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身于工人阶级。早年我就胸怀大志,积极热情富有理想;童年时期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实现自己的抱负。可是我生长在一个浅陋粗俗、缺乏教养、没有文化的环境里。我没有什么前途,只是仰望着上层社会。我的社会地位在最底层。在最底层的社会生活中,肉体和精神都是肮脏、悲惨的。在这里肉体和精神都备受饥饿和苦难的折磨。

矗立在我上面的是巍峨的社会大厦。我知道自己唯一的出路就是努力攀登。所以,我自幼就下定决心要向上爬。在上流社会里,男人都穿黑色的外套,里面是硬胸衬衫,妇女们更是羽衣云裳,漂亮非凡。他们吃的是山珍海味,受用不尽。他们的物质生活丰富,精神方面也充实。我知道上层社会人人都有无私的情操,思想纯洁、高尚,头脑敏锐。这些我都知道,因为我读《海滨丛书》的小说,小说中描写的人物,除了那些坏蛋和女骗子之外,男男女女个个都是思想纯洁、谈吐文雅、行为高尚的人。总而言之,正如我相信早晨太阳一定会升起一样,我深信在上层社会里一切都美好、崇高、优雅,生活体面而富有尊严。这一切使生命有了意义与价值,个人的辛劳与不幸也都得到了酬劳和赔偿。

但是一个人要从工人阶级的队伍里往上攀登谈何容易!他要是再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那就更是障碍重重,难上加难。我家住在加州一个农场上,从哪里才能找到一架向上爬的阶梯?真是一筹莫展!很早我就开始打听有关投资的利率。就一个孩子所能进行的思维,费了好大劲才弄明白了“复利”这样一个人类杰出的发明所具有的妙处。接着,我又搞清楚了不同年龄的工人现行的工资差别和他们的生活费用。从这些数据中我得出一个结论:假若我马上开始边做工边储蓄,一直干到50岁光景到那时,我便可以不再工作,同时我也可以分享到一点上等社会的富裕的条件和欢快幸福的生活。当然,我下定了决心绝不结婚,我也完全忽略了工人阶级生活中最大的灾难——疾病的危险。

然而,精力充沛的我不能满足于克勤克俭的生活。同时在我十岁那一年,我当了一名城里街头的报童。随之而来的是,我对向上攀登的看法也有了些改变。虽然四周环境还是同过去一样肮脏、悲惨,在我上面还是那个等待我去的天堂,可我决心从另一个梯子向上攀登。我选择了做买卖这条途径。明摆着五分钱买进的两份报,转手之间可以一角钱卖出。这样资金就增长了一倍。我又何苦一点点积蓄然后再去买政府的公债呢?看来做买卖这架梯子对我再合适不过了。于是我开始想入非非,仿佛看见自己成为一个秃了顶、发了财的商界大王。

可惜,幻想破灭了。16岁那年我真获得了“大王”的称号。不过这是一帮凶杀盗窃犯送给我的诨名。他们叫我“蟊贼大王”。当时我已爬上买卖阶梯的第一级,是个资本家了。我拥有一条船和全套蟊贼抢劫要用的装备,并开始剥削我的伙计。我手下有一名船员。作为船长和船主,抢来的东西我留2/3,分给船员1/3。其实他干得绝不比我差,而且同我一样冒着丧命和失去自由的风险。

但这第一级阶梯也就是我做买卖生涯的最高点了。一天夜里我去袭击中国渔民。他们那些绳索和渔网都是值钱的东西。这么干自然是明火执仗,我自己也承认,可这不就是地道的资本主义精神?资本家们用回扣、背信弃义,用贿赂议员,收买最高法院法官等办法来掠夺同胞的财物。我无非是比他们粗鲁一些。也就只有这么一点不同而已——我用的是一杆枪。

糟糕的是那天夜里我的伙计太没能耐,资本家碰见这种人都会暴跳如雷的,因为这些废物势必增加耗费、减少红利。我那伙计偏偏两个错误都犯了。人不知怎的一下不小心烧着了我船上的主帆,把主帆全给毁了。那天夜里我半点红利也没有捞到,中国渔民反而赚回了我们没弄到手的绳和网。偏巧那时我又一文不名,拿不出65块美元去重新买一张帆。我只得抛下锚,离开了我的船,上了一条在海湾里的海盗船到萨克拉门托河上去袭击行船。谁知就在我上路后不久,另一伙海湾里的海盗又把我的船洗劫一空,连船锚都一起带走了。后来我找到飘在水上的船壳只卖得了20块钱。就这样,我虽爬上了第一级阶梯却又滑回到了原地。此后我再也没有去爬过做买卖这架阶梯了。

从那时起我开始遭到别的资本家的残酷剥削。我有力气,他们就靠我的力气大赚其钱,我自己则凑凑合合混碗饭吃。我当过水手、码头工人、打杂工,在罐头食品厂和其他工厂、洗衣作坊里都干过活,我帮人推草坪、扫地毯、擦窗户等等。但我从来也没有得到过我应得的报酬。当我看见罐头食品厂老板的女儿坐着马车,我知道她马车胶皮轱辘之所以能滚动起来,有一部分原因是我流了血汗。当我看见工厂的儿子去上大学,我知道他和朋友们欢聚豪饮时的部分酒钱是靠我的血汗来支付的。

然而我并不感到怨恨。这一切都是竞赛的规矩,他们是强者。好吧,我也强壮,我会开出一条路来直通到他们中间去,我也可以靠别人的血汗发财,我不怕干活,我还喜欢干重活。我一定拼了命更加苦干直到我成为社会的栋梁!

正在这时候,我碰巧找到了一个和我想法合拍的雇主。我乐意干活,他更是巴不得我好好干活。我以为我在学一门手艺,其实,我一个人顶了两个劳动力。我以为他在把我培养成一名电工,实际上他每个月从我身上赚了50块大洋。我所顶替的两个工人,每人每月工资40元,而我干了他们两个人的活,一个月却只拿30块钱。

这个老板让我干的活,差一点把我累死。有的人本来很爱吃蚝肉,但吃得太多,就会倒胃口。我就属于这种情况。苦力活使我对劳动厌恶透了,我再也不想干活了。我逃跑去当一名流浪汉,挨家挨户讨饭吃。我浪迹江湖,走遍了整个美国,有时便在贫民窟和监狱里苦度生涯。

我出身于工人阶级,但是到18岁时,我的地位比我出生时还低,落到了社会大厦的地窖里,泡在下层社会苦难的深渊中。这里是现代文明制度下的屠宰场、万人坑。这是被社会遗忘的一个角落。由于文章篇幅有限,我也无法详谈。一言以蔽之:我在那里的所见所闻真叫我毛骨悚然!

恐怖的现实迫使我思考问题。我找到了光怪陆离文明社会中赤裸裸的真理。所谓生活不外乎吃和住两大问题。为了有东西吃、有地方住,人们就出卖东西。商人出售鞋子、政客出卖人格,人民的代表——自然也有有例外——出卖人们对自己的信任,而几乎所有的人都出卖自己的节操。女人也一样,妓女也罢、已婚妇女也罢,都难免要出卖自己的肉体。普天之下无一不是商品,每一个人都既是买主又是卖主。而对于劳动者来说,唯一可以出卖的就是劳力。至于劳动者的品德高低,在市场上是卖不了钱的。他们能够出卖的仅仅只有气力,别无他物。

不过这当中有一点区别,而且是十分重要的区别。鞋也好,信任也好,节操也好,这些东西都有办法更新,而一个劳动者却无法补充自己的力气。他卖出的力气越多,剩下的就越少。力气是他拥有的唯一商品,而他的存货是一天比一天少。最后,他的货一旦卖光,而他自己还没有在关门结业前死掉,他便成了一名劳力破产者,走投无路,只有落入社会大厦的地窖里,凄惨地了其残生。

此外,我还懂得了智力也同样是商品。不过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有所不同。出卖智力的人到五六十岁,正好处于精力充沛的全盛时期,他的货物比年轻时更值钱。而一个体力劳动者干到45岁或者50岁时,便已精疲力竭,完全垮了。我在社会大厦的地窖呆过,我可不喜欢这样的住所。这里的各种管道和下水道都极不卫生,加上空气污浊,无法呼吸。我想既然我不能住进社会大厦有正厅的那一层,至少可以争取住到楼顶间去。确实那里的饭食不足以充饥,不过至少空气是清新的。于是我决心不再出卖体力,而改为出卖脑力。

我开始如饥似渴地追求知识。我回到加利福尼亚州把书本打开,武装自己以便成为一名智力商人,在此过程中,我当然不免要钻研一下社会学。不料其中竟有某一类书籍科学地陈述了我经过独立思考得出的简单的社会学的概念,而且还远不止这些。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社会主义者是干革命的,因为他们的奋斗目标是推翻今天的社会,并在现有的物质基础上建立一个未来的社会。我和他们一样是个社会主义者,是一个革命者。我加入了工人阶级革命知识分子的队伍,有生以来第一次过着知识分子的生活。在这里我遇见了思想敏锐和机智超群的人:有坚强、机警、手上长茧的工人,有被免去圣职的牧师——因为他们的基督徒精神过于宽宏而为拜金主义的教徒所不容。另外还有一些大学教授因为急于把他们的知识用于解决社会问题,而被一味屈从于统治阶级的学校当局辞退并赶出校门。

在这里,我还看到了对人类热忱的信念、闪闪发光的理想主义、亲切的大公无私的精神,抛弃一切、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看到了所有那些光彩夺目、激励人心的美好心灵。这里的生活如此纯洁、崇高、充满了生机。生活恢复了原有的价值,变得乐趣无穷、光辉灿烂。我觉得活得很快活,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杰出的人物。他们颂扬人的血肉之躯和人的灵魂而蔑视金钱。他们对商业扩张和世界帝国的威仪堂堂,远不如对贫民窟里孩子饥饿的号哭声更为动心。我成天耳闻目睹的都是崇高的目的和英雄的行为。我的白天阳光明媚,我的黑夜星光灿烂。熊熊的火光和晶莹的露水相互交融。我的眼前总有那圣杯——耶稣基督的圣杯燃烧发光,有那些受尽凌辱和劫难的善意的人类,他们终将得到拯救。

我这个可怜的傻瓜当时还满心以为这里一切虽好,但和我将来跻身于其中的上层社会相比,只算是预先尝到的一点点甜头罢了。当年在加州农场读《海滨丛书》时的不少梦想到这时候业已纷纷破灭,许多残留下的幻影也注定会消失的。

作为一个贩卖脑力的商人,我可真称得上一帆风顺。社会向我敞开了大门,我径自登堂入室,与此同时我原来的幻梦也在加速地破灭中。我和社会上的大亨在一起吃饭,也同他们的太太小姐同席进餐。她们的穿着美丽我也承认;但是使我这个天真的人大为惊讶的是,在本质上她们竟同我过去在地窖那一层所碰见的那些女人完全一样。“揭去了表皮——脱去衣裳,上校的太太和朱迪·奥格雷迪简直就是亲姐妹”。

不过最使我惊愕的是她们的唯物质主义。虽然这些花枝招展的漂亮女人,也常常空谈一些美好的理想和可爱的德行,但不管她们嘴上讲得多么漂亮,她们一味追求的只是物质生活,而且她们都是那么充满柔情地自私。她们赞助一切美好的慈善活动,且大肆宣扬。殊不知她们嘴里吃的美味佳肴,身上穿的绫罗绸缎哪一样不是用沾满工人、童工、妓女的血汗的红利买来的!当我向她们一语道破这事实的真相时,我满心以为朱迪·奥格雷迪的姐妹们会立即把血迹斑斑的一身丝绸和珠宝统统脱下来,不料她们竟恼羞成怒反而恣意地教训起我来,说什么下等人受苦是因为他们挥霍浪费,因为他们酗酒,因为他们都是生来就堕落的。我告诉她们,我很难理解那些在南方棉纺厂里饿得半死的六岁的童工每晚得工作12个小时,也是因为他们挥霍浪费、酗酒和天生堕落,这下子,这帮朱迪·奥格雷迪的姐妹们便对我进行人身攻击,痛骂我是煽动分子,似乎只消替我套上这顶帽子,就能把我驳倒了。

我和大亨们本人的关系也不比同他们的小姐太太们更加融洽些。我本来以为那些衣着整洁、品德高尚、谈笑风生的人,他们的理想也是纯洁、高尚、朝气蓬勃的。我和那些地位显赫的人——传教士、政界人物、企业家、教授、编辑等人交往,一起吃喝游乐。没想到经过一段仔细观察,我发现他们之中确也不乏纯洁高尚之人,但是除了个别人外,他们都是死气沉沉的,而真正朝气蓬勃的人屈指可数。这些槁木死灰式的人物,虽不染指乱七八糟的丑事,可他们自己也已是麻木不仁的活死人——纯洁、高尚得犹如精心保存的木乃伊,毫无生气。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我见到过的几个教授,他们完全达到了高等学府陈腐的理想境界:“冷静的学者从事冷静的智力活动”。

我曾碰见过某些人,他们口口声声和平万岁,激烈反对战争,可正是他们把长枪塞到便衣侦探手中,唆使他们去枪杀自己工厂里罢工的工人。我还碰到过一些人,当他们在痛斥职业的拳击手如何惨无人道时,可以激动得语无伦次,可事实上,正是他们这些人合伙在出售的食品中掺假,每年害死的儿童比双手沾满鲜血的希律王杀的人还要多。

我曾经和工业界的巨头在旅馆里、在他们家里、在卧铺车厢里、在轮船甲板的躺椅上一起聊天。他们文化知识方面的孤陋寡闻实在令人吃惊。可是另一方面,我发现,他们做生意的聪明才智却是畸形地发展了。另外我也发现他们这种人在做生意上,根本没有任何道德的概念。

这位相貌长得像个贵族的文弱绅士,是一家暗中霸占孤儿寡妇钱财的公司所雇佣的傀儡经理。这位爱收集精美版本,而且特别慷慨资助文学事业的老爷,却会去写信讹诈那位宽下巴、粗眉毛的市政机关的头头。这位编辑刊登了许多专利成药的广告,但因为害怕丢了广告生意,一直不敢在他的报纸上揭露有关这些成药害人的真相。就是这位先生因为听我说他的政治经济学观点早已过时,而他的生物学知识还是“古罗马普林尼”时代的那点东西,就大骂我是最下流的煽动分子。

这位参议员是那个大腹便便没有文化的机器制造商手下一名小小傀儡和奴才。这位州长,还有那位最高法院的院长也都是他得心应手的工具。因此,这三位先生都有幸可以坐免费的火车。这位先生不久之前曾在一桩买卖里出卖了自己的伙伴,现在居然严肃认真地大谈美好的理想和上帝的恩德。这位先生强迫他厂里的女工一天工作十个小时,而发给她们的工资填不饱肚皮。他实际上是逼着女工去卖淫,可他倒成了教会里的台柱子,还为海外的布道团慷慨解囊。这位先生为赚得区区几块大洋,不惜在法院里作伪证,可又热心为大学捐款以便扩大招生名额。这位铁路大王眼看两个工业界巨头拼得你死我活的时候,他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堂堂的绅士,居然违反了自己的诺言,偷偷用给其中一方打折扣的办法使他得利。

到处都是一样:犯罪、出卖朋友,出卖朋友、犯罪。活跃而能干的人既不纯洁也不高尚;高尚而纯洁的人则好像是行尸走肉,没有一点活人的气味。另外还有一大批废物,他们不但像活死人似的缺乏生气,而且也并不高尚,只是纯洁而已。他们不会故意地为非作歹,但是他们对眼前的坏人坏事不闻不问,还因此分到一点好处,稀里糊涂,被动地犯了罪。假使他们精明能干,思想高尚,就不会糊涂,就会拒绝分享他人通过犯罪和出卖朋友所得的好处。

我感到在大厦正厅这一层里再也住不下去了。这里的人在智力上使我厌烦,精神道德上更叫我作呕。我怀念我从前的那些知识分子和理想主义者的朋友们,那些免了职的教师,潦倒的教授和思想纯洁、觉悟高的工人弟兄。我怀念那阳光明媚、星光灿烂的日日夜夜。那儿有海阔天空任驰骋的生活,那儿,是德高望重、急公好义者的天堂。耶稣基督的圣杯又出现在我眼前,它不断地燃烧发光!

于是我重新回到生我养我的工人阶级中去,这里才是我的归宿,我再也不想往上爬了。我感兴趣的就是这块基石,耸立在基石上的大厦对我已没有任何吸引力。我乐意在这儿劳动。我要手执铁杆和知识分子、理想主义者和先进的工人一起,不时地在大厦基部使劲地撬几下,让整个大厦摇晃起来。等到将来我们的人手增加了,钢钎也多了,我们就会把大厦掀倒,把那腐烂的生活、那些行尸走肉、穷凶极恶的自私自利者和臭气熏天的唯物质主义者统统推倒在地。然后,我们将清扫地窖,为人类建造一所新的大厦。那里不分正厅、地窖,每一个房间都是空气流通,阳光充足;人们将真正生活在纯洁、高尚、生气勃勃的气氛之中。

这就是我的看法。我盼望着有朝一日,人们不再为填饱肚子而奔波,可以从事有价值、有意义的工作。那时候,人们将有崇高的动力,而不像今天这样只是为肚皮而奔波。我坚信善良高尚的人性,我坚信美好的心灵和大公无私的精神,必然会战胜今天粗俗的饕餮。最后一点,我把希望和信念寄托在工人阶级身上。有一位法国人说得好:“在历史的阶梯上总不断回荡着木屐往上走和皮靴往下落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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