此前微信名叫“股市掘金”的他,手机里至今保留着炒股软件。在短暂的午休时间,他会打开车载收音机,收听财经资讯。他最懊恼的事情莫过于,眼看着一只股票的单价从1.7元涨到了15元,他却“没有可以入手的资金”

他还想过自己搞发明创造,申请专利。“能不能发明一种不耗油不耗电的汽车,就靠空气泵作发动机?”最后费尽周折联系到同济大学一位空气动力学专家,结果教授坚定地说,“你这个想法跟永动机一样不现实。”

老王从没把这事儿告诉家人,但他从此把儿女的教育看得“比天还重”,希望他们像城里的孩子一样考大学,不要走自己的老路。

他咬咬牙把儿子送进了老家最高级的一所私立双语中学,每年光学费就要1.9万元。

平时,老王身上的衣服都是几十元淘来的,最贵的一件也不过是300多元买来的黑色夹克。他甚至只有两双鞋换着穿,还是商店做活动买一送一时买的。但是,为了不让儿子在学校看起来寒酸,“怕伤了他的自尊”,他给儿子买的运动鞋从没低于300元。

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女儿喜欢唱歌跳舞,在小朋友中才艺出众。回忆起她在幼儿园毕业典礼上表演的舞蹈《踏浪》,老王紧皱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她就站在第一排最中间的位置,穿着绿裙子,抹着胭脂,涂着口红”。

每到下午4点多,老王便会遇到带着孩子去上各种辅导班的乘客。老王想着,等学校开舞蹈兴趣班了,他也要给女儿报名,尽管女儿在学校是名“黑生”,一遇到上级检查,只能被停课。

前些天,女儿还缠着他,“爸爸,我想要个点读机学英语,就跟电视广告里的一样!”老王心里一直惦记着,等过一阵子手头宽裕了,就给女儿买上,“而且要买就买个最好的”。

但是,他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实现这个承诺。“我什么都没抓住,儿子快结婚了,没房,女儿要读书,也没钱。”跑车的间隙,他半仰在驾驶座上,望着车窗外的楼盘低声说。

从市区回家的路上,在老王的车窗外,一辆辆呼啸而过的轿车逐渐变成了挤挤攘攘的摩托车、电瓶车和三轮车,咖啡厅和商业中心传出的悠扬曲调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两元店门前高亢的喇叭声,不断重复着“特价清仓”“大甩卖”的广告词。

他的家安在镇上棚户区一个近20平方米的空间内,贴着旧报纸的窗外面对着一堵墙,阳光很难照进来。屋里没有厨房和卫生间,平日需要洗澡时,身为酒店清洁工的妻子会带着孩子上自己工作的宾馆。

两张横竖交错摆着的床,一张吃饭用的八仙桌,一个五斗屉,一个米白色柜子,几乎就是屋内所有家具。

但老王的妻子还是觉得太多,“搬家一次都搬不完”。和院子里其他租客一样,老王的妻子也知道,他们临时的家早被划入拆迁范围,但她“现在不想考虑这么多”。她挥挥手,“之后搬去哪儿,以后再看吧!”

在载着乘客驶往他们的目的地时,老王每天都会经过一座座高架桥,路过一个个繁华的商业广场,但老王和妻子都说不清楚,他们的下一站会在哪里。

在老家安徽寿县,老王家8口人分到8.3亩地,父母还多给了他半亩,所以他名下有1.5亩地。在家种了一年地后,他发现“种出的稻谷还养不活一家人”。

村里也几乎没有同龄人了。前不久,老王开车回家探望患胃癌晚期的岳父,惊讶地发现,“除了一位村小老师,儿时的伙伴没有一个人在家了。”

“全都各奔东西了,有的来了上海,有的去了深圳,基本上都在大城市卖苦力。”老王和他们大都断了联系,“二十来年没见过了,就算见了面也不认识”。

除了一位叔叔,老王所有家人都来了上海。2008年,不愿离开老家的父母也坐着大巴车来了,找到了小区清洁工的活儿,顺便拾荒贴补家用。后来,大雪压垮了老屋,家乡3间稻草屋顶的土屋现在只剩下一堆坍塌的黄土。

在城市里,当汽车在高架桥上奔驰时,老王最喜欢的是道路两旁的路灯,星星点点的暖黄色照亮了路面,也照亮了夜空。“老家没有的。很明亮,很美,不是吗?”老王好几次望着它们出神。

突然,这种灯光消失了。车子拐进一条黑暗的土路,道旁是破败的厂房,凌晨时分水沟边涌起的雾气爬上了车的前窗。老王费劲地探着头,借着昏暗的车灯,努力看清回家的路。

(作者:郭路瑶 来源:《冰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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