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在毛主席诞辰127周年前夕,“造二代”刊发《敖本立质疑叶剑英伪造毛泽东关于一生干了两件大事的谈话》,引起众多朋友关注。除了针对作者的观点进行褒贬不一的讨论,还有人专门留言询问,“敖本立”是谁?

敖本立是湖南岳阳人。他1965年从部队复员后考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前身)。适逢毛主席发动文革,他积极响应并投身其中,成为中央财金学院的学生造反派头头和国务院财贸口“造反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也因此在1970年初的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中,被诬陷为在财院和财贸口秘密发展和领导了一个“以敖本立为首的5.16反革命阴谋组织”。并作为“抗拒从严的典型”,于1971年5月31日,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财贸口公开批斗的群众大会上,当场宣布逮捕,随即被关进秦城监狱的单人牢房长达四年,至1975年5月才得释放。文革结束后,他却继续因为文革中的“问题”,连北京都无法容身,不得不南下深圳谋生。

作为文革运动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敖本立不仅有着要澄清历史真相的“文革情结”,而且力图跳出个人得失,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研究文革历史、总结文革理论。

他在香港创办“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专注于文革史料的挖掘、搜集、出版和研究工作。近年已先后出版《戚本禹回忆录》、《清华蒯大富》、《王大宾回忆录》,以及聂元梓的《在文革漩涡中》、孟祥才的《学部文革亲历记》等高质量的文革史著,在海内外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尤其是他主导策划并全程参与整理的《戚本禹回忆录》,因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和政治价值,被誉为“文革史记”,受到体制内外不同群体、包括左中右等政治观点截然对立者的一致重视,自2016年在香港出版之后,至今仍热度不减,一书难求,因众所周知的原因,甚至不得不以各种“盗版”、电子版的形式在大陆读者中流传。

毛泽东与周恩来:和而不同,斗而不破-激流网编者听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社长敖本立先生(右)介绍他对文革历史的研究心得。 摄影:张伢子

据编者与敖本立先生深入接触得知,他在抢救文革史料的同时,自己也笔耕不辍,目前已完成《“亲历与思考”系列》,其中包括《周恩来要我批陈云》、《周恩来与财贸口“二月逆流”始末》、《周恩来与清查“5.16”运动》、《周恩来与文革抓叛徒》、《周恩来领导财贸口文革史料汇编》、《我与张高丽在深圳打官司》等六部书稿,可望近期在香港出版。

而我们日前刊发《敖本立质疑叶剑英伪造毛泽东关于一生干了两件大事的谈话》一文,就是编者从他所著《毛泽东批右发怒斥“二月逆流”与周恩来批左发威抓杜向光》一书的自序——《毛泽东•周恩来:和而不同,斗而不破——认识1927年至1976年的中国共产党”》中节选而来。在这个“自序”中,敖本立不仅提出了他对叶剑英口中传出那个“主席谈话”的质疑,而且还直截了当地给出了他对毛周关系的定义——和而不同,斗而不破。这其实都是有关文革的重大课题,尤其是后者,正好将诸多文革研究者,尤其是左派,在面对很多错综复杂的文革谜团时最后都通通指向的一个苦思而不得其解的“心结”——“如何看待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表现?他到底是毛主席的支持者还是走资派的总后台?”——一语点破。因为假若我们沿着敖本立提供的这个定义去思考,你或许发现,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能起到撩开云雾、乃至一语惊醒局中人的作用。

有鉴于此,我们征得敖本立先生授权,首发这个“自序”全文于此。一是为了引起文革历史研究者更深一步的思考,同时也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127周年!

毛泽东与周恩来:和而不同,斗而不破-激流网

毛泽东•周恩来:和而不同,斗而不破——认识1927年至1976年的中国共产党

1967年2月17日凌晨,周恩来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财贸系统各部造反派代表。周恩来进入会场,发威抓捕杜向光(时任财政部副部长,属于支持造反派的老干部——编注)后将我叫到主席台他身边坐下,即告诫我说:“你要老老实实,要听党的话,要永远忠于党。”

周恩来对我的告诫终身难忘,亦是我一生思考的心结。我响应毛泽东代表党中央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信任中央文革小组对毛泽东关于文革运动部署与指示的解释与执行。而自认为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口径时有不一致,而没有坚定地听总理的话。在随后周恩来主导的清查“5.16”运动中,应为周恩来、李先念的决定,我被逮捕关进秦城监狱4年,而前后隔离审查有十年之久。

周恩来要我听党的话,要永远忠于党。如何认识、理解周恩来口中的“党”?周恩来所说的“党”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还是一个可见可感的具体的团体组织?我应该怎样做,听谁的话,才是听党的话,才是忠于党呢?而当党的最高领导人之间,出现分歧、矛盾,作出意见不同的指示、讲话时,我应该听谁的话,应该怎样做,才是听党的话,才是忠于党呢?

周恩来所说的“党”是为“政党”,实指“中国共产党”。世界各国近代先后大多走向政党政治。无论是通过选举夺得政权、掌控政权,还是通过武力夺得政权、掌控政权,其领袖人物都得依靠以政党为核心的组织力量。党是由不同个体、不同派别,但为追求共同认知的政治目标,政治理想的同志结合而成的团体组织。中国共产党就是一群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信仰、追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先进人物,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于1921年7月成立的。而我一个二十出头的人,当年积极参加文革运动,卷入中国共产党内上层的政治斗争,而得挫折失败结局,自我反思,主因在当年的盲目性与无知。当年对“党”,对中国共产党没有清醒、正确的认识,而误入其复杂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当年,我完全不知道党内是有派的;不知“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不知“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我完全不知不懂,不认识1927年至1976年这一时段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中,最重要的,决定党的命运的是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他们之间“和而不同,斗而不破”的关系。

毛泽东是一个立志干大事的人。毛泽东曾评价自己是“以其道易天下者。”毛泽东还说过:“古之有违于天下者,必有以脱除天下之习,而立守其外。”

1927年,在中国大地上土生土长的毛泽东,率秋收起义残部上了井冈山。在领导井冈山斗争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认识与发展的中国革命之“道”,逐步摆脱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之“道”,而以其“道”取得全党大多数人的共识与认同,得以团结全党,领导全国人民直至1976年逝世,干了两件大事:一是干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武力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二是干了社会主义革命,开创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

叶剑英1977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公开说到关于毛泽东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情的谈话。根据叶剑英的讲话,毛泽东的这谈话内容还被编入《毛泽东年谱》:

“6月在中南海游泳池同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谈话。毛泽东说,我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一件是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年谱》

《年谱》又对上述表述作注释:

“关于毛泽东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情,在一些书刊中曾经流传一种说法: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到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年谱》

对叶剑英公开传播与社会上多种版本传播的毛泽东的这个谈话,我是存疑与否定的。

1.毛泽东对自己一生干了两件事的概述与他一生实际干的两件大事的事实不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毛泽东干的第一件大事,新民民主义革命已经干成,而开始干第二件大事,干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此时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政治路线,坚定地领导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走上他的社会主义道路,直至1976年,毛泽东先后进行了经济领域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及生产关系的革命;进行了政治领域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革命;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则在意识形态领域发动了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所干社会主义革命这件大事的一个阶段,一个部分。企图以部分取代全体这种偷换概念的手法,否定毛泽东干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件大事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关于传言毛泽东干的第二件大事的谈话内容,党史专家胡绳在他的《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文中表述:“不能同意他自己所做的这个概括,不能同意把他的后半生概括为文化大革命这个巨大的错误。”

2.传言毛泽东的这段谈话是对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所说的。但至今见不到这四个人有证实毛泽东这段话真实性的只言片语的口述回忆或文字记述留下公布。

3.权威的《毛泽东年谱》编著者都证实:“对上述说法,本书编者没有查到档案根据或其他一手权威材料”。

4.叶剑英亦未提供他引用毛泽东这段谈话内容的来源与依据。

5.叶剑英有伪造“草原密电”前例的嫌疑。此时相关的当事人徐向前、陈昌浩都声称从未见过叶剑英所说的这份“草原密电”。

6.传言毛泽东这段谈话的客观作用,是为抓捕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否定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哪里找到一点说法,而避免直接完全否定毛泽东干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件大事的政治风险。

关于毛泽东一生干了两件事,这段谈话是真是假。历史学家韩钢曾在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那场题为“领袖暮年”的讲座中,通过分析毛泽东晚年的身体状况和思想情况,对一生干了两件事的谈话是否真为毛泽东所讲,也做出倾向于否认的推断。

毛泽东说:“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毛泽东能使其“道”为群众掌握得以易天下,而干了两件大事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与动员力量。1927年至1976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实为毛泽东的“道”,周恩来的党,两人和而不同,斗而不破,共同领导团结全党为实现党的事业与理想奋斗的历史。

周恩来亦是一个有大志向的人。不同于毛泽东,他喝过洋墨水,早为共产国际所赏识,在国外聚合团结了他的基本骨干队伍。在大革命时起即活跃在共产党和国共合作的最重要的岗位上,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等重要职务。共产党倚靠其打天下的军队最重要的将领,均出自黄埔军校,皆为周恩来的学生与同事。国共内战某种意义上说是黄埔军校两派学生为首带领指挥的两支军队之间的战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始终位于党的核心,一段时间为实际上的一把手。他参与领导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南昌起义,以及在他任军委负责人时,多地发动的武装起义和建立根据地大多是由他派选的领导人发动和领导的,并由此所形成各山头的干部群体,他建立的党的特务情报系统等。在这些斗争与活动中,形成与构成了1927年后共产党的基本组织系统与干部队伍。周恩来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组织成员的多数,他的取向与支持,决定了党的领袖的地位与领袖意志的执行。但周恩来对自己的定位是辅佐、执行、办事者。周恩来在一次接见时,就对我说过:“不要去争当什么一把手,多做实事就好。”周恩来早年就在共产党的机关杂志《赤光》上著文说过:(一),绝不因为小意见有分歧而自立门户。(二),为做到这一点,一定要不忘工农大众的真正利益。

毛泽东说过:“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者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者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

毛泽东文革中说到“四个伟大”时,他说过只要“导师”这一个就可以了。他应自认为自己是“传教之人”。他本来就是一个小学教师出身。

毛泽东倚重周恩来,应是把周恩来定位于“办事之人”。毛泽东能传“道”成事,需要亦倚重周恩来这种会办事,且勤奋工作的人。

毛泽东与周恩来都认同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忠诚他们共同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坐在同一条船上,和党共命运,靠党成大事,都不想这条船翻船落水。这就是他们合作团结共事的基础,斗而不破的底线。

差异就是矛盾。毛泽东是个坚持他认定的原则,认定的真理绝不放弃的人。不喜欢周恩来在党内斗争中常取折中、调和立场和宁犯政治错误,也绝不犯组织错误这种为人处世的态度。红军时期,在毛泽东与朱德发生分歧冲突时,陈毅采取折中调和立场,就为毛泽东所不容,要打倒“陈毅主义”才同意重回红军领导岗位,就是毛泽东坚持这一立场的一个典型事例。

大革命失败后,位居毛泽东之上的周恩来,开始是不信服毛泽东的那一套的。他为首的苏区中央局1932年给中央的信中就说:“我们决定同毛泽东的错误进行斗争,并在党的机关报上进行批评。”在随后的宁都会议上,周恩来取代毛泽东的职务,成为红军的最高指挥与决策人,而近两年时间让毛泽东坐冷板凳不去理他。但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的立场转变,支持毛泽东对博古、李德军事路线的批评,是在党的存亡的关键时刻起了关键作用。

周恩来在抗战初期,对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王明路线是赞同支持的。延安整风时,毛泽东整了周恩来的经验主义,还激愤写了九篇批判文章,因牵涉对周恩来的批评,到毛泽东逝世仍未公开发表。而周恩来应是真心作了检讨。

1956年周恩来主导的反冒进1958被毛泽东严厉批评,应是建国后为人所知的最严重的公开冲突。

但周恩来不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而能知错即改,检讨最多最快,据说,周恩来曾对薄一波说过这段话:

“毛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反对,但不要轻易反对,在历史上,有几次,我曾认为主席的决策不对,表示反对,但过一段时间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以后我就谨慎了,不轻易表示反对了。但后来又有一次,我确信主席错了,我坚决表示反对,但实践又证明是主席对了。因此,对主席的意见和决策,你可以反对,但不要轻易反对。”

毛泽东的本事就是靠“两结”,一是善于总结,对党实践成败经验作出的结论,总能让大多数人信服;二是善于团结,总能团结大多数,这里的关键是能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特别是能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毛泽东能团结周恩来这样会办事的能人是他能干成大事的关键。毛泽东善用一个“节”字,能把握掌控好斗争的“度”,能审势善用宽严;周恩来坚定一个“忍”字,总以大局,即党的团结为重。1967年2月周恩来接见铁路系统革命造反派组织讲话时说:不能不看大局。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我们跟随毛主席,已经几十年了。大体顾全了大局。今后也跟下去,而且要一直跟随到底。由此两人共事,终其一生,虽和而不同,但始终斗而不破,才能面对党内党外无数的大风大浪,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奋斗,已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写下了浓墨多彩的一页,如果有一天不幸分裂,中国的历史就可能翻开新的一页了。历史的经验令人深思!

二0二0年八月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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