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山东的《青岛日报》7月29日刊发的一篇文章,细数了该报自2月份来158天刊登的100篇舆论监督报道。

监督,只有真假之分而无善恶之别-激流网

作为执政党的党报,能如此大力气做针对政府机关的舆论监督,实属难得。当然,奉命问政,自有问题,这不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聊的主题,也就不展开了。

文章里说,有人将新闻媒体对政府部门的舆论监督形容为啄木鸟与树的关系:“树”(政府部门)只有接受“啄木鸟”(新闻媒体)善意的“敲打”,才能“虫去病除”“枝繁叶茂”。

“善意敲打”这样的调子,估计大家并不陌生。身边经常有人说,我们欢迎善意的批评与监督。似乎,批评与监督还有恶意的,而只要批评与监督被认为是恶意的,就可以不接受。

说这种话的人,大抵有两类,一类是嘴巴上所谓的欢迎善意批评与监督的官员,心里其实是不欢迎所有的批评与监督。但是为了掩饰手里有权的蛮横,不得不用这样的花言巧语来迷惑大家。这类人,是因为私心说这样的话,担心自己的帽子与位置被尖锐的批评弄丢了,所以要给监督与批评分别带上善意和恶意的帽子

第二类,大概就是帮闲的文人,总担心批评监督太尖锐,伤害了他们的老爷,总希望批评者温柔一些、下手轻一些。这类人,也是有私心,但他们会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去掩盖自己的私心,能写出好些文章来论证舆论监督分善意与恶意

去年,就有一个教授撰文谈舆论监督。教授的文章结尾说,“媒体做舆论监督要做“啄木鸟”,不是要把树木放倒,而是要把树上的虫子啄出来,让树木健康、葱茏地生长。”

看了这句话我就笑,活了几十年,还从没有听说啄木鸟能把树放倒的。如果一只啄木鸟停到一棵树上啄了几口能把树啄倒,那绝对不是啄木鸟的问题,肯定是树已经烂透了。这样烂透的树,一是该倒,而是即便啄木鸟不去啄,来一阵风也会吹到。

教授的文章里还有一句胡话是这么说的,“那种只求快意恩仇的杀伤性舆论监督,也是要慎用的。”

媒体的舆论监督如果对一个地方或者一个人造成了杀伤性的效果,或许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可能,是媒体胡编乱造栽赃陷害。对这样的情况,我作为一个干了16年的媒体人,一向是力主严惩的。贵组织培养一个好干部不容易,舆论若随随便便栽赃陷害当然该严惩。这几年,被抓的传统媒体人、自媒体人已不少了,这一点真的不需要教授来操心。

第二个可能,是监督属实。如果监督属实,又具有杀伤性的效果,那只能说明问题非常严重。媒体如果不真实客观地呈现,故意弱化隐瞒存在的问题,那就是假新闻,是违背职业伦理的。所以,如果一个舆论监督实现了杀伤性的效果而没有失实,那该鼓励,不存在该不该慎用的问题。

在我看来,舆论监督没有善恶之分,只有准不准之别。

对于批评与监督,不论何种心意,批评的事实、证据如果错了,或者是为了达成某种善意的目的胡编乱造一通,都是应该坚决反对;事实没有错,指出的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那不管批评者是出于什么目的,都应该被重视,错了要改、要纠正,不能因为批评者看起来好像来者不善就置若罔闻,继续错下去。

以动机论来抹黑监督与批评,是对抗监督、钳制舆论的一种伎俩。

眼下,确实有很多地方和地方官员使用这样的伎俩,只要批评者的姿态过于果敢坚决,就要怀疑人家是不是有什么别的目的,没有别的目的也要给人家杜撰出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来,试图以抹黑批评者来消解受到的批评。

还有一种对批评者的构陷,来自于被批评者长期深陷泥潭的本能反应。曾经有个县委书记对我说,这些年的反腐证明,很多县委书记都在收钱,如果突然有个县委书记不收钱,他们死也不信。他们总觉得,天下的县委书记都应该是跟他们一样的,只不过是“不信任的不收、有风险的不收”罢了。长期只为了自己利益发声的人,也总觉得其他人应该都跟自己一样,哪有什么纯粹的打抱不平、哪有什么人会为了别人的权益义务站出来帮腔说话的。

当下舆论监督存在的问题,不是监督太过,也不是监督太狠,而是监督不够、力度太弱。还没吃饱,就担心吃撑,还郑重其事地警告大家别涨死,我觉得这属于教授们饿晕了的胡话。

褚朝新

2019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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