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机会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


实际上,机会主义者形式上属于工人党这一情况,丝毫也不能抹杀这样一个事实:机会主义者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 年 5 月—6 月),《列宁全集》第 21 卷第 223页。


世界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反对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暴力、迫害、禁止和镇压。这基本上是农奴制的、中世纪的方法。各国都有一些资产阶级的阶层和集团(在先进国家比较少,在落后国家比较多)喜欢采用这种方法。在一定的时期,特别是在工人反对雇佣奴隶制的紧急关头,全体资产阶级都主张采用这种方法。例如,英国的宪章运动、法国的 1849 年和 1871年就是这样的历史时期。

资产阶级破坏工人运动的另一种方法是分化工人,瓦解工人队伍,收买无产阶级的个别代表或个别集团,把他们拉到资产阶级方面去。这种不是农奴制方法,而是现代的纯粹资产阶级的方法,是适应发达的和文明的资本主义制度、适应民主制度的方法。

民主制度是资产阶级制度中最纯粹最完善的一种。在这种制度下,一方面是极活跃、极广泛、极鲜明的阶级斗争,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尽量施展种种阴谋诡计和狡猾的伎俩,“从思想上”影响雇佣奴隶,其目的是要引诱他们脱离反对雇佣奴隶制的斗争。

列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1914 年 6 月),《列宁全集》第20 卷第 458 页。


资本主义有意要分化工人,以便使工人阶级中一小撮的上层分子同资产阶级结合起来。

列宁:《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1918 年 1 月),《列宁全集》第 26 卷第 440 页。


二、工人运动中产生机会主义的一翼是必然的


有人会问,英勇无比地进行过斗争的强大的英国无产阶级,他们的领袖怎么竟不是出卖工人就是怯懦畏缩,或者简直是毫无气节的人呢?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这样的领袖不是一下子产生出来的。他们是从工人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上过培养英国工人首领的一定的学校,上过那样一个时期的学校,当时英国资本攫取到超额利润,能够笼络工人首领并利用他们来和英国工人阶级取得和解,这些工人阶级首领既然在生活和地位方面近似资产阶级,也就脱离了工人群众,和工人群众背道而驰,不再了解工人群众了。就是这样的工人阶级的首领被资本主义的光辉晃得眼花缭乱,为资本的威势所压倒,梦想“出人头地”,梦想和“富裕的人”结成一体。毫无疑问,这些所谓首领是旧时代的渣滓,已经不适合新环境了。毫无疑问,他们将来必定让位给那些符合英国无产阶级的战斗精神和英雄气概的新领袖。恩格斯把这样的旧首领称为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级领袖是很对的。

斯大林:《关于英国罢工和波兰事件》(1926 年 8 月),《斯大林全集》第 8 卷第 144 一 145 页。


参与世界市场的统治,过去是而且现在依然是英国工人在政治上消极无为的经济基础。他们既然充当了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利用这种垄断地位的尾巴,并且毕竟总是分享资产阶级的利润,那他们自然就会在政治方面充当大“自由党”的尾巴。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83 年 8 月 30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59—60 页。


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某种程度上是分沾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的。这些利益在工人中间分配得极不均匀,取得绝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但广大群众有时也能沾到一点。正因为如此,所以从欧文主义灭绝以后,英国再也没有过社会主义了。

恩格斯:《1845 年和 1885 年的英国》(1885 年 2 月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231 页。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革命工人运动受到阻碍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资本家拥有殖民地,获得财政资本的超额利润等等,因此能够在国内培养一个比较广泛、比较稳定而人数又不多的工人贵族阶层。工人贵族享有较高的工资待遇,具有最浓厚的狭隘的行会习气以及小市民的和帝国主义的偏见。

列宁:《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1920 年 7 月 4 日),《列宁全集》第 31 卷第 169 页。


一群为数不多的工人官僚、工人贵族和小资产阶级的同路人可以从资产阶级的巨额利润中分一点油水。社会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阶级背景是一样的,都是少数享有特权的工人同“本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工人阶级群众,资产阶级的走狗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受资产阶级剥削的阶级。

列宁:《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1916 年 1 月)。《列宁全集》第 22 卷第 10页。


(谁要是像健忘的依万那样来对待工人自己的运动的历史,他就不可能成为有觉悟的工人。)俄国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最落后、小资产阶级最多的国家之一。因此工人的群众运动中产生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一翼,就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列宁:《工人运动中的思想斗争》(1914 年 5 月 4 日),《列宁全集》第 20 卷第 276 页。


“无孔不入的渐进主义”自然也把许许多多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带进了现代民主派的队伍;于是在议会议员、新闻记者和联合会的官吏这个阶层当中,产生了小资产阶级生存的特点,因而也造成其政治“方针”(方向,意向)的小资产阶级特点,在工人.阶级当中,或隐或现地、程度或大或小地产生出一种官僚和贵族。

拿占领殖民地和扩大殖民版图来说吧。这无疑是上述时代和多数大国的特点之一。这在经济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资产阶级得到相当数量的超额利润和特权,其次无疑的是意味着极少数小资产者以及高级职员和工人运动中的官吏等等能够得到这些“大块蛋糕”的一点碎屑。工人阶级当中的极少数人在殖民地和特权的利益当中“享用”一点油水,这样的事情在英国就有过,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承认过和指出过。但是在当时,只有英国才有这种现象,而随着欧洲所有的资本主义大国先后占领大量的殖民地,随着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期的发展和成长,这就成了所有这些大国的普遍现象。

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1915 年 2 月以后),《列宁全集》第 21 卷第 130页。


三、不战胜机会主义,无产阶级就无法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小资产者和农民的大批涌入的确证明,运动有了极大的成就,但是同时这对运动也会成为危险,只要人们忘记,这些人是被迫而来的,他们来,仅仅是因为迫不得已。他们的加入表明,无产阶级已经确实成为领导阶级。但是,既然他们是带着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思想和愿望来的,那就不能忘记,无产阶级如果向这些思想和愿望做出让步,它就无法完成自己的历史的领导使命。

马克思:《致阿.洛里亚》(1879 年 12 月 8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第 400 页。


至于我们,那末,根据我们的全部过去,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规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1879 年 9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189—190 页。


在工人运动产生以前,风行于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学说,事实上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理论家摆脱阶级斗争、逃避阶级斗争的一种幻想。同俄国一样,世界各国的自觉的工人运动不得不同这种符合于小业主的地位和观点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学说进行顽强的斗争。

列宁:《民粹主义和雇佣工人阶级》(1914 年 2 月 18 日),《列宁全集》第 20 卷第 94 页。


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这样能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似乎考虑到了过程的一切方面,发展的一切趋势,一切相互矛盾的影响等等,但实际上并没有对社会发展过程做出任何完整的革命的解释。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 年 8 月—9 月),《(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188 页。


准备无产阶级获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和无情的斗争,去反对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社会沙文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资产阶级影响和思潮。这些影响和思潮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产阶级是在资本主义环境中行动的。不进行这种斗争,不预先完全战胜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就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1919 年 12 月 16 日),《列宁全集》第 30 卷第 243—244 页。


谁要是想从俄国革命的伟大教训学到东西,谁就应当了解,只有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只有把这个阶级组织起来,只有清除无产阶级政党中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清除他们特有的无原则性、动摇性和软弱性,才能而且一定能重新引导人民战胜罗曼诺夫王朝。

列宁:《俄国恐怖主义者飞黄腾达的一生》(1911 年 1 月 26 日)《列宁全集》第 17 卷第 31 页。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的国家,在过去和现在都被“披上议会外衣的军事专制制度”(这是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说法)统治的国家,在无产阶级早已参加政治生活并实行着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怕的是用议会主义观点把工人运动的任务庸俗化和用庸人观点缩小工人运动的规模。

列宁 :《<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1907 年 4 月 19 日),《列宁全集》第 12 卷第 357页。


社会党人教导说,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应该利用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矛盾,利用敌人或中间阶层的一切弱点来准备新的革命斗争,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在人民更加开展的条件下,重新举行革命。资产阶级和自由派教导说,革命是工人所不需要的,对工人有害的,工人不应当“钻到”革命里去,而应当像听话的孩子那样乖乖地搞改良。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1911 年 9 月 14 日)《列宁全集》第 17 卷第 217 页。


不论在宣传、鼓动或经济上的群众活动等等方面,马克思主义者都在不倦地进行工作,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改良和利用改良的“机会”,同时,他们不但不否认而且还支持和注意发展任何一种超出改良主义范围的做法。而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取消派,却攻击马克思主义整体的存在,破坏马克思主义的纪律,宣扬改良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工人政策,这只能瓦解工人运动。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1913 年 O 月 12 日),《列宁全集》第 19 卷第 374—375 页。


工人运动内部的改良主义和革命社会民主主义斗争的尖锐化,完全是世界各文明国家的整个经济政治环境的上述变化的必然结果。工人运动的发展必然使一定数量备受资产阶级思想奴役的、竭力要摆脱这种思想但又经常反复陷入这种思想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投到工人运动方面来。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没有这种斗争,没有社会主义“山岳派”和社会主义“吉伦特派”在这个革命以前的原则上的鲜明分野,没有机会主义小资产阶级分子和代表新的历史力量的无产阶级革命分子在这个革命时期内的完全决裂,是不能设想的。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1911 年 9 月 14 日),《列宁全集》第 17 卷第 213 页。


有学识的资产者非常清楚,工人运动是他们阻止不了的。因此,他们并不出来反对工人运动,不出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他们甚至极力赞美罢工自由,赞美文明的阶级斗争,把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了解为布伦坦诺式或希尔施一敦克尔式的东西。换句话说,他们完全愿意把罢工和结社的自由(事实上是工人自己差不多已经争得的自由)“奉送给”工人,只要工人抛弃“骚动主义”,抛弃“狭隘的革命主义”,不再仇视“实际有益的妥协”,不再追求和渴望在“俄国全民革命”上面刻下自己的阶级斗争的标记,刻下无产阶级一贯性,无产阶级坚决性、“平民雅各宾主义”的标记。因此,有学识的资产者在全国各地用尽千方百计,通过书籍,报告、演说、谈话等等拚命劝导工人要(资产阶级的)头脑清醒,要(自由主义的)实事求是,要抱(机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态度,要进行(布伦坦诺式的)阶级斗争,要办(希尔施一敦克尔式的)工会,如此等等。后两个口号对“立宪民主”党或“解放”党的资产者们特别方便,因为它们在表面上和马克思主义的口号是一致的,因为只要稍加省略,稍加曲解,就很容易把它们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口号混淆起来,有时甚至很容易用它们来冒充社会民主主义的口号。例如,合法的自由派报纸《黎明报》(关于它,我们以后还要来和《无产者报》的读者们详细谈谈)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在无产阶级可能被资产阶级欺骗的问题上,在工人运动的问题上,在无产阶级自动性等等的问题上,往往说出非常“大胆的”话,使那些不经心的读者和无见识的工人很容易把该报的“社会民主主义”当作真货看待。实际上,这是按资产阶级精神伪造社会民主主义的把戏,是用机会主义来歪曲和曲解阶级斗争概念的伎俩。

这一整套规模巨大的(按其影响群众的广度来说)偷天换日的资产阶级把戏,归根到底是企图把工人运动化为主要是工会运动,使工人运动远远地离开独立的(即革命的、以实现民主专政为目标的)政策,“用阶级斗争的思想来模糊工人意识中的俄国全民革命的思想”。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 年 6 月—7 月)。《列宁全集》第 9 卷第 105—106 页。


世界各国工人政党的议会代表团照例总要比各工人政党本身具有更多的机会主义成分。不难看出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第一、资产阶级国家,哪怕是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各种选举制度,实际上不是用年龄(俄国要年满二十五岁),就是用居住和固定工作地点的期限(在俄国半年)等等来限制工人的选举权利。通常最受这种条例限制的正是年轻的最觉悟、最坚决的无产阶级阶层。

第二、工人政党的非无产阶级分子,如工会官僚、小业主、职员,特别是“知识分子”,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任何选举制度下,都最容易(由于他们的职业,“社会”地位,教育程度等)精通“议会”职业。

列宁:《工人阶级及其“议会”代表团》(1912 年 12 月 12 日),《列宁全集》第 18 卷第 433 页。


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是党内派别活动的来源。无产阶级并不是一个和外界隔绝的阶级。农民、小市民、知识分子出身的那些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无产阶级化的人不断地流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同时,无产阶级上层分子又正在腐化,他们多半是资产阶级利用从殖民地得来的超额利润所豢养的工会领袖和议员。列宁说:“这个按生活方式、工资数额和整个世界观说来已经完全市侩化的资产阶级化的工人或‘工人贵族’阶层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而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不是军事)支柱。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走狗,是资本家阶级在工人中问的代理人……是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真正传播者。”(见《列宁全集》第 4 版第 22卷第 182 页)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 年 4 月),《斯大林全集》第 8 卷第 16 页。


四、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批判


有一个年轻的威斯特伐里亚大学生海尔曼.克利盖,到了美洲,在那里作为同盟(指正义者同盟——编者注)特使出现,和一个疯子哈罗.哈林建立了联系,企图利用同盟在南美洲掀起变革,他创办了一家报纸。在报纸上以同盟的名义鼓吹一种以“爱为基础、充满着爱、十分多情、陶醉于爱的共产主义。

恩格斯:《关于共产者同盟的历史》(1885 年 10 月 8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249 页。


蒲鲁东在欧洲工人运动史上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以致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他忘掉。虽然他在理论上已经被驳倒,在实践中已经被排斥在一边,但是他仍然保持着历史的意义。谁要是稍微详细地研究现代社会主义,谁也就应当研究运动中的那些“已被克服的观点”。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是在蒲鲁东提出他的实际的社会改良方案以前几年问世的;马克思当时只能发现蒲鲁东交换银行的萌芽,并加以批判。因此,在这方面,马克思的著作就由这本小册子(指恩格斯《论住宅问题》一书——编者)来补充,可惜补充得很不够。马克思自己一定会把这一切做得好得多,令人信服得多。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一书第二版序言》(1887 年 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375 页。


在巴黎,由于蒲鲁东主义者(互助主义派)是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在最初几年他们自然就掌握了巴黎的领导权。后来,在那里自然又成立了一些和他们相对立的集体主义派、实证论派等等的团体。

马克思:《致弗.波尔特》(1871 年 11 月 23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第 333 页。


马克思和我从 1845 年起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结果之一,将是称为国家的政治组织逐步消亡和最后消失。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从来就是依靠武装力量保证富有的少数人对劳动者多数的经济压迫。随着富有的少数人的消失,武装压迫力量或国家权力的必要性也就消失。但是同时,我们始终认为,为了达到未来社会革命的这一目的以及其他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阶级应当首先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这一点在 1847 年写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章末尾已经阐明。

无政府主义者把事情颠倒过来了。他们宣称,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从废除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开始。但是,无产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遇到的唯一现成的组织正是国家。这个国家可能需要作很大的改变,才能完成自己的新职能。但是在这种时刻破坏它,就是破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用来行使自己刚刚获得的政权、镇压自己的资本家敌人和实行社会经济革命的唯一机构,而不进行这种革命,整个胜利最后就一定会重归于失败,工人就会大批遭到屠杀,巴黎公社以后的情形就是这样。

恩格斯:《致菲力浦·范一派顿》(1883 年 4 月 18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10 页。


1868 年底俄国人巴枯宁参加了国际,目的是要在国际内部建立一个以他为首领的叫做“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第二个国际。

他这个没有任何理论知识的人妄图在这个特殊组织中代表国际进行科学的宣传,并把这种宣传变成国际内部的这个第二个国际的专职。

他的纲领是东一点西一点地草率拼凑起来的杂拌——阶级平等(!),以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运动的起点(圣西门主义者的胡说),以无神论作为会员必须遵守的信条,等等,而以放弃政治运动作为主要信条(蒲鲁东主义的)。

这种童话在工人运动的现实条件还不大发展的意大利和西班牙曾经受到欢迎(现在也还受到一定的支持),在瑞士罗曼语区和比利时的一些爱好虚荣的、沽名钓誉的空论家中间也受到欢迎。对巴枯宁先生来说,学说(从蒲鲁东、圣西门等人那里乞取而拼凑成的废话)过去和现在都是次要的东西——仅仅是抬高他个人的手段。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

马克思:《致弗.波尔特》(1871 年 11 月 23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第 333 页。


对于这个问题,即国际不能容许另外的具有自己单独组织的宗派主义国际存在,我认为不能有两种意见。毫无疑义,所有将来的代表大会和总委员会都将坚决反对在我们协会内部进行这种阴谋活动,最好让我们那不勒斯的朋友们,至少让那些在日内瓦得到支持的人们知道下面这一点:巴枯宁主义者在协会中是微不足道的少数,只有他们一直在制造纠纷。我说的主要是瑞士人,因为我们和其他人之间完全没有发生或者很少发生这种事情。我们始终允许他们所有的人具有自己的原则,用他们认为最好的方法传播这些原则,只是希望他们放弃任何破坏协会或者把自己的纲领强加给我们的企图。这样,他们就会相信,欧洲工人决不想成为小宗派集团的工具。

恩格斯:《致卡.卡菲埃罗》(1871 年 7 月 28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第 265 页。


巴枯宁到 1868 年止一直是阴谋反对国际的,后来他在伯尔尼和平代表大会上遭到惨败时,随即加入了国际,并且立刻就开始在国际内部布置阴谋来反对总委员会。巴枯宁有一种独特的理论——蒲鲁东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混合物,并且他那种蒲鲁东主义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认为应当消除的主要祸害并不是资本,从而不是由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资本家与雇佣工人间的阶级对立,而却是国家。……巴枯宁却硬说是国家创造了资本,资本家只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自己的资本。……既然在巴枯宁看来国家是主要祸害,因此就……应该从事宣传咒骂国家,组织起来,而最后当一切工人即大多数人们都已站到你这方面来时,于是一切国家机关就会终于被消灭,国家就会被废除,而代之以国际组织了。这个由此开始千年天国的伟大行动,就叫作社会清算。

恩格斯:《致泰.库诺》(1872 年 1 月 24 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 2 卷第 468—469 页。


在德国有拉萨尔集团。我个人和声名狼藉的施韦泽通过两年信,并且无可争辩地向他证明了,拉萨尔的组织是一个纯粹的宗派组织,这种组织是和国际所追求的真正工人运动的组织相敌对的。他不理解这一点是有他自己的“理由”的。

马克思:《致弗.波尔特》(1871 年 11 月 23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卷第 333 页。


当 1874 年国际解散时,工人已经全然不是 1864 年国际成立时的那个样子了。法国的蒲鲁东主义和德国的拉萨尔主义已经是奄奄一息,甚至那些很久以前大半已同国际决裂的保守的英国工联也渐有进展,以致它们去年举行的斯温西代表大会的主席能够用它们的名义声明说:“大陆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再不可怕了。”的确,“宣言”的原则在世界各国工人中间都已传播得很广了。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8 年英文版序言》(1888 年 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404 页。


工联活动的结果是:工资规律违反雇主的意志而得到了实现;任何组织完善的行业的工人,都能获得至少接近于他们被雇主雇佣的劳动力的全部价值,在国家法令的帮助下,工作时间至少不过分地超出最大限度,不至于使劳动力过早地耗尽。但是,这是工联在目前的组织情形下能够希望达到的极限,就是这些也只有经常地斗争、大量地消耗人力和物力才能达到。而且十年至少有一次的营业波动,可以一下子把已经争取到的一切破坏,于是斗争又得重新开始。这是一种恶性循环,从这里面是找不到出路的。工人阶级还是照旧,还是我们的先辈宪章派直言不讳的雇佣奴隶阶级。难道这一切努力、自我牺牲和苦难的最后结局应该是这样的吗?难道这将永远是不列颠工人的最高目的吗?还是英国工人阶级最后应当努力突破这个恶性循环,从彻底废除雇佣劳动制度的运动中找出路呢?

恩格斯:《工联》(1881 年 5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283 页。


在英国和美国,同在法国和德国一样,在无产阶级的压力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几乎一无例外地都涂上一层讲坛社会主义的博爱主义色彩,而且到处盛行着无批判的、善意的折衷主义,那是一种柔软的、可塑的、粘质状的动物胶,可以捏成任何一种形状,也正因为如此,它是培养钻营之徒的极好培养基,如同真正的动物胶繁殖细菌一模一样。这种使人萎靡不振、动摇不定、糊里糊涂的思想方式的影响,至少在德国和一部分在美国的德国人中间,甚至在我们党内,都感觉得到,在我们觉的周围极为流行。

恩格斯:《致格奥尔格.亨利希.福尔马尔》(1884 年 8 月 13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200 页。


考茨基这位第二国际最有威望的人物,是一个从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弄到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司徒卢威主义”或“布伦坦诺主义”的最典型最鲜明的例子。我们从普列汉诺夫的例子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们用明显的诡辩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生生的革命的灵魂,他们承认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切,就是不承认革命的斗争手段,不承认宣传和准备这种斗争手段并用这种精神教育群众。……

工人阶级不进行无情的战斗,来反对这种叛徒行径、这种没有气节、向机会主义献媚、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空前庸俗化的行为,便不能实现它的世界革命的任务。考茨基主义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第二国际矛盾的社会产物,是口头上忠实于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屈服于机会主义的社会产物。

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 年 7 月—8 月),《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680 页。


在全世界日益发展的整个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特别是共产主义运动,决不能不分析和揭露“考茨基主义”的理论错误。必须这样做,尤其是因为和平主义和 一般的“民主主义”在世界上还十分流行,这些思潮虽然一点也不想冒充马克思主义,但是完全同考茨基之流一样,也在掩饰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和帝国主义产生革命危机的必然性。所以,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同这些思潮作斗争,把受资产阶级愚弄的小业主和程度不同地处在小资产阶级生活条件下的千百万劳动者,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取过来。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 年 1 月—6 月)。《列宁全集》第 22 卷第 184 页。


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产儿,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产儿,而不仅仅是欧洲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产儿。当然,从世界范围看来,“无产阶级”迟早——早五十年或迟五十年,从这一范围来看,这是一个小问题——“会”统一起来,并且在这当中革命社会民主党“必然”会获得胜利。但是,考茨基主义者先生们,问题并不在这里,而在你们现在向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机会主义者献媚讨好,虽然这些人对无产阶级说来都是异己分子,都是一些资产阶级的奴仆、代办和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不摆脱这些人,工人运动始终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工人运动。你们鼓吹同机会主义者,即同列金、大卫之流,同普列汉诺夫,契恒凯里和波特列索夫之流“统一”,这在客观上就是掩护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利用它在工人运动中的忠实走狗去奴役工人。革命社会民主党一定会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胜利,这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但是,只有反对你们,这种胜利才能到来而且一定能到来,才能实现而且一定能实现,这种胜利也就是对于你们的胜利。

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1916 年 10 月),《列宁全集》第 23 卷第 109 页。


人们谈论什么自发性,但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就有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支配的倾向,就是按照《Credo》纲领进行,因为自发的工人运动也就是工联主义的运动,也就是纯粹工会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因此,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向,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

列宁:《怎么办?》(1902 年 8 月),《列宁全集》第 5 卷第 352 页


(二)对自发“论”的批判,或关于先锋队在运动中的作用。自发“论”是机会主义的理论,是崇拜工人运动自发性的理论,是实际上否认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即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的理论。

崇拜自发性的理论坚决反对工人运动的革命性质,反对使工人运动循着反对资本主义基础的路线行进,而主张使工人运动仅仅循着资本主义“可以履行的”“可以接受的”要求的路线行进,完全主张采取“阻力最小的路线”。自发论是工联主义的思想体系。

崇拜自发性的理论坚决反对使自发运动带有自觉的和有计划的性质,反对党走在工人阶级的前面,反对党把群众提高到自觉的水平,反对党领导运动,而主张使运动中的觉悟成分不致妨碍运动循着自己的道路行进,使党只依从自发运动,做运动的尾巴。自发论是降低觉悟成分在运动中的作用的理论,是“尾巴主义”的思想体系,是一切机会主义的逻辑基础。

还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以前,这个理论就已经登台,而在实际上使它的那些信徒即所谓“经济派”否认俄国有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必要,反对工人阶级进行推翻沙皇制度的革命斗争,鼓吹运动中的工联主义政策,把工人运动完全交给自由资产阶级去领导。

旧《火星报》的斗争和列宁在《做什么》一书中对“尾巴主义”理论的精彩批判不仅粉碎了所谓“经济主义”,而且还建立了俄国工人阶级真正革命运动的理论基础。

当时如果没有这个斗争,就休想在俄国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就休想使这个党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 年 4 月),《斯大林全集》第 8 卷第 81—82页。


我们党的俄罗斯部分在第一个发展时期的基本任务是造就干部,造就马克思主义干部。这些马克思主义干部是在我们反对孟什维克主义的斗争中造就和锻炼出来的。在那个时期(我指的是从布尔什维克党成立到孟什维克主义的最典型的代表取消派被驱逐出党这一时期),这些干部的基本任务是:把工人阶级中最有生气、最忠诚、最优秀的分子争取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造就干部,锻炼先锋队。这里首先是同资产阶级性的派别作斗争,特别是同孟什维克主义作斗争,因为它们妨碍把干部团结成统一的整体,团结成党的基本核心。那时同千百万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广泛建立联系的任务,掌握这些群众的任务,争取国内大多数的任务,还没有迫切地刻不容缓地摆在党的面前。党还没有发展到这种地步。

只有在我们党的下一个发展阶段即第二个阶段上,当这些干部已经成长起来,已经成为我们党的基本核心的时候,当工人阶级中的优秀分子的同情已经争得或者差不多已经争得的时候,——只是在这个时候,掌握千百万群众的任务,把党的干部变成真正群众性的工人政党的任务,才迫切地刻不容缓地提到党的面前。在这个时期,我们党的核心与其说不得不同孟什维克主义作斗争,不如说不得不同我们党内的“左”倾分子即各式各样的“召回派分子”作斗争,因为他们企图用革命的词句来代替对 1905 年以后新局势的特点的认真研究,他们的简单的“革命”策略阻碍了我们党的干部变成真正群众性的政党,他们的活动造成了使党脱离广大工人群众的危险。未必用得着证明,不同这种“左”的危险作坚决斗争,不消除这种危险,党就不能掌握千百万劳动群众。

斯大林:《有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负责工作人员参加的俄共(布)中央第四次会议》(1923 年 6 月),《斯大林全集》第 5 卷第 257—258 页。


流氓无产阶级是主要集中于大城市中的、由各个阶级的堕落分子构成的糟粕,他们是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中最坏的同盟者。这帮浪荡之徒是很容易被收买和非常厚颜无耻的。如果说法国工人们在每次革命中都在墙壁上写着《Morta auc voleurs!》——“消灭盗贼!”——并且把他们枪毙了不少,那末这并不是由于法国工人热中于保护财产,而是由于他们正确地认识到首先必须摆脱这帮家伙。任何一个工人领袖只要利用这些流氓作为自己的近卫军或依靠他们,就已经足以表明他是运动的叛徒。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1870 年 2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452—4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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