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产关系出发的阶级学说在这里丧失了对象——这正好对应了作者的社会历史观:认同自古以来存在社会分层这一事实,但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史观[5]。就小说中的世界来说,广大垃圾工,连同第三空间所有人的悲惨处境完全值得庆幸——因为他们本“不配”生存——而毫无指责“不公”的理由。他们的“幸存”是人道主义残余的恩赐,而非自身的社会价值和抗争所得。这样,小说从指涉现实出发,却构造了一座远离现实的空中堡垒,一个残酷无比却无由反抗、吞噬一切变化可能的社会黑洞。在由旁观者的同情出发而塑造的文学世界中,不无悖谬地反而消除了同情的理由,消弭了植根于现实政治经济结构中的变革希望。作者所言“这种残酷设定下的人的温情”也仅仅是“温情”而已。

折叠的背后——从《北京折叠》谈空间、阶级与科技崇拜-激流网

阶级/阶层的分化,直接表现为空间的分隔,这对于大家并不陌生。人们的生存空间是社会活动的产物,在现代社会,权力-资本主导着空间的构造和分配,这体现在被称作“城市规划”“城市现代化建设”“城镇化”等一系列社会进程中。

似乎是预设了“后工业时代”的背景[1],郝景芳的《北京折叠》呈现了一个空间/阶级的分隔比现实中更为清晰、严酷的城市图景。这是一个想象的城市,也是理想的城市——对城市规划者和上流社会来说。实际的北京总是存在某些裂隙,某些异质的景观。尽管有二环到N环所圈划的层次,以现代方式再现了古代都城的中心辐射结构,但人群的划分尚未达到小说中那样壁垒森严。例如,在白领职员聚集的地方,亦有清洁工、快递员、外卖小哥的身影;在新兴的城郊开发区,混杂着城市边缘人群的简陋居所;在城市中心地带,不难见到乞丐、游民、拾荒者,还有核心价值观宣传墙遮盖不尽的工地及农民工的板房。

总之,只要现实中的城市生产还没有达到小说中那样高度自动化、智能化,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上层社会,只要一部分肉体人还需要另一部分肉体人喂养、服务,而不是仅靠机器人,那么就难以形成彻底的分隔,难以形成一个干净、光洁、均质、无损运行的“第一空间”——那是资本主导下的“城市规划”所力图达到的。现实中,上层阶级退而求其次,就以高档住宅区、城郊别墅、度假区的形式制造局部的隔离。

《北京折叠》就在一个看似指向未来的想象中,指涉了已经越来越清晰的社会分化现实。小说展现了在此背景下不同人的关系及底层人的命运,但并没有清晰地给出产生这种分化的缘由,仿佛这是社会自动发展的结果,或者是未来科技高度发达的必然产物。由此,小说的社会关怀诉诸于有限的温情与冷漠的呈现,一种承认残酷事实后的无奈和优越者的坦然弥漫于其中,正应和了时下的一种颇为优雅的社会观察视角与情绪,而不见任何救赎与改变的希望。以下从空间,阶级,科技三个方面来谈。

一 空间观念与社会认识

空间被社会关系洞穿,反过来又塑造着人类社会。人类历史就是不同群体争夺空间、构造空间、分配空间的历史——“空间矛盾‘表现’社会政治利益和力量之间的冲突”(列斐伏尔)。对于统治者来说,把控空间建构的主导权,对巩固既定的社会结构和统治关系、维持社会再生产至关重要。另一方面,空间的生成性同样为打破固有空间提供了可能,“对内部关系的辩证法哲学的重视激发了激进主义”[2],即不把既定的空间格局看作是绝对的,而是去分析其生成历史及其负载的社会关系,利用其内在的矛盾、裂隙,从而构造另一种可能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环境的产物,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历史上的大变革,便是在既有空间的“最薄弱环节”炸开缺口,从而破旧立新。

在《北京折叠》中,壁垒森严的三个空间的划分是统治者的理想空间结构,有力巩固已经充分固化的社会层级。就每一空间内部来说,是均质无差别的,而不同空间的“跃迁”难之又难。对于底层人尤其是主人公老刀来说,似乎这一空间结构是天经地义的,他并没有改变自己空间层次的愿望,更不用说打破壁垒的革命要求,这正是我们社会中大多数已定型的人的世界观,也是作者对“作为混杂体的普通人”的认识[3]

折叠的背后——从《北京折叠》谈空间、阶级与科技崇拜-激流网

正是这位老刀由于偶然的机会,得以在三个空间走一遭,见证了“操蛋”的社会不平等。他的闯入,为第二特别是第一空间带入了异质性因素。通过对比,借由老刀的视角,我们看到了存在于社会领域的“平行宇宙”,几乎像不同物种之间那样隔绝。社会中的每个人不光携带着他的独特身份,也携带着他的独特空间,因而来自“异世界”的老刀的出现马上就引起了统治机器的敏感反应,就像动物携带的气味被其他物种所精确地辨识到一样。在社会层面上,我们平常所谈的人的“气味”、“气场”、“格调”这类抽象的东西,其实是清晰可感的。《北京折叠》多次谈到气味,老刀“第一次到第二空间,并不紧张,唯一担心的是身上腐坏的气味”,这类似于以往乡下人进城的体验。

在展现社会空间的残酷同时,作者也通过回溯老刀父辈时北京的改造、老刀如何继承父亲的垃圾工职业,以及通过第一空间那些决定世界命运的人之口,谈到了折叠的北京何以形成、何以维持,从而把具体的社会进程及关系引入进来。特别是有一段从冷冰冰的经济学角度谈到了空间折叠与隔离的奥妙,即解决失业问题、隔绝通货膨胀的传递。

因而,《北京折叠》展现了一个表面上绝对化的社会空间,从不同人群的相对视角来透视其结构,并隐约触及到了空间的关系性,从而引人思考造成社会分化的缘由。但下面将要说明,作者所透露的社会关系是暧昧的,残缺的,从而其设象的社会图景及其可能性也是肤浅的、老套的。

二 阶级视角

1、第三空间的人

作者郝景芳的生活经验构成了其写作的背景。她明确谈到:“我写作最主要的动力来自于自己的一些旁观目睹……我曾经居住在北京的城乡结合部,楼下就是嘈杂的小巷子、小苍蝇馆子和大市场。有时候我在楼下吃东西会和店主聊天,听他们说着远方其他省份的家人孩子,听他们在北京看不起病的忧伤困扰。”[4]同时,作者也曾经置身于踌躇满志的年轻人中,曾经出入于高级场所,见识那些能“改变世界的人”。她写作就是要“展示出来那种人群与人群的隔离”,不同人群虽然空间距离很近,但“完全不会有什么实际的接触”。于是现实中的社会隔离到小说中凸显为空间的绝对隔离。也正是作者在脏乱的城中村“旁观”底层人、外来务工者的经历,成为她小说中第三空间景象的来源。这使得她笔下的折叠北京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向,对贫富分化的强调激起了读者的热议。

然而,也正是这种有限的“旁观”,限制了作者的视野和想象。作品无疑很“现实”,但也甚为片面。

首先,小说中呈现的第三空间显然是以服务业为主的:餐饮、服装销售、低档娱乐、垃圾处理,而以垃圾工为“繁荣的支柱”。这显然吻合小说作者曾目睹的城中村的样貌。在小说中,垃圾工的设定却又不同于现实,他们数量巨大,但并非社会必需;垃圾处理完全可以用技术取代人力,但出于就业、稳定的考虑,上层空间的精英故意留下了这个人工的行业。

也就是说,垃圾工的存在、其谋生的职业,完全是由上层赐予的,从社会生产的角度来说,他们完全没有存在的价值。这就截然不同于真实的阶级社会中被统治者、底层人的地位,后者是生产的主体,是支撑社会运转、上层社会繁荣的根本;甚至不如主奴辩证法意义上奴隶的地位。除了他们自身,其他人群的生存、上流社会的再生产,都并不是离不开他们,不需要他们养活。底层人/被统治者,不再是社会的、历史的主体,更非“创造历史的动力”,而是悲哀地成了标准的“寄生虫”,寄生在其他人产出的垃圾堆上,靠物质废料生存,成为名副其实的微生物一类的“分解者”,而不是生产者。以往的无产者除了自身之外别无所有,唯一可以拿来交换的是劳动力,为资产者创造剩余价值。而这里的分解者则无法创造任何价值。——他们不再是社会生产链上必要的一分子,而是多余的人,同他们捡拾的城市垃圾一样的存在,他们正是当前一些资本精英眼中的“垃圾人口”的真正对应物。

于是,从生产关系出发的阶级学说在这里丧失了对象——这正好对应了作者的社会历史观:认同自古以来存在社会分层这一事实,但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史观[5]。就小说中的世界来说,广大垃圾工,连同第三空间所有人的悲惨处境完全值得庆幸——因为他们本“不配”生存——而毫无指责“不公”的理由。他们的“幸存”是人道主义残余的恩赐,而非自身的社会价值和抗争所得。这样,小说从指涉现实出发,却构造了一座远离现实的空中堡垒,一个残酷无比却无由反抗、吞噬一切变化可能的社会黑洞。在由旁观者的同情出发而塑造的文学世界中,不无悖谬地反而消除了同情的理由,消弭了植根于现实政治经济结构中的变革希望。作者所言“这种残酷设定下的人的温情”也仅仅是“温情”而已。

当然,如前所述,作者设想的是一个后工业时代的未来社会,至于这番设想是否合理,随后再讨论。这里先从现存社会出发,来补足小说所遮蔽的另一部分现实。

2、生产者眼中的城市空间

在城中村掠过的观察者只会看到城市边缘的杂乱,小人物的挣扎,城市空间的相对立,但看不到这背后真正的社会关系。《北京折叠》关注底层普通人,但恰恰忽略了“底层人”中的一大部分,也就是被作者一笔带过的工厂工人(小说只提到材料回收再加工的工厂,“在科技园区,远离城市……机器自动作业,工人很少”)。

然而,至少在目前,我们一切的消费,离不开那些仍然靠着血肉之躯来劳动的生产者。

笔者曾去几个工厂打工。工业区是一种独特的空间,既非城市也非农村,那是真正与城市的主要空间隔绝的、全部围绕商品生产而组织起来的场所,没有多余的功能;其周边的消费、娱乐、生活空间完全围绕着劳动力的再生产,环境的嘈杂、脏乱、低劣,比任何其他地方更甚。它并不像城中村、结合部,也许还会有一些中上层人暂住,是他们通往自由之路的中转站,它是彻底埋葬青春与梦想,以冰冷的、机器的硬度让你触碰现实,为了糊口而出卖力气给资本大亨的流放地。因而许立志曾把工厂车间生动地比作多少人“青春的最后一块墓地”(《最后的墓地》)。我最近一次去的是一个为苹果公司生产手机屏幕的代工厂,为了iphone7的外表光亮,我和工友需要在噪声巨大、气味逼人的封闭车间不停地装卸一摞摞玻璃,搬动笨重的夹具,每人操作三台机器,浑身沾满磨粉水,每天持续11个小时。而白班过后刚一个小时,上夜班的又开始重复那马不停蹄的操作了。一个小小的手机屏幕,要经过十几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尽管都是机器加工,然而都离不开活生生的人,都要投入实实在在的、超强度的体力。正是数以万计的工人将自己身体和精神的活力注入到那些小小的玻璃片中,才有了iphone的光亮。在工厂能深切地体会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分析批判丝毫没有过时。

已故打工诗人许立志的诗歌真实记录了工厂的劳作与生活,呈现了十分宝贵的、为主流视野所不见的底层打工者眼中的世界。这里只举出他的一首题为《深圳,深圳》的诗[6]

世界之窗 欢乐谷 东部华侨城

海洋世界 大小梅沙 仙湖植物园

地王大厦 京基100 宝安机场

深圳中心书城 深圳图书馆

深圳音乐厅 深圳少年宫

深圳大剧院 深圳大学 深圳北站

鞋材厂 电镀厂 模具厂

电子厂 塑料厂 造纸厂

线材厂 家具厂 砖头厂

玩具厂 五金厂 印刷厂

电器厂 马达厂 服装厂

针织厂 制品厂 肉联厂

这是打工者眼中的现代城市,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两组密集意象所呈现的是两种空间的并置,我们可找到很多种对应的说法:消费—生产;休闲—工作;娱乐—劳动;精神—物质;脑力—体力;文化—物化;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第三产业—第二产业;高端产业—底端产业……两种空间互为镜像而又截然分立,构成社会的再生产体系。诗人把单调、密集的众多“厂”置于下部,不但暗示其基础性作用,也显示了社会的总体性悖谬:社会分工在丰富了物质生产的同时,也掘成了人与人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造成了高度分隔、对立的两极,其中物质资料的生产部门被埋在底层。

这是实际社会中的空间隔离,是比小说《北京折叠》中的城市建筑折叠得还要巧妙,隐藏得还要完美的社会现实。巨大的、支撑全社会体面活动的、人数众多的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在主流视野中心照不宣地成为比城市的角落、比荒凉山村还要偏僻的场所,比远方更远的世界,为大众媒体的强大触角所遗忘。而若不是许立志这首诗,有谁能够从这种角度来看我们繁荣的城市,意识到种种生活便利、城市景观、文化下面对应的这些“厂”,和其中成万上亿的被埋藏的肉体的人,就像地下墓穴一样托举着活人的城郭?

因此,许立志这首诗要比《北京折叠》远为真实、深刻。

3、温情与冷酷

现代社会总是在其最得意的产物——商品之中抹去生产的痕迹,在拜物教的灵晕中掩盖粗陋的劳动现场。在消费者视角的文本中,如同在大众媒体中那样,物质资料的生产劳动空间隐没不见,被科技想象所覆盖。

阶级的视野由是被优雅地否认,继而对社会、对人的认识也是暧昧不明的。在那篇对小说作者的采访中,可以很明显看到一些自相矛盾的说法。

例如,一方面是流俗于社会主流的“温情”,毫无来由地诉诸于万能的“人性”:

【我一直都还蛮想写这种残酷设定下的人的温情,因为我觉得人对自己和周围人的温情是一个本能,倒也不一定说人是多么高尚,他只要是一个真实的,具有人性的人,就会是这样的。】

一方面是同样流俗于社会主流的冷静、冷酷,莫名其妙的“理中客“:

【当我们被生存逼到极点了,不吃了你我可能活不下去的情况下,我可能都会吃掉你,我也不觉得这个东西就一定是说多么邪恶。一个人到了功成名就的时候,去展现自己的善良伟大,捐了好多钱,我也不觉得他就一定比别人高尚多少。】

看来,这就是难以捉摸的“人性”:一方面“本能”地具有温情,一方面又同样本能地弱肉强食,与动物无异。

作者的这种矛盾的、然而表面看来不无现实性的认识,正反映了这个社会主流认识的症候。

因为切实感受到社会的不公,并也许还自矜于相对的良好处境,不免居高临下地生发出同情,抬高了“温情”的普遍性(到了“人性”的高度)。另一方面,却也深感对社会变革的无力、无望,在情感、舆论层面表达了普世的温情之余,实际上仍只能为自己和家人的立足而艰难奋斗。为了维持这个小圈子的温情,乃至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不择手段是可以理解的,人吃人是可以理解的,这都可以从自我出发,以“人同此心”、“设身处地”的方式而得到容忍。丛林法则的残酷逻辑就这样调和上了温情的药膏,使之在得到无条件承认、仿佛是人类社会必然遵从的规律之余,也显得不那么赤裸、残忍。

这种老套的、流俗的、矛盾的社会认识的形成,根植于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尽管一度住在城中村奋斗,但也可以出入钓鱼台作为“小人物”见到“大人物”的知识分子,也许会对社会分化产生直观感受,对社会不公产生愤怒,对“小人物”们产生同情,但终是学院里产出的、为中上层社会所接收的一份子,一般不会进入维持中上层“消费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的第一线,去了解真正的生产者,不会从真实的生产关系角度来反思社会结构、理解社会进程和人的命运,而只能从表观的、想象的层面去同情,去“客观”地描述。

这样的缺失,也限制了其对科技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对未来社会的想象。这是下一部分要谈的。

三 爱与怕——科技崇拜的双面

如前所述,小说设想的失业问题是一个想象中的“后工业”问题。其核心是机器取代人,由此才使上层社会得以独立运行,底层人沦为多余人。

1、机器能全面取代人吗?

但在我看来,机器在很长时间内都难以全面代替人工,肉体的人仍将是生产的主力,而不是只能沦落为小说中的垃圾工。

原因有三。第一,技术上的难题。在商品制造领域,尽管自动设备、生产线广泛应用,但适合机器来完成的,仍是那些可以细分为标准化动作的步骤。让机器单调运动很容易,让它们像人一样灵活处理各种非标准化的情形,在技术上很难实现。因而在大多工厂内,仍是由人和机器配合完成任务,许多细碎的工作非人手操作不可。

第二,成本问题。科技自从为资本主义所用以来,就与资本密不可分,只有能够在不长的时间内带来可观利润的技术,才会有资本来投入。而机器代替人,更需要全面系统的产业升级改造,即便技术的难题被突破,也不会轻易实行。相比来说,把一些必要而零碎的活交给人工,更为划算。

第三,按照剩余价值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只有工人的活劳动才能产生剩余价值,改进机器设备所增加的利润,也只是因为通过提高生产率从而缩短了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增加了剩余劳动时间所得,而不是机器自动产生利润。资本家既需要大量失业工人作为劳动力后备大军,便于压低工人工资,也需要不断开拓新的生产部门来吸收工人,产生更大剩余价值[7]。因而,除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根本变革,工业生产不可能排除掉肉体的人。

实际上,考察工业历史,机器的应用、产业的升级,在造成一部分工人被取代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岗位需求。真正造成大规模失业的,经济危机、经济政策与资本转移要比技术替代负更大责任。例如,大萧条时期的欧美,国企私有化改革时期的中国,低端制造业转移后的发达国家,以及世界工厂地位逐渐被东南亚取代的珠江三角洲。

因而,脱离了政治经济关系和社会进程而谈技术导致失业是片面的。技术不会自动地驱逐人、代替人,技术对人的排挤不过反映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支配关系。对资本霸权来说,政治经济上不划算的技术改造并不在其扶植范围内。而社会上其他力量也不会任由《北京折叠》中的情形出现,而使自己整个阶层地沦为垃圾人。

在《北京折叠》中,作者提到垃圾的全面自动化处理从理论到技术手段上都是可行的,但由于考虑社会稳定,仍保留了手工分拣垃圾这一大职业。在这点上,作者考虑到了社会层面的因素,从访谈来看,这与作者的学科背景有关。但小说设定的总体背景却恰恰是忽视具体的政治经济关系的。

2、孤立的科技观带来的矛盾心态

无论想象是否合理,《北京折叠》触及到了现代社会人们对影响力越来越大的科技力量的隐忧。前面谈到了机器、技术在社会中具体应用的复杂情形,但进入大众议题的科技想象往往孤立地围绕科技本身展开。科技的社会应用受许多因素的影响,而不只是少数科学家、工程师的作用,更不是科技本身的自我实现。是人驾驭技术,不是技术驾驭人。这个浅显的道理,却往往出于对科技伟力的由衷崇拜,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精心构造的关于科技中立、科技进步=社会进步的神话而被人忽略。

由此,技术本身被放大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力量。人们一方面享受着科技带来的便利,把一些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寄托在科技进步上,另一方面又由于知识体系的庞大与细分化,现代科技的深层原理对大众越来越陌生,科技的伟力也时常引发社会恐慌,尤其是可能影响到切身生存时。例如,核泄漏引发的抢盐风潮,围绕PX项目的争论等。对科技的爱与怕,信与疑,是科技崇拜的一体两面。当现代化、城市化的后果日益凸显,环境问题、自然灾害频发,经济困境加深,普通人生存压力变大时,一种不是指向这些现象背后的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危机,而是指向科技本身的问责往往容易引起反响。关于技术替代引起大规模失业的设想就是其中之一。我们说,这转移了主要矛盾,正如许多环保主义者做的那样。

这里补充一个由新科技引发的纯粹正面反应的例子。我们今天已经习以为常的网络空间,在推广初始,曾引起社会各方立场不同的狂热希望。90年代美国曾有过一场“赛伯空间与美国梦”的主题会议,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大卫·哈维作为见证者记录了那次“美国梦”:

【《第三次浪潮》的作者阿尔温·托勒夫是那次会议的重要代表之一。他主张,以信息为基础的“第三次浪潮”革命正在代替“第二次浪潮”的工业主义,并且这个“第三次浪潮”正在形成一种“新文明,它具有与众不同的世界观……”】[8]

这种浪漫迷人的梦幻延伸到了政治领域,“许多人相信,那种在赛伯空间中创造‘虚拟’现实的能力正在催生一场遍及政治经济、社会关系、身份探索、语言世界以及艺术领域的解放性革命。此外,金里奇先生(时任共和党领袖)想知道是否有可能给每一个美国儿童分配一台微机以解决全部社会和经济问题。”[9]

现在看来这是何等幼稚。但实际上这只是为资本主义的又一次扩张来宣传造势,正像哈维指出的,这是“由某种乌托邦幻想所激励的亲资本主义政治运动”[10]。而科技正是在现代社会——尤其在共产主义运动退潮之后——唯一可以名正言顺地充当乌托邦代理人的巨大力量。

与此同时,也有反资本主义的政治团体借助于网络空间谋求全新的可能性。例如当年著名的“网络空间独立宣言”[11],劈头就是:

【工业世界的政府们,你们这些令人生厌的铁血巨人们,我来自网络世界——一个崭新的心灵家园。作为未来的代言人,我代表未来,要求过去的你们别管我们。在我们这里,你们并不受欢迎。在我们聚集的地方,你们没有主权。】

这似乎有意模仿《共产党宣言》的语调与抱负,但实际上,这样的宣言是没有根基的,是纯粹的田园牧歌式的乌托邦,只不过把归隐林泉变换成了归隐虚拟世界。现实是:“带来解放的‘第三次浪潮’力量据说现在正在被日趋式微的‘第二次浪潮’工业资本主义制度、实践和羸弱权力所围困。”[12]正像有人说过的,笔记本电脑普及了,然而,人们还是得挤上拥塞的地铁,照样去实体的公司上班,接受公司老板的具体实在的规训。更重要的是,人们可以在网上办公、交流、玩耍,但人不能在哪怕比现实还要逼真的虚拟空间去吃喝拉撒,去生产食物、住房。物质生活资料的基本生产与消费,始终只能在“线下”进行。在大多领域,社会生产的主部仍沿袭着工业时代初期的分工,既有的资本工业体系迅速将一切新技术收编利用。控制不是减弱了,而是加强了。

在信仰空缺而社会问题不断的时代,在替代性的社会方案被排除、整体性社会改造被认为不可能的时代,人们可以寄托希望的只剩下科技,人们只有不停地对新技术报以极大希望,而又不停地幻灭,继而寻找下一次希望-幻灭。因而,一些原本与大众距离很远的基础物理、天文学的突破与发现,往往借助于传媒的放大扭曲效应而成为大众意淫的热点。诸如观测到冥王星的背面,发现太阳系外类地行星,以及从不间断地对外星生命迹象的种种捕风捉影的报道。

对技术的膜拜则因为同人们现实生活的切近而更为频繁。最近的一次技术膜拜小高潮,大概要算阿法狗了。Google团队以高超的营销手段掀起的人工智能崇拜,激发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从机器的可能性、人思维的本质等本体性问题,具体到人工智能对经济、工业、社会、生活的影响等多方面。实际上,就在这些掺杂着希冀与隐忧的、看似是单纯的由新技术引发的社会情绪背后,可以清晰看到资本的运作、媒体的操纵。科技是无辜的,机器背后永远站着肉体的、谋划着的人。而更近的关于VR设备的过火宣扬,就更是等而下之了。

3、结语

科技进步是人类理性的胜利,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杠杆,这是无疑的;科技的进步又带来了种种问题,工具的发达在一定程度上反过来控制了人,这也是客观事实。但是,希望与罪恶,并不能归咎于科技本身。马克思批判机器对人的异化,从来就不是单从科技本身出发的,而是剖析背后的生产关系,资本的剥削手段。机器/技术对人的压迫、排斥、异化,是与资本主义体系在世界范围内、对生产生活各个部门的统治分不开的,“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13],死物战胜了活人。

在这个层面,《北京折叠》的作者在不无见地的社会关怀和未来想象之外,同样表露了一种误读和肤浅,她说:“我们并不是说科技发展能够世界大同,其实有点像马克思说的,科技发展能够把人的劳动解放出来,但是解放换一个词就是失业嘛,马克思他那么设计的是说科技取代了人的劳动,每个人都由政府在发一份救济金,这样你失业之后,大家就可以坐着讨论哲学了,每个人都解放,这是所谓共产主义社会嘛。”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如此幼稚地畅谈过未来社会,这不过是想当然地把科技神话与关于福利国家的想象拼凑起来,安在了作者所不认同的马克思主义头上。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技术改变人,但技术终是人的产物。未来,机器终将还是为人所用。一个仅余下少数官僚和科技精英加一群机器,顶多再加一群奴隶的社会是不可能的;一个人类被技术绑架,乃至被机器人统治的未来世界也是不可能的。假使这样的状态理论上可以达到,但在它实际出现之前,也必将为社会大多数人所阻止。另一方面,将科技议题从少数人的垄断中解放出来,利用科技的利器持续解决困扰人们的新旧问题;将科技发展的便利惠及公众,持续不断地将剩余生产力用于最急需改善的人群及社会层面,提升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提升少数人的地位和增加资本的利润,倒是更为实际的希望和可以为之努力的方向。

在这当中,既离不开对技术何为的探询,更离不开多方面的社会改造。由此,或可避免《北京折叠》中的冷酷世界和《三体》中政治经济科技寡头主宰人类命运的时刻,而无需乞灵于抽象的、难以捉摸的“人性”和软弱无力的、实际充满矛盾的中产式的“温情”。

注释:

[1]郝景芳获奖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北京折叠》这部小说中,我提出了未来的一种可能性,面对着自动化、技术进步、失业、经济停滞等各方面的问题。”并多次谈到发达国家读者对小说的接受背景:“机器取代人,技术进步导致的失业问题,这个在国外也是一个蛮火热的一个话题。”“有另外一些人是会觉得这个东西跟美国当前有很多失业工人的现象有类似之处。http://i.ifeng.com/ixinwen/iwenhua/sharenews.f?aid=112332434&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下文中引用此处的不再注明)

[2]大卫·哈维.正义、自然与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306

[3]郝景芳在采访中谈及社会不平等时说: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大家也并没有因此而奋起抵抗,而且你在这种其实是很残酷的过程中,还是可以发现其中每一个人,都是在朝着他自己心中温情的方向去努力”;“我会想要写作为混杂体的普通人,是如何在这样的大背景中起到作用的。所以,哪怕接下来写《北京折叠》的续集,写成长篇,我也会花蛮多笔墨写中间层,而不是说最终靠大家暴力革命把这个城市推翻了,那个东西就有点过于简化了。”

[4]《北京折叠》在线阅读(原文)– itotii

 http://www.itotii.com/827157.html

[5]郝景芳:假如我们不幸身处于一个邪恶的时代-凤凰新闻 http://share.iclient.ifeng.com/news/sharenews.f?aid=113549721&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1

[6]许立志.新的一天[M].秦晓宇,编选.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197

[7]关于机器的应用对资本家和工人的影响,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及《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中作了详细讨论。

[8]大卫•哈维.地理学中的解释.高泳源,刘立华,蔡运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4

[9]同上:15

[10]同注8

[11]约翰·P.巴洛:网络/赛博空间独立宣言–智识@IdeoBook™ http://www.ideobook.com/38/declaration-independence-cyberspace

[12]同注8

[13]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233

另注:文中一些观点受启发于戴锦华老师的一次演讲,不一一注明。

     (作者:李进。本文为激流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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